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身为晚清重臣，他顺应时代需求，创办湘军，开创了书生治军的先河；他在清朝官场风风雨雨几十年，始终屹立不倒；他专修朱子理学，成为清朝最后一个理学大师；他提倡立志高远；做人唯诚信二字而不立；他始终认为，凡事要亲身入局；言行要谨慎；在日常的处世中，更要藏匿自己的锋芒，避免过于暴露自己。他的这些观点、做法，让他在宦海沉浮的世界里游刃有余，终得善终。

　　《曾国藩》简明地介绍了其成就的一生，对他的为官之道、治军之道、治家之道、育人之道等都一一做了详尽地阐述。

《曾国藩》既写曾国藩的文韬武略，也写他的待人处世与生活态度；既写他的困厄与成功，也写他的得宠与失宠。曾国藩制胜的兵法、治军行政的方针，他独特的人生观、处世哲学，他的文化素养和人格品位等等，都在《曾国藩》中得到精彩的体现。历史小说难得，好的长篇历史小说更难得，读毕此书，当有收益。

一、从乡儒到京曹

二、新理学的翘楚

三、创建湘军

四、扑灭太平天国起义

五、攻剿捻军

六、洋务首领

七、大厦将倾，斯人憔悴

八、齐家典范，育才楷模

九、江河日下，郁郁而终

延伸阅读书目

当翰林、做京官时期，曾国藩不仅奠定了一生事业的基础，更最终确立了他的理学思想——经世致用实学思想。

曾国藩的思想，虽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思想、流派多有涉猎，含有儒、法、黄老等成分，十分芜杂，但他一生真正服膺、奉为圭臬者，是程朱理学。同时，他也注重作为工具的“经世之学”，将被时论攻击为“空疏虚鹜”的程朱理学与被誉为“务实求朴”的经世之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建起独具特色的理学——经世思想。这种抉择，是由时代和其出身、经历所决定的。

曾国藩出生、成长时期，正处在中国由传统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急剧变迁的初始时期。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时代向封建统治者及其思想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寻找有效方法来阻遏造反的浪潮，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于是，程朱理学亦即宋学(明朝对此有进一步的强化和发展，故也称为宋明理学)再次盛行起来，逐步超越了盛行一百多年的汉学亦即乾嘉考据之学，成为朝野士大夫的思想主流。

汉学之所以会被超越，走向式微，是因为它作为一种经院式的纯学术，采取的是形式逻辑的思维方法，研究的对象是古典文献的文字音训，虽然取得了许多学术成果，但却不能提供完整的思想体系，更远远脱离实际，不能提供使封建统治长治久安的方法，也不是封建统治阶级当时迫切需要的刽子手的哲学，无法满足他们统治的需要。而程朱理学讲的是伦理纲常、忠孝节义，宣扬的是压迫有理、造反有罪，正适合被用作钳制人民思想、镇压人民反抗的理论根据，因而得以在新时期重新泛滥。

与此同时，经世致用的实学，也进一步得到广泛的流行。

儒学历来存在着“内圣”和“外王”两个层面。“内圣”，是要求士人按圣人的要求和标准进行修养；“外王”，则是要求他们为维护圣道和封建统治而建功立业。问题在于：程朱理学虽未放弃“外王”的目标，但其本质上则是一种伦理之学，强调的是自我修养，实际上淡化以至无视经世致用。此时，封建思想家们也终于认识到，单纯提倡理学，对于封建统治的巩固虽有作用，但却是一帖慢剂。那种“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迂腐理学家同样无济于事。封建统治者当时还迫切需要“强心针”和“手术刀”，即经世致用的实学。

然而，每当社会变动之际，理学家中也会分化出一部分人来，他们尽管依然谈理讲性，强调“内圣”，但同时也从事“外王”，竭尽全力挽救封建统治。他们往往高扬经世致用的旗帜，抵御外侮，镇压内乱，有手腕，有魄力，其作用是那些空头理学家或考据家无法比拟的，因而被称为“经世派”。十九世纪中叶就是如此。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起义前后，作为曾国藩前辈的陶澍、包世臣、林则徐、魏源，同辈的罗泽南、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相继出现，这批人讲理学也讲经世之学，理学为他们提供精神支柱，经世之学为他们提供措施和方法，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社会思潮。还应看到，当时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及其周边地区，殖民地的色彩逐步加深，但广大内地，包括曾国藩成长、求学、踏上仕途的湖南、北京，仍相对封闭，还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封建世界。所以，理学、经世思想，仍占统治地位。

这股思潮在湖南特别迅猛。之所以如此，与湖南在思想上的特殊传统分不开。

湖南历来具有讲理学的传统，理学对湖南的思想和学术影响极深。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是湖南道州人，他的“濂溪先生”的称号即来源于其家乡一条河流的名字。北宋初年创建的长沙岳麓书院，是当时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南宋时，著名理学家朱熹、张拭曾在此讲学，弟子达千人。清代汉学盛行之际，湖南仍以理学为正宗。这一方面是因为湖南地理环境较为闭塞，另一方面，更是由于从明末清初开始，湖南著名学者均提倡理学，如：大思想家王夫之一生精研理学，深刻阐述和发挥了朱熹、张载等人的思想，开创了湖南有清一代讲理学的新学风。乾嘉时期，罗典及其弟子欧阳厚均先后各执掌岳麓书院二十七年。罗典一心以程朱理学诲人，要求所有行为都依照礼法。欧阳厚均是嘉庆四年进士，曾任郎中、御史等高官，但淡？白名利，以照料母病退职回乡后在此任教，是曾国藩就读时授业的老师。他萧规曹随，完全遵守罗典的做法。其后丁善庆执掌书院时，也仍以这种“正学”陶铸弟子。这种独特的环境孕育了湖南士子独特的学风，他们以义理、经济为精闳，认为考据字体音义，是“逐末遗本”。传教生徒，辄抛弃汉唐的儒书，专以程朱为宗，使得程朱理学在这里生生不息，弦诵之声四时不绝。同时，从王夫之开始，诸学人也无一不精研各种实学，成就卓著。

在一切意识形态内，传统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曾国藩也逃脱不了这种传统的影响，加上其他的因素，他最终也成了理学经世派中的一员，他的思想也正是这股思潮中的一朵浪花。P7-11

古代中国不仅是人类的文明摇篮之一，也是人类的精神摇篮之一。

按照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ls，1883—1969)的观点，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和中国文明出现之后，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世界上又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文明，可以称之为轴心时代(Axial Age)。这些文明中出现了一些大思想家，对人类和世界的一些根本性问题提出了思考，提出了解脱或超越的目标与途径。中国的孔子、老子、墨子、庄子等思想家，印度的《奥义书》和释迦牟尼佛，希腊的诗人荷马、悲剧家修昔底德、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柏拉图、阿基米德，巴勒斯坦的先知等等，几乎是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互不了解的情况下出现。他们创立了人们至今赖以为精神基础的思想范式或世界宗教，他们仍然与我们生活在一起。

如果以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历史为坐标，再用雅斯贝尔斯的观点来衡量，那么生活在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间的孔子恰恰是中国文明进入轴心时代的代表人物，他处在中间点和转折点上：中国文明出现到孔子，孔子到我们现今的时代，前后备2500年左右。孔子以前，中国，有思想但没有思想家；孔子以后，中国古代思想家层出不穷，为中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而孔子开创的“温故知新”、“信而好古”的思想原则，影响了中国的阐释传统，即尊重古人的思想遗产，不断地理解、发展古人的思想，从中获得思考和应对宇宙、社会、人生问题的资源，这也是我们今天为读者奉献这套《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的缘由。

纵观悠久的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思想家们贡献出的成果具有极高的造诣与价值，在世界思想史上独树一帜，很多思想对于当代中国乃至世界而言，可谓日久弥新，极具生命力。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博大宏深的汉唐经学、简易幽远的魏晋玄学、尽心知性的宋明理学是思想学术的奇葩；佛教的色空禅悦、道教的神仙修养是宗教信仰的沃土；其他如经世济民的政治、经济理想，巧夺天工的科技、工艺之道，风雅传神、丹青不老的文学艺术……都蕴蓄着丰富的思想。中国的思想一方面激烈辩论，水火不容，一方面百虑一致，殊途同归；一方面开宗立派，门户林立，一方面互相启发，入室操戈。儒、释、道三教可以论衡而融合，九流十家可以并行而不悖。总之，中国的思想成就丰富多彩，贯穿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刚健中和等精神传统，在继承、阐释中变化演进，一代有一代之胜，表现出综合创新的特色。

不过，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并没有思想家、思想者、哲学家之类的称呼和概念，只有圣人、贤人、哲人、智者、诸子、大师等等，这些词汇恰恰概括出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特征：他们的社会身份往往是教师或学者，他们的思想往往追求道德与智慧。当然，从更广泛的范围看，中国古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法律、工艺、科技、文学、艺术、宗教等诸多文明领域内皆有贡献巨大、自成一家或集大成的杰出人物，他们的言论、著作或被后人总结出来的经验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内容。早在孔子之前，中国人就以“三不朽”作为追求超越的途径，即“立功”、“立德”、“立言”，也就是说，为人类社会立下的大功、个人道德修养的成就和思想、智慧、学说等都是不朽的历史遗泽。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思想家的内涵大大地超出了我们现代人习惯认为的职业思想家、哲学家或宗教先知，我们在撰写《中国思想家评传》简明读本时，也本着这样的标准选择传主。

众所周知，由南京大学已故名誉校长匡亚明教授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是中国20世纪以来最为宏大的中国思想家研究工程。在这套简明读本系列编撰和出版之际，首先要对这200部《评传丛书》工作表达深深的敬意。站在这位巨人的肩上，简明读本不仅具有深厚的学术基础，而且一定会呈现出新的风貌。这种新的风貌就是深入浅出和引人入胜：精炼的选择，简明的评述，生动的故事与智慧……在倡导中国文化“走出去”和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本读本通过介绍古代中国的思想家，向每一个愿意了解中国思想的读者提出一个又一个我们和古人共同面临的问题，引导大家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展开心灵的对话。

编委会

200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