1942年
4月7日星期二午后四点
我回来了……从保尔·瓦雷里的门房那里回来。终于，还是打定主意去取我的书了。午后阳光灿烂，不像有骤雨突袭的威胁。我坐92路一直到了星形广场。沿维克多一雨果大街前行时，我开始担心。在维尔朱斯特街。的拐角，心里一阵发慌。不过，我立刻鼓起了勇气：“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There's no one to blame but you。。”于是又满怀信心了。我思忖自己怎么就害怕了呢？上星期，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这一切挺自然。是妈妈的话让我感到了惶恐，她很惊讶，我居然如此胆大包天。不然，我会觉得事情就这么简单。我一直半梦半醒。终于按下四十号房子的门铃。一只猎狐犬吠叫着朝我扑上来，门房太太唤住了它，带着怀疑的神色问我：“什么事？”我以最自然的语调答道：“请问瓦雷里先生是不是留了包裹给我？”（无论如何，隐隐约约，我还是为自己的镇定自若而诧异，不过非常隐约。）门房太太转身进屋，问道：“姓名？”“贝尔小姐。”她朝桌子走去。我早就知道东西在那儿。她翻了翻，递给我包裹，用白纸包着。我说：“谢谢！”她非常客气地回答：“愿意为您效劳！”我往回走。只看到包裹上写着我的名字，黑墨水的字迹格外分明。到了门的另一边，我迫不及待地拆开来看。衬页上以同样的字迹写着“赠海琳·贝尔小姐”，下面是：“醒来时分，如此静谧柔和的光，这般活泼生气的蓝。保尔·瓦雷里。”
喜悦一下将我淹没，喜悦更坚定了我的信心，而信心同这欢快的阳光和云上洗过一般湛蓝的天相得益彰。我步行回家，怀着胜利的心情乐滋滋地想，爸妈会怎么说呢，异想天开竟然成真了。
我在等戴小姐，她可能来喝下午茶。天迅速暗下来，雨打着窗格，似乎很猛烈，刚才还电闪雷鸣。明天，我们打算去奥贝尔热维尔野餐，同去的有弗朗索瓦·乔布和妮可·乔布、弗朗索瓦兹·皮诺和让·皮诺，还有雅克·科莱。从特洛卡代罗广场的台阶下来，我边走边兴奋地想明天的事。不管怎样，天总会放晴的。现在，我的欢乐也蒙上了阴影。不过太阳会出来的，雨就快过去了。天为何这样阴晴不定？像个又哭又笑的孩子。
昨晚临睡前，我看完了《雨季来临》。的第二部分。真是太棒了。越读越觉得魅力无穷。前天，读到费恩同母亲和两个老小姐的故事。昨晚，读到水灾、本纳吉的房子和斯密利一家。我感到自己就生活在这些人物中间。兰森姆现在已经是老相识了，他很讨人喜欢。
整晚都为明天而激动。这可不是兴奋过度，而是一种隐蔽的快乐，有时我们忘记了，可它静悄悄地又回来了。我们做了些准备，像是要出发去旅行。八点三十三分的火车。六点三刻就得起床。
4月8日星期三
从奥贝尔热维尔回来。饱尝了新鲜的空气、灿烂的阳光、风雨、疲惫和快乐，我有些发晕。只记得晚餐前，在妈妈的房里我有些伤感，并没有正当或明显的理由，而是因为美好的一天结束了，突然同欢快的气氛告别了。我从来都无法习惯于美好事物的终结。我没有料到自己会感伤。我以为自己已然忘却了这些幼稚之举。然而不经意间，它又回来了，而我也并不试图抵抗。回来之后，看到奥迪勒和热拉尔都寄了明信片给我。热拉尔的信尖酸刻薄，嘲笑我和我寄去的卡片。我已经不记得是什么事了，但我想他会理解的。我要以同样的语气回复他。
眼皮不由自主地打架。白天的碎片在昏沉沉的脑海中闪过，我又看见从火车站出发，大雨瓢泼，天灰蒙蒙的；坐火车旅行，一路开着轻松的玩笑，感觉今天一切都会好起来；踏着湿漉漉的草，冒着雨，第一次在花园里散步；突然，蓝天从小小的田野那边露出来；午餐前的deck tennis、厨房的桌子和活跃而欢快的午餐；每个人都帮忙洗碗，弗朗索瓦兹·皮诺有条不紊地擦拭碗碟，乔布衔着烟斗，将碟子一个个整齐地放好。让·皮诺放叉子，或者同时放碟子，每次有人抓住他，他就笑，一面不在意地张开双臂；沐浴着阳光，散步在高地上，细密短促的阵雨，同让·皮诺的交谈；回到村庄，又见到雅克·科莱；一直散步到内泽尔，天空如洗，视野愈来愈开阔、亮堂；高高兴兴喝了下午茶，有无糖巧克力、面包和果酱；感觉大家都很开心；同德尼丝和两个妮可在一张长凳上，好让乔布和我们坐到一起，我的脸颊发烫；让·皮诺英俊的面庞正对着我，双目炯炯，身材健美；在地铁里道别，脸上的微笑由衷地诉说着一整天的快乐。这一切让我感觉是那么的近又那样的远。我知道一切已然结束，我在这儿，在我的房间里，但同时又听见他们的欢声笑语，看见他们的脸庞和侧影，就像有幽灵在萦绕。因为白天不完全是当下，也还不能算是过去。周围寂静无声，却充斥着喧闹的回忆和影像。P3-6
1942年的巴黎，战争的阴霾笼罩塞纳河畔，纳粹的铁蹄蹂躏法兰西的土地，希特勒的魔爪伸向了犹太人。此时，我们的主人公海琳·贝尔还只是索邦大学的一名普通学生。年仅二十一岁的她出生于富裕的犹太企业主家庭，受到良好教育和艺术熏陶，在学校主攻英语文学，醉心古典音乐。徜徉在雪莱、济慈的诗歌圣坛，流连于贝多芬、巴赫的艺术殿堂；抛不开生活琐事的羁绊困扰，也少不了同龄少女的悠悠情思。假如没有这场梦魇，生活注定会是另一番景象。
然而，随着反犹迫害的步步紧逼，贝尔一家在劫难逃，恬淡安逸的生活从此画上了句号。父亲的被捕不啻第一个晴天霹雳！生活从此裂开一道鸿沟：一边是宁静无忧的象牙塔，一边是水深火热的集中营。生活注定不再是往昔岁月，海琳也不该是原来的海琳，至少在别人看来，应当如此。她却徘徊、挣扎、急欲牢牢抓住从前的自己，在他人不解的目光中备受煎熬。
这一时期，许多巴黎犹太人宛如惊弓之鸟，仓皇逃往自由区。海琳及父母、姐姐德尼丝却留了下来。从之后的命运看，这确乎不是一个明智的抉择。关于何去何从的问题，海琳在日记中有大段篇幅披露矛盾的心情：离开并非像他人所想的那样，并非怯懦之举，离开需要作出巨大的牺牲，牺牲幸福、尊严和抵抗中的平等。
佩戴“黄星”、上“最后一节车厢”、宵禁以及种种限制，在海琳的心中播下了反抗的种子。但她勇敢地承受了，在内心激烈的斗争之后，她决心佩戴黄星去迎接他人或惊异或赞赏或鄙夷的目光，不戴才是怯懦！海琳的灵魂中有基督的大爱和普世情怀：她并非为自己痛苦，而是为他人痛苦；她不承认自己属于任何种族或宗教，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抵制一切排他性的组织；她始终要求自己怀着一颗公允的心。在苦难中，她已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的荒谬和无用：纳粹德国是一套机械运转的齿轮系，吞噬一切，毁灭一切，从不思考为什么，唯一的目标就是赶尽杀绝。
在海琳的天性中，艺术的敏锐同思想的理性水乳交融。面对黑暗的现实，她不存奢望，父亲的短暂获释也不能让她抱任何幻想。作为志愿者加入法国犹太人联合总会之后，她奔走于各个孤儿院、济贫院和医院，每天接触罹难的同胞，听到闻所未闻的骇人事件，目睹令人发指的残暴行径。这一切激发了她对死亡的思考。她将死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上帝的自然之死，只要理解，便可以接受；另一类则属于人祸酿成的惨剧，是不可饶恕的罪孽。对于自身命运，海琳也有清醒的认识，她像济慈那般预感死亡。她知道死是极有可能的，倘若有一天事情真的发生了，当人们再读这篇日记，该多么惊诧！尽管有强烈的求生欲，尽管对未来满怀期望，但她超乎寻常的冷静使她完全把握了处境的险恶与生命的脆弱。
对死的预言阻挡不了对生的热爱。海琳的笔调并不总是灰暗的，相反，她所描绘的生活富于斑斓的色彩，弥漫着沁人的芬芳，流淌出悠扬的旋律：圣米歇尔大街阳光明媚，熙熙攘攘，同心爱的人一起漫步，怎样的心醉神迷；卢森堡公园的水塘波光粼粼，水声汩汩，孩子们的小帆船荡出闲情逸致；塞纳河畔满目金黄的色块，栗树铜色的残叶，翡翠般的草地，纯净而轻盈的天空，皱巴巴的叶子散发出浓郁的香气；奥贝尔热维尔的夏日点缀了晶莹剔透的露珠，铺就葱翠欲滴的草坪，坠满红艳艳的覆盆子；在文学院同“灰眼睛男孩”痴痴地聆听巴赫的康塔塔、莫扎特的奏鸣曲和贝多芬的四重奏。
辗转于矛盾的双重生活中，我们的海琳试图寻找一个平衡的支点。或许，日记为她提供了这样的契机，而“灰眼睛男孩”则成了临时的避风港。她自己总结说，这部日记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记录法西斯的罪行，记下不该忘记、也不能忘记的事；另一部分则是对爱人的倾诉。从字里行间，我们读到了海琳的痛苦，但她不是为自己的苦难哀叹，也不是为他人的误解烦恼，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些“殷勤而漠然的路人”对他人的受难一无所知，对纳粹的暴行视若无睹，甚至因为想要唤醒麻木、失去自由判断的德国人！关于自己承受的痛苦，海琳谈到“赎罪的欲望”，相信经受苦难的洗礼定能获得更纯洁、高尚之心灵；对于外界以为她们是纳粹合作者这样的误解，她平静宽宥地说了句“他们弄错了”；而面对那些不知情或不明白的人，她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摇醒和召唤。无怪乎，海琳自己评价说，她比许多基督徒更接近基督！
读过《安妮日记》的人，一定对小姑娘青涩朦胧又纯真的爱情记忆犹新；而《海琳日记》里作者对未婚夫让·莫拉维奇的一片深情也令人久久难忘。海琳称这个“灰眼睛男孩”为“湖中的兰斯洛”，亚瑟王圆桌骑士中最英勇的勇士俘获了姑娘的芳心。但一见倾心之后便迎来长久的别离，谁知这一别竟成了永诀！1942年11月26日，让·莫拉维奇前往西班牙、北非，加人那里的自由法国武装。而海琳则于1944年3月8日早晨在家中被捕，之后被送往德朗西集中营。1944年3月27日同父母亲一起被流放。那一天，恰逢她二十三岁生日。当时的贝尔根一贝尔森集中营斑疹伤寒肆虐，1945年4月，就在集中营解放的前几天，海琳走完了她二十四年的人生旅程。二十四岁，在这个本该采撷美丽人生的青春年华，海琳溘然辞世了，但她留给后人一部沉甸甸的日记，一颗仁慈宽厚的心，还有那永远定格在照片卜的灿烂的笑容。
海琳生前有意将日记交于心上人，好让他知道离别之后的点点滴滴。危难时刻，她机智地将手稿托付给忠心的厨娘，后来几经辗转，终于得偿所愿。如今，手稿静静地躺在法国大屠杀纪念馆的展柜里。我不禁想起犹太女作家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也有过类似的颠沛流离的命运。
2008年1月，塔朗迪耶出版社推出这部法国版的《安妮日记》，三天之内售罄2.6万册，人们争相阅读，一时“巴黎纸贵”。在此之前，已有15个国家购买了版权，其中英语版将于2008年9月付梓，德语版的上市时间则预定在2009年。海琳·贝尔辞世64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献上日记的中文版，缅怀这位智慧、力量与爱的化身，感受其短暂而绚丽的一生！愿她的公正、博爱之心永存！愿顽强、悲悯的海琳精神永存！
最后，感谢胡小跃先生，他以独到的眼光发掘了本书，感谢责编盖起春先生的辛勤工作，感谢玛丽埃特·乔布女士答疑解惑，并欣然写下“中文版后记”，也感谢法国翻译家Claude Payen先生在我踏足海琳的故乡——巴黎之前，帮我解开了不少疑难。
孔潜
南京大学陶园.2008.5
法国国庆日定稿于巴黎.2009
一位年轻姑娘走在1942年的巴黎街头。自那年春天开始，她便心中忐忑，有不祥的预感，因而从4月起写下了这本日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然而读每一页日记，她仿佛就在我们身旁。占领时期的巴黎，有时，她感到如此孤单，而我们却陪伴她日复一日。在那个寂静的巴黎，她的嗓音这般真切……
第一日，1942年4月7日星期二，下午，她要去维尔朱斯特街四十号保尔·瓦雷里的门房那里取一本书。她大胆要求年迈的诗人在上面题了字。按响门铃，一只猎狐犬吠叫着扑上来。“请问瓦雷里先生是不是留了包裹给我？”瓦雷里在衬页上写道“赠海琳·贝尔小姐”，下面是“醒来时分，如此静谧柔和的光，这般活泼生气的蓝”。
从海琳·贝尔的日记看，4月和5月的巴黎，同瓦雷里的诗句正相吻合。海琳常去索邦大学，准备英语学位考试。她同一个“灰眼睛男孩”相依相伴。他们不久前在苏弗洛街的文学院相识，在那里听巴赫的康塔塔、莫扎特的单簧管和管弦乐协奏曲……她和这个男孩及其他同学一起穿过拉丁区。“圣米歇尔大街阳光灿烂，人群熙攘。”她写道，“从苏弗洛街直到圣日耳曼大街，这一片都是我心醉神迷的领地”有时，她会在巴黎郊外奥贝尔热维尔的住所待上一天。“从旭日东升，满是清新、希望与光亮，直到夕阳西斜，我阖上百叶窗，甜美静谧的傍晚让我沉醉，一整天都完美至极。”在这个二十岁的姑娘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对幸福的热爱，希望游移在事物的表面，既富于艺术的敏感，又不乏清醒的理智。她浸淫于英语诗歌和文学之中，很有可能成为凯瑟琳·曼斯菲尔德那样细腻的作家。读前五十页的时候，我们几乎忘了她置身残酷的年代。然而，4月的一个星期四，索邦的课结束之后，她与同学到卢森堡公园散步。他们在水塘前停了下来，阳光下波光粼粼的水面、汩汩的水声、孩子们的小帆船，还有蓝天，这一切令她出神，瓦雷里的题词使人想起这番景致。“同学说：‘德国人要打胜了。’‘如果德国人胜利的话，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呢？’‘咳！什么也不会改变的……依然会有阳光，有水……’我强迫自己说：‘可他们不会让所有人享受阳光和水！所幸，这句话救了我，我不想让自己怯懦。”
这是她第一次暗示所处的时代，透露内心的焦虑，但却那样自然、腼腆，我们不难猜到，在这座阳光和煦、无动于衷的城市里，她何等孤独。1942年暮春，她不断地行走于巴黎，但黑影与光明的对比更强烈了，黑影渐渐占了上风。
1942年6月，考验开始了。8日星期一那天，第一次佩戴黄星。在对幸福、和谐的热爱和现实的黑暗与不和谐之间，她感到深深的矛盾。她写道：“天气真好，空气清新……正如保尔·瓦雷里笔下的早晨。今天也是我第一天佩戴黄星。这就是眼下生活的两面：这个明朗的清晨展现了清新、美丽、年轻的生命；黄星则代表了野蛮和罪恶。”塞夫勒·巴比伦一拉丁区。索邦大学的院子。图书馆……同平常一样的路线。她观察着同学们的反应。“我能感到他们所有人的痛苦与惊惶。”在军事学校站，检票员命令她去“最后一节车厢”，戴黄星的人必须上那里去。她描述了关于--黄星的感受：“当时，我决定再也不戴它。我将其视作屈从德国法律的可耻证明……可今晚，一切都变了样：我觉得比起那些佩戴它的人，不戴才是怯懦的表现。”第二天，她在孤独中想象，如果有人问她：“为什么要戴黄星？”她便回答：“为了考验自己的勇气。”
接着，6月24日，语调依旧平缓，但她已经意识到刚刚经受的考验，将对她产生决定性影响。“昨晚，我原本想写……早晨，我迫使自己写下来，因为我想记住一切。”父亲遭到逮捕，由“犹太事务”警署移交盖世太保，随后送往巴黎警察局，最后关进德朗西集中营。理由是：他的黄星没有缝在衣服上，而仅仅用别针固定住，以便更容易佩戴在任何一件衣服上。在警察局，似乎并不区分“法国”犹太人和“外国”犹太人。海琳的父亲雷蒙·贝尔是煤矿专家，曾担任库尔曼公司副总经理，是战争勋章和荣誉勋位获得者，也是1940年10月3日法令第八条的八名受益者之一(“据行政法院颁布并充分论证的个人适用法令，在文学、科学和艺术领域工作、对法国有特殊贡献的犹太人，可免除本法令所预见的几项禁令”)，却坐在木凳上，受警察监视。海琳和母亲获准前往探视。他们把他的领带、背带和鞋带都去掉了。“警察解释说，这是奉命行事，因为昨天有一个被关押人员企图上吊自杀。”
就这样，海琳·贝尔的心中划下了一道裂痕，一边过着宁静的读书生活，另一边父亲像罪犯那样待在警察局肮脏的小房间里受监视。她形容为“无法跨越的鸿沟”。然而，日记的语调依旧如前，没有一点儿退让，没有丝毫做作。语句总是那样简短，我们看到这是一位多么刚毅的年轻女孩。父亲被监禁于德朗西一事，教她明白了是什么毒害了1942年的夏天，是什么令它黯淡无光，而那些只忙碌于琐事或选择视而不见的人对此却漠然置之。海琳，则睁着双眼。一个热爱艺术、精细敏感的女孩，本可以本能地保护自己，条件反射或故作惊恐地扭过头去，甚至逃往自由区。而她，恰恰相反，她不逃跑，自发地感到自己同苦难和不幸紧密相连。1942年7月6日，她来到法国犹太人联合总会(UGlF)所在地，请求以志愿者身份加入，为德朗西和卢瓦雷’集中营的犯人尽点儿力。每天，她都要接触因为遭逮捕而残缺不全的家庭，接触一切日常恐怖事件的直接见证人。他们亲眼目睹“冬季自行车赛场”大搜捕、德朗西集中营和黎明时分从波比尼火车站启程的货车。UGlF的一名负责人对她说：“这儿可没有你们做的事！听我的建议，你们就请回吧。”可她还是留下了，怀着不可遏制的激情，突破了界限。
她的勇气、正直和内心的澄澈，令我想到兰波的诗句：
我竟因娇嫩
而失去我蓬勃的朝气。
对自己注定不幸的结局，她早有预感。她写道：“我们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活着，而不是一星期一星期地活。”还写道：“不知为何，我有一种赎罪的欲望。”我们不由想起哲人西蒙娜·薇依。。海琳日记的有些章节——她将这本日记当成写给拉丁区那位“灰眼睛”男孩、她的朋友让的信，她甚至不知道他是否能读到——有时会让人想到在同一时代，西蒙娜·薇依致安东尼奥·阿塔耶斯的那些令人心碎的信。是的，西蒙娜·薇依可能会写下海琳的这句话：“今年在这里结下的友谊，将打上真诚而深刻的印记，且带着某种肃穆的悲戚，永远不会有人经历这样的悲戚。这是秘密的盟约，在斗争和苦难中缔结。”然而，与薇依不同的是，海琳·贝尔敏锐地捕捉到了幸福、明媚的早晨，以及同心爱的人漫步阳光灿烂的巴黎街头，并且在她爱读的书中没有一部哲学著作，而是诗歌和小说。
日记中断了九个月。终于在1943年11月重新提笔。手稿上纤细俊秀的笔迹，变得粗砺、断断续续。没有什么比这九个月的沉默更富有暗示性，让我们明白她亲眼目睹、亲身感受了极其严峻的事。她记了下来：“办公室所有的女伴都被逮捕了。”她的笔下反复出现这样的话：“其他人都不知道……”，“其他人不理解……”，“我无法开口，因为人们不会相信……”，“有太多不能说的事……”。又突然吐露隐情：“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我在怎样毁灭一切的经历中度过了今年夏天。”
她还写道：“此时此刻，我们正经历历史……那些把历史缩减成几句话的人，大可以自命不凡。他们能否知道，他们的每一句话掩盖了多少个体的痛苦？多少鲜活的生命、泪水、鲜血与焦灼？’’在长久的沉默之后，她的声音依旧那样清晰，但从那以后，她改在更远处说话，就像艾蒂．西勒申。在《韦斯特波克的信》中那样离我们远远的。她尚未突破地狱的最后一圈。走在这个城市里，她总是为友善和令人欣慰的事物打动：杜伊勒里花园的小门、水上的叶子、巴黎全部的美……她去加利尼亚尼书店买《吉姆爷》和《多情客游记》。但是，从她透露的点点滴滴来看，我们越来越频繁地意识到，她被这座城市的黑洞裹挟了，陷入那些被诅咒之地，它们的名字时常出现在日记里。济贫街，几名同她一样的志愿者和她的朋友弗朗索瓦兹。贝尔南，就是在办公室被捕的。海琳·贝尔侥幸逃脱了这次大搜捕。克洛德一贝尔纳街，少年儿童之家，阴森可怖的“犹太事务”警察在那里搜查、抢劫被流放者交上来的行李。沃克兰街，小女孩之家，这些小姑娘就在巴黎解放前几天被捕和遭到流放。位于讷伊的爱德华一诺尔捷街的孤儿院，海琳经常去那里照看孩子，带他们散步，或是在他们生病的时候，前往塞夫勒街的儿童医院或桑泰尔街的罗特席尔德医院照料。其中有“笑容灿烂”的小爱德华·瓦格里布、小奥黛特、 “我喜爱的、常常牵着”的小安德烈·卡恩，还有一个四岁的小男孩，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们中的大部分于1944年7月31日被流放了。
一个午后，我想沿着相同的路线走一遍，更好地体会海琳·贝尔的孤独。克洛德一贝尔纳街和沃克兰街距卢森堡公园不远，在被一位诗人称作“护墙大陆”的地带边缘，是巴黎的绿洲，难以想象灾祸曾蔓延至此。爱德华一诺尔捷街在布洛涅森林附近。1942年，总有一些午后，在这些街上，战争和沦陷似乎很遥远，近乎虚幻。但这个名叫海琳·贝尔的女孩，深知自己陷于罪恶和野蛮的深处，却无法告诉那些殷勤而漠然的路人。于是，她写了一部日记。她是否预感到，在遥远的将来，会有人来阅读它？抑或害怕，怕自己的声音同无数遭屠杀的人一样，随风而逝，不着痕迹？在翻开书页之前，我们要屏息敛声，聆听海琳·贝尔，同她并肩向前。这个声音、这个人，将陪伴我们直到永远。
1942年，总有一些午后，在这些街上，战争和沦陷似乎很遥远，近乎虚幻。但这个名叫海琳·贝尔的女孩，深知自己陷于罪恶和野蛮的深处，却无法告诉那些殷勤而漠然的路人。于是，她写了一部日记。她是否预感到，在遥远的将来，会有人来阅读它？抑或害怕，怕自己的声音同无数遭屠杀的人一样，随风而逝，不着痕迹？在翻开书页之前，我们要屏息敛声，聆听海琳·贝尔，同她并嫡向前。这个声音、这个人，将陪伴我们直到永远。
1942年的巴黎，战争的阴霾笼罩塞纳河畔，纳粹的铁蹄蹂躏法兰西的土地，希特勒的魔爪伸向了犹太人。此时，我们的主人公海琳·贝尔还只是索邦大学的一名普通学生。年仅二十一岁的她出生于富裕的犹太企业主家庭，受到良好教育和艺术熏陶，在学校主攻英语文学，醉心古典音乐。徜徉在雪莱、济慈的诗歌圣坛，流连于贝多芬、巴赫的艺术殿堂；抛不开生活琐事的羁绊困扰，也少不了同龄少女的悠悠情思。
但是，自那年春天开始，她便心中忐忑，有不祥的预感，因而从4月起写下了这本日记。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然而读每一页日记，她仿佛就在我们身旁。占领时期的巴黎，有时，她感到如此孤单，而我们却陪伴她日复一日。在那个寂静的巴黎，她的嗓音这般真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