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锡恩是了不起的。一个出生于贫寒农家的孩子,在几乎完全封闭的山野乡村,居然能顺利地走通科举之路,进入人才济济的翰林院,并且成为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周锡恩又是一个命运极坏的人。他的才情和他的厄运之间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他常常陷入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人事纠葛中,一个人被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情纠缠一次就已经够让人沮丧了,而他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纠缠,除了晚清黑暗的社会环境和他自身性格的缺陷,只能归咎于厄运了。陈春生、周国文编著的这本《晚近黄昏一片云--周锡恩传》能告诉故乡人,一个真实的、血肉丰满的周锡恩是个什么样的人。
周锡恩(1851—1900),湖北罗田人幼从学张之洞,才颖独拔,为张所器重。年届而立,中进士,充翰林院编修,与湖南才子张百熙齐名。在京期间,上奏变法,为朝廷所重。津浦、津沽铁路议兴,朝臣多主西人筑修,而周则言当筹资自建,得光绪帝“留心时务”之奖。出任浙江乡试副主考,因鲁迅祖父之科场舞弊案被牵连,竟坐是而贬居故里。家乡水患,周捐自家积谷几尽,呈请朝廷赈灾,亲自监工。后因在救灾中,未满足一些人的非分要求,竟为污吏所陷害而忧愤难平,不久染病而殁。
《晚近黄昏一片云--周锡恩传》考证详实,言必有据,分析和推测合理,破解了许多谜团,但在拨开迷雾的同时,周锡恩又给作者陈春生、周国文和读者留下了很多无法解释的困惑。在作者笔下,周锡恩的一生充满悲剧色彩,他的悲剧是命运悲剧、性格悲剧和社会悲剧的交织。
晚清名翰林周锡恩在故乡罗田被列为十大名人之一。
实际上,故乡罗田对这位名人研究并不多,《罗田县志》有周锡恩小传,但一些关键的细节语焉不详,读后有云山雾罩之感。而在周锡恩的故乡古羊山、石源河附近的山村里,经过一百多年时光的洗涤,周锡恩渐渐脱离了历史本身的真实,变成了民间传说中一个充满智慧的人物。
无论在已经泛黄的历史故纸堆里,还是在民间的传说中,周锡恩是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
光绪十六年庚寅二月三日(1890年2月21日),周锡恩决定将去世已经近一年的母亲安葬在石源河界河附近的椅形山。那是一个阴雨天,冷风吹拂,等一切仪式结束后,天又一次下起了绵绵细雨。对着空阔的山野,周锡恩决定将家从平湖祖居地古羊山鹰窠蛸搬到石源河。周锡恩是一个性子比较急的人,办事讲究效率,有了想法便开始行动,更何况搬家的念头一直萦绕在他心中。在挑选了几个地方之后,他选中了离周家坳、大周垮、周家冲都不太远的石源河边的月形山下。从光绪十七年(1891年)立秋开始,他一方面在黄州经古书院当山长,一方面操持着新家的建设。大约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年底,新家粗具规模,他将新居命名为“是园”,以表达自己毕生追求真理之志向。
这栋房子的主人成了石源河的一个传说,一个关于“学而优则仕”的传说,一个关于读书人时运不济的传说。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有关这个读书人的传说不断地涂抹上不同的色彩。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为了配合阶级斗争需要,这栋房子的主人被描画成一个恶霸地主。在一些故事中,他缠讼好斗,甚至还有人绘声绘色地说他欺男霸女。但周锡恩故事的色调无论怎样斑斓驳杂,有一点几乎是无法否认的:他天资聪颖,痴迷读书,凭借着过人的才气,十六岁就成了秀才,二十一岁以湖北优贡生的身份,参加北京的优拔贡生朝考,三十一岁考中进士并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三十四岁散馆后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他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别人读书看一行,他读书看七行,看过之后就全记在脑子里了”。“他反应敏捷,不管考什么样刁钻古怪的对联,他都能出口成章,应对自然,而且对联里,显示出他胸怀天下的大气魄”。①从懂事的时候开始,我不只一次听到人们以羡慕的口吻这样谈到他,而他凭借读书改变命运的故事,也让我心向往之。
仔细想来,周锡恩的人生历程,具备了一个完整励志故事的一切要素:出身寒微、聪明绝顶、潜心好学、名动京城。但另一方面,他不断经历着政治上的失意、同僚的讥谤,甚至还有亲族的构陷。更让人感觉诡异不解的是,与他跌宕起伏的政治生活相伴随的是家庭生活的变故,父母、妹妹、弟弟、大女儿、两个儿子在十多年时间里,相继因病离他而去,让他精神遭受一次次意外的打击。周锡恩的出色才华与悲剧性的个人命运构成强烈的反差,让一些了解他故事的人为他惋惜,也从他的故事中,看到命运的残酷无常。
“是园”离我家两里地。1975年,我十二岁升人石源河中学,直到初中毕业,每天上下学还能在什刹庙下首不远处见到周锡恩“是园”的遗迹。那时,整个“是园”只剩下最后一栋房子,孤零零地偎依在月形山下,房子是青砖上顶的那种,窗户做工非常精细,红褐色的原漆经历了八十多年的岁月,尽管有些暗淡,还能辨认出最初的色泽。这栋颓败的房子,在以土砖为主要房屋建筑材料的乡下,其雕梁画栋的样式,依然是那么别具一格,让人能想象出当年主人的气派。房子外边就是已经改道了的石源河,清澈的河水每天就从它身边流淌而过,曾经用来填充地基的杉木被河水冲刷出来,裸露在河床中,形成了一个小水潭。到了夏天,一些放牛的孩子,在水潭中捞鱼摸虾、游水嬉戏。走上河岸,眼前是一片空阔的田野,田埂间的沙地中,还保留着几棵桑树,那是周锡恩晚年“植桑近万株”留下的。和稻田相连接的是连绵起伏的七个小山头,这七个小山头曾被周锡恩诗意地想象成“七星拱月”,其上长满了松树、栗树和冬青树等,一年四季郁郁葱葱、生气勃勃。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知堂回忆录》中,读到周作人对光绪十九年(1893年)浙江科场舞弊案的大致勾勒。他想说明这场科场舞弊大案对周氏家族以及鲁迅未来人生的影响:
那年正值浙江举行乡试,正副主考都已发表,已经出京前来,正主考殷如璋可能是同年吧,同介孚公是相识的。亲友中有人出主意,招集几个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写了钱庄的期票,由介孚公去送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对于经手当另有酬报。介孚公便到苏州等待主考的到来,见过一面,随即差遣“二爷”(这是对跟班的尊称)徐福将信送去。那时恰巧副主考周锡恩正在正主考船上聊天,主考知趣,得信不立即拆看,那跟班乃乡下人,等得急了,便在外边叫喊,说:“银信为什么不给回条?”这件事便戳穿了。交给苏州府查办。知府王仁堪想要含糊了事,说犯人素有神经病,照例可以免罪。可是介孚公本人却不答应,公堂上振振有词,说他并不是神经病,历陈某科某人,都通关节中了举人,这并不算什么事,他只是照样的来一下罢了。事情弄的不可开交,只好依法办理。由浙江省主办,呈报刑部,请旨处分。P1-3
龙生氤氲,或跃在渊
——《晚近黄昏一片云——周锡恩传》序
古人云:“石韫玉而山晖,水怀珠而川媚。”山河形胜,才人欣然奔涌;天人交会,冥冥必生神异。唐人司空图与友书,言:“河汾蟠郁之气,宜继有人。”这一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地域文化学者,每为之所迷。考察名人事迹,观其生活境遇,试图从中寻觅成长的神秘因子,虽常无果而返,但丽山秀水,对一个人自幼美感的熏染、精神的昭示、智慧的开启,绝对隐然存在。
罗田山多水密。东北的大别山主峰之一——天堂寨,处于三县交界,镇守全地;境内水系发达,河汊密布,辽阔的天堂湖水域,群流汇凑。因山地纵横,故所产桑蚕、板栗、茯苓和甜柿,久负盛名,于民生良益,素享“淮右名区”之称誉。故自梁武帝普通四年(523年)建制以来,罗田人才代出,如王韶、何景明、万密斋、王葆心等,周锡恩为其中翘首,被列入本地十大名人之一。
时势变幻,白云苍狗。这位本县近代史上声名卓著的人物,辞世不过百余年,却已湮没不闻,桑梓晚生少有人知。基于此,陈春生、周国文两位学人,出于揄扬乡邦先贤热心,十年来多方收集资料,两度到传主家乡考察,并拜访其后代宗亲。其所作为,得县内众多达士襄助,创作《晚近黄昏一片云——周锡恩传》,以旌铭哲人,激励后辈。两作者其志可嘉,其情可佩。
周锡恩幼从学张之洞,才颖独拔。年届而立,中进士,充翰林院编修,与湖南才子张百熙齐名。在京期间,上奏变法,为朝廷所重。任陕西乡试副主考回京,值津浦、津沽铁路议兴,朝臣多主西人筑修,而周则言当筹资自建,深得光绪“留心时务”之奖。光绪十九年(1893年),出使浙江乡试副主考,上书朝廷,揭发主考受贿,反被对方所诬。上峰不明就里,周坐是而退居故里。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罗田水患,周捐家中积谷几尽,呈请朝廷赈灾,亲自监工,竟为污吏陷害。甲午战败,周于李莽岩组织团练以自保。后因救灾中,一些人非分要求未被满足而受诬,这让他忧愤难平。不三年,染病而殁。
伴随政治的迭遭挫败,周锡恩还屡受同僚讥谤和亲族构陷。不幸的是,父母、妹妹、弟弟、大女、两儿在十多年间,相继病逝。真可谓:天道无常妒高才,人心恶浊杀贤士。死后,周家人丁零落,门祚衰败。其所著作,在世时曾编为《传鲁堂集》出版。去世后,书信、寿序之类,多散于友好,多亏学生汤芗铭、王葆心裒集,编为《传鲁堂遗书》八册,今人才得以窥先贤用世之心。
纵观周锡恩的一生,其读书为官经历,起伏并不算太大,但三次受挫,使其仕途屡顿。其时,张之洞为政坛大佬,传主青年时受其掬爱,有知遇之恩,但因代众为其作寿文不慎,被政敌抓住把柄,结果弄得有口难言;张之洞因才华为慈禧所重,被目为后党,在帝后双方的对峙中,大理寺卿徐致祥参奏张之洞,而周因丁忧归京,与徐关系较密,故政敌曲意诬他起草奏折,这使张周关系雪上加霜。经两次风波,周锡恩为官境遇不佳,稍不注意,即沦为众矢之的。他虽才华过人,但因不懂官场潜规则,行事不免幼稚莽撞,为其后来的不顺,种下祸根。
周锡恩政途颠簸最大的,则是任浙江乡试副主考时,因朝官周福清贿赂主考官殷如璋,事败后周锡恩被无辜牵连,亦被参劾。这也是作者在传记中,最为用心写作的部分,因为凭此可突出晚清政坛公廉不分、邪恶横行,周锡恩举步维艰、动辄得咎的窘境。
在晚清案件中,此案并不昭著,但因周福清的孙辈,出了两个大文学家——周树人与周作人,故治近代史者,甚为关注其中的细节纠缠,引来不少人考证,作出种种解释。本书作者之一陈春生,少时习于周锡恩的传奇事迹,长大后,从周作人《知堂回忆录》首次得知福清案中的周锡恩被劾事。家乡的名翰林,因偶尔不慎,牵连到这场官司,他不禁发问:“周锡恩后来的命运如何呢?怎么仅仅因为在主考官的船上聊了一会儿天,就受到处分?处分的依据是什么呢?”凡此种种,激发了他澄清案由的兴趣。利用乡人之便,他在县档案馆查阅相关资料,参考民间传说,写下长篇论文《浙江科场舞弊案的重要人物周锡恩》。该文在《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5期发表后,竞得到日本信州大学教授、鲁迅研究专家松冈俊裕重视,作者信心大增。后来,他开始有意识地收集资料,想将周氏事迹予以发掘。为此,在2013年暑假,利用出差机会,到国家图书馆查阅周锡恩已刊的《传鲁堂遗书》。随着认识的深入,为其作传的念头,越来越强烈,而传记即以周福清科考舞弊案为“重心”,将周锡恩仕途在望之时,突遭重击的过程,和盘托出。
双周早年人生道路,极为接近:耕读之家,发愤自励,考取功名,进人仕途。相较而言,福清家族到他这一代,从农耕向官宦转变。他在朝日短,后放任地方知县,个性执拗,尖酸刻薄,终因“办事颟顸”(两江总督沈葆桢语),不为上司所喜,因“文理尚优”被贬为教谕。失望之余,福清捐了个内阁中书候补,多年后才授实缺。为了家族兴旺,他把目标转向后代。无奈儿子资质不济,乡试连连失利。得知光绪十九年(1893年)的恩科乡试主考为同年殷如璋,他就动了歪心思,结果被举报遭劾,处以斩监候。此案看似简单,但由于种种偶然因素交织,事后解释烦难。陈春生经仔细考证,相继纠正了朱正《周福清科场案述略》(《鲁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4期)、梁溪坐观老人《清代野记》(民国野乘搜辑社本)、高阳《鲁迅心头的烙痕》(台湾《中华日报》1978年9月1日)的史实错误,还参阅《罗田县志》、《传鲁堂遗书·奉座主赵次珊师书》,说明周锡恩无辜牵连的原因,从而得出结论:“周锡恩给人以怀疑的理由是:一、自己在场,没有及时制止投函人的行为。二、周锡恩和周福清是同宗,早在北京就认识,晚清社会官场非常重视老乡、师生、宗亲关系。信息不畅之时,人们不顾事实而依常情推测,结果三人言虎成虎了。”
不仅如此。为了纠正周作人《知堂回忆录》关于周锡恩记载的不实,作者引用光绪十九年九月初二、初四(1893年10月11日、13日)军机处上谕档中的两份档案,浙江巡抚崧骏的份奏折。最近,还写了近九千字的《周福清科场舞弊案的另一方》,对自己以前论文作进一步补充,形成强有力的证据链。最后,还把参与办理周福清案、与周锡恩交好的浙江按察使赵舒翘后来的悲惨结局,也一并指出。作者意在告诉人们:在封建时代,官场运营缺乏法制的约束,虽有监察御史机构,但官员的升迁黜罚,主要依赖皇帝的个人意旨,再加上官员关系的亲疏,庞大的官僚体系看似完整,而维系其体制的多是人为因素。要想对案件的处理公正,只能依赖偶尔几个清官,大多数情况下,廉污无统一标准,清浊也难以分辨。因此,在这样一个“黑暗王国”,周锡恩这城府不深、书生气十足的廉吏,虽跻身上层,而稍有不慎,就会身败名裂。这也许是两作者,写作这一地方名人传记的意义。
我本是北方人,因求学来到湖北黄石,曾有幸与陈春生同处一校。我们虽在异地生长,但性情比较接近,即多年的城市生活,尚未冲淡对家乡的依恋,这固然与安土重迁的传统有关,但对故乡的依恋也使我们在喧嚣纷扰中,保留一份精神的清纯。春生发愿写乡贤传,源于他对故土的难以割舍。他邀我作序。一开始,我极力推辞,因为我非有名望者,不足以当序主。但他“恩威并施”,我只好“举手求饶”——为了纪念同事之谊,也为了加强兄弟之情。
春生硕士学的外国文学,博士又转到中国现代文学,后来在四川大学从师冯宪光教授,以《瞿秋白与俄罗斯文学》为出站报告,走向中外文学的比较。他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视野,对于写作这部传记,极为有利,因为史传需要扎实的文献考释功夫和超逸传统的宏阔眼光。这是我所钦佩的,相信也是每个读到这一传记的人,所能感受到的。
当然,这一传记成此规模,也不能小觑合作者周国文。他生长于家乡,与春生兄有通家之谊,自幼一起读书,后来虽时有分离,但始终关系亲密。他熟谙周锡恩的掌故和传说,曾代春生兄接待日本研究周锡恩的友人,并撰写部分章节,对于写作的完成,帮助良多。这本书,也更加深了他们的兄弟情谊。
古羊氤氲毓灵气,石源迷潆养俊彦。若非陈周此义举,岂知罗田有大贤?
胡光波
2014年3月29日晚到31日草成
也许是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让我和周国文兄在年过半百时,有机会抽出一段时间与一百多年前的名翰林周锡恩进行思想交流。
真正了解周锡恩是进入石源河中学那年,那时候石源河公社三大队部分生产队与五大队合并,组建成新的合家畈大队。大队合并后,我们和原五大队周姓人家来往多了,听周锡恩的故事也就多了。这个人物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在民间传说中,他是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能的天才,在我的家乡至今还有人说,周锡恩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
1979年,我们七小队的一名高中毕业生,姓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要知道,刚刚从桎梏中解放出来并逐渐恢复活力的乡村,一个农家孩子能上重点大学,那是多么荣耀的事情啊。而那一年,我却名落孙山。有一天,我们几个小伙伴在石源河小溪中摸鱼,累了,在河堤的柳树下休息。一个小伙伴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你知道徐为什么会考上这么好的大学吗?因为他家现在的屋地基,是翰林周锡恩当年回家下轿落脚的地方!他能考上,就是沾了周锡恩的灵气。”
这个说辞让我颇感新奇,那时候周锡恩已经死去快八十年了,“文革”中不仅他的坟墓被毁,尸骨无存,而且还被戴上恶霸地主的帽子。但是,当人们从癫狂走向理性的时候,居然将美好梦想变成现实的缘由归结到周锡恩远逝灵魂的庇佑。足见作为读书人的周锡恩,是怎么样深刻地影响着家乡人的心灵世界和文化精神。后来我也考上了大学,毕业后,留在高校工作,经过努力,很顺利地在两所不同的大学里读完硕士、博士,甚至还到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后工作站工作了两年。我不知道是不是周锡恩的灵气给了我智慧和启迪。但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总感觉石源河、周翰林成为生活中抹不去的记忆‘。到了五十岁,故乡对于我来说显得更加重要,我常常梦里回到故乡,和朋友说到故乡,说到故乡的风土人情,我总要说上几句晚清翰林周锡恩。尽管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他了解得并不太多。
2003年,我和好友周国文开始更全面地调查周锡恩。我们知道周锡恩还有著作留存在这个世界上,但在家乡罗田以及一些重点大学的图书馆都找不到,这让我们有些失望。再加上工作繁忙,即便偶尔动了研究周锡恩的心思,也很快会被其他的一些事情冲淡了。2007年,日本鲁迅研究专家、信州大学教授松冈俊裕来罗田,拜谒了周锡恩的故地。这件事给我以刺激,一个日本学者不远万里来研究周锡恩,作为周锡恩的家乡人更应该去研究他。从这个时候,我将周锡恩列入我的研究计划,还在《鲁迅研究》月刊、《赣南师范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发了几篇研究文章。
2013年8月,在周锡恩去世一百一十三周年的日子里,我利用暑假去了一趟北京,在位于北海附近的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找到了周锡恩的著作。刚和周锡恩的著作见面时,我激动不已,快速地翻阅浏览,以至于管理员走过来提醒我,别弄坏了书页。我在图书馆忙碌了两天,连抄带复印,带回了周锡恩著作中的重要部分。2013年10月,周国文再次利用去北京开会的机会,去北京图书馆旧馆,复印回了部分资料。2013年12月,我借开会的机会又在古籍馆待了两天。这样,周锡恩所有的资料基本上熟悉和掌握了。
如果从2003年算起,我们关注周锡恩已经有十年时光了。这十年是一个资料积累的过程,也是对周锡恩的认识不断深入的一个过程。经过仔细阅读研究近十年来积累的资料,周锡恩坎坷而悲剧性的一生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于是,我们萌生了为周锡恩写一本传记的念头。
周锡恩主要著作能够流传于世,本身就是一段温馨动人、师生情深的故事。1892年,周锡恩就将自己的诗歌、议论文、骈体文作品编辑成册,请张之洞作序,拟定刊印。1894年,周锡恩在北京以《传鲁堂集》为名将自己的部分作品出版。当时可能因为时间关系,在北京只印行了《传鲁堂骈体文》二卷、《传鲁堂集·诗二集》三卷,《传鲁堂试律》二卷是回到湖北后,在武昌刊印的。1900年,周锡恩病逝后,他的作品除了出版的部分,其余的稿件如书信、寿序等大多散佚在他的学生和朋友手里。周锡恩在浙江担任副主考时,录取的举人范寿铭①,自认为是周锡恩的学生,对周锡恩的提携教育,感恩于心。他在河南安阳做知县时,为了纪念周锡恩这位优秀的主考官,想出版周锡恩的文集,但是因为找不到他的作品而作罢。1911年武昌爆发了辛亥革命,一个改朝换制的新时代来临。为创建民国立下大功的汤化龙和汤芗铭兄弟,是周锡恩在黄州经古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一个是湖北立宪派的领军人物,一个是民国海军的创始人之一,叱咤于清末民初政坛。1915年,自认为从哥哥汤化龙那里接受了周锡恩教育的汤芗铭,因为革命有功,出任湖南督军。为弘扬楚地杰出人士的思想和功绩,他成立了长沙官书局,特意邀请自己的同学王葆心到长沙,负责收集、整理、出版周锡恩文集。作为周锡恩最为得意的门生之一,王葆心尽职尽责,花费了大量的时问和精力,搜罗周锡恩遗著,最后定名为《传鲁堂遗书》(又名《是园遗书》),计划出八种,最后只出版了七种,共八册。正是这套《传鲁堂遗书》,保存着已经湮灭了一百多年的罗田文化名人的精神血脉。这套文集也成了我们全面了解、研究周锡恩的重要资料。
周锡恩是了不起的。一个出生于贫寒农家的孩子,在几乎完全封闭的山野乡村,居然能顺利地走通科举之路,进入人才济济的翰林院,并且成为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如果没有过人的才华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是很难取得这样的成就的。周锡恩三十五岁时担任陕西乡试副主考,尽心为朝廷选拔人才,他的认真、公正和慧眼识才,受到当地官员和百姓的称誉。他留心时务,成为变法革新派中的一员,为此他还受到光绪皇帝的接见。即便遭受不白之冤,他也不气馁,依然负重前行。1896年,在故乡遭遇百年未有的大洪水时,他不顾戴孝在身,组织乡村民众生产自救,并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为罗田争取到了白银两千两、精米五千担的救济。为了及时准确地将救灾物品送到百姓手中,他亲自深入灾区发放。
周锡恩又是一个命运极坏的人。他的才情和他的厄运之间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他常常陷入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人事纠葛中,一个人被一些捕风捉影的事情纠缠一次就已经够让人沮丧了,而他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纠缠,除了晚清黑暗的社会环境和他自身性格的缺陷,只能归咎于厄运了。
第一次被人误解是在1892年张之洞五十五岁寿辰。当时张之洞的弟子门生要求周锡恩执笔为张之洞写篇寿序,结果有人说他所写寿序是抄袭龚自珍写的《阮尚书第一谱序》。其实当我读了《阮尚书第一谱序》后,发现抄袭之说很难成立,最多只能说是套用一些客气话语而已。那为什么周锡恩会背上抄袭的恶名呢?因为他和张之洞的首席机要秘书赵凤昌之间关系不和,被赵凤昌到处传扬,这事情让张之洞对他有了看法,并开始与他疏远。抄袭之事传到北京翰林院,本来他的考差试卷应该定为优等,结果阅卷大臣担心他抄袭,只给他二等。这样,1893年乡试考试主考放差时,他依然只能担任副主考,影响了他的前途。第二件事情是,传言他参与了徐致祥参劾张之洞之事。这当然也是捕风捉影的事情,徐致祥参劾张之洞的背景,是慈禧归政以后,帝党和后党之间,为了争夺权力相互较劲的产物。张之洞能成为封疆大吏,主要是他出色的才华,还有一点更为重要,就是慈禧非常欣赏他。官场上,很多人将张之洞看成是慈禧后党的人物,慈禧归政后,一些对张之洞不满的人,开始寻找借口敲打张之洞,这是大清王朝晚期官场钩心斗角所常见的政治生态。1892年年底,丁忧期满的周锡恩回北京后,与大理寺卿徐致祥走得比较近,其时,徐致祥正参劾张之洞。北京风传,奏折出自湖北周姓名翰林之手。当时湖北有两个周姓翰林,一个是天门的周树谟,一个就是罗田的周锡恩。于是一些人就想当然地认为周锡恩是奏稿的起草人,与周锡恩关系极为恶劣的赵凤昌还言之凿凿地说,他看到原稿,是周锡恩的手笔。张之洞对周锡恩恩重如山,学生参与别人参劾老师之事,在儒家正统文化中,这个涉及做人的品行。实际上,周锡恩是冤屈的。后来他在给陈宝箴的信中提到此事,认为被人怀疑,实在冤枉。第三件事最为严重,直接葬送了周锡恩的政治前途。1893年,去浙江主持乡试的路上,他不期然地碰上了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周福清想行贿主考官殷如璋,而当时周锡恩正好在殷如璋的船上聊天,周福清派的一个仆人没有见过世面,将名片和一万元虚开银票一并送上,在外边等候消息。周锡恩和殷如璋两人聊天太久,仆人以为人家收钱不给回执,便在外边大叫起来。这个时候,殷如璋让周锡恩拆阅信件。周福清行贿的事情败露,酿成浙江科场舞弊大案,光绪皇帝曾隔日两次批示。尽管行贿者和周锡恩没有任何关系,但御史李慈铭因自己未能列入京察考核,心怀怨愤,一口气参劾了京外官员四十余人,周锡恩也被他列人参劾名单中。因为被参劾,周锡恩等翰林能否参加京察就成了问题。翰林院掌院大学士徐桐给光绪皇帝上书,申述李慈铭所参劾之事查无实据,应该给予周锡恩等人参加京察的机会。周锡恩得以参与京察,获得一等。但是李慈铭不依不饶,再次上书,光绪皇帝只得再次批示,要求翰林院处分几个人,不幸的是,光绪皇帝提到周锡恩等五人。既然皇帝批示了,徐桐也没有办法,只得依据上谕,重新处理参劾案,取消了周锡恩京察一等的成绩,扣除了周锡恩的考差,周锡恩就这样被翰林院挂了起来,没有什么工作可做了。
一个走出山乡、雄心勃勃的农家孩子,就这样被厄运追逐,周锡恩只好带着委屈和不满回到故乡。即便如此,在故乡,他依然不屈服命运,在罗田遭遇百年未遇的大洪水时挺身而出,一方面迅速报告灾情,一方面组织大家自救。为了能让更多的人免于饥荒,他将家中仅留十日之粮,其余全部捐出。在后来的救灾过程中,他深入穷乡僻壤,顶烈日,冒酷暑,确保灾民及时得到救助。他还办团练,修寨堡,倡办义川书院。为了义川书院能持续发展,他出面说服县衙购置官田,作为书院资产,以确保教师的薪俸。他还将自己购置的图书捐出,让学子们分享。
今天在感叹周锡恩时运不济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学习他在厄运面前不低头的勇气。弘扬他做善事“做得一分是一分”的蚂蚁啃骨头精神。
这本传记是我和周国文友谊的见证。严格说来,我和国文还是亲戚关系。读高中时,我家里极为困难,他曾经给粮票、饭票接济我。上大学后,暑假里,我到他家做客,受到他一家亲人般的接待。国文非常聪慧,比我先一年从石源河中学转到三里桥中学,可惜在准备高考那一年,他身体不好,只考取了一所重点中专,我在复读一年之后,进入湖北师范学院。后来我们进入人生奋斗的岁月,有几年,大家各忙各的,偶尔联系见面。而今,当我们都已年近半百的时候,才发现曾经相濡以沫的友情依然是那么浓烈。2003年,我开始调查周锡恩时,他给我讲了许多周锡恩的故事。让我惊讶的是,这些故事后来在相关史料中得到印证。他应该是周氏家族研究周锡恩最深入的人,当本书进入写作阶段,我们联系更为频繁,我手头的大部分族谱资料都是他提供的。他带着我拜访了罗田所有了解周锡恩的人。我们曾一起两次去古羊山,不仅被古羊山秀丽的风光所吸引,还登临古羊山顶,像周锡恩一样眺望故乡的远山,吹着故乡的山风,体会周锡恩当年的感受。而今这本书终于成型了,我们还不满足,还准备继续完善,并希望将来做两件事:一是开一次周锡恩研讨会,出一本《周锡恩文集》;一是建议罗田县政府利用周锡恩等名人的文化资源,将古羊山、石源河规划成乡村旅游的目的地。一句话,我们不仅想让喜欢旅游的人们体验故乡罗田的山水之美,更重要的是传播一种文化精神。
本书写作过程中,还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王磊光先生,他是罗田北丰人,现在上海大学硕士毕业,即将攻读博士学位。我们从博客上认识,彼此知道是罗田老乡,但从未谋面。他利用学友的关系,将珍藏在台湾图书馆的知名历史小说家高阳写的文章影印给我,并以一个关心罗田发展的老乡的身份给我精神上的支持。我的同学、武汉二中教师康和平先生为我通读了全书,并对一些文字作了修改。本书初稿曾在故乡的杂志《罗田文艺》上刊发了大部分,这要感谢王松平主编的美意。王松平是我们石源河中学的同学,读中学时,他显示出了文学才华,可惜机遇不好,错过了高考的机会。但他一直潜心研究罗田民间文艺,在乡间小戏、民间传说整理和研究方面,很有成就。松平老兄对本书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还要感谢陈先奇先生,我们只见过两次,但他坦诚地说出自己对本书的意见和建议,他的意见很有针对性,对我很有启发。
我们要感谢罗田县委书记肖燕梅同志和县委常委、副县长陈世龙同志对本书写作、出版的关心和支持。感谢罗田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童伟民同志的帮助,伟民同志站在罗田文化建设发展的高度,将《周锡恩传》的出版,作为2014年提升罗田文化软实力的大事来抓,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感谢罗田县文化局授予《周锡恩传》首届“王葆心文学奖”特等奖的殊荣。
但愿这本书能告诉故乡人,一个真实的、血肉丰满的周锡恩是个什么样的人。
本书能和读者见面,我还要感谢武汉出版社的邹德清、方雷两先生。邹先生作为领导,工作繁忙,但亲自过问本书出版的相关事宜,让我受宠若惊。方先生是本书的责任编辑,工作认真负责,对本书的修改精益求精,对一些原始材料的审订细致人微,其扎实的专业功底、严格细致的工作作风让我敬佩。
我和国文不知道这本书将来的命运如何,但我们立下誓言,今后谁要是研究周锡恩这个人物,都必须先读我们这本书。有了这样的想法和使命感,我们在撰写过程中,不敢丝毫懈怠。为了一个人的名字,我们翻阅族谱,反复研究,力图接近当时的真实。但是本书最大的遗憾是周锡恩少年时代的资料非常缺乏。希望今后能找到更多的资料加以丰富。还有,我们本来想写得活泼而有文采一些,但这些年一直写论文、写报告,因此文笔还是太生涩了。这些遗憾希望读者能够包容。
人生短暂,能让短暂的人生发出自己的亮光就是成功的。人生多有挫折,在挫折面前坦然而自信,这是一种气魄。周锡恩的人生无疑是一场悲剧,但他不屈服命运,始终与故乡的大地保持着亲密而温暖的联系,成为一百年来人们挥之不去的记忆,他是成功的,他应该被我们尊重!
最后,我想以一个远方游子的身分,引用我赞美故乡石源河的诗句来结束这篇文字吧。
清澈的溪水从石缝中流出,
孕育了你千年的名字啊,石源河。
石头安睡着,溪水潺潺,坚硬与柔软相伴,
袅袅炊烟,装扮着山峦树影;
鸡鸭牛羊欢叫,唱着连绵不尽的歌。
而今这浑浊的溪水写满你千年的古韵。
有多少生命啊,在阳光中绽放、在阴云里凋落?
石源河啊,你溪畔的每一个名字都蓬勃着绿色的诗意:
李莽岩、花石桥、月形山、什刹庙
还有清凉温润的龙井和怀抱着她的中界河。
我记得碧水潭中的嬉戏,
我怀想什刹庙的香火。 还有故乡小木桥下的柔波。
小院里的竹叶撕碎了月影。
父亲给我和弟弟妹妹讲述千年的传说。
我仿佛看到先祖在树影里成群结队走过这石源河,
我仿佛听到那些古老的故事编织成动人的歌。
是的,山脊荒草中的坟茔记述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他们勤劳、善良、质朴,他们曾守卫着这块土地,开拓自己的生活!
曾经,我急切地要逃离你啊,石源河,
走过高山,跨过大海甚至约会过无数的江河,
走得越远,见得越多,越是无法将你忘却。
我才明白,想念石源河,就是想念我的父母,
怀念我的父母,就是思念石源河!
父母已经融进石源河的青山,有一天我也要融进这石源河。
是的,我渴望当生命的火焰熄灭,
我的灵魂守卫着青山,守卫着我的父母
还有这梦中的家园啊,石源河!
陈春生
2014年5月25日于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