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思想文化频繁交流的全球化时代，没有基本的西学知识，也不能真正懂得中华文化传统的精华，读一些西方哲学的书是青年学子的必修课，而且成为各种职业人继续教育的新时尚。中华书局的出版物对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和引领时代风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值得赞扬和支持。

这本《马克思(精)》(作者温迪·林恩·李)是该出版社出版的“最伟大的思想家”系列其中一册。

这本《马克思(精)》(作者温迪·林恩·李)是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的“最伟大的思想家”系列其中一册。

《马克思(精)》包括了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作为历史研究法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与对压迫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等内容。

序

1 人性／类存在物

类存在物

历史性和自由

宗教批判

分工

2 劳动和异化

资本主义商品交换

货币和分工

异化劳动

作为阉割的异化

异化，消费和家庭

作为卖淫的婚姻

3 作为历史研究法的辩证法

历史研究法

政治经济学

阶级斗争

再论主一奴关系

共产党宣言

4 共产主义革命

国家的消亡

共产党的使命

感性“人”的诞生

妇女的社会

继续革命

5 马克思主义与对压迫的批判

作为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

性别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批判

种族与革命

性的被放逐者

6 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

实践和“自然”

环境和革命

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参考书目

由此视角来看，关于精神一肉体的二元论观念根本就站不住脚了。因为，无论“精神”是在什么程度上被设想为非质料的、不可分的和不可毁灭的，它都只能自由飞翔于物质限度之内，物质决定了创造性劳动的可能性。换句话说，这种二元论不能满足使人的意识得到发展，或者，使人从非人的存在中区别出来成为可能的最小条件。因为这样一个二元论的“精神”不可能是任何东西：首先，因为唯物主义排除了非物质的现象和实体的存在；其次，因为意识是类的成员之间以及与他们的自然、社会和经济环境之间的物质关系发展的产物。

因此，由上所述，精神一肉体的二元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它在尚没有人能够存在的地方假设了一个(自我)意识，因而它也严重地将实践的产物和实现这种实践的条件混淆起来了。由于将意识自身误认为是使意识成为可能的劳动，二元论不能提供一种实现“生命过程”的通路，这种“生命过程”独特地决定了人类存在的特性。马克思写道，“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德意志意识形态》，47)。换句话说，意识是被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生产所决定的，即被“物质资料生产本身”所决定的，马克思认为，“物质资料生产本身”构成人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德意志意识形态》，48)

正是以这一方式，马克思将黑格尔自己嗜好的二元论“倒置过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73—193)。因为黑格尔坚持认为，只有通过意识对精神或者形而上的真理——黑格尔称其为“绝对”——的追求，对自由的探求才能得到实现，而马克思则表明，自由远不是一个给定的内在的“精神”，自由标识了一种实践的成就：

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德意志意识形态》，47)

换句话说，自由，不是从物质制约中的解放，而毋宁是对自我对象化的追求的自由；这种对象化体现在创造性的实践之中，而个体的历史性和人民的历史都发源于这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之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79—182)马克思认为，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12)。

由此看来，将生命的物质条件看作它的阻碍和限制的观点，是对生命的一种误解。因为“生命过程”是“有血有肉”的现象，它不仅涉及到人类存在与自然的交换，而且还涉及到人类个体成员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既不是机械的，也不是任意发生的；而是在一个人将自己认作普遍和自由的存在物的意义上，他们确定的一种物质的辩证的交换关系；人作为普遍的自由的存在物，他本身以对他人——他人自己的自我意识经历了一种类似的过程——的承认为中介。

尽管马克思本人关于这种关系的例子或许能够更有力地说明他在大英博物馆中写成的充满讥讽的孤愤之作，我还是要选择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在具体化了的辩证法中既能比喻地、也能实在地作很好的说明。成为一个母亲，不仅可以被描述为一个生产族类的生物过程，而且还可以被看作现象地或者经验地超越自我的过程，这个自我可以被看作一个为了与“母亲”的自我的概念合并的单纯实体。孩子自身可以被看作是物质的，是通过怀孕、分娩的痛苦和对子孙的持续依赖而发生的戏剧性的物理变化；但孩子还可以被辩证地看待，他是一个发生的自我意识的改变这样一种相对长久的现象；自我意识本身也注定要被克服，正如孩子最终要由于出生、成长和分居而被取代一样。P13-15

贺麟先生在抗战时期写道：“西洋哲学之传播到中国来，实在太晚！中国哲学界缺乏先知先觉人士及早认识西洋哲学的真面目，批评地介绍到中国来，这使得中国的学术文化实在吃亏不小。”贺麟先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大力引进西方哲学，解放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哲学”和“政治学”系列以翻译引进西方哲学名著为主。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联书店、上海译文出版社、华夏出版社等大力翻译出版现代西方哲学著作，这些译著改变了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知之甚少的局面。但也造成新的问题：西方哲学的译著即使被译为汉语，初学者也难以理解，或难以接受。王国维先生当年发现西方哲学中“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不少读者至今仍有这样体会。比如，有读者在网上说：“对于研究者来说，原著和已经成为经典的研究性著作应是最为着力的地方。但哲学也需要普及，这样的哲学普及著作对于像我这样的哲学爱好者和初学者都很有意义，起码可以避免误解，尤其是那种自以为是的误解。只是这样的书还太少，尤其是国内著作。”这些话表达出读者的迫切需求。

为了克服西方哲学的研究和普及之间隔阂，中华书局引进翻译了国际著名教育出版巨头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现为圣智学习集团)的“华兹华斯哲学家丛书”(Wadswonh Philosophers)。“华兹华斯”是高等教育教科书的系列丛书，门类齐全，“哲学家丛书”是“人文社会科学类”中“哲学系列”的一种，现已出版88本。这套丛书集学术性与普及性于一体，每本书作者都是研究其所论述的哲学家的著名学者，发表过专业性强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在为本丛书撰稿时以普及和入门为目的，用概要方式介绍哲学家主要思想，要言不烦，而不泛泛而谈，特点和要点突出，文字简明通俗，同时不失学术性，或评论其是非得失，或介绍哲学界的争议，每本书后还附有该哲学家著作和重要第二手研究著作的书目，供有兴趣读者作继续阅读之用。由于这些优点，这套丛书在国外是不可多得的哲学畅销书，不但是哲学教科书，而且是很多哲学业余爱好者的必读书。

“华兹华斯哲学家丛书”包括耶稣、佛陀等宗教创始人，以及沃斯通克拉夫特、艾茵·兰德等文学家，还包括老子、庄子等中国思想家。中华书局在这套丛书中精选出中国人亟需了解的主要西方哲学家，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梭罗和加缪等富有哲理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改名为“世界思想家译丛”翻译出版。中华书局一向以出版中国思想文化典籍享誉海内外，这次引进翻译这套西文丛书，具有融会中西思想的意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思想文化频繁交流的全球化时代，没有基本的西学知识，也不能真正懂得中华文化传统的精华，读一些西方哲学的书是青年学子的必修课，而且成为各种职业人继续教育的新时尚。中华书局的出版物对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和引领时代风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值得赞扬和支持。

张世英先生担任这套译丛的主编，他老当益壮，精神矍铄，认真负责地选译者，审译稿。张先生是我崇敬的前辈，多年聆听他的教导，这次与他的合作，更使我受益良多。这套丛书的各位译者都是学有专攻的知名学者或后起之秀，他们以深厚的学养和翻译经验为基础，翻译信实可靠，保持了原书详明要略、可读性强的特点。

本丛书45册分两辑出版后，得到读者好评。我看到这样一些网评：“简明、流畅、通俗、易懂，即使你没有系统学过哲学，也能读懂”；“本书的脉络非常清晰，是一本通俗的人门书籍”；“集文化普及和学术研究为一体”；“要在一百来页中介绍清楚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也只能是一种概述。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种概述很有意义，简单清晰的描述往往能解决很多阅读原著中出现的误解和迷惑”，等等。

这些评论让我感到欣慰，因为我深知哲学的普及读物比专业论著更难写。我在中学学几何时曾总结出这样的学习经验：不要满足于找到一道题的证明，而要找出步骤最少的证明，这才是最难、最有趣的智力训练。想不到学习哲学多年后也有了类似的学习经验：由简人繁易、化繁为简难。单从这一点看，柏拉图学园门楣上的题词“不懂几何者莫人此门”所言不虚。我先后撰写过十几本书，最厚的有80、90万字，但影响最大的只是两本30余万字的教科书。我主编过七八本书，最厚的有100多万字，但影响最大的是这套丛书中多种10万字左右的小册子。现在学术界以研究专著为学问，以随笔感想为时尚。我的理想是写学术性、有个性的教科书，用简明的思想、流畅的文字化解西方哲学著作繁琐晦涩的思想，同时保持其细致缜密的辨析和论证。为此，我最近提出了“中国大众的西方哲学”的主张。我自知“中国大众的西方哲学，现在还不是现实，而是一个实践的目标。本人实践的第一步是要用中文把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片段和观点讲得清楚明白”。欣闻中华书局要修订再版这套译丛，并改名为《最伟大的思想家》，每本书都是讲得清楚明白的思想家的深奥哲理。我相信这套丛书将更广泛地传播中国大众的西方哲学，使西方哲学融合在中国当代思想之中。

2013年10月于北京大学蓝旗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