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天堂——西方人与中国的历史纠缠》，中国学者祝勇的文化随笔集，写中国历史上的西方人，马可·波罗、利玛窦、马戛尔尼、约瑟夫·洛克，祝勇考察这些西方人的同时，也着力于东方文明与地中海文明之间的互动。

《纸天堂——西方人与中国的历史纠缠》是作者祝勇的文化随笔新作。从马可波罗、利玛窦、马戛尔尼、呤利到洛克，这些怀揣各种目的来到中国的西方人身上，折射出西方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以及东西方历史文化的纠结。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即中国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史上几个具有特色的结点，反映了中国朝政、历史的变化。作者在这些随笔中给我们带来的，不是像元素周期表一样科学、完整的年表，而是带我们去倾听历史人物的呼告与呐喊，是两扇返回历史的门。作者注意到，“中国文明”与“地中海文明”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明之间的联系，有如阴阳两极，在“两极互动”中，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纸天堂——西方人与中国的历史纠缠》虽以随笔形式写成，但对历史的表述并不随意，作者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并作为引征，特别是在写“洛克”一章时，竟也沿当年洛克行走的路线，实地踏勘一番。

自序

马可·波罗：纸上的帝国

利玛窦：历史中的牺牲者

马戛尔尼：烟枪与火枪

呤唎：纸天堂

绿蒂：刀俎间的宝座

荣赫鹏：刀与佛

洛克：香巴拉使者

本书大事年表

如果我们打量蒙元时期的世界地图，我们会被这个蒙古帝国的疆域吓住。那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庞大帝国，最睿智的人也不知它的尽头在哪里。飞奔的骏马使蒙古人拥有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空间感，在他们的视野中，没有东南西北，而只有前方。1203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从一个很小的蒙古部落出发，开始他征服欧亚大陆的旅程。到1227年，只用二十多年时间，就建立了一个东起日本海，西至黑海的庞大帝国。《马可·波罗行纪》记载，成吉思汗的军队作战时，一路高唱蒙古长调，他们征服世界的伟业越是成功，他们离家的路就越远，于是，那些豪迈而忧伤的蒙古长调随同刀光剑影一道掠过欧亚大陆，并在一些地方落地生根，至今徘徊不去。一代天骄之后，蒙古风暴迅速扫荡了中亚、东亚、南亚、中东、东欧。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挥师西北，穿越高加索，横扫南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与乌克兰，并一路凯歌，挺进波兰、匈牙利，在一举歼灭德意志骑士团后，跨过冰封的多瑙河，占领萨格勒布，饮马亚得里亚海滨。1241年暮春的一个早晨，佩斯的居民一觉醒来，发现满世界都是蒙古骑兵，尘土蒙在他们脸上，像一个个麻木的陶俑，只有被热血所污的眼睛依然敏锐，警醒地观察周围。那是一个真正的华丽血时代，这个世界已然找不到任何一股力量能够阻挡蒙古人的马蹄，整个世界原来只为他们所设。

塞尔住苏丹凯哈武思二世将自己的肖像绘在一双鞋底上，献给旭烈兀——蒙哥汗和忽必烈汗两任大汗的弟弟，希望伟大的汗王能将他高贵的双脚踩在这个贱人的头上。他以这种卑贱的方式表明他的臣服。这是1258年2月，马可·波罗刚刚四岁，整个巴格达被烟火笼罩，持续十七天的血腥屠城之后，旭烈兀继续他征服新月地带的征程。

站在被征服者的立场上，蒙古人无疑是魔鬼。无须为他们的暴行辩护，也无须为他们的功勋津津乐道。公平地说，他们是～群兼具了勇士和魔鬼特质的人。梦想的成长首先要归功于敌人们鲜血的浇灌，弱肉强食的生存环境训练了他们的利爪与狼心。13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豪迈的世纪，一群群骑士聚集在大汗的旗帜下高歌猛进——在他们眼中，整个时代宛如一场声势浩大的集体狂欢；同时，也是最黑暗的世纪——这个世纪里，大陆正变成一个望不到边的超级墓场，弥漫着死尸的腐烂气息。群马奔腾之后，便是可怕的寂静，浑圆的月亮悬挂在墓顶，墓上的清辉有如磷火的凝聚，被白色的雾气所缠绕，仿佛噩梦，挥之不去。

整个世界屏住气息，倾听蒙古人的长调。他们从长调中聆听到一种阴森恐怖的意味。但蒙古人不这样想，对他们来说，长调仿佛是一种启示，把灵魂向辽远的地方推去。每当长调在草原上回响，蒙古人的骨头里的血性就会被点燃，让人有飞升之感。多少年中，蒙古人就是吟唱着长调，纵马在昼夜间穿梭，远走天涯。农耕民族画地为牢，把世界分割成一个个各自独立的空间，而游牧民族却把它们全部串连起来。如果说农耕民族犹如固体，它的社会形态一成不变，彼此之间的联系也是物理性的，那么游牧民族就如同液体，形态不拘，四处漫溢，渗透到其他事物的内部，改变它们的形态——它与其他事物的联系是化学性的。但丁在他1310年完成的著作《论世界帝国》中大胆地表明，只有出现一个绝对的、权威的世界统治者，建立一个囊括四海的尘世帝国，才能协调不同人、不同民族的意志，谋取最大范围的和平。而在忽必烈手中，这样的设想已经实现。马可·波罗把忽必烈形容为人世间前所未有的最强大的统治者，对他充满崇敬和热爱，这是因为他没有经历过战争的血腥。和平，在战争的缝隙，在最广大的范围内降临了。那些被战争抹平的城市又一一再现，失散的亲人们重又聚集起来，死去的生活再度复活。基督教世界绝望地等待着蒙古人的致命打击，然而，令欧洲人惊异的是，那些血腥的屠杀发生之后，蒙古骑士就绝尘而去，再也没有回来，留给他们的，是历史的机会——西方人一千年来第一次可以自由地向东方旅行。蒙古人不仅把大地变成了墓地，同时把大地变成了道路——道路的意义，在于不受阻碍。在马可·波罗——准确地说，在忽必烈时代，从地中海到汗八里，一个妙龄少女顶着金盘子，穿越欧亚大陆，不会遭遇任何危险，这是欧洲流行的传说，也是那个时代的事实。如中世纪西方历史学家庄维尔(Jonville)所说：“大汗给人民以和平。”汤因比也曾在他著名的《历史研究》中赞叹：“忽必烈的帝国从中国延伸到黑海，在他的统治下，这片广袤的疆域处于前所未有的太平时代。”忽必烈以血腥的战争方式缔造了和平。这或许是历史的悖论，但它存在，罔顾所有的争议与评判。

连通东西方的大道已经铺就，只等第一个勇敢者的身影，耐心得就像等待一个婴儿的降临。马可·波罗勇气可嘉。他一脚踏进那深不可测的巨大国土，从大陆西端的一个点，前往大陆东端的另一个点，没有人知道，这条道路到底有多长，它是否会半路折断？当茫漠的戈壁一点点蚕食马可·波罗的梦想，他是否对自己的鲁莽感到后悔，对无休止的道路产生怨恨？在马可·波罗之前，传教士柏朗嘉宾曾经抱着走向地狱的决心走向东方：在一望无际的荒原上，他怀疑自己“不知道是走向死亡还是走向生活”，他到达了蒙古上都(和林)，但没有到达中原。但是，无论道路如何艰辛，有一点可以肯定——除非马可·波罗自己，没有人能够阻挡他的脚步，因为那条路上，已不再有战争和死亡。他手里握着大汗的金牌，是大汗赐予他的父亲尼可罗·波罗(Nicolas Polo)和叔父马飞阿·波罗(Matteo Polo)的，十年前，他们抵达了蒙古帝国的首都，受到大汗的隆重接待。此时，金牌是他们的护身符，保佑他们在大汗的土地上畅行无阻。

P5-9

惠特曼曾经说过一句话：只要适当说出事实，一切罗曼史立即黯然失色。正是这句话，为我多年的写作提供了方向，而我编辑生涯的1998年，对于我的写作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那一年，我开始编辑一套《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丛书。编这套丛书，使我认识到我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几乎为零，多年来接受的历史教育，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大而无当的框架和一些值得怀疑的结论，它既不负责提供细节，也不提供论证过程。历史只是一个年表，像元素周期表，科学、完整，却毫无感情，我们与历史的关系，只能建立在背诵之上，我们无法回到从前的某一个夜晚，倾听历史人物内心的呼告与呐喊。那么多的历史书籍看上去更像一个个的抽屉，有着结实的结构，但拉开它时，里面却是空的。而我们需要的，是门，但面对抽屉，我们找不到返回历史的路径。

在那套丛书里，那些闯入中国历史的西方人，包括旅行家、探险家、传教士、记者、外交官、商人等等，他们的书稿、信函、照片，勾勒出的却是和我们的记忆与想象大相径庭的历史图景。当我第一次借助他们的镜头看到梳着长辫的臣民在黑板上用圆规做几何题，晚清的帝国官员集会的会场上写着“立宪万岁”的大幅标语，才意识到历史原来是一条如此丰饶的河流，所有的事实都像今天一样的具体。自中世纪开始(自马可·波罗开始)，西方就有了对古老中国的叙事冲动，到19世纪，更形成强大的东方主义话语。无论这种东方主义是否定的、意识形态的东方主义，还是肯定的、乌托邦式的东方主义，他们的叙述都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中国。从那一天起，我就决定潜入那条丰沛蓬勃的历史河流。

我在那时意识到西方史料对于中国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并开始对海外汉学的研究投入特别的关注，尽管与许多学者相比，这只是一种迟到的觉悟。任何单一的视角都有限制性，而随着视角增多，事实也会变得立体和丰富。无论对于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如此。观察那些曾经介人中国历史的西方人的命运，梳理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进而在一个更大的视角上(也就是全球的视角)考察中国的历史，在纵向的线索之外，寻找横向的线索，这个愿望，在我的心中一路潜滋暗长。这是一种艰难的泅渡，需要跨越两种历史之间空旷的中间地带。我在访学美国时利用海外史料完成我的学术专著《反阅读：革命时期的身体史》，与麦克法夸尔、马若孟、史景迁等汉学家的交流，以及为中央电视台撰写一些有关中西文化交通的历史纪录片，如《1405，郑和下西洋》、《利玛窦：岩中花树》等，都是在完成这样的过程。

如同黄兴涛、杨念群在那套丛书的前言中所写，“中国融人世界是一个双向流动的过程”，但这个双向流动的过程，常常被人忽略。人们看到的是“中国文明”与“地中海文明”在各自孤立的前提下发生和发展，仿佛两棵相距遥远的树，他们看不到两棵树的根系在地下的隐秘连接，看不到汁液在根系内部的暗流涌动。在各种历史教科书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迥然分开，互无干系。实际上，这种条块分割式的历史叙述，使它们各自的完整性都受到了损害。“中国文明”与“地中海文明”确为两种性质不同的文明——“中国文明”的发生地，中为陆地，四周是海，中间实，四周虚，故而它的文明，是“聚拢型”的文明；“地中海文明”的发生地，中为海洋，四周是陆地，故而它的文明，是“发散型”的文明。然而，正是这一虚一实，构成了两种文明天然的联系，有学者比喻为阴阳两极，在“两极互动”中，像永不停歇的双桨，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古老中国的成长，这个有时疯狂、有时温顺的西方伙伴刚好起到了“他者”的作用，使中国在一种更大的、全球化的叙事中确立自我的身份，在戏剧化的接触中找到自身的位置。而在热衷于摄影、考察等实证方法的西方叙事中留存的数量庞大的历史证据，无疑会激发和唤醒已成逝水落花的历史记忆。

“9·11”以后，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全世界引起广泛共鸣，该理论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主要表现为文明的冲突，不同文明板块之间必然引发冲突。如果是这样，历史就是在向着一个万劫不复的终点冲刺。对此，我们有必要结合历史来重新思考。历史中，这种“文明的冲突”固然屡见不鲜，但并没有导致文明的死亡，相反，文明一次次地浴火重生。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都是在观察和借鉴对方的过程中，通过自我怀疑完成了自我超越。不同文明之间并非只有差异，它们的共同点，始终真实地存在着，比如，在世界“轴心时代”，“帝”、“天”、“道”作为早期中国相继出现的终极性词汇，在后世的文明建构中所起的作用，与基督教“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位一体性终极实在的功用极其相似。这些文化的特性，是人类的共同性所给予的。而人类的共同性，远远大于差异。如周宁所说：“超越东方主义的途径不是在二元对立的格局内，从一方转向另一方，从西方转向东方，而是采取一种强调同一与连续性的态度，强调世界历史发展中不同文明互动的关系，强调不同种族、文明之间的所谓‘跨文化空间’或‘跨文化公共空间’的发展动力，强调不同文明之间的分野(Demarcation)不仅是相互对立与排斥的过程，同时也是超越界限、互通有无、互渗融会的过程。”“中国文明”与“地中海文明”两种文明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两种文明互证的历史。也惟其如此，中西各自历史才能环环相扣地延续到今天而没有同归于尽，让我们在面对明天的时候感到的不是绝望而是希望，那些死去的每一天才能通过我敲动键盘的手和血流的节奏，回到了生者之中。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有幸列人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目，同时得到北京作家协会、美国柏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以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大力支持，汪家明先生和张荷女士都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在最后校阅这部书稿的日子里，北京在春天到达的时候居然下了一场久违的雪。看丽日下的雪景，回想多年来从事的自己喜爱的事情，内心感到澄明而温暖。

祝勇

2011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