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到癌症，很多人都会为之色变。因为癌症，至今仍可谓是绝症。如果要想远离癌症，我们就必须得远离致癌因素。那么，致癌因素都有哪些呢？公共卫生博士黛芙拉·戴维斯花费二十年心血，创作了《真相3：一场错误的抗癌战争》这本致癌真相揭秘书。

在历史上自人类正式展对开抗癌症的战争以来，因为使用了错误的武器，接爱了错误的领袖领导，打了一声错误的战争。

这场战争的目标是癌症，但于癌症的无数成因却一直未触及，如香烟、工作场所以及环境因素。

这本《真相3：一场错误的抗癌战争》让你看到，官方作战的指挥官，就是那些生产出很多致癌症产品的企业领袖，他们基于自身利益，不断驳斥，诋毁工作场所或是环境产生致癌危险的消息，其结果相当骇人……

《真相3：一场错误的抗癌战争》由黛芙拉·戴维斯编著。

前言

第一章　患癌真相

　如此复杂的癌症

　神秘报告现形

第二章　自然实验与动物实验

　阳光与皮肤癌

　希波克拉底称癌症为“螃蟹”

　X光可损害健康

　致命的苯中毒

　战或逃的策略

　法庭上的陷阱

第三章　好大的原则

　精英种族的净化政策

　难得的良心见证

　第一次的全国禁烟行动

　有机植物园的真正用途

　对纳粹科学的迷思

第四章　初探工作环境和癌症

　染料与膀胱癌

　含铅汽油的危害

　资助敌营的公司企业

　不该保持缄默的事

　生不逢时的重要研究

第五章 癌症带来的恐惧奏效

　妇女野战军的抗癌战争

　改变世界对癌症研究的想法

　对医疗行为的威胁

　推动普及化早期筛检

　广告的无穷力量

　人类乳突淋瘤病毒可传染

　接种抗HPV疫苗的争论

第六章　逆境中求胜

　抽烟和肺癌的紧密关系

　削弱证据的高明手段

　一连串的抹黑行动

　谁是防治烟害第一人

　推动公共场所禁烟

第七章　“安全香烟”可抢救香烟业

　更危险的香烟滤嘴

　害人的伪科学家

　对于证据的编造

　等待有时未必是好事

　烟草危险性的争论未能止息

　来之不易的全球性拒烟行动

第八章　预防应重于治疗

　芥子毒气的功与过

　化学厂的毒气暴露

　为癌症治疗寻求金援

　一场目标错误的抗癌战争

　正确的切人点是抗癌的关键

　攻击癌细胞的自然杀手细胞

　可以救命的十字花科植物

　毒气可带来长远的贻害

第九章　癌症诊断

　医师的致命职业病

　肮脏的空气对肺的伤害

　危险的工作环境增加罹癌率

　令人瞠目的化妆品制造过程

　婴儿用品中的有害?质

　患病才意识到危险为时已晚

　急性骨髓性白血病的成因

　辐射和化学物可导致淋巴性白血病

　医师和研究人员患癌的内幕

第十章　分析癌症统计

　听觉是最后才会丧失的知觉

　统计方法的革命

　忠于事实的研究结果

　“话疗”的神奇功效

第十一章　医疗证据

　体验乳房X光摄影

　全面推广乳房X光摄影检查

　虚惊一场的无效检查

　恶意攻击反而奏效

　五十岁以下是否应接受检查

　盖尔模式的错误预测

　危险的早熟青春期

　隸据证据来制药的观念

　机舱内禁烟的重要性

　不该放弃渺茫的希望

　自然疗法的神奇力量

第十二章　最严厉的导师

　充满石棉尘的肺脏

　石棉工人的悲歌

　昧着良心的科学家

　石棉业仍然合法的国家

　流行病学家的“道德责任”

 钢铁工人和肺癌

 并未歇业的毒工厂

 不公平的“科学仲裁者”

 知名计算机公司的业界机密

第十三章 危险无处不在

 真相调查小组的苦恼

 废油中的剧毒

 载满毒物的河流

 最低限度的安全保障

 前人污染后人赔偿

 毒物的再分散系统

 有毒废弃物之旅

 癌症小路

 化学工厂汇集地

 人命关天的研究态度

第十四章 漫长的追逐故事

 喷雾发胶的伤害

 氯乙烯可导致手指消融

 来不及挽救的生命

 氯乙烯的真面目

 苯的安全浓度标准

 谁定下的污染标准

 加油站工人的健康危害

第十五章 科学的推断无罪

 兴建绿色建筑

 最新科技和隐忧

 手机对大脑的伤害

 电磁波与脑瘤

 男性长期接触电磁场易患乳癌

 计算机断层检查的风险

 产前腹部X光检查与白血病婴儿

 学习障碍的药物和致病性

 所谓阿斯巴甜的安全性

 喂食阿斯巴甜的老鼠和肿瘤

 我们的生命安全充满“假设”

 可能的和解之路

第十六章 胃癌夺走了母亲的生命

 母亲是抗癌斗士

 最后的陪伴

 癌症预防刻不容缓

法庭上的陷阱

我之所以知道波特提到的年轻烟囱清洁工人会在现代法庭上遭遇麻烦，是因为我在2000年参与了一件极其怪异的诉讼案。艾莉西亚·费南德兹(Alicia Fernandez)是位骄傲、努力工作的墨西哥裔美国移民，她在加州圣荷西(San Jose)IBM芯片工厂的“清洁室”里工作十几年，接触到已证明会对实验室动物造成癌症的十几种化学物。她和她的同事们(全都是女性)在工作时都要戴上帽子和手套，以防毛发、皮肤屑和汗水沾污十分细致、用来刻入计算机芯片的晶片(wafer)。但她们的肺脏却没有受到任何保护，也完全无法对抗房间内的烟尘。

艾莉西亚·费南德兹刚进工厂工作时，厂方告诉她，这是“终生职”的工作。从某方面来看，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因为在IBM工作了十年之后，她再也无法到任何其他地方继续工作。她在1994年获悉自己得了乳癌。在她的上下四代家族里，她是诊断出罹患癌症的第一人。当时，她八十岁的父母还在墨西哥活得好好的。艾莉西亚和她的同事们在1998年联合控告IBM，指控他们的癌症是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中工作的结果。我同意担任原告的专家证人。

法院开始审理案子之前，有一段过程叫做“搜证程序”，在这段期间内，律师会质问对方律师以收集相关资料。以这个案子来说，被告出动了一组律师，光是他们一天的收费就超过原告的年薪。我们坐在一间会议室里，这些律师们不断质问我一些似乎是他们脑中临时想到的任何问题。气氛很紧张。每一句话都由法院速记员记录下来。到最后，我证词的书面记录已经装满两大箱。用来佐证我观点的文件则塞满一整个公文柜。一旦宣誓担任证人，在未获得准许的情况下，我不得吃东西，也不能离开这间房间。咖啡无限供应，但要上厕所和休息则要提出申请。

这段苦日子进行到第十天左右，一位身穿高级西装、皮鞋雪亮的律师倾身向前，靠在闪闪发亮的桃花木会议桌上，问道，“戴维斯博士，你是在告诉我，你知道哪一种特定的化学物会在哪一个特定时间在艾莉西亚·费南德兹身上造成哪一种特定的癌症？”

他一再重复的这些字句都很明确、郑重且不容误解。字典对“特定”的定义是：明确、独有、限定、唯一的。然而，所有这些特点很少会在致癌原因中出现。

我觉得局促不安。“当然，我不能这么说。你也很清楚的，癌症来自我们在生活中遭遇到的所有事物，不是只有单一一种暴露。”我回答说，“但如果我拿起一块大木板打在你头上，一下子就把你打倒，你还会质疑是什么原因让你倒下吗？”

那位律师气得脸红红的，马上反弹。“戴维斯博士！”他吼道，“你太过分了。如果你再持续这种态度，我会要求法官判你蔑视法庭。”

在我说完那些话后，我马上就知道我上当了。在那十二天激烈的言辞交战中，对方律师一再引诱我上钩。这一次，我真的上钩了。虽然我这辈子从来没有拿木板打过任何人，但我真的有意用我的话来重重打击他，以报复他的一再挑衅。他的惊讶反应当然只是在演戏，他的目的只是要确定，我没有机会去解释让艾莉西亚·费南德兹罹患乳癌的种种原因，其实早在上世纪就已经是众人皆知的致癌原因了。

我们不能说是哪一种特定的病因找上她，也不能说可能是好几种病因造成的，但律师和我都知道一件事：IBM很了解艾莉西亚·费南德兹工作时接触到的所有化学物，也知道其中很多种是会致癌的。不过，在当时，这些相关信息都是业界机密。

今天，艾莉西亚·费南德兹的工作改由机器人在黑暗中完成，这就是所谓的“黑灯”生产。

IBM在2004年打赢这场官司。法官判决，原告无法证明IBM使用的很多种化学物中的每一种，和发生在每一位原告妇女身上的癌症有所关联。在计算机芯片厂工作的妇女，她们罹患乳癌的比例不断增加这一事实，在IBM一再采取法律行动阻止学者对外发表失败后，才得以公之于世，并且成为公共辩论的议题。但等到公布这些记录时，对艾莉西亚·费南德兹来说已经太迟了。法律诉讼和生活一样，时间就是一切。

聪明、待遇优厚的律师，对于用什么样的证据来证明任何事会造成另一件事，已经设定出一套高度限制性的规定。大部分的真实世界都被排除在外。有关于几世纪以来对于癌症成因的认识，并且科学家和商界在1936年一同接受的，现在却进不了法庭，不是因为已经证明它们是错误的，而是因为它们被法律阴谋所取代，也因为对于“造成伤害”的证据认定上产生了微妙改变而丧失资格。可以在今天这种情况下使用的科学证据，要经过很仔细筛选。动物研究通常会被排除。动物实验也许适合用来制造药物，但并不能用来显示对人类造成的伤害。想要在法律上证明暴露于某种毒物会造成伤害，首先必须证明，一群受到相同暴露的人，都已经出现相同的健康问题。接着，你必须证明，这相同的问题也出现在跟你所代表的原告相同的另一群人身上。然后你必须找出与指认一个仍然营运、必须负责的一家公司或企业。基本上来说，在你能够拿到赔偿之前，你必须自己已经罹患癌症或染上其他可怕的疾病，并要显示出，别人也跟你一样得了这些疾病，还要证明你确实曾经暴露在某种特定物质中，找出伤害你健康的那家公司，并要确定它现在有钱赔偿，同时还要证明，这家公司已经知道，那样的暴露是有害的。

在艾莉西亚·费南德兹的案子里，这些特定的因素是造成她落败的主要原因。法院不准我作证证实艾莉西亚·费南德兹曾经在工作中接触过几十种已知的致癌物。相反，被告律师还向我提出挑战，要我证明是哪一种特定化学物，像是苯或石棉，真的造成她罹患某种特定的癌症。IBM的律师就是坚持这种扭曲与高度人工化的理念：单独一种癌症是由单一一种原因造成的，并且也因为很多美国法院现在都遵循这项法则，使得他们在这个案子尚未开始审理之前，就已经赢了这场官司。

P30-32

写作一定要和黑暗有关，

并且是渴望或者是被迫进入黑暗，

运气好的话，就可以照亮黑暗，

带某些东西回到光明处。

——玛格丽特·爱特伍(Margaret Atwood)

我母亲经常说，上帝会照顾小孩子，因为做父母的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在。我的祖先都是这种受到上帝良好照顾的小孩。我的曾祖母茉莉，五岁时，有一次在马车上的稻草堆里躲了一整天，直到她的母亲抱着她飞奔逃离乌克兰西部外喀尔巴千(Transcarpathia)发生的大屠杀。茉莉长大后成为很有耐心的女性。

有时候，求生本能在绝望环境中所发挥的功效，在别的环境却会带来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茉莉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叔公保罗，他九岁时在匈牙利森林里流浪，只要能吃上东西，他就大吃特吃。对于这种大吃大喝的能力，他有一次解释说，“等到胖子变成瘦子时，瘦子早就死了。”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大饥荒中存活的中欧农民大都是胖子且还跑得飞快。

很幸运的是，对我来说，茉莉的女儿也就是我的祖母芭比·范尼(Bubbe Fanne)，遗传了这样的血统。1924年冬天，我祖母在莫农加希拉(Monongahela)那栋小木屋地下室的干洗工厂发生的大爆炸中抱起两个刚会走路的儿子，飞快逃出火场，其中一个儿子哈利，十几年之后成了我的父亲。一直到芭比·范尼死后几年，我才知道她身上从手臂一直到肩膀和胸部为什么会有一大片火红伤疤。我父亲在他母亲从一栋发生大火的小屋子救他出来的好多年之后，再度躲过死神。在他担任新兵训练的班长时，有次从陆军新兵发抖的手中抢下一枚已经拔掉安全栓的手榴弹，在爆炸之前及时将它丢了出去。如果我祖母或父亲不够镇定，他们可能都存活不了。我的兄弟、妹妹和我可能就不在这儿了。因此，坚韧毅力可以说是家族美德。

我一共花了二十年时间来写这本书。第一次尝试要写这样的一本书是在1986年，但不久就宣告结束。当时，我向我在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的上司法兰克·普瑞斯(Frank Press)报告说，有人要支付我一笔优厚的稿费，请我写一本有关“抗癌战争之基本方向错误”的书。在此之前，在普瑞斯、国家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0f Environmental Health Sciences)以及欧洲和美国多所大学、研究所的支持下，我和我的同事们已经发表过一系列论文，指出癌症实际上一直在增加，而且不能用抽烟人口增加、诊断技术改进或老年人口增多等原因来解释。从这个标准来看，当时已经进行了二十年的抗癌战争，进行得并不顺利。

我们这些论文分别在丹麦、荷兰、瑞典、德国、英国和美国癌症人员的会议上发表，并造成轰动，让我们觉得自己已经打了几场很重要的科学胜仗。这份新书合约似乎证实了这种观点。普瑞斯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也担任过前总统吉米·卡特的科学顾问，有很老练的外交手腕，即使我也算是桥牌高手，但我可不愿和他玩牌。我向他报告写书计划后，他点点头，接着很严肃地说：“这最好是一本好书。”

我回答说：“我想，他们认为这会是一本好书。他们预付的稿费超过我半年的薪水。对第一次写书的作者来说，这是很大一笔钱。”

“这最好是一本真正的好书。”他又说。

我不明白。“他们当然期盼这会是一本好书，”我说，“我也这么认为。”

“喔，”他解释说，“最好是如此，因为你写完后，就无法在这儿工作了。”

他很快接着说：“当然，我并不是要告诉你怎么做，这完全要由你决定。你想干什么都可以。我只是告诉你，你不可以写一本批评企业造成工人罹患癌症的书，但你又在这个研究所里担任重要职务。”  法兰克·普瑞斯就是凭着出色的外交手腕和无懈可击的毅力，才坐上如此无上权威的位置。我们当时刚经历过一段后来称作“里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的时期。

美国国家领导人这时候正大力鼓吹政府全面下放权力。在里根总统充满领袖魅力、但能力却一直受低估的领导之下，白宫推出一项野心勃勃的计划，目的是要全面放宽政府的各项规定。所以，如果想要提议扩大政府对任何事物的控制力，即使只是要管制环境中的致癌物质，也不可能有成功的机会。

大约就在普瑞斯对我写书计划提出建议的同一时间，我又接到当时暂时主持国家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简称NIH)那位男士的友善建议。他打电话请我前往他那间可以俯瞰国家卫生研究所青绿园区的宽敞办公室。

“你发表的这篇有关癌症形态的论文，相当有趣。你知道的，我踏人这一行，一开始也是对环境和癌症产生兴趣。我十分肯定，我们在你故乡宾州西南部妇女身上发现的一些肺癌病例，一定和环境有关。我在从事研究工作之初，真的想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但后来决定放弃。”

“是什么原因让你改变心意？”我问。

他身体后仰靠着椅背，两手摆在脑背上方，一面摇晃着身体，一面思索着。

“你可听说过威廉-辉柏(wilhelm Hueper)这个人？”

我摇摇头。

“辉柏一开始就像你一样，对环境有很多想法。他认为，只将焦点放在香烟身上，会让我们不去注意更关键的其他致癌原因。结果他遭到排挤，最后还被赶出这儿。他不容易相处，而且也跟很多人发生过摩擦，但这都不是他被迫离开这儿的真正原因。看到他的遭遇后，我决定最好还是乖乖从事基本研究工作。像你这样的人也应该这么想。”

我真的这么想了。我当时已经在国家科学院工作十年，和一些最有才华的专家们，研究当时一些最有趣和具有挑战性的科学问题。我们提出二十多篇作过彻底研究的国家科学院论文，每一篇都努力探讨我们居住和工作的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健康与环境产生影响的证据。不管是讨论在公共场所抽烟或是饮水中加氯，每一篇论文的内容都充满怀疑与不确定，每一篇的结论都传达出相似的讯息：我们需要再作更多研究，才能作出明确的分析。我亲眼看着所谓的“怀疑营销学”愈来愈成熟，也就是在协调一致以及经费充裕的行动下，在仍需经过更多验证的怀疑之处，找出自认为还能了解的地方，然后加以放大和夸大，并以这种方式来延后可能改变这个世界运作的行动。

我们怎会走到这种地步？自从三十五年前正式展开对抗癌症的战争以来，我们使用错误的武器和接受错误的领袖领导，已经进行过好几场错误的战役。1971年尼克松总统正式宣布，美国主动对癌症展开战斗，但对于癌症的无数成因却一直未触及。美国公共卫生部长(U.S.Surgeon General)在1964年发表著名的报告，认为香烟是肺癌的成因之一，不到十年，美国总统就对全国宣布正式向癌症宣战，香烟、辐射、石棉和苯要完全从我们面前消失，更何况好几十年来，大家早就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危险物。

在任何现代化国家对这种疾病展开正式战争的好几年前，20世纪30年代，德国、日本、意大利、苏格兰、奥地利、英国、阿根廷、美国以及法国的研究人员早就指出，人们的居住和工作场所关系到他们罹患癌症的可能性。辉柏公布了一份范围涵盖很广的清单，指出造成癌症的无数工业、药物和自然成因，但他公布的时间却很不吉利：就在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针对致癌物质发动的虚拟战争，在碰到国家面对真正的战争时，总是会被丢在一旁。

既然有些科学家在将近一世纪前就已经看出，我们周边环境会影响到我们罹患癌症的可能性，为什么在控制这些致癌原因上，我们的进展如此之慢？这本书的目标就是要解释，何时、如何、为什么以及什么人把大众注意焦点从很多会产生癌症的事物上移开。我会让大家看清楚，学习如何治疗癌症和努力找出致癌物，有两套完全不同的标准存在。虽然已经有了研究致癌物的动物实验，但经常被挑剔说那跟人类无关。然而，当几乎完全一样的研究用来证实新的诊治和疗法时，动物与人类在生理学上的不同，却突然变得毫不重要。

很多人认为，人类不再大量死于传染病，是因为奇迹式的科学突破。然而并非如此。事实上，十九世纪传染病疫情减少，和科学发展的突破并没有关系，因为这些科学突破都在很久之后才出现。发明能够看见细菌的显微镜和发明可以杀死细菌的药物之前，由于细菌引起传染病而造成死亡的人数就已经开始减少。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形，主要是因为污水、过度拥挤的住屋、腐败的食物以及危险工作，都已经在发达国家中变得不再那么普遍。所以在今天的工业化国家中，由于白喉、伤寒和肺结核而夺走的生命比人类历史的任何时期都少得多。

虽然有人会质疑目前这个世界上iPod和手机简讯到处都是，会使我们人类更好。但却没有人能够质疑，现代科学上的成就，已经使我们可以活得比我们的祖父母们更长寿和更好。如果医药没有打败过去那些致命的传染病，今天的情况肯定会大为不同。全新的药物治疗和进步神速的信息科技，毫无疑问，使我们有能力去对抗新的疾病，比如，禽流感，但前提是政府不会说谎，也不会掩饰最早出现的疫情。

但癌症呢？现代医学在发现及治疗各种疾病上变得十分可靠，但这会不会因此改变了疾病呈现的方式？我们知道如何治疗很罕见的癌症，像是儿童的一些癌症。在对抗多种癌症上我们已经作出重大进展，这就是为什么光是在美国就有超过1000万的癌症幸存者。那么，为什么多种癌症发生的频率还会一直增加，尤其是现在抽烟人口已经减少？

现实世界的复杂，使得很难找出导致人类罹癌的明确证据。事实上，对于如此复杂的一种疾病，科学上的不确定因素实在很多。而存在这样的怀疑态度，很容易就会被拿来大加利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任何时候，只要出现工作场所和环境会产生致癌危险的消息，这样的信息就会遭到怀疑、驳斥或是诋毁。香烟公司长期以来一直在努力掩饰和污蔑有关香烟会致癌的发现，而且，好几十年都做得十分成功，这就是最好的例子。其他的大公司也跟着学习这些香烟公司的做法，继续使用多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刊登骗人的广告，一方面提出强词夺理的科学诡辩，并且找来政治力量强力介入，这甚至使他们获得更大的成功：直到今天，这些公司大部分都还是毫发无伤。研究工业致癌原因的科学家常会发现自己面对一些含蓄的警告，有时候则面对不那么含蓄的警告。不向这些压力屈服的科学家，常会发现他们的预算遭到削减。有些科学研究工作硬生生被中断，很多科学家因此丢了工作，如辉柏。事后回想起来，法兰克·普瑞斯对很多事情的看法是正确的。光是写出揭发真相的书还不够，必须全世界都要准备好要听你说什么。我肯定不是第一个想要揭发抗癌战争其实一面倒的人，也不是批评环保政策傲慢自大的唯一一人。但已经有迹象显示，全世界也许已经准备好要听我说什么。

现代科学家批评我们没有尽全力去找出可以预防的癌症成因，并且针对这些致癌原因采取行动。这可以追溯到四十多年前的莫瑞·布克钦(Murray Bookchin)和瑞秋·卡森(Rachel Carson)。在“里根革命”战争之前以及进行期间，拉里·阿格兰(Larty Agran)、山姆·艾普史登(Sam Epstein)和珍妮特·雪曼(Janette SheRman)等人也展开一些勇敢、但很少受到注意的行动。1966年，罗伯·普洛特(Robert Proctor)出版一本书，名为《癌症战争》(Cancer Wars)，书名取自我当时半途而废的书名。他依年代详细介绍香烟公司和其他致癌物质的制造公司如何成功地扭曲科学家对他们产品危险性的质疑，并且成功阻挡了当时卡特政府想要管制香烟和工业化学物的行动。珊德拉·史登格拉伯(Sandra Steingraber)出版了令人不安、但有时候却很幽默的两本著作，《住在河下游》(Living Downstream)和《保持信心》(Having Faith)，引来众人对她的注意，后面这一本书《保持信心》则是叙述在一个充满化学危险的世界里，如何以癌症生还者的身份成为母亲。美国最顶尖肿瘤学家之一的米契尔·盖诺尔，在他最近的文章中痛批造成癌症的环境与工业。最近，戴维·麦可斯(David Michaels)、戴维·马可维兹(David Markowitz)和戴维·罗斯勒(I)avid Rosner)举出原始的工业记录文件，一一证明一些研究人员的口是心非，以及一些公司如何掩饰多种工业物质的危险性。虽然这些著作中，有一些获得关键性的赞赏，甚至上了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讨论，但它们对公共政策的影响还是很有限。

我之所以会认为，目前正是出版这本书的恰当时机，原因之一，就是来自工商业界的反应。在传出我打算撰写此书的消息之后，我开始听到很多事情，有的来自从来没见过面的人，以及我根本没有想到会对我表示同情的人。他们告诉我很多故事是我以前从未听过的，也让我看了很多文件，都是绝对不会在图书馆或政府档案室里找到的东西，其中一些成了本书的主干。先前，我一直自认对这些幕后真相已经有相当多的认识，但现在的一些新发现，却让我震惊不已：

美国癌症学会(Ameiican Cancer Society)和国家癌症研究所(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早期的一些领导人，离职后直接前往香烟公司任职，并透过这些大企业在全世界各地资助大型学术研究，煽动有关于他们产品危险的不确定性，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虽然人们可能认为，美国癌症学会是癌症研究的最重要支持者，但在2005年，据报道，该学会在其将近十亿美元的预算中，只用了不到10％的经费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

可以救人一命的子宫颈癌检验，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抹片检查，是在它已被证明可以预防子宫颈癌的十几年之后，才推广使用，因为担心这种检查会抢了私人诊所的生意。这样的延误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妇女进行不必要的手术，甚至死亡。

近代对于工作场所会致癌、医药和环境荷尔蒙的危险性，以及烟草致癌特性最早的一些研究，是在1936年左右，由科学家们进行和发表研究结果，其中还包括一些在纳粹德国服务的科学家。1945年6月，罗伯·基荷(Robert R.Kehoe)当时是陆军上尉，服务于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他走遍全德国，替美国陆军实地调查处(U.S.Army Field Investigations Unit)和英国秘密情报局(British se-cret Service)收集化学物质与荷尔蒙危险性的资料。六十年后，这些资料一直都没有对外公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战犯的惩罚未扩大到某些美国与德国合资公司的高级人员，像是曾经使用奴工的“乙基联合公司”(EthylGemein-schaft)。乙基公司的老板是美国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20世纪30年代晚期，乙基公司和另外几家公司把生产含铅汽油与合成橡胶的技术提供给他们的德国子公司，这完全违反美国战争部的规定。纳粹科学家为了研究这些及其他产品的致癌特性，发明了很多创新且残酷的研究方法，并在他们的工人身上实行，造成很多人后来在集中营里死亡。

从1929年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工业卫生协会(American Industrial Hygiene Association)的发起人，也就是前陆军上尉及美国战略情报局官员基荷，根据和辛辛那提大学基特林(Kettering)实验室达成的一项特别协议，直接替乙基公司、通用汽车、美国氨基氰公司(American Cyanamid)及另外多家大型化学公司服务，这所实验室对工作场所化学物质的危险性进行秘密研究，包括汽油中的含铅量、用来包覆厨房炊具表面的涂料、牛奶纸盒使用石蜡的致癌残留物、用来制造橡胶与可乐的化学物以及另外很多种重要的工业化学物质。就如同针对工作人员健康与安全进行的大部分秘密合约研究，过去跟现在都一样，这些研究的结果都不会向工作人员或一般大众公布，除非出钱资助这些研究的公司同意。在很多工业化国家里，工人健康问题一直视为是业界机密。

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过去二十多年来，美国和英国纳税人所缴的数百万美元税款都拿来开发“安全”香烟，尽管科学家早已经有广泛的共识：这种东西根本不可能出现。

美国、英国、希腊、瑞典和法国一些著名的抗癌学术领袖，包括牛津大学的理查德·杜尔爵士(Sir Richard Doll)、卡洛林斯卡研究所(Karolinska Institute)的汉斯·欧拉夫·亚德米(Hans Olav Adami)以及哈佛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 School of Public。Health)的迪米垂·崔克洛·波洛斯(Dmitri Trichlopoulos)，都曾经在化学业界秘密工作多年，甚至当他们发表与其雇主有直接利益关系的报告，或向政府提供建议时，他们都没有透露自己和这些业者的关系。

几家化学大公司出资买下刘易斯安纳州三角洲受到污染的两个小镇莫斯维(Mossville)和里维勒镇(Reveilletown)，并且全数迁走镇上居民。这些公司在采取这些行动的同时，却没有承认这些地方之所以变得无法居住是他们造成的。他们接着指出，这些地区找不到有关居民健康受到危害的资料，并以此证明并没有这样的伤害发生。这几家公司也同时展开计划周详的公关活动，表面上假借尖端科学研究的名义，企图破坏有关于残留在工人、工人家属和小区的氯乙烯、苯、石棉和其他化学物质的危险性报告，这些技巧都是向目前为止还安全无事的香烟公司学习的。

二十一世纪的头六年内，美国从中国、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进口的石棉产品数量一口气增加三倍。美国和加拿大是目前少数未禁止石棉进口的工业化国家。今天在法国，每四个间皮癌(mesothelioma)病例中(一般认为这种罕见肿瘤跟暴露在石棉环境中有关)，只有一个是因为在工作场所中受污染而得到赔偿。今天，在很多工业化国家里，罹患这种疾病的三分之一男性和全部的女性病患，都没有暴露于石棉环境的记录。

麦隆·莫曼(Myron Mehlman)在1989年11月被开除之前，一直担任美孚石油(Mobil Oil)的环境卫生和科学实验室的毒物组主任兼实验室经理，负责替这家国际性大公司测试各种化学物(后来，根据《新泽西州受雇人员良心保护法案》[Conscientious Employee ProtectionAct]，他获得七百万美元的赔偿，以赔偿他被不当开除)。莫曼的记录指出，美孚和其他石油公司隐匿他们对苯的危险性的认知。这些公司还拨出两千七百万美元，企图在中国“证明”他们的产品是安全的。

几十年来，批评癌症研究当局的人一再抗议，抗议人士有的语气温和，有的则言辞尖锐，他们抗议抗癌战争的规模太小，抗议癌症研究人员一再进出致癌企业的旋转门。即使很多这样的批评被认为太过情绪化，但却不能因此就认为他们的批评是错的。

我知道癌症看来像什么，有什么样的感觉，以及什么样的气味。跟很多我这一年代的人一样，我也是癌症孤儿。这种疾病使我的父母提早结束性命。我知道，他们在死前曾经经历过一段所谓的回光返照时期，这是大部分没有来到这阶段的人所无法真正体会的。我也知道，在生活中一直面对得不到答案的问题，那是什么滋味。我了解等待的恐怖。我也知道，当癌症病人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顾，并且坦然面对和对抗癌症时，癌症病人、他们的医师及家属，都可以活得十分优雅和自在。我很幸运，在这样的过程中，让我体验到祈祷、歌唱、颂圣诗、幽默、打坐、瑜珈、针炙和其他神秘事物的神奇力量。

我很敬佩今天癌症医护人员和研究人员展现的勇气与热情。目前各方面都在进行很伟大的工作，有的牵涉到天然产品和临床实验上的重大突破，幕后推手则是那些经常已经无药可治的癌症病人，以及本身也正在对抗这种疾病的医师。

目前正在对抗这种疾病的人，没有人会怀疑我们需要去开辟新战场。想要减少现今的癌症负担，我们必须找出新的方法来使数以百万计的癌症生还病人不再复发。不管在治疗癌症上已经有多大进展，我们都必须对付那些会使癌症发生或再度复发的事物。我深信，在这场战争一开始时，如果我们马上对长久以来已知会造成癌症的工业与环境因素采取行动，那么，至少可以挽救一百五十万人的性命，如此重大的癌症死亡率，是那些发动抗癌战争的人必须要负责的。本书将会解释，我如何得到这种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