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不应该忘记，有些事应该知道！

大师不远，潜在民间！

当代最具学术原创力的两岸三地文化人群体亮相！

历时八载，深度采访追踪，珍贵史料首度面世！

褪去名人光环，亲述从平凡到卓越的奋斗历程和隐痛沧桑！

绘制独特名人谱系，追忆众多不为人知的文化高层秘密！

深厚人文情怀，浓浓文化底蕴，与文化名人亲密接触！

《穿越美与不美》(作者陈远)还原名人的“常人”本色，同时极具文化史料价值。

《穿越美与不美》(作者陈远)包括了李泽厚、许倬云、巫宁坤，陈之藩、蔡澜、葛兆光、李强、沈志华、徐城北、刘兵、莫励锋、杨义、朱正、李零、陈平原、李银河、梁治平、倪匡、王学泰等学者，是一幅详尽的当代文化学者地图，他们多经历过上山下乡，当过知青，又从社会动荡和底层中崛起，也有的青年时代负笈欧美，而后学术建树颇丰。《穿越美与不美》用出自这些名人自己嘴里的话，真实地讲述了他们曾经的理想追求、家国抱负，以及他们不为人知的内心隐情和创伤。本书还原名人的“常人”本色，同时极具文化史料价值。

自序

李泽厚：穿越美与不美

许倬云：平生所学未负师友

巫宁坤：与菲茨杰拉德有缘

陈之藩：半个民国人

倪匡：被一阵风改变的人生

蔡澜：邵逸夫先生教我做就做到最好

秦晖：与黑暗擦肩而过

何怀宏：在现代提问的传统读书人

陈子善：大好年华都编书

陈徒手：打捞旧人记忆

陈来：承接三四十年代的学术传统，

葛兆光：我和我们时代的思想史

蒋寅：三考南大，终入程门

杨奎松：半路出家

李强：在四中闹革命

赵汀阳：我是机器人

沈志华：从民间到体制

朱学勤：差点被偷走的前程

周桂钿：在工厂里讨论辩证法

徐城北：新时期的旧文人

刘兵：为保卫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战

李伯重：旧学家庭里成长的经济学家

莫砺锋：遇到程千帆先生是缘分

邵建：喝“狼奶”长大

王邦维：遇见季羡林先生是人生机缘

杨义：迟到的博士帽

朱正：《1957年的夏季》的曲折

温铁军：关键的两个“11年”

李零：在广阔天地读野书

谢泳：我在学院之外

王学泰：牢狱之灾有如传奇

丁东：民间思想的打捞者

陈平原：与王瑶先生一起“水深火热”

李银河：走上性学之路

梁治平：那段阳光灿烂的日子

我常常说我的经历非常简单，如果填表的话，两行就够了：1950年到1954年，在北京大学学习；1955年之后一直到现在，在中国社科院(当时还叫科学院)哲学所工作。

我刚到哲学所的时候，哲学所还在中关村，离北大很近，我偶尔到北大冯友兰先生那里去看他。当时我稿费很多，买了一台电动的唱片机，但是唱片很不容易找，我从冯先生那里借了很多唱片。后来“文革”开始，冯先生在学校里受到批判，哲学所已经从中关村搬到了城里，我和冯先生来往就少了，尽管中间也曾经去看过他几次。后来八十年代的时候冯先生给我写了一幅条幅，让宗璞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拿。不久之后冯先生就去世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我在“美学大讨论”之前已经成名。当时发表文章不像现在这么容易，“美学大讨论”之前我就发表了几篇文章。第一篇发表于1955年4月，内容是关于康有为的《大同书》，跟美学无关。一些老教授看了我的文章，都很吃惊，不知道这个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我现在看我50年前的文章，还感觉很欣慰，因为不管是内容，还是论断，还都是对的。我觉得学问上的事情，最重要的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一本书、一篇文章，轰动一时不算什么，如果过了二十年、五十年还有人看，还有人买，那才是值得高兴的事。开展“美学大讨论”的时候，我刚刚毕业。朱光潜发表了一篇自我批判的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后来周扬提出美学思想可以自由讨论，紧接着蔡仪就发表了一篇文章批判朱光潜，黄药眠也发表了文章。我很早就对美学比较感兴趣，所以也写了一篇，文章中一方面批评了朱光潜，另一方面也批评了蔡仪。朱光潜的文章大概是1956年下半年发表在《文艺报》上，我的文章是在1957年1月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当时正在提倡百家争鸣，所以美学讨论在当时非常热闹。之前我还曾经在《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上发表过其他方面的文章。当时国内能够发表学术文章的杂志只有《文史哲》和《新建设》，报纸则只有《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这种情况是现在无法想象的。

我关于美学讨论的文章发表不到半年，“反右”运动就开始了。不过我比较幸运，“反右”还没有开始，我就离开北京跟我们所里一些人到敦煌去考察壁画去了。当时敦煌的洞窟可以随便进，还不像现在管理得这么严格。当时常书鸿就在那里，不过我们没有什么接触。我的个性是不大跟人接触，尤其不会主动和人去接触，别人来找我，我也不会拒绝，但是我从来不主动去找别人，包括钱学森来看过我，我却从来没有去看过他。我从敦煌回到北京的时候，“反右”的高潮已经过去了。所里倒是也曾经调查我，问我在路上说过什么话。不过当时所里的右派比例已经超过了一般单位的右派比例，所以有人说我成了一个“漏网右派”，像当时我们所的贺麟，也是“漏网”的。

1957年12月，我和所里几十个人被下放到太行山区的元氏县去劳动，这些人大多数是右派。当时我在所里还算是业务尖子，本来可以不去的，但是因为我是“漏网右派”，所以也要下去改造思想。在那里主要就是劳动，连洗衣服的时间都紧张。而且又赶上1958年大跃进，整天都在干活儿。当时我记得经常搞“夜战”，“夜战”的时候，两三点钟就要起来，带上一张油布，那时没有塑料布。走到地里，把油布铺在地上睡觉，睡到天亮的时候起来干活，现在想起来很可笑。当时是讲“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所里的人分成几拨，住在老乡的家里，吃“派饭”，今天在这个老乡家吃，明天到那个老乡家里去吃。当时我正当年，肩上要担一百多斤的担子，所以每天都觉得很累。过年的时候，有家的人可以回北京过年，而我们那些单身汉则不让回来，虽然元氏离北京很近，但是就不能回来。 这次下放回来，紧接着又是下放。这次是在1960年，到山东。如果说第一次下放最深的印象是“累”，这一次就是“饿”了。每天只能吃到四个白薯，没有别的东西吃，饿得很厉害，全身都开始浮肿。当时老乡还有自留地，我们则是什么都没有。

我的生命中还有两次“四清”。“四清”和下放不同，下放主要是劳动，下放的人在别人看来都是犯了错误的，劳动是对你错误的惩罚。“四清”则不一样，下去“四清”的算是干部，下去清查地方干部的“四不清”。前后两次“四清”，大概也是两年。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在北京。当时有些人很狂热地卷了进去，我算是个“逍遥派”，看法虽然也有一些，但是没介入那些纷争。不过机关跟学校有很大不同，因为都是成年人，所以不像学校闹得那么厉害，虽然两派之间争得也很厉害。我们所里当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操纵整个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因为哲学所造反派的头儿和中央文革小组有直接联系，别的地方的造反派都是年轻人，我们所里的则都是老革命，跟康生有直接联系。我们所所谓的造反派其实也不过是跟中央文革小组有联系而已，在别的单位基本上算不上是真正的造反派，所以也引起了真正造反派的不满，就来造他们的反。当时很多人被揪斗了出来。像张闻天、何其芳等人。P5-7

在做民国文化名人之后口述史时，我的着眼点，其实是中国百年文化生态史，自然而然，那个系列做完一个阶段之后，我开始着意于当代文化人的生态。

早在2002年的时候，曾经和几位师友同赴太原，拜访谢泳等诸位学者，在太原我发现，高增德、谢泳、智效民等诸位前辈学人已经形成一个知识分子研究群体，他们有着大体相同的研究方向，不定期地会聚在一起彼此交流学问。尽管，这种“学术共同体”并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但是在客观上已经形成，这种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对于学者的成长无疑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

后来我开始做当代学术中坚系列时，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的。

本世纪刚刚过去十年，上个世纪的百年文化史是个热门的话题，百年学人的代际划分就是从这个热门话题中衍生出来的，李泽厚先生、许纪霖先生都曾经提出过。

在这一问题上，我遵循老师谢志浩先生的说法，把百年学人划分为五代：

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为第一代的代表，胡适、顾颉刚、金岳霖、冯友兰、陈寅恪为第二代之中坚，钱钟书、费孝通、季羡林、金克木为第三代之重镇，王元化、李泽厚为第四代之领袖，朱学勤、葛剑雄、杨义、陈来、秦晖、汪丁丁、梁治平……构成第五代之群像。

在当年((新京报》的报道中，我如是写到：在刚刚结束的“名人之后”系列中，主要侧重于百年学术的前三代学人，在即将拉开序幕的“学术中坚”系列中，将着重挖掘第五代学入(兼顾第四代)的掌故趣闻。

之前，谢志浩先生曾经梳理过一个当代学术地图的名单，此时，我在谢先生的基础上略作调整后开始按图索骥。

对于我来说，进行这项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谓拓荒，因为在当时，第五代学人很少有人在文章中写过自己的经历，也少有文献可以提供线索。

后来的寻访印证了我的判断，那些前辈学人更愿意跟我谈论学术，而不是个人经历。葛兆光先生就曾经诘问我：你做学术访谈，怎么总问些各时期的个人经历？

其实对我来说，我当然更希望和这些前辈学人在学问上请益。事后，回顾起来，我个人在学术上的成长，正是在这一时期和前辈学人谈论学术的过程中得到了迅速的积累。但是因为这一系列的设计初衷和文章凡例所限，我又不得不在他们的经历上穷迫猛打。

转益多师，对于我这样一个既非出身名校，又非科班训练的人来说，是这一阶段的意外收获。2001年底的全国作代会，我踟蹰在杨义先生的房间门前久久不敢敲门，因为感觉自己的积累无法与杨先生对话。但是到了2005年，我已经敢于坐在杨先生面前边抽烟边向杨先生请教学问了。

每每回想起那段时光，竟然会快乐地笑出声来。

尤其要感谢李泽厚先生和许倬云先生，两位前辈不仅在学术上多有提携，在生活上也有诸多指导。

感谢我过去的搭档郭延冰，书中的很多精彩照片出自他的快门。如今，他已经是京城最著名的摄影记者了。照片没有一一署名，不过读者仅凭精彩程度上来判断，就可以认出哪些是延冰拍的。

历史真是意味深长，在史学大家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康有为是三百年学术的终结式人物，但是到了20世纪，同样一个康有为又成了百年学术的开端。百年学术史，正是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