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海皆商机(温州人的创富史1978-2010)》是一部没有主角的草民史，虽然其间不乏草莽、打擦边球甚至原罪，但在这个民生力量与改革勇气喷涌的地方，创造出中国的经济奇迹。直到现在，这些令人心潮澎湃的瞬间还在延伸他的生命力，这正是温州经济史的价值所在。而幸运的我们，因为赶上了难得的历史机会，才得以见证、经历、研究、记录了温州这一段辉煌的历史……

在作者周德文细腻的文笔中，一幅广阔的温州商人创业史跃然纸上。

从鸡毛换糖、做小器件开始，温州人以“敢为天下先”的气势，迅速崛起为中国最具活力的商人群体。在复杂多变的商业环境中，他们不惧艰险，艰辛奋斗，使“温州商人”成为一个享誉世界的群体。

《四海皆商机(温州人的创富史1978-2010)》即描写了1978—2010年间，改革大潮涌起，温州商人崛起于草莽，成长于竞争风浪，而后搏击世界各地的创业史。数不清的温州商人，随着时代和世事的变迁而沉浮不定。

在《四海皆商机(温州人的创富史1978-2010)》作者周德文细腻的文笔中，一幅广阔的温州商人创业史跃然纸上。

序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过去

第一部分 开局(1978—1981)

 第一章 曙光乍现

初开的混沌

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

春水萌动

等来了政策

 第二章 一座城市的原罪

澎湃的八十年代

草莽峥嵘

漂 泊

定 调

金融“擦边球”

 第三章 光明行

阴与晴

包飞机的王均瑶

自食其力

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

山雨欲来

第二部分 升腾(1982—1985)

 第四章 冰火两重天

顶风上行

英雄辈出的年代

前仆后继

老书记袁芳烈

希望的雏形

 第五章 势不可挡的力量

转型年代

好气候

一个人的悲情韶华

资本博弈

 第六章 温州年

“温州模式”诞生记

温州脊梁

低 调

蚂蚁雄兵

第三部分 红与黑(1986—1990)

 第七章 金融大灾难

正 名

改革精神

“革命”的中心

误人雷区

清醒者

硬币的另一面

 第八章 夏天里的一把火

放纵的代价

知耻后勇

条条大道

逃不开的争议

杂乱乐章

 第九章 寒流

晴雨表

降 温

逆流中的世界

第十章柳市之殇

波 动

大浪淘沙

动荡与奇迹

第四部分 激荡(1991—1994)

 第十一章 走出去

天下瓯商

细节与洪流

寓 言

藏富于民

生产力

 第十二章 百舸争流

闯

心如潮涌

下海吧

新鲜事

悲喜交织

 第十三章 交锋

如同战役

反 攻

分水岭

旧大陆与新革命

第五部分 迷失(1995—1999)

 第十四章 正本清源

醒来

质变之路

焦急的变革者

痛并快乐着

 第十五章 未来去往何处

魅惑的迷雾

轮 回

品牌雏形

充满矛盾的舞台

 第十六章 岁月无声

大事件

同志仍需努力

祸福相倚

苦果的滋味

非凡年月

 第十七章 悲喜交织的故事

迈步从头越

“歌舞升平”

大局难料

小商品，大世界

人 局

 第十八章 时代的晚上

静水流深

梦想家

代言人

多事之秋

走向新时代

第六部分 奔流(2000—2005)

 第十九章 千禧年

遍地流金

居安思危

沧海横流

异想天开的温州人

反思

 第廿章 迷梦之巅

资本旋风

醉人的美景

炒家

隐喻下的另类

追梦的国度

 第廿一章 嬗变

嬗变的力量

终得春风来

做大做强

变化

 第廿二章 挣扎与伤痛

透支

凡人的江湖

年景难过

前进的动力

第七部分 陌生人(2006—2010)

 第廿三章 盛宴

惆怅的民企，火热的中国

思想变奏

一个世界，百万温商

 第廿四章 潮叩温州

血脉承袭

民族的还是世界的

再度狂飙

改革的乐章

 第廿五章 涅槃

最好的时光

考验

大悲大喜

过冬

定心丸

 第廿六章 大救赎

余澜未平

寂寥深深

不确定的未来

代后记 一些想要补充的话

有人说，温州民营经济的萌芽是一场意外，或者说是预料中的意外事件。当市场大闸被小心翼翼打开后，自由的水流渗透了进来，一切就已经变得不可逆转。所以，计划经济的裂缝萌生了温州私营经济最原始的市场主体：离土的农民、乡镇企业的分离人员和国营企业的退休人员。他们在时代的感召下，以懵懂的姿态，茫然或有意识地走上个体工商户的道路，积攒原始资本，为今后的从商之路埋下伏笔。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文章引发全国上下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争论。尽管如此，温州那些草根创业者们似乎根本不知道整个国家发生着怎样石破天惊的大事。不过，不知是否是历史的巧合，当“真理大讨论”逐渐走向高潮时，柳市最热闹的后街水果店中，悄然出现了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

柳市自古有经商传统，诸如前文所言的“大王”们无一例外来自温州柳市。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乐清有柳市、封市两镇。”柳市地处独龙岗，水边岸头杨柳成荫，镇上有武桥、龙首桥，两桥之间有一棵千年大柳树，如一团绿色的云，遮盖了一方天地。乡人多聚此树下交易经商，，年长日久，逐渐形成了固定的市场，从而成为自然集镇。

20世纪60年代末，柳市最好的劳动力，一天只能从生产大队挣到0.57元。最差的收入还不到4分钱。人人都清楚无误，不论做什么，活下去才是第一要务。由此，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毫不害羞地坐在马路边补鞋。不知不觉，一片民间创业汪洋中，泥瓦匠、木匠、弹棉花、补鞋等做劳力的群体竟然发展到10万人有余，简直蔚为壮观。

再后来，农民陈维松、陈庆瑶等兄弟11人，集资2200元，购置冲床、台钻等简易器材，创办五金电器制造厂，获利甚丰。终于，一笔天文数字——淮北矿务局汇给陈家兄弟厂35万元汇款，震惊了当地政府。投机倒把办公室强制该厂全体职工集中参加“学习班”，半警告半威胁地告诉：“赚1000元坏分子，赚5000元坐牢子，赚10000元杀头子。”学习班结束，陈家兄弟只得遣散人员，工厂也就倒闭了。时至今日，陈氏已为当地第一家族，但有关这段惊心动魄、事关生死的创业典故，连家族中的长者都渐渐淡忘了。

个体经商实在算不上是件体面的事情，相反只要在国营厂，无论什么样的职位，全家与有荣焉。时任柳市工商所所长的胡万昌有这样一段经历，他一天去国营商店买东西：

“饿了，有馒头吗？”

“没有！”

“这不是馒头吗？”

“这不是馒头是面包！”销售人员非常粗暴。

正是如此，当柳市第一家电器门市部在一片水果店的包围中出现时，就显得扎眼而突兀。负责人吴迎春，36岁。此后，以门市部结合家庭作坊，这种温州式“前店后厂”逐渐由1家增加到300多家，从业人员超过5万人。只是“八大王”事件后，它们一度元气大伤。

这些无依无靠的柳市个体户们势单力薄，委婉恳切。他们既刻意维持自己低微的尊严，又因面对悲怆的现实而选择低声下气；他们不遗余力地想尽办法追求温饱的生活，而环境的残酷总让其无奈。但是，他们要如蝼蚁般顽强地活下去。于是，大多数没有本钱的人选择了为五金电器业务跑供销：新华的郑元孟出身赤脚医生、天力管件的柳知春出身铁匠，均做过供销员。有统计数据称，今天绝大部分40岁以上的柳市老板都当过电器供销员。

不管怎样说，即使困难重重，1978年还应该算是柳市个体户的黄金时期。穷困的人们如同一夜之间确定了人生理想。偷鸡摸狗的不务正业者学会了扎花圈，爱赌博的混混也有模有样地做起了摆摊的买卖。“八大王”之一的刘大源记忆中，“柳市迎来了新中国成立后治安最好的三年”。可见，经济，这个日后被保守主义者一再指责为“导致道德下滑”的元凶，也是无形的道德规范者、社会秩序维持者。

当时，最热闹的前后市街，“八大王”彼此店铺相邻。而10多年后才声名鹊起的正泰南存辉这时刚辍学不久，正在“目录大王”叶建华的店门前练摊修鞋。

温州人头顶上，是国家即将掀起改革大潮的政策。遥远却也可及，不过需要时间的层层传递。可是，另一方面，倘若没有温州人被脚下诸多负面因素所激发的种种创业激情，单靠政策的渗透，温州经济不知要慢下来多少节拍。

卡尔·波普尔曾经讲过：“人们选择民主，并不是由于它的种种好处，而是为了避免暴政。”某种程度上也许可以这么说：温州人之所以选择民营经济，也绝非他们从一开始就辨析地看到了它的种种优劣，而是为了脱离贫困。这是一种无关乎理想的人性本能，是跳跃在温州经济躯体内最为朴素而核心的自由精神。

如果能对自己的人生重新规划，胡成中会选择读完初中、上高中、考名牌大学，用知识来改变命运。人生没有假设，少年失学的他只能眼看着同学们背着书包兴致勃勃地上学而心里阵阵难过。生活总是贫苦不堪，又怎么能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呢？对于饭都吃不饱的人来说，读书简直就是一种奢侈和浪费。穷则思变的冲动与遥不可及的大学梦无疑发生了不可扭转的冲突。

今天是残酷的，明天是残酷的，可后天是光明的。正是看到了未来的曙光，胡成中憧憬着自己走南闯北跑供销。愿望愈发强烈，带着姐姐给的200元钱，他平生第一次乘上了开往长沙的火车。

长沙郊区的乡村土路上，胡成中背着样品在泥泞中艰难跋涉。馒头和水背在身上，一般在村户家借宿，实在找不到住的地方，找个草垛也能过夜。

1978年年末，为了推销低压电器，胡成中已经在长沙郊区85个村子的抽水站间连续跑了十几天。远处驶来一辆拖拉机，他拼命追赶，可拖拉机还是驶了过去。他只能在寒冷中耐心等待搭乘下一辆车，载他到下一个推销地点。一天夜里9点，在公路上冒着刺骨寒风等了4个多小时，胡成中才吃力地爬上了路过的运煤车。此时，他心中唯一的心愿是能喝上一碗热开水，能在两块钱一夜的通铺上肆无忌惮地睡一觉。

这天，胡成中赚了100元。那年，中国农民的贫困线是年纯收入100元。13-16

“该典藏的正在坠落，该坠落的正绽放着荣光。”霍拉斯《诗艺》中的一句话或许可以成为温州民营经济过往境况的写照。

一

奔跑的年代，怀念历史是件艰难的事。

当从荒漠状态中惊醒过来的人们意气风发，勾勒气势磅礴的未来而陷入无言的兴奋之中时，往往会不自觉地忽略过往的阵痛。逝去的岁月顽强却脆弱，在微风中，传来它们时断时续的声音。历史的记忆，我们怎能轻易忘记。

一直以来，非常赞同和欣赏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若用先生的话来说，“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入到中国历史研究里去”。历史虽为过去时，但它也是现在时、将来时。它由活人创造，因而如何避免将历史静化、固化、标准化，势必成为我们完成写作力图规避的一个问题。

数十年如一日。一场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的改革变局浩浩荡荡。今天，历史把我们带到十字路口，我们看到了沉甸甸的变局：有超越、也有倒退，有疯狂的高潮、也有窒息的低谷；从万马齐喑到众生熙攘，从斗争哲学到和谐共存：从禁锢铁窗到破冰之旅，从单纯而虚妄的理想主义到复杂而务实的现实主义……

每个纷繁芜杂的事件，千头万绪。或巨大或细微的变革背后，都有一摞鲜活的或悲或喜的故事推动着历史的前行。这些跌宕起伏的历史叙事，不应该是岩石的挤压、权威者手中的面团、修炼的丹药，它只能是双脚站在现实土壤中的解读者尽量以客观、谨慎的视角诠释的时代痕迹。

二

叙事，空间上不一定要宏大，时间上不一定要绵长。每～次瞬间的闪亮，即使只进发于方寸之间，一样值得记载。有人说，时间像残忍的刷子，不显山不露水地抹去人们对琐碎历史的记忆，可总有几件事、几个人，顽强地占据着我们的思维一角。由此，温州顺理成章地成了我们想要表达的主题。

波里比阿在《罗马史》中曾谈到：“历史之特殊功用在于能使人明白某种政策或政见的成败原因。研习过去，则能使我们更谨慎、更大胆地面对现实。”自1978年，温州，这个土地贫瘠、面积狭小、位置偏隅的小城，以不容置疑的速度与力度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无限放大，在鲜有政策辐射的劣势中绝处逢生、平地而起。所以，探寻温州崛起的背后是否有种神秘力量的牵引与推动的大胆想法，刺激着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一场旷日已久的写作中去，并始终保持着创作的激情。

慢慢地，我们意识到，这股力量无他，皆来自民间草根——崛起于草根，游走于民间。他们脚踏实地，以朴实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有意或无意地推动商业的变迁，义无反顾地涌入创造气象万千的民间改革先行者的行列之中。

这是一群怎样的草根？他们的出生地，不是“地大物博”，巴掌大的地方既不能“靠山吃山”，也不能“靠海吃海”，唯一一条水路还是死路。而他们的发迹之路，似乎与“知识就是力量”背道而驰。大多数人都是泥腿子下海，与高学历、海归毫无瓜葛，商人的底色大都以“农民”、“小商小贩”渲染；政策撑起保护伞时，他们少受庇佑，往往被边缘化；急刹车时，他们则是风眼，承受着各方意识形态的压力，是所有口诛笔伐者的活靶子。然而，就是这群人，在巴掌大的温州，顶着“资源禀赋贫乏”的帽子，以彻底弱势的姿态，创造着财富神话，成为经济命题中的悖论。而一场理应自上而下的改革，在温州也自发演变成一出自下而上的、由无数个个人奋斗史所组成的空前宏大的经济运动。运动的关键词曾经一度很敏感也很“坠落”：私营经济。

一个爆发经济革命的时代，必然把人的潜能发挥到极致：最美好的和最丑陋的，最善良的和最卑鄙的，最伟大的和最平凡的，最富有生机的和最没有生命力的，最具价值的和最悖论的……以及介入是与非、左与右两极间的中间状态，都在沸腾的温州尽览无遗。历史在剑走偏锋的道标前徘徊。在苦难的磨砺与生存的压力下，人的爆发力总是相当惊人。短短30年，温州以独辟蹊径的行走模式凸显中国经济的创造性与原创性。

三

经济学家是这样诠释宏观环境的：“宏观就是这样，永远有人在悲观时更悲观，有人在狂热时更狂热，也有人冷眼看世界，更多人是墙头草——两边倒。”

这就是宏观的不可抗拒，任何波浪壮阔的序曲，都离不开大开大阖的时代撞击。温州经济的风生水起，只是滚滚中国经济洪流中的一支。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样的宏观背景，任何以区域起誓的经济理想只能胎死腹中。

1978年前的若干年或者数十年的厚积薄发，给了历史新的命题。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福祉，不再悬挂于计划体制，壅塞在意识形态里的水泥开始破裂，朝向世界的窗口徐徐打开。中国，开始向世界主流的轨道靠拢，直至今天以大国的身份崛起。个人权利得到自由的伸张，市场化让平凡人有了比以往空前的影响力。

市场大闸被小心翼翼地打开，自由的水流渗透了进来，一切变得不可逆转：计划经济的裂缝萌生了温州私营经济最原始的市场主体——他们在时代的感召下，以懵懂的姿态，茫然或有意识地走上个体工商户的道路，积攒原始资本，为今后的从商之路埋下伏笔。一批别无所有的温州人南存辉、王振滔、尤小平、邱光和、周成建、叶文贵、钱金波……因为无意间抓住了计划经济的软肋，随后快马扬鞭，一路奔跑。

后现代思想大师德里达说：“没有事件就没有历史和未来。”历史意味着什么？历史总是事件的历史，事件构成历史的本身。财富的迅速积累，让在角落里独自发力的温州人无端地卷入一场致命的风波。改革开放第四年的1982年，乍暖还寒。国务院两次发文：“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处于风尖浪口的温州个体户，逃的逃，被捕的被捕，一片七零八落。温州从此进入经济发展的低谷。

历史又总是在短暂性的撤退与超越中前进。时隔两年，大气候开始解冻，开放、蓬勃、昂扬向上成为主格调。1984年，因“投机倒把”罪名被长期关押而近乎绝望的郑元忠，得到人生的一次大赦——无罪释放。激动的他在出狱后径直去了镇工商所，细细研读解救他性命的一号文件。这份文件为他东山再起奠定了坚实的信心。也正是在这一年，日后统领中国电气行业的南存辉与胡成中在一间破屋子里建起了作坊式的求精开关厂，开始了艰难跋涉。

又过了两年，史无前例的金融大灾难，令温州陷入了危机的漩涡。本意良好的民间融资，由理智演变成疯狂的抬会风波，在政府谨慎的治理下逐渐平息。却未料，数年后，曾经风云一时的苏方中误入歧途，走上了非法融资的老路。千夫所指中，苏方中身陷囵国18年。

作为一个典型个案，温州发展的跌宕起伏，戏剧性地展现或者扩大了国家政策在历史的反复中对私营经济的鼓励与打压。尽管经历了“八大王事件”和“抬会风波”，温州的个体户和金融改革也得到了高层的认可，但也无法扭转调查组三下温州，对其私营经济的争议与存疑进行研究论证。

幸而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伸张，细化到温州是平等而融洽的从商环境的培育，这很大部分得益于温州官方的“异端”。袁烈芳、董朝才与刘锡荣等人的魄力在于敢于同温州的小商小贩坐在同一条板凳上，接受来自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屡屡拷问。即便如此，曾在1989年后跌入谷底的民营经济，在全面复苏之中，却碰上了柳市这样一个例外——温州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对假冒伪劣的围剿让柳市经历了一场切肤之痛。处于低潮期的柳市如何完成经济复兴的历史使命，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故事……

四

“眼睛远了，心走得很近很近；眼睛近了，心却走得很远很远。”历史不重复自身，却充满了平行线式的相似。在对其纵深的认识上，我们懂得了历史记忆，可缺乏一种向后展望的勇气与睿智。我们需要对历史的出入与穿透，温州民营经济的创业史则给我们提供了绝佳的案例。

这是一部没有主角的草民史，虽然其间不乏草莽、打擦边球甚至原罪，但在这个民生力量与改革勇气喷涌的地方，创造出中国的经济奇迹。直到现在，这些令人心潮澎湃的瞬间还在延伸他的生命力，这正是温州经济史的价值所在。而幸运的我们，因为赶上了难得的历史机会，才得以见证、经历、研究、记录了温州这一段辉煌的历史……

周德文 吴比

这是一本与市场妥协的作品。

历时三年，几乎耗尽了我们业余的一切时间。可当全书完稿时，我们尴尬地发现，现在还有多少人能静得下心来读完所有文字。于是，压缩成了我们不得不做的选择。我们删去了1979、1983、1988、1993、2003、2005年的一些章节，并将2009年与2010年合并在一起。

而如果说，书稿在1990年之前呈现出某些温州人个人奋斗兀自悲壮。那么，之后的篇章我们更愿意让读者看到没有刻意的主角，而是一组温商命运的群体雕塑。

我们最大程度地结合大时代的背景，同时并不想再用可观的文字去描述那些至今呼风唤雨在温州民营经济市场的风云人物。我们试图还原整体，去表现“草根”与“小人物”——这些最初主导我们写作的元素——以此，更具说服力地说明一座城市的崛起。

温州人从夜色中走来，在黎明前摇摆，最终万马奔腾。

他们的故事难以述说殆尽，本书的结稿也仅仅意味着一次历史求溯的暂时告一段落。而似乎本书之外才是他们的天地，但假若他们能从中得益一二，或许历史将是另一番面貌，这也是我们在“大救赎”一章中努力表达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