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洪门与辛亥革命》广泛收集资料,精心梳理,把南洋和北美这两处洪门最为集中的海外空间纳入一个叙说体系中,并介绍大洋洲、非洲地区洪门人士对革命的贡献,从而全景式地向读者讲述海外洪门与辛亥革命的密切关系。对于辛亥革命后海外洪门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也加以充分关注。
《外一种:辛亥革命时期洪门人物传稿》从洪门人物的角度,叙述了孙中山、黄三德、司徒美堂、焦达峰、井勿幕等50多个洪门人物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客观评价了他们的历史功过,分则为一个个洪门人物传记,合则为一部色彩斑斓的“洪门与辛亥革命”关系史画卷,有多层面、多角度透视辛亥革命的意义。
由孙昉、刘旭华编写的这本《海外洪门与辛亥革命(外一种:辛亥革命时期洪门人物传稿)》就是将这两本书合二为一。
《海外洪门与辛亥革命(外一种:辛亥革命时期洪门人物传稿)》包括《海外洪门与辛亥革命》和《外一种:辛亥革命时期洪门人物传稿》两部分内容。
其中,《海外洪门与辛亥革命》从海外洪门的起源、分布和复杂的内部关系谈起,接着论述在保皇和革命之间,海外洪门立场的选择。自孙中山加入致公堂任洪棍之后,海外洪门组织汇入共和革命的大潮中,不仅在经费、军火、人员上有力支持国内革命,而且在组织结构上也深深影响了革命党人。兴中会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洪门色彩,同盟会与后来的中华革命党也借用了类似躯壳。本书全景式地向读者讲述海外洪门与辛亥革命的密切关系。对于辛亥革命后海外洪门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本书也加以充分关注,并进行思考。
《辛亥革命时期洪门人物传稿》收入孙中山、黄三德、司徒美堂、焦达峰、井勿幕等驰名于清末民初政治、军事、社会各界的洪门人物,他们或领导或直接参与了辛亥革命。对于这些人物,也许人们并不陌生,但往往忽略其洪门背景。本书将他们放置于清末民初的历史大背景下,从洪门人物的角度,展示一个个洪门人物—革命志士在辛亥革命时期复杂的社会政治活动,实为一部色彩斑斓的“洪门与辛亥革命”关系史画卷,可以多层面、多角度地透析辛亥革命之成与败。
《海外洪门与辛亥革命(外一种:辛亥革命时期洪门人物传稿)》由孙昉、刘旭华编写。
6.邓子瑜
邓子瑜,同治十二年(1873年)生于广东惠州归善(另有一种说法是博罗麻陂乡丰门村)。邓子瑜性任侠,喜结交,有“汉朝朱家、郭解的风格”,常与“其乡之秘密会党游”,是归善、博罗、惠阳等地三合会首领。邓子瑜对满清政府官场腐败、横征暴敛的社会现状极为反感,遂率领当地民众奋起反抗,遭清政府悬赏通缉,被迫离开家乡,赴香港、新加坡等地躲避。
1900年,邓子瑜奉孙中山命令,协助郑士良筹备惠州起义,主要负责联络归善、博罗、惠阳、河源等地会党力量。10月8日,郑士良领导的惠州起义爆发,邓子瑜立即率领会党响应,由于预订枪械未能及时运至,惠州起义先顺后挫,最终失败。清政府严密缉拿革命党人,邓子瑜化名朱民,与黄福、黄耀庭赴南洋新加坡避难。为谋生计,邓子瑜等人在当地牛车水大门九十五号开办“永新祥”旅馆,暗中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凡惠州所属各地赴南洋的革命同志,均视邓子瑜为“东道主”,热情招待。
1906年2月,孙中山在新加坡晚秋园成立同盟会分会,邓子瑜与黄耀庭、尤列等人率先加入。1907年初,孙中山决定在潮、惠两府同时举义,以分散清军兵力,他派许雪秋筹划潮州军事,派邓子瑜与余绍卿、黄耀庭到香港,经营惠州、阳春、阳江等地军事。余绍卿从香港机关部领取1500元,拟利用其为阳春、阳江地区会党首领的条件,回两阳筹划起义,结果杳无音讯。黄耀庭亦从冯自由处领取1200元活动经费,拟赴惠州经营起义,因听闻自己入境时已被香港警局盯上,此刻产生畏惧,匆忙返回新加坡。惟剩邓子瑜一人在港继续谋划惠州与两阳军事。按照孙中山先前指示,邓子瑜与许雪秋约期同时并举。此后,邓子瑜一方面利用自己三合会首领的身份,广泛联络归善、博罗等地会党头目,会党头目陈纯、林旺、孙稳等咸乐于效命;另一方面,邓子瑜通过在香港经营旅馆业的好友陈佐平、温子纯的介绍,与内地会党加强联络。
5月22日,许雪秋部属余通、余既成、陈涌波在潮州府饶平县黄冈誓师起义,义军与清军激战一夜,占领黄冈城。邓子瑜在香港闻讯,即向冯自由领取革命经费1200元,派会党领袖陈纯、林旺、孙稳在归善、博罗、龙门分三路起兵响应。由于博罗、龙门两地会党不易集中,只有归善一路可以举义。于是陈纯、林旺等会党首领召集归善地区会党数百人,于6月2日在距惠州二十里的七女湖举义,并发布起义檄文,称“洋洋中国,荡荡中华,千邦进贡,万国来朝。夷人占夺,此恨难消,招兵买马,脚踏花桥。木杨起义,剿绝番苗。军民人等,英雄尽招,正面天子,立转明朝”,号召广大民众发动起义,以剿灭洋人,恢复明朝。檄文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虽有一定的历史落后性,但由于义军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会党,因此这些内容是当时争取会党参加革命的最好武器。
义军首先攻破当地清军防营,杀哨弁数人,尽取枪械,随后又占领泰尾、杨村、八子爷、公庄、梁华等地,声威大震,各处会党纷纷归附,并积极准备向惠州、博罗进发。惠州知府陈兆堂急电开缺两广总督周馥,请求速派援军。惠州府县两城的商人也联名向广州营务处报急,称各地义军汇集,“数以千计,府城营勇,调遣四散,城内兵单,人心惶恐”,请求派营勇到城中驻守,安定人心。周馥得到消息后,先后抽调东路巡防营管带洪兆麟、李声振、吴鳌与中路巡防营管带钟子材率兵镇压,义军英勇善战,屡败清军,震惊省城。周馥复调水师提督李准率镇压黄冈起义的队伍,从汕头赶往惠州镇压起义。双方交战十余天,义军“来去飘忽”,使清军举无定旗,疲于奔命。同时,为支援义军,邓子瑜在香港购买大批弹药,准备亲自运往惠州。不久,黄冈起义失败,邓子瑜闻讯后,认为此时钦、廉等地尚未发动起义,惠州义军孤军奋战,饷械缺乏,难以取胜,遂令陈纯、林旺等人解散队伍,陈纯、林旺等会党领袖退回香港。 惠州七女湖起义失败之后,邓子瑜又从冯自由处领取800元,处理起义善后事宜。清政府加紧追缉革命党,开缺两广总督周馥致电外务部称:“查邓子瑜乃孙文党首,邓若留港,党伙均有所附,其为害实无异孙文。”希望由外务部出面与港英总督协商,引渡邓子瑜,港英政府依据伦敦殖民当局一贯的政策,不予干预,同时为避免意外事端,香港华民政务司勒令邓子瑜离境。邓子瑜遂再次前往新加坡,继续以开设客栈为生。此后,邓子瑜革命之志坚持不渝,不仅积极协助孙中山筹划国内起义,而且还帮助同盟会南洋支部在各埠建立分会组织。1907年和1908年,孙中山先后发动镇南关起义和云南河口起义,邓荫南奉孙中山命令,在南洋各地为革命募集了大量革命资金。
民国成立后,邓子瑜不慕名利,仍旧在新加坡经营旅馆,继续以经济支援孙中山革命活动。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建中华革命党,邓子瑜热情拥护,率先加入。1915年,袁世凯公开抛弃民国,准备称帝,孙中山对此极为愤慨,于1916年号召各地革命同志掀起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邓子瑜坚决支持孙中山,并为讨逆活动筹集大量经费。1917年,为反对段祺瑞政府解散国会、取消I临时约法,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发动第一次护法运动,邓子瑜从南洋返粤参加。1918年,邓子瑜被任命为广东海山盐场知事,因无法改变盐政腐败的现状,愤而辞职。1920年,为反对莫荣新破坏广东军政府,邓子瑜组织东江别动队,参加讨莫战争。1921年,陈炯明奉孙中山命令,肃清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邓子瑜参加此役。
此后,邓子瑜定居家乡,1928年病故,时年55岁。
P239-241
研究辛亥革命绕不开洪门人物
洪门系天地会的自称。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台湾林爽文起义被镇压后,清廷疯狂追查天地会源流,天地会被迫变更名称,如三合会、三点会等,四散蔓延,其余绪在长江川鄂地区与匪股性质的咽噜融合,形成哥老会。再往后,在太平天国时期,哥老会在湘军中蔓延,湘军裁撤后,哥老会遍撒种子于长江流域、西南与西北地区,又形成江湖会、洪江会、在园会、洪帮等种种名目,他们一般也以“洪门”自称。受天地会、哥老会以及传统的“异姓结拜”、“结会树党”习俗影响,近代还有种种名目的各式会党。故而,到清末的时候,天地会、哥老会和其他名目的会党组织,已经形成了一股足以挑战清廷权威的巨大洪流。
关于天地会的起源及其性质,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众说纷纭,大约有15种“起源”之说。其后,“天地会起源问题”集中于“乾隆二十六年说”和“康熙十三年说”两派。前者认为,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清代档案资料证明,天地会最早起自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由福建漳浦县洪二和尚即万提喜首创,这是一个破产劳动者实行生活互助的秘密结社,创会后,流传迅速——这一派主要依据的是清代档案资料,故又被称为“档案派”。后者主要依据天地会会内文件,认为福建万云龙等人在康熙十三年创立了天地会,创会宗旨是“反清复明”——他们主要依据会内文书推究,故被称为“索隐派”。
由于没有更多资料的支撑,目前关于天地会起源的这两派的争论处于胶着状态。本书无意于卷入其中,但我们认为,洪门“反清复明”思想原本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愈到后来愈为明确,尤其是在受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宣传发动的影响之下(“反清”色彩明确,“复明”色彩渐消,逐渐融入近代共和革命);由于洪门是封建社会衰败时期的产物,其本身既有反抗封建统治的一面,同时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缺点,这是民国初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洪门会党分道扬镳的根本原因;研究辛亥革命,“洪门”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问题,认真探讨辛亥革命时期的洪门人物,无疑可以为我们深入了解辛亥革命提供有益的帮助。
洪门会党是辛亥革命胜利的重要依靠力量。为了联络会党参加革命,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一方面广泛联络海内外洪门会党力量参加革命,另一方面,他们相继亲自加入洪门会党。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洪门会党在发动会众、筹集资金、发动起义等方面,为辛亥革命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本书以辛亥革命时期重要的洪门会党人物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他们一生事迹的追溯,以期能够客观认识洪门会党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功过。
必须说明的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洪门会党以“反清”宗旨为基础相结合,共同斗争,最终取得辛亥革命的胜利。由于会党的主要成分是下层社会中人,在单独一个团体活动时,尚有一定的规范,但在大范围的“革命斗争”中,其自由散漫、破坏有余而建设不足等缺点暴露无遗,加上他们只是革命者暂时的联合对象,历史功绩也因此被埋没,甚至抹杀。当今历史研究,讲究全面客观,完整再现。因而,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对历史研究的要求越来越高,对辛亥革命时期洪门历史与洪门人物进行重新探讨,便成为可能。本书的撰写,就是希望能以客观公正的态度,重新追忆这段历史,并作出对辛亥革命与洪门会党之间关系的合理阐释。
在晚清时期,青帮是一个与洪门(洪帮)并列的秘密结社,他们也与辛亥革命有着密切关系,由于书名主题的限制,我们无法全面展开,只是挑选其中数人,作为附录,以窥其与辛亥革命关系之一斑。
辛亥革命胜利至今已经整整100周年,海内外各界人士似乎都在某种神秘力量的驱动下,交口谈论,喜气洋洋,甚至大兴土木,大造舆论。在这股浪潮之中,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
1925年在美国旧金山成立的中国致公党起源于洪门,与辛亥革命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今天,中国致公党致力于联络海外华侨。在筹备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过程中,他们旗下的中国致公出版社与我不约而同地想到出版一套“洪门与辛亥革命”丛书,并得到了致公党中央领导的支持。2010年初,我与一批研究洪门会党问题的学者与致公出版社领导进行了具体商谈,最终决定出版“洪门与辛亥革命”丛书,由我负责主编,我自己还承担了其中的《辛亥革命时期洪门人物传稿》。
辛亥革命,那段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岁月,结束了中国漫长的封建专制统治,开启了中国近代民主政治的新时代,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历史总是由一个个鲜活人物的活动所组成,因此研究历史,我们无法回避历史人物,是他们在悠长的历史进程中拨动着旋律不一的时代音符。辛亥革命时期,历次反清斗争都与洪门会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对于这一时期洪门人物的研究将有助于更深刻地了解辛亥革命。在大众视野中,对辛亥革命历史人物的认识,更多地局限于阶级、政治与革命的话语,相对忽视了其中很多人的洪门身份考量。辛亥革命时期的洪门人物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本身就属于洪门中人,如郑士良、陈涌波、余通、沈荣卿等人;另一类,为了联合洪门会党,发动武装反清起义而后来加入者,如孙中山、陈少白、黄兴、井勿幕等人。
洪门会党自身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共同拥有的“反清”宗旨,使两者在辛亥革命时期互相支撑,联合奋斗。辛亥革命胜利后,由于洪门会党本身的成分复杂、纪律散漫等弱点,使其难以融入民主政治的轨道,甚至某些会党首领自视对革命有功,称霸一方,肆意破坏地方民主政权,因此受到当局的镇压,重新转入秘密发展状态。
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洪门人物,一方面,可以让我们对洪门会党的历史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也能在还原历史场景中,使人们对洪门会党的弱点有进一步的认识,并以此对以往一味强调会党“破坏性”、“落后性”的片面说法,给予公正的历史评判,进而对辛亥革命有更全面的认识。在辛亥革命发生100周年之际,本书的写作亦是以此为标准,严格要求,希望从叙述洪门历史人物的历史事实着手,客观评价辛亥革命时期洪门会党的功过是非。
青帮在19、20世纪之交是与洪门齐名的另外一个著名秘密结社,青帮人物以及加入其中的革命党人与辛亥革命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鉴于题目的限定,我们选取几个有代表性的青帮人物,作为附录,以窥其一斑。
本书涉及的人物,繁简不一,生熟不同。有些人物如孙中山、黄兴,大家比较熟悉,资料、成果都很多,我们撰写时,侧重于他们与洪门的关系。对于我们从以往成果中吸取的内容,谨向各位作者表示敬意。
本书由王志芳、刘平撰写正文部分,罗衍军撰写附录部分,刘平统稿。
由于时间紧迫,所涉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书中错误在所难免,其中涉及的问题由刘平负责。
刘 平
2011年5月8日于韩国高丽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