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幼军、黎元江所著的《社会主义五百年(增订版)》采用中国传统文学章回演义的体裁，将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社会主义运动史、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有关内容熔于一炉，既有对重大历史事件客观中肯的阐述，对重要历史人物生动形象的刻画，又有作者精辟深刻的思想评述。形式新颖生动，文笔简洁流畅。有助读者了解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涵及源流发展，启发人们思考社会主义的现状及未来。

《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为第三卷，介绍和评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理论与实践，系统回顾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中共建党到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的历史过程。

本书有着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适合于党政机关、部队、政府部门、科研单位等学习使用。

于幼军、黎元江所著的《社会主义五百年(增订版)》采用中国传统文学章回演义的体裁，将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社会主义运动史、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有关内容熔于一炉，既有对重大历史事件客观中肯的阐述，对重要历史人物生动形象的刻画，又有作者精辟深刻的思想评述。形式新颖生动，文笔简洁流畅。

《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时间跨度自1919年五四运动至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把这段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与中国国情相结合，逐步形成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以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以开阔的历史视野和敏锐的时代眼光作了细致的描述。《社会主义在中国(1919-1965)》尤其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和革命实践相结合，创立了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思想在内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道路，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思考，冷静客观地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以求镜古自悟，资政育人。

第一回 十月革命炮响 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

 北李南陈相约 中国共产党应运诞生

第二回 纲领应有高低 展宏图需从国情出发

 革命须分两步 共产党明晰任务目标

第三回 多年奋斗未果 永丰舰悔筹谋失策

 决意联俄容共 孙中山觅组党良方

第四回 联合战线筑就 国民革命风起云涌

 一代巨星陨落 伟人业绩山高水长

第五回 浦江风云突变 蒋介石举起屠刀

 鲜血擦亮眼睛 枪杆子打出政权

第六回 农村包围城市 井冈道路通天下

 军队效力人民 星星之火可燎原

第七回 反对教条主义 思想路线正航向

 探索苏区新政 人民共和见雏形

第八回 王明决策极左 中国革命误入歧途

 博古指挥胡乱 苏区红军濒于绝境

第九回 遵义航向拨正 力挽狂澜于既倒

 红军铁流万里 锻造民族之脊梁

第十回 张杨奋起兵谏 西安事变惊环宇

 张毛力促和解 国共携手赴国难

第十一回 全民同仇敌忾 抗日烽火燃遍大江南北

 中共深明大义 化解危局饮誉国内海外

第十二回 润之潜心耕耘 终成新民主主义理论

 陕甘起步试验 探索人民共和国模式

第十三回 顺应历史潮流 共产党发出“五一口号”

 协商民主建国 众党派订立《共同纲领》

第十四回 医治战争创伤 新民主主义蓝图铺展

 推行土地改革 耕者有其田梦想成真

第十五回 选择与苏结盟 外交方针一边倒

 实施一五计划 经济社会百事新

第十六回 过早起步过渡 总路线取代《共同纲领》

 过急过快推进 超高速完成“三大改造”

第十七回 痛批个人崇拜 赫鲁晓夫抛出秘密报告

 大兴调查研究 中共八大探索建设新路

第十八回 整风急转反右 雷霆震怒出重拳

 斗争失去法度 千倍扩大实离谱

第十九回 反冒进循正轨 头脑清醒令步伐稳健

 大跃进演闹剧 主观狂热致梦想成空

第二十回 公社化硬超前 劳民伤财罹患沉疴

 共产风乱神州 民心离散教训深重

第二十一回 庐山风云突变 纠左急转反右竟在一夜间

 反右狂飙再起 无辜蒙冤受难何止百万众

第二十二回 客观规律无情 三年跃进跌入深渊

 实事求是有道 八字方针走出困境

第二十三回 高调反修防修 “四清运动”整肃党内走资派

 强化阶级斗争 新创理论隐伏“文化大革命”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第一回 十月革命炮响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

北李南陈相约 中国共产党应运诞生

话说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集结一批忧国忧民的志士仁人和热血青年，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向封建思想文化发起猛烈冲击。恰在此时，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犹如漆黑夜空一道闪电，震撼了中国新文化运动风云人物的心灵；而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更是给正在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行者们，送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崭新思想武器，促使他们以崭新的视野思考中国的前途命运，在新的斗争实践中逐渐成长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毅然创建中国共产党，肩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使命。

1919年6月11日下午，北京城南新世界游艺场人潮如涌，热闹嘈杂。在一僻静茶室的靠墙角处，三位教授学者装束的人在喝茶聊天。突然，其中一位头戴礼帽、身着白西装的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从上衣怀里拿出一沓传单向周围茶桌散发。传单标题为“北京市民宣言”，内容有收回山东主权、罢免卖国官僚、给予市民集会和言论自由等五项要求。顿时，茶房热闹起来，茶客们争相阅读传单，有人面露惊诧，有人大声叫好。

三人相视而笑，起身离开茶室。时天色已晚，三人中的北大教授李大钊和高一涵与中年男子握别，那中年男子则继续在游艺场各处游逛。晚上十时许，他来到游艺场楼顶花园，看见下一层露台正在放映电影，就拿出一卷传单从上面撒了下去。他转身离开刚走几步，就被两个警察抓住。

中年男子被押到警察局，一名警官开堂审讯，拍桌喝问：“姓名？”

中年男子神情自若，冷冷答道：“陈独秀。”

警官一听心里打了个颤，这可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啊！于是便放低声调问道：“可是北京大学的陈独秀？”

陈独秀傲然道：“正是。”

警官愣了一下说：“为何在公共场所散发过激言论的传单？前一阵学生的不法行为是不是受你指使？”警官所指斥的“不法”行为，显然是指五四爱国运动。

陈独秀大义凛然：“何为过激？何为不法？难道爱国是过激？救国是不法？”

警官无言以对，他心中暗忖：这陈独秀是个名人，还是报上去由上司审理，别给自己惹麻烦。于是对手下人说：“先把此人关进监狱，听候处置。”

在狱中，陈独秀面对铁窗心潮起伏，回顾反思自己这些年走过的道路，审视当下时局与革命形势。

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失败后，陈独秀东渡日本，潜心研究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积极参加留学生革命活动。回国后，他先是在家乡安徽创办报纸，宣传民主革命思想，后建立反清秘密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辛亥革命时，他参加了安徽和浙江的革命斗争。安徽光复后，他出任都督府秘书长，推行激烈的改革措施，因遭到守旧派的反对而受挫，后来参加安徽地区的反袁世凯斗争又告失败。

那时的陈独秀陷入困惑和苦闷。救国救民之路究竟在何方？不学西方没有出路——洪秀全想走农业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之路，失败了；义和团凭借封建迷信和人多势众，抵抗不了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可是想学西方又学不成——洋务运动以为师夷长技可制夷，学习西方的军事、科技、工业可以强国制胜，结果失败了；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企图学习借鉴西方的政治制度，改良封建统治制度，也失败了；辛亥革命赶跑了清朝皇帝，推翻了封建王朝，祈望建立类似西方国家的共和制度，结果革命成果被军阀篡夺，所建立的共和国名不副实；辛亥革命后至五四时期，国内一些学者、思想家，轮番传播和介绍从西方引进来的各种主义、思潮，进行名目繁多的各种社会实验，结果都一一草草收场，引不起国人注意。救国救民的根本之道在何方？他冥思苦想，终于豁然开朗：中国的出路，当务之急在于实现国民性的改造和文化的转化，有了新文化，才能有新国民、新社会，新的政治制度才能得以实行和巩固。

怀揣这一理想抱负，陈独秀全力投入思想文化战场。1915年9月，他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第二期起改名为《新青年》)，由此拉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倡学术兼容并蓄，延揽全国许多具有新思想的学者来校任教，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迁到北京，胡适、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参加了编辑部并充任主要撰稿人。这样，《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就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即民主与科学，其目的是“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

想到这里，陈独秀不禁摇头苦笑。原以为从西方国家找到了救国救民的良方，却被现实击得粉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弊端突出暴露，引起国人对西方文明价值的怀疑。特别是西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不但拒绝同为战胜国的中国提出的合理要求，如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取消日本强迫中国签订的“二十一条”等，而且还竟然作出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转交给日本。

P1-3

历史的长河，流过了几十万、几百万年，流到了有文字记载的最近几千年，流到了公元21世纪初叶。在这个人类称之为“地球”的星球上，有些地区风和日丽，有些地区风急云骤，有些地区国泰民安，有些地区民不聊生……

人类文明前行的历史，就像一条奔腾的江河，川流不息，亘古不变，时而飞流直下，时而缓缓流动，时而千回百转，时而一泻千里，唯一不变的是，不管其间有多少阻隔，浩浩长河总是呼啸向前。

某日，在地球北半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一所历史悠久却充满青春气息的深宅大院里，一位博学的老者正与两位后辈交谈：从托马斯·莫尔的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作《乌托邦》正式面世的1516年算起，再过几年便整整500年了，若是趁此机会将两位后辈20多年前便开始出版，以中国传统文学章回演义形式写作的《社会主义四百年》拿出来，在原有的一、二卷上增加一些近年来的实践新经验、研究新成果，认识新感悟，配上插图和照片，并续写新的第三、第四卷等，修成一部新的讲述社会主义学说和运动发展历史的通俗演义，全书名曰《社会主义五百年》，再加上各卷的书名，回顾反思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学说和运动实践的发展历程，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既可镜古自悟，又可资政育人，岂不是一件饶有兴味也很有意义的事情？

两位后辈深以为然，自忖从《社会主义四百年》第一、二卷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初期问世以来，光阴荏苒，转眼间不觉已过了十多二十年。这段期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无论是社会主义理论还是社会主义实践，都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故，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内容。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第一个尝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苏联和东欧一批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先后以不同的方式终结了原有的政权，改变了原来的道路模式，走上了多元化的社会发展道路。而东方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则在邓小平等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探索开辟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持续发展，成为跃居世界前列的经济大国。欧洲和拉丁美洲一些社会党左翼政权也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持续执政十多年甚至几十年，国家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其他许多分布于世界各大洲的大小国家，则在社会主义道路模式上作出了各自不同的探索和选择。一时之间，曾经高歌猛进、波澜壮阔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变得扑朔迷离。

在此情势之下，重新审视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重温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论述，真正理解他们当初设想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和社会蓝图，对于辨清苏联东欧政局剧变究竟是马克思主义核心理论的失败还是被扭曲变形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失败，是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然结果还是悖离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所受到的严厉惩罚；对于搞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用主义地对待老祖宗的理论，还是回归社会主义原本应有之义，显得犹有必要和富有价值。

想到这些，两位后辈都深感续写和再版《社会主义四百年》的必要。假若仍按章回体的文学笔法，以通俗易懂的语句，选择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发展史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写出一部新的《社会主义五百年》，将这些年来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想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笔者的认识感悟，通过生动的故事演绎出来，让各种文化层次和不同理论修养的人都能从中分享，无疑是件值得付出努力的事情。

只是著书立说之事，向来都是“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虽然笔者写作本书已是20多年的老营生了，然而，由于修改增订和新写作的部分不少是反映近现代和当代敏感复杂的政治话题和社会现实，读者定位又是老少咸宜，下笔过深恐会拒人于千里之外，下笔太浅又怕言不及义，为识家所垢，有虑于此，行文之时往往极费思量。幸而，工夫最怕心机磨，从2008年秋冬动手，几度寒暑，也不知穷经几许，只晓得脑汁绞尽了，便向国家图书馆和各级图书馆的书山问路；山重水覆时，就从国内国外众多专家处学海寻舟，幸得各方朋友鼎力相助，书稿总算逐页逐页地慢慢摞了起来，终在2011年春天修成了一卷新创作、两卷增订版共三卷文稿，不负当日定下的目标。

不过，书成之日却又有一番踌躇。须知该书一、二卷先前涉及之内容，国外只讲到苏联斯大林主政时期，国内只讲到五四运动和中共建党之前。若从这两条线头续下去，国外需要把20世纪至今民主社会主义、欧洲共产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几大流派一一讲清楚，才能续完；而国内除了讲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中共建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过程，还要讲述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一直讲到改革开放的今天，才算完整。这样说来，内涵之丰断非只加一卷两卷便可以承载得下，工程之巨也不是写作三年五年就可以完成得了。那么，新写作的这一卷连同增订的第一卷、第二卷，究竟该在什么时候推出才算合适，就成了摆在笔者面前的难题。

无巧不成书的是，当笔者完成了第三卷的写作和正在对第一、二卷修改增订之际，时光将要跨进2011年。翻开日历浏览，发现“2011年”确实是个不平凡之年。无论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在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这个年份都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在中国，它是推翻数千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纪念年，又是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的纪念年；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今年正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思想正式传人中国100周年，再过五年，还是对人类命运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主义思想诞生500周年的重大纪念日子。作品若能于此际出版，也可算是适逢其会了。想到这里，笔者拿定主意，收拾整理书稿交付出版社。

正是：

川流不息五百年，

千回百转总向前。

长卷记下不凡事，

付与相知品苦甘。

以上为本书第一、二、三卷此次面世的缘起，下面请看正文。

本卷仍采用中国传统文学章回演义的体裁，但内容则从前两卷以社会主义思想史为主线，调整为将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史、社会主义运动史、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的有关内容熔于一炉，使之更为丰富生动，也更为广阔深刻。

在时间跨度上，本书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起点，至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把这段时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与中国国情相结合，逐步形成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以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作了细致的描述。尤其是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和革命实践相结合，创立了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思想在内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指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开始了走向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实践，努力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段历史，试图进行系统的回顾与思考，冷静客观地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以求实事求是、正本清源、以史为鉴、资政育人。

笔者之所以把四史融为一体，是因为这四史本身就密不可分。思想源于实践，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发展。社会主义思想一旦成为社会实践，便无法与社会主义运动分离，它必然要以社会主义运动作为载体和实现形式。反过来，社会主义运动也必然要在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离开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实在难以说清楚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也难以对其作出评估。而且，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和必经阶段，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发展方向和必然结果，两者前后相继和互相贯通，是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特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既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和实践者，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初步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和创新发展，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酝酿生成及铺开实践，都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成长紧密相随、连为一体。一部中共党史，其实就是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及运动在中国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只有把四史合一，才能写得清楚，说得明白。

既言述史，反映中国近现代这一段波澜壮阔而又跌宕起伏的历史，笔者力求遵循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原则，秉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自己良知负责的态度。

为此，笔者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一是力求尽可能广泛充分地收集研究相关的理论著作和史书资料。从2008年10月始连续两年多，笔者既“躲进小楼(房)成一统”，每天上下午均“躲”在国家图书馆一房间内，查阅资料，潜心研究，查找、复印了几百万字的资料，阅读了有关书籍及论文史料等约三四千万字，写下了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及摘录；又踏破铁鞋觅芳踪，先后到了上海、浙江、江西、福建、陕西、宁夏、甘肃、四川、安徽、河北等省的革命老区和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地及重要人物活动的地方，白天实地察看、收集资料，晚上请教当地的老前辈和专家学者或整理笔记，收获甚丰；笔者曾在广东、湖南、山西工作生活，对三地历史相对熟悉，也积存了一些资料。这些都为写作奠定了较为厚实的基础。

二是在认真阅研有关著作、文献史料和学习借鉴国内理论界及史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来的感悟和思考，从中汲取智慧和营养，并力求对史料和前人著述读出新意，对本书所要介绍的主要人物、重要思想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评述，道出自己深思熟虑的认识和见解。务求不囫囵吞枣，不人云亦云，更不去说对不起百姓、经不起历史检验的虚假之言。

三是尽心尽力，不敢懈怠。2008年10月至2009年6月九个月里，笔者潜心在国家图书馆、广东中山图书馆等处收集、阅读书刊资料，拟定写作提纲；2009年7月至次年5月拟出初稿，送请三十多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四史领域的资深专家以及老一辈革命家、思想家的后人亲属等征询意见，听取各方意见后对原稿修改了三遍。

以上三点，虽在写作中勉力而为，但因受本人的思想水平、认知能力、理论和文字修养、所能接触和了解到的史料以及其他因素的局限，奉献给读者的这本小书离初衷和本意尚有不小的距离，恳切期望得到专家和读者们的批评指教。

感谢众多的老前辈、专家学者和各地朋友对我写作本书给予的鼓励和支持，感谢他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和意见。

感谢国家图书馆和广东中山图书馆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两年多来为我的读书和写作提供了良好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服务，协助我查找图书资料，帮助打印书稿。感谢国家图书馆和国家博物馆为本书提供了历史照片。

感谢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广东省出版集团和广东教育出版社的领导对本书出版的关心和支持，同时也感谢责任编辑黄红丽和校对人员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国家画院一级画家申少君为本书设计了封面。

于幼军

2010年12月26日于北京国家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