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葬礼通常被认为处于中国传统礼仪文化的核心地位,本书论述在了17世纪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进程中,在中西礼仪传统相互碰撞后,丧葬礼所发生的复杂变化及其在宗教表达方式、新身份认同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往的研究重点“礼仪之争”在本书中只是边缘问题,作者在借鉴他人研究成果和方法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织布”的比喻,倡导从互动和交流的视角来理解文化接触史的复杂性,将理论阐述和对丧葬礼的综合研究、个案研究有机结合,其研究路径和成果可资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参考。
本书所要讨论的主题是礼仪在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具体地说,丧礼在17世纪中欧交流中的角色。选择礼仪作为视角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以往对中西交往,尤其是对17世纪中国天主教的研究,一直聚焦于宗教教义和西方科学,而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礼仪研究却被忽略了。本书的研究得益于近几十年来中国基督宗教研究的巨大变化。这期间发生了研究范式的转变:从一种基本是传教学和欧洲中心的立场,转变为一种汉学和中国中心的路数。对礼仪的关注推动以上转变,也使得我们超越了欧洲中心或中国中心的研究,而代之以一种关注文化互动的新范式。
本书只关注一种礼仪——与死亡有关的礼仪,具体来说是丧葬礼,因为它通常被认为处于中国文化的核心位置。本书所要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在中西礼仪传统相互碰撞之后,葬礼发生了何种变化?本书将研究的时段限定在17世纪,主要因为与那一时期的葬礼相关的材料大量地保存了下来。限定时间框架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本书并不把已被学者们广泛讨论的“礼仪之争”作为重点。因为单单是葬礼之类的礼仪本身就值得研究,不必从“礼仪之争”的角度来解读它们,虽然1690年代之前的有关中国葬礼的文献就已经日益受到这场争论的影响。“礼仪之争”只是本书研究的边缘问题,但由礼仪问题而引发的紧张,还是要放在这场显示了中西礼仪活动特质的争论的背景下来考虑。将时限设在17世纪的最后的一个原因是,这一时期具有几个典型特色,使得它特别适合从文化碰撞的角度进行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