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大庆的献礼，特约集一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有研究的学者，编写了这部五卷达200余万字的《六十年国事纪要》奉献给社会。本书为该套书的其中一册。该书从文化方面回顾和总结了共和国所经历的一些大事要事，对于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智慧，进一步探索和把握建设自由繁荣、文明先进中国的规律，是十分必要和极为有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走过了60年伟大而艰辛的历程。作为与经济、政治三位一体的文化，同共和国一起经历着风风雨雨，一起冲破艰难险阻，胜利前进。回顾这段历史，我们的文化事业大约经历了这样几个阶段：布新除旧，步入正轨(1949-1955)；提出“双百”方针，出现初步繁荣(1956-1957年)；一波三折，艰难复苏(1957-1962)；再遭挫折，陷入低谷(1962-1966)；一片荒漠，偶露绿洲(1966-1976)；进入新时期，开创新局面(19766-1999)；步入新世纪，走向大繁荣(2000-2009)。

前言

第一章 解放区、国统区两支文艺大军的胜利会师——第一次全国文化会

第二章 文化大进军——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扫盲运动

第三章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第四章 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第五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46-1956)对旧教育的改革和新中国教育制度的建立

第六章 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和“红学”的发展

第七章 “胡风反革命集团”错案始末

第八章 吹响向科学进军的号角——1956年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第九章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形成过程的历史回顾

第十章 曲折和复苏——从“反右派”运动到调整时期的“双百”方针

第十一章 文字改革的重大举措——《汉字简化方案》和《汉语拼音方案》的颁布

第十二章 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1962年广州会议前后

第十三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文学艺术两个批示引发的错误批判

第十四章 高屋建瓴细致入微——周恩来领导我们创作演出《东方红》

第十五章 “两弹一星”诞生记

第十六章 两个中央文件的较量——《二月提纲》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产生的前前后后

第十七章 敌乎？友乎？——“周扬一案”处理始末

第十八章 当代中国文艺史上特殊的一页——1975年文艺调整述评

第十九章 评《水浒》运动的来龙去脉

第二十章 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第四次全国文代会

第二十一章 教育的春天——1977年推翻“两个估计”和恢复高考前后

第二十二章 新时期文艺思潮的演变

第二十三章 世界考古奇迹——从马王堆汉墓到秦始皇陵兵马俑

第二十四章 零的突破——中国体育运动巡礼

第二十五章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论

第二十六章 高瞻远瞩深切关怀——邓小平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第二十七章 跻身世界科技先进行列的宏伟蓝图——863科技规划的制订和实施

第二十八章 托起明天的太阳——希望工程实施纪实

第二十九章 时代主旋律的多彩乐章——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巡礼

第三十章 《当代中国》丛书编写出版纪实

第三十一章 科学规划为民生——义务教育在新中国的发展

第三十二章 天地问的艺术弧线——国家大剧院建设始末

第三十三章 让世界了解中国 让中国走向世界——2008年北京奥运会

1951年夏秋间至1952年冬，中共中央在全国知识分子中发动和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这一运动在当时是必要的，有成效的。它对于大多数知识分子“克服旧思想，接受新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获得“前进的方向和力量”，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运动中出现的某些问题，也为我们留下了值得重视和反思的教训。

毛泽东说：“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

1949年前后，新中国从旧有的文化教育机构中接收并安排工作的知识分子约有200万人。这些人大多有一技之长，有的还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知名度。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曾经支持或参加过民族民主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认同新社会、接受新思想表现出较高的热情；同时，由于旧社会和旧教育的影响，在他们许多人的思想意识中又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某些与新时代和新政权不太相容的思想观点、意识、工作作风及生活方式。

共和国成立伊始，百业待举，亟须各种合格的、受过系统训练的专业人才。为了“适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1949年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了“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政治教育”的政策。

1950年6月，中共七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党和政府“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的任务。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就是那些唯心论者，我们也有办法使他们不反对我们。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有些知识分子老了，七十几岁了，只要他们拥护党和人民政府，就把他们养起来。”

“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对待知识分子问题的基本方针。

周恩来现身说法，京津高校率先进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1951年暑假期间，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组织全校职员进行了以改造思想为目的的政治学习，然后根据这次学习的经验，提议把这种政治学习推广到全校教师中去。9月7日，马寅初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信说：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镇教务长等12位教授，响应周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们决定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武、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嘱代函请先生转达以上10位教师”。

接到这封信后，毛泽东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但表示他自己“不能去”。周恩来认为，既然要给北京大学讲，也就应该给其他大学讲。因此，他同教育部商量后，决定以北京大学为主，开一个报告会，把北京、天津地区其他大学的教师和学生代表请来一起参加。

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校教师学习会上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讲话，集中阐述了思想改造的必要性和长期性，号召广大知识分子认真学习，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身弱点，站到国家、民族和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做对新中国有贡献的知识分子。他在讲话中还说：“大家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改造自己。我想，凡是要求学习的人，都应该有这样一个起码的认识。当然，改造需要时间，一下子要求很高、很快，这是急躁的、不合乎实际的。应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拿我个人来说，参加五四运动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也是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改造。也许有的同志会说：你现在担任了政府的领导，还要学习和改造吗？是的，我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我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三十年来，我尽管参加了革命，也在某些时候和某些部门做了一些负责的工作，但也犯过很多的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态度和决心，即犯了错误，就检讨，认识错误的根源，在行动中改正错误。”最后，他鼓励大家：“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在座的同志多数在旧社会生活过较长时间，会带来很多旧的东西，要求一下子把旧的影响肃清，这是不可能的。只有在不断的斗争中，才能求得进步。”

周恩来的讲话坦诚、实在，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同时，教育部领导也认为，有必要在京津地区高等学校教师中同时进行改造思想的学习，并准备利用在北京、天津的经验，进一步在全国高等教育界普遍展开这一改造思想的学习运动。为了便于统一领导两市的运动，教育部成立了“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并在天津设立了“京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天津总分会”，各大学也成立了相应的学习委员会分会。这样，一场全国性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首先在京、津高校中拉开了帷幕。

思想改造运动的全面发动》》》》》》

1951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提出：“思想改造，首先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

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短评，题目是《认真展开高等学校教师中的思想改造学习运动》。短评把教师的思想改造视为“改革旧教育的重要前提之一”，认为高校教师的学习“必须把革命理论和学习者自己的思想意识密切联系起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避免教条式的空论和无目的的漫谈”。“新时代的大学教师，必须对于各种错误的或不正确的思想，进行严肃的、大胆的批判，必须一方面着重检讨自己，反对自满自负目无余子的态度；另一方面勇于互相批评，抛弃明哲保身的虚伪的客气。很明白，如果今天的大学教师们自己不能对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身体力行，以身作则，那么，怎么能希望他们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来训练青年的一代呢？”《人民日报》短评认为，“北京、天津各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对于全国高等学校，具有示范的作用。希望中央教育部能够把这次学习运动的经验，及时推广到全国高等学校中去”。

同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指出：“学校是培植干部和教育人民的重要机关，党和人民政府必须进行有系统的工作，以期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清除学校中的反动遗迹，使全国学校都逐步掌握在党的领导之下，并逐步取得与保持其革命的纯洁性。因此，必须立即开始准备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于一年至两年内，在所有大中小学的教职员中和高中学校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地进行初步的思想改造的工作，培养干部和积极分子，并在这些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专科学校以上(即大学一级)的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动分子。”

中共中央上述指示发出后，思想改造运动迅速在全国教育界全面展开。

……

P26-28

“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成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这是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讲过的一段话。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是指导中国走向自由繁荣、文明富强的理论纲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建设自由繁荣、文明富强的中国创造了前提。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基础上开始这个伟业，不是轻而易举的。6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被迫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和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在“边打、边稳、边建”方针的指导下，通过全面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个“四面八方”政策，迅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改革和建设的辉煌成就。由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人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得到了彻底解放，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高涨，到1956年，在整个社会没有受到严重震荡的情况下，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1953年开始的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在苏联的大力援助下，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有了良好的开端，在此基础上进而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科学、教育和卫生事业也都有了较快的发展，依靠自力更生，成功地制造出“两弹一星”；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在国际上，我们成功地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与遏制，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应有地位逐步为世界各国所承认。毋庸讳言，在1950年代中后期，出现过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急于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甚至急于向共产主义奔跑的现象；幻想用群众运动的方法，在经济建设上创造“大跃进”的奇迹，以在超短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还试图通过阶级斗争，限制“资产阶级权利”，来实现平等、公平的理想社会，结果导致了三年大饥荒；而十年“文化大革命”，更使中国社会陷入万马齐喑、百花凋零、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局面。

历经30年的艰难曲折，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逐步找到了为实现自由繁荣、文明先进这个崇高目标的具体途径，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就把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自由繁荣、文明先进的中国的目标具体化、规范化了。实践表明，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30年来，中国人民为实现自由繁荣、文明先进这一目标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依法治国初见成效，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整个社会的公民素质和文化水准也有了明显提高，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得到全面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当然，整体来说，中国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达到既定目标，还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努力。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全国人民正在为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而努力的时刻，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全方位回顾和总结共和国所经历的一些大事要事，对于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智慧，进一步探索和把握建设自由繁荣、文明先进中国的规律，是十分必要和极为有益的。为此，我们约集了一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有研究的学者，编写了这部五卷本达200余万字的《六十年国事纪要》奉献给社会，作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大庆的献礼。

林蕴晖

2009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