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玉洪编著的《传灯千载业 立雪几人同：陈寅恪和他的弟子》以师生关系为视角，力图挖掘和梳理世纪学人的学术传承，他们的学术成就则是作为背景知识，走马观花地浏览一下，不是本文探讨的主旨。

本书视角所向都是史学界的煌煌巨星，他们在有生之年都建立了别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功业。

《传灯千载业 立雪几人同：陈寅恪和他的弟子》由田玉洪编著。

《传灯千载业 立雪几人同：陈寅恪和他的弟子》穿透历史的烟尘，品味老一辈学人经历的苦辣酸咸和风风雨雨，通过对他们学术名山的追寻，再现他们在培育学术传人方面的学术领袖和精神贵族的地位，对于接续传统文化的流风遗韵，追寻前辈学人的学术功业，彰显先贤们的治学方法、道德品性和人格精神，揭示他们傲然立世的精神家园，展示师承关系和学术传统，再现一幅幅师友埙簏相应切磋学术的生动图景，为时代形容写照，兴来者可追之情，都不无裨益。

引言

第一章 簪缨大族多国士

 一、文化世家翰墨香

 二、圣籍神皋夜夜心

 三、负笈海外探骊珠

第二章 百年礼乐续河汾

 一、学院遂闻传绝业

 二、名园合与寄吟身

 三、漂泊西南天地间

 四、辽海传经非左计

 五、大患分明有此身

 六、旧地重游倍伤神

 七、康乐园里“小阳春”

 八、留命任教遭白眼

第三章 心志术业浑然通

 一、炼石补天忙如许

 二、疏属汾南敢追攀

第四章 一生负气成今日

 一、不采蘋花即自由

 二、斯文自有千秋业

第五章 弟子门人众生像

 一、落荷相依满横塘

 二、历史的追问

第六章 书生都有嶙蹭骨（刘节）

 一、问学国学研究院

 二、半生术业傲学林

 三、一士谔谔能直语

 四、浓浓的尊师情结

 五、有其师必有其徒

 六、回首那堪已百年

第七章 藏山托付不须辞（蒋天枢）

 一、古丰学子

 二、授受有源的治学法门

 三、古风洋溢的君子

 四、相知相契师徒情

 五、藏山托付不须辞

 六、不辱师命

第八章 悲情苦寒－学人（汪篯）

 一、登堂入室的弟子

 二、建国初期的汪篯

 三、岭南请恩师

 四、挥泪逐爱徒

 五、汪篯之死

第九章 与你金针开生面（周一良）

 一、京华求学业

 二、师承陈寅恪

 三、清华再聚首

 四、渐行渐远难追寻

 五、向陈先生请罪

 六、“各行各业的小伙计”

 七、毕竟是书生

第十章 片片浮云遮望眼（金应熙）

 一、天分极高的学人

 二、拜师陈氏门下

 三、挥笔批恩师

 四、寒光灼灼的双刃剑

 五、杂家金应熙

 六、版本不同的金应熙

第十一章 承续学术支脉的徐高阮

附录：

陈寅恪生平及学术行年

参考书目

后记

一、炼石补天忙如许

还是年少贵胄公子之时，陈寅恪就对明末清初“易堂九子”的人生行藏倾慕不已。明朝末年，正是朝代鼎革刀兵四起的纷乱之世，魏际瑞、魏禧、魏礼、彭士望、林时益、李腾蛟、丘维屏、曾灿、彭任等九位学者抛开世间俗务，在江西宁都县翠微峰从容聚徒讲学，提倡古文实学，潜心学术，匡正世风，世称“易堂九子”。隋朝大儒王通（文中子）也曾在乾坤转移之际，婉言谢绝了权臣杨素出山为宦的邀请，开门授徒于河汾之间，以著书立说传道解惑为人生之乐，门下弟子多达千人，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薛收、温大雅等唐初功臣皆出其门下，时称“河汾门下”。这些文化巨子在传承文化圣火，延续学术血脉、拯救中华文化方面，可谓厥功甚伟。授徒河汾一直是传统士人的人生理想。怀有“辛有之忧”的陈寅恪也有着追步先贤，以文化自肩，河汾自承之情，怀抱着“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的人生理想，幻想有朝一日也能像先贤那样，避开纷扰不已的乱世，寻觅一方净土，坚守民间人师岗位，广招门徒，传播文化圣火。

陈寅恪的一生是在讲学授徒中度过的，其学术名山的构架也是在授徒过程中完成的。教坛布道与陈寅恪的人生志趣暗合。这位站立在时代文化转型的风云中直面人生苦难的大学者，以“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精神，以吞吐中西的胸襟气度和戛戛独造的胆识，开始了为中国文化立心的学术历程。与其他学人不同的是，对陈寅恪来说，授课如同治学，治学如同授课，教学与研究密切配合，可谓独标一帜，别出一途，授课的过程也是他进行学术研究并把研究心得公之于众的过程，二者并驾齐驱，相通相济，水乳交融，不可分离。所以说透视其授课的特点，是了解其学术名山的一条路径。正如余英时把陈寅恪的学术轨迹划为三段一样，陈寅恪的授学特色也有三次大的调整，也可称之为“三变”。第一变是从事“殊族之文，塞外之史”的教学，时间段从1926年担任国学研究院导师开始，到国学研究院结束，再到他在大学历史系授课时，因已经开始了向中古史领域转移，这种课程数量逐渐削弱，已经不是他的重点科目，不过佛经翻译文学课一直延伸到1946年为止，他才不再开设。

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中，王国维、梁启超成绩卓著当时已经广为人知，陈寅恪和赵元任则属于潜在的大师，有一定的知名度但代表性的著作还没有问世。他们四位都站在当时学术的最前沿，是真正的一线学人。研究院先后聘任的李济、马衡、林宰平等讲师，也都是一时的积学之士。王国维辞世、梁启超去职以后，陈寅恪建议校方聘请的导师是章太炎、罗振玉，也都是当时的大师级人物，可惜他们没有应聘。研究院的几位教授和讲师在普通演讲里讲授的都是当时最前沿的学问，如王国维的“古史新证”、梁启超的学术文化史、陈寅恪以比较语言学来证史、赵元任的描写语言学都是非常崭新而且精深的。客观地说，研究院的学生虽然根底深厚，但他们以前的知识结构与导师们的学问要想顺利衔接起来也绝非易事，尤其是陈寅恪与赵元任的学问属于新的领域，听讲的学生们常感到十分费力。

陈寅恪的学科指导范围广博，向学子们展示的是当时世界学术界最新的学术领域，是他多年海外苦读而获取的真经绝学，有着开阔的学术视野。他倾其所学，以女娲炼石补天的精神，力图在佛经、西北边疆民族语言文字及古籍和出土文物等学术领域播下火种，培养一批人才，在中国开辟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并能在东方语言学领域取得与西方学界对话乃至争衡竞胜的资格和能力，恢复中国学术文化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至少应与国际学术巨匠所引导的有关东方学的主流能够并驾齐驱，展示了陈寅恪雄心万丈的学术和文化抱负。所以他所担任的专修学科与外国语言结合比较紧密，要求掌握的外语程度很高，如佛经译文比较研究、东方语言学等专业要求报考的学生懂四门外语，西人之东方学要求懂三门外语，而当时报考的学生中，除了国学有一定的功底外，会两门以上外语的已是凤毛麟角，懂外语而又醉心国学的人更是难得，所以一方面研究院的学生对陈寅恪的学问敬佩有加，一方面却无人敢投考他的门下，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悲哀。

研究院的制度是分科不分系，以教授个人为主，仿书院制度，期于在教授与学生的密切接触中使学生掌握治学方法，受导师的人格熏陶，短期内确有所获。研究院的章程规定：“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方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教授所担任指导学科范围，由各教授自定，俾可出其平生治学之心得，就其最专精之科目，自由讲授……教授与专从本人请业之学员，应订定时间，常与接谈，考询成绩，指示方法及应读书籍。”从研究院的章程规定来看，导师与学员之间的学业师承关系是十分紧密的，导师讲授其平生专精之学，学员则承受导师学术衣钵，目的是培养他们的学术传人，也就是造就几十个未来的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按照这种规定精神，与陈寅恪有学术渊源并能传承其衣钵的学子可谓少而又少，应该说此时陈寅恪门下可谓荒凉。

幸好陈寅恪还担任普通演讲课程，如“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梵文”等。这类课程按照研究院的规定，凡是研究院的学生，必须全部到场听授，所以不少学生选修了陈寅恪的课程。即便如此，也正因为他太预流世界学术的原因，他的一身绝学对学子们来说绝对是一个仰视的世界，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那么深奥，能够心领神会的人寥寥无几。研究院的学生蓝孟博对陈寅恪的课曾作如是评价：“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古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扎儿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是梵文，但要问其音，扣其意方始完全了解。”

P78-80

韩愈曾经说过，“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自孔夫子授学泮宫、传经布道以来，“人师”在学术圣火的传递中就确立了无可置疑的经典地位。“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许多宗师硕儒以传承文化圣火为己任，身披学术的华衮授学泮宫，开山立派，广收门人弟子，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口薅舌耕，循循善诱，立德立言，孜孜于真理的阐释、学术的昌明，苦心孤诣，殚精竭虑，开掘中华文化的神韵与灵根，把文化的火种撒遍天下。王陆经筵、河汾讲堂，成为学术发蒙的宣讲之坛；鹅湖鹿洞、岳麓石鼓，成为学子心仪的文教圣地。不少学界的硕彦鸿儒不仅是学术文化的播火者，也是文化智慧的创造者。他们十年面壁，耐寂寞而不热衷，处繁华而不没落，大智远引，穷精皓首，照清灯，握秃笔，潜心著述，行间烟霞，笔底风云，融思想之火花，倡一家之学说，为先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耗毕生心血打造气象恢弘的学术丰碑，一次又一次撞响了黄钟大吕。这种黄钟大吕之声犹如空谷足音，唤起一代又一代志士哲人对人文世界进行理性思索和无穷追问，从而在学术文化传承史上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傲峰相对的学术流派，构筑了一座又一座金碧辉煌的学术重镇，汇成了鸢飞鱼跃、生机盎然的人文世界。在他们理性之水的浇灌和信念之手的扶植之下，中华文明的智慧之树根深叶茂，亭亭如华盖，文化血脉得以周行上下，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历久弥新。

逝者如斯夫。鸦片战争后，东方传统政治在与西方的交锋中，处处落在下风，与中国传统社会同呼吸共命运的传统文化也同样受到西方文化的全面狙击，而内虚外感，纷至迭乘，如同丛病之躯，日益呈现出不可阻挡的颓势。随着西方学理大规模地输入以至于统摄人心，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也在逐渐失落。在这种煎熬中，既产生了“临阵摩挲圣贤书，大言移来卫社稷”的迂腐之士，把传统文化比做日月经天，江河行地，神圣不可侵犯；也出现了为西方学术思想所眩，从而倡导“全盘西化”的激烈先锋，把传统文化打入十八层地狱，弃之如敝履，视之如草芥。在古老的中华帝国上下，文化精英们或者感于时艰，或者敏于激愤，或者忧于存亡，纷纷攘攘一片，呈现出一幅天崩地解的百态图，构成了一种耐人寻看和品味的文化风景。

作为时代与社会的先觉者，知识精英们充分意识到自身在历史变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匡济天下、收拾河山的救世激情，施展才华和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巨大冲动，参与意识与主宰精神的喷涌，亡国灭种的阴影在心头的无限扩张而产生的焦躁不安，促使他们怀抱着铁肩担道义的文化使命，走出国门，饱览西方文化的风光胜景。读过线装书同时又喝过洋墨水的人生经历为他们构筑评点中西的知识结构提供了可能，西方先进学理的吸收使他们具备开阔的学术视野，新材料、新发现为他们的学术天地拓展了广阔的空间，而四分五裂、难定一尊的政治格局又为他们思想的放飞提供了辽阔的天空，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个光耀夺目的学术星座产生了，一路路实力雄厚的学术诸侯亮相了，一座座万人景仰的学术丰碑立起来，学术界跨入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的“文化昂进之时代”。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王国维、胡适、陈寅恪、汤用彤……一个个名重士林的学术大儒把中国学术的星空装点得五彩缤纷，云蒸霞蔚，壮观而又令人神往。

盛名之下，追随者众。犹如星光见之于皓月，每一颗学术巨星周围都环绕着众多的学术星座。他们按照地域、师承、学术源流形成不同的流派和分支，各门派之间门户分明，壁垒森严，为学论文之中各有成法，泾渭有别，表现出迥异的学术风貌，这就是所谓的“学术师承圈”。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等，都在中国学术界起到了“啸傲云山，招邀风月”的作用，带动了一大批学术传人，他们的治学家法、学术脉络乃至治学领域无不学有本源，师出名门，从此中国学坛上出现了一批把“先师王静安先生”、“我的老师胡适先生”等挂在嘴上的“先师派”。陈寅恪是旧中国史学界的“金字招牌”，“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他一生辗转授徒，杏坛传薪，桃李遍天下，在西北史地、蒙藏绝学、佛学义理、中古文史、敦煌学、突厥学等诸多学科都撒下了学术种子，留下了学术血脉，不少学人得到他的悉心点拨而成名成家。在陈寅恪的弟子群中，有的与他气类相通，相知相挈；有的老死不相往来，如履薄临深；既有像刘节教授那样，挺身而出以替老师挨批斗而感到自豪的，也有被陈寅恪处以破门之罚，逐出师门的。陈门师徒之间的恩恩怨怨，多源自政治风雨的吹打，尤其让人一咏三叹，心绪浩淼。“据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漫步在繁星点点的学术王国里，风风雨雨的人间万象最容易引发人们的万千感慨。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本书试图穿透历史的烟尘，品味老一辈学人经历的苦辣酸咸和风风雨雨，通过对他们学术名山的追寻，再现他们在培育学术传人方面的学术领袖和精神贵族的地位，对于接续传统文化的流风遗韵，追寻前辈学人的学术功业，彰显先贤们的治学方法、道德品性和人格精神，揭示他们傲然立世的精神家园，展示师承关系和学术传统，再现一幅幅师友埙篪相应切磋学术的生动图景，为时代形容写照，兴来者可追之情，都不无裨益。

王安石《读史》有言：“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当时黯路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本书视角所向都是史学界的煌煌巨星，他们在有生之年都建立了别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功业。由于作者水平眼界所限，一支秃笔难以达情画意，“丹青难写是精神，区区岂尽高贤意”，不当之处，只能就教于方家了。

还在2001年初冬时节，我的导师谢俊美先生就用电话通知我说，他准备主编一套丛书，名字定为《国学大师和他的弟子们》，并且指定我写陈寅恪这个人物，还说这个选题对于彰显老一辈学术大师的文化功业，再现他们在培育学术传人方面的学术领袖和精神贵族的地位，对于接续传统文化的流风遗韵，追寻先贤们的治学方法、道德品性和人格精神，揭示他们傲然立世的精神家园，梳理师承关系和学术传统，再现一幅幅师友埙篪相应切磋学术的生动图画，都很有裨益。在先生的鼓励下，我克服了畏难情绪，开始了资料的搜寻和撰写工作。同时把先生的原话几乎一字未遗地照录在引言和后记里，以为本文添色。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我常常被大师们以文化自肩，孜孜授学，传承学术的精神所感动。尤其是陈门师徒之间埙篪相应切磋学术的场景，经常使我想起我在谢先生门下求学问业时的日子。我随侍先生有年，先生常常在茶余饭后，同我娓娓谈起他在陈旭麓先生门下求学时，陈先生是如何在学业上奖掖他、生活上关心他的片段，言谈之间，使我强烈感觉到先生对授业恩师的无限景仰和思念之情。同时先生是20世纪60年代从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学生，老辈学人的流风遗韵他都有机缘接触过，所以先生在知人论世、为学论文上颇具老辈学人的风采，为人忠厚善良，刚直不阿，尤其对门人弟子关心有加，一派古风。这使我在撰写陈门师弟之间的桃李之情时，从来没有产生过陌生的感觉，因为谢先生就是这样对待学生的。至于该书能否达到先生的要求，则因为我功力不够，恐怕要让先生失望了。

本书以师生关系为视角，力图挖掘和梳理世纪学人的学术传承，他们的学术成就则是作为背景知识，走马观花地浏览一下，不是本文探讨的主旨。至于本文所牵扯到的先贤们，作为后生小子，仰之如高山北斗，更不敢有丝毫亵渎或者不尊之意，望各位贤者体察。当然文责自负的勇气还是有的。

本书的撰写，首先要感谢我的老师谢先生，先生在百忙之中，经常过问该文的写作进度，多次为我指点思路，同时抽出专门时间审阅文稿，一丝不苟，甚至连错别字也一一订正，使我既感且愧。该书在撰写过程中，也得益于诸多学友的启发和点拨。武警济南指挥学校图书馆庄青军馆长、孙华珍同志、徐良泰同志、吴先伟同志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资料帮助。

谨此一并致谢！

田玉洪

2003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