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命》由肖建军所著，本书是一本长篇小说。书中描写李道远从小接受的是日本殖民统治下的“皇民”教育，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长，特别是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启蒙之后，他走出了这个心理阴影，自觉地将台湾人民的命运和祖国大陆的抗日斗争紧密相连，并作为毕生的使命，从此走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险的地下情报工作。

《使命》由肖建军所著，是基于大量历史考证所构建的小说，讲述台湾青年李道远如何将台湾的命运和祖国大陆的抗战紧密相连，并以此为毕生之使命，成为一名杰出红色情报员的人生历程。他深入日本帝国陆海军、满铁、外务省等情报机构内部，获取了大批重要情报，在目寇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等关键历史节点，彰显了战略情报员的非凡价值。期间，他身边不断发生叛变、阴谋、牺牲，交织着国、共、日、美、苏等多方阵营的复杂斗争，他以过入的智勇多次化险为夷，然而当最后的胜利曙光到来时，等待他的却是无尽的黑暗……

《使命》的史料中那些貌似平淡的记载所隐藏的残酷和悲壮却屡屡令人震撼，这种源于真实的震撼是许多文艺作品无法比拟的。本书旨在真实还原那段无形战线，并向无私奉献的无名英雄们致敬。

楔子

第一章 清国奴

第二章 启蒙

第三章 东亚同文书院

第四章 我的使命

第五章 失踪的外交官

第六章 九段坂之樱

第七章 黑暗中独行

第八章 火与血的大陆

第九章 黑暗权力的掌握者

第十章 危险的兔子

第十一章 扣号作战 讹号作战 狼来了

第十二章 北进？南进？

第十三章 茉莉花在燃烧

第十四章 神秘的猫眼

第十五章 李代桃僵

第十六章 礁石小组

第十七章 夕阳谍影

第十八章 黎明前的黑暗

尾声

李道远于公元1913年出生于日据时代的台湾苗栗大锣镇。他的名字“道远”是他爷爷取的，源自《论语·泰伯篇》中曾子日：“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意思是：“有志者不可以不培养坚强的意志，因为责任重大而且道路遥远。以实现仁义为自己的责任，这样的责任不是很重大吗？为此理想奋斗终身，这样的道路不是很遥远吗？”这个名字，寄托了爷爷对他这个长孙的深厚期望。

他后来的日本朋友棍冈弘毅，一见到他的名字就十分兴奋，“道远兄，我俩的名字来自<论语>里的同一句话哟！”

他由此感慨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不论中日两个民族现在和未来的关系如何，这种烙印都是无法磨灭的。

但是，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日本帝国，对近在咫尺的文化母国张开了白森森的獠牙。1894年日本挑起了甲午战争，腐朽的清王朝被打败了；次年，日本通过《马关条约》逼迫清政府割让台湾岛和澎湖列岛，并勒索白银二亿两，中原王朝在东亚维系了数千年的天朝体制走向了彻底的崩溃，古老的中国从此陷入了空前的民族危机。在李道远出生的那一年，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已经是第十八个年头了。

李道远出生于一个客家人家庭，客家人是汉民族的一支分系。客家人具有四海为家、吃苦耐劳、忠义勤俭、诗书传家的优秀品德。在台湾，和闽南人相比，客家人的人口更少，但却更为团结。

在李道远脑海的印象里，童年时家里的景象是这样的：

门口的大榕树，屋旁潺潺的溪流，到了夏日一片蛙鸣蝉噪，长满了苔藓的庭院，院中的枯井，厨房的老瓮空罐和乌黑的灶台，兼做私塾的厅堂，厅堂正中供着孔夫子的画像，爷爷那张掉光了漆的书案上摆着黑亮的戒尺，后堂那座摇摇欲坠的木楼梯上面，是家里供奉祖宗牌位的地方，墙上挂着曾祖父母、祖母的画像，还有写着许多人名的木牌，旁边整齐地摆放着长明灯、香炉和观音像。

李道远的爷爷李兴泉，字水明，号云阁先生，是前清的秀才，日本侵占台湾后隐居乡间。李兴泉能做诗文，擅拟对联，在地方上以文笔名享盛誉，乡里的许多寿序、联匾都出于他的手笔。他的一条腿瘸了，原来在乡间办了个启蒙儿童的私塾，教孩子们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群芳》《声律启蒙》等，后来身体渐差，眼生蒙翳，不能看见细字，蒙学馆就停办了。李兴泉闲暇时常给孙子讲中国的民间故事，这些故事多来自《封神演义》《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更大一些后，就给他讲杨家将、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人抗击异族入侵的故事。在李道远的印象里，爷爷是个处事严格而又处人和蔼的长者，从小就告诫他，为人行事都要讲究一个“正”字，即识大体、顾大局、行得端、做得正，正是爷爷的谆谆教诲树立了他的早期人生观。

他的父亲李正钦是个杂货商人，经常往返于台北，平时很少待在家里。爷爷不太喜欢这个热衷于投机经营的儿子，儒家的轻商心态是根深蒂固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在诸般“下品”之中，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末”的就是“重利忘义”的商人。但李正钦却不以为然，因为现在早已不是读书就能做官发财的前清时代，空读圣贤书，不如做生意实惠。

他的母亲李林氏是作为一个福佬人嫁到客家人家庭里来的，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因此他也从小既会说客家话，也会说闽南话。母亲缠过足，个子又小，而客家女性大脚，劳动有劲力，但是娇小的母亲因为勤劳，在客家大家庭里仍能应付得很好，妯娌们轮流烧饭，她一样轮班，小小的个子，在乡间的大灶间烧柴、举炊，她都得站在一个矮凳上才够得到，但她毫无怨言，从不叫苦喊累，是典型的三从四德的中国女性。母亲虽然不识几个字，却教会了他很多做人的道理。

大锣镇上居住的不仅仅有客家人和闽南人。1908年纵贯台湾南北的铁路全线通车，自从铁路修到大锣镇后，又建了一个小火车站，日本人也跟着来了，不过他们的人数很少，只是一些铁路职工和警察及其家属。日本人平时很少与当地人来往，只是日本警察会时不时地骑着自行车到处巡视，他们穿着黑色制服，戴着金线滚边的帽子，挎着洋刀，表情威严，台湾人见了他们都得低头让路，口称“大人”，连镇上的狗见了他们也不敢吠，为什么？因为日本警察的权力很大，深入到台湾行政的方方面面，不但治安、课税、户籍、鸦片买卖这些东西要管，就是修桥铺路、开荒种地乃至婚嫁殡丧、环境卫生等事也要插手，可谓无孔不入，严密监控着台湾老百姓的一切，而且，警察不用向上申请就可以关押“可疑人物”，最多可以关押一个月之久。当时，台湾平均每五百四十人就有一名警察，密度之高世界罕见，台湾因此被称为“警察的世界”。

日本警察之凶狠，李道远是亲眼所见，曾有个农民因为自家的水牛把牛粪拉在了警察局的门口，被警察叫去连掴了七八个嘴巴，鼻血都流了出来，警察边打边骂：“台湾人就是肮脏，不讲卫生！”大锣镇民风纯朴，百姓们打架斗殴的几乎没有，李道远以前从未看过打人有这么狠的。不久之后，镇上的儿童就私下传唱起一首歌谣：“乡村大王是警察，他们在台湾是高人一等的人，对人拳打脚踢，实在是残忍得很；总督故意装作不知道，拙劣的是警察，蹩脚的是警察，他们原来是在日本做马桶料的人。”但是，李道远的弟弟李道润却迷上了日本警察的那身威风的行头，警察巡街时，他就挂着鼻涕、穿着开档裤跟在后面跑。镇上的人明里喊日本警察为“大人”，背后称呼他们是“狗”，因为害怕日本警察听得懂，又改称“四脚仔”。有人就对李家长辈说：“你们家那个道润，整天跟着四脚仔屁股后面晃荡，以后准成狗腿子。”

台湾人和日本人来往虽少，但同处一地，不可能完全隔绝，小孩子们更是这样，因为小孩的好奇心比大人更盛。有一天，看见李道远等十几个台湾小孩玩“官兵捉贼”游戏，几个日本小孩觉得很新鲜，跑来要和他们一起玩。起初李道远他们不乐意，一个日本小孩就举起一个苹果，说：“如果你们愿意听我们的话，和我们玩，就把这个从日本带来的苹果送给你们吃。”小孩的语言天赋是很强的，来到这儿不过一两年，这些日本小孩就能讲不太流利的汉语了。李道远这些小孩从未见过产自北国的苹果，这个圆滚滚、红通通的东西，对这些打赤脚、吃番薯长大的台湾孩子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于是，就答应和日本小孩一起玩，而且玩的时候，也乖乖地听从日本小孩的指挥。他们玩打仗游戏，台湾小孩演“支那兵”，日本小孩演“日本兵”，“打仗”的结果，总是“日本兵”胜利，“支那兵”失败，日本小孩们玩的时候还兴奋地大叫：“清国奴(chnkoro)真是不堪一击！”对幼小的李道远和他的伙伴们来说，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支那”，什么是“清国奴”，他们所在意的，只是那个许诺的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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