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见梁惠王，这里的“见”，我译成“谒见”，代表礼貌。有人翻译成“孟子去见梁惠王”，好大的口气！哪有读书人去“见”国君的？即使在春秋战国时代，也是要讲究礼仪的，尤其是孟子。所以不译成“去见”或“拜见”，而译成比较合乎礼仪的“谒见”。
春秋战国时代本来只有周天子可以称“王”，其他诸侯是不能称“王”的。但是在南方的楚国，天高皇帝远，率先大胆地自称为王，还让楚国官员比周朝各国官员都高了一阶。在战国七雄——韩、赵、魏、燕、齐、楚、秦的争霸过程中，紧接着称王的是魏国国君，是为魏惠王，后来迁都大梁(今日的开封)，又称梁惠王。之后其他各国势力逐渐扩张，也相继称王。
“叟”是古代对年纪比较老的人的尊称，并没有轻视之意，更何况梁惠王怎么敢轻视孟子？当时的君主都以“卑礼厚币”邀请学者，希望能帮他富国强兵，而学者也渴望“得君行道”——觅得好国君，去实现自身的理想和抱负。所以梁惠王一见到孟子，还是尊敬地称呼他为“老先生”，其实，梁惠王的年纪比孟子大多了。“不远千里”，其实是一种比喻，因为各国间有很多阻隔，并不是真的有千里之远。
孟子喜欢演讲，别人问一句，他会回十几句，甚至把整套道理都说出来。这里要注意的是，“孟子对日”的“对”字，指下级回答上级问题。孟子在回答别人的问题时，都用“孟子日”，直接说了；只有对国君或地位比较高的人，会用“对日”，表示礼貌。原则唯有“仁义”二字
孟子接下来说的大道理，重点即在强调“仁义”二字。
“仁义”是孟子的原则，无论做人处事还是治国平天下，都以此为准则。而且孟子特别强调“仁义”源于人性，人的一生不行仁义，那要走什么路？不仁不义吗？这显然走不通，所以人生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我特别将“仁义”译成仁德与义行。“仁”可以用仁政、仁者、仁民爱物等很多方式解释，之所以译为“仁德”，是因为在《孟子》里，仁和内在的“德”有关，亦即仁要靠自觉之德由内而发。
“义”当然也是由内而发，不过它指的是正义的行为。告子与孟子最大的差别，在于告子认为“仁内义外”，而孟子则认为“义”也是由内而发，因为任何道德行为都不可能离开主体。如果不是“我”这个主体愿意做某件事，而是受到别人的胁迫，那么我的行为就不能说是有价值的。譬如，有人拿枪逼着我到孤儿院捐钱，我迫于情势只能认捐，这并不是我在行善。
此外，“义”字原来就有“宜”之意，是指一个人根据情况不同，说话、做事，都要随时调整到适宜的程度，因此“义”包含了对行动的判断与实践，亦即牵涉到行动，没有行动就不能称作“义”了。
提出仁义之后，孟子接着探讨当时国家处境的问题。
古代以兵车来衡量国家的大小，战国七雄皆为万乘之国，代表有一万辆兵车，是有武装力量的大国。另外还有五个千乘之家：宋、魏、中山、东周、西周，都是小国。“千乘之家”的“家”是指卿大夫的封邑，又称采邑，他们也拥有一定数目的兵车。
如果忽视义行而重视利益，那么大夫不把国君的产业夺去，是不会满足的，因为大夫“后义而先利”，后和先，一个代表忽视，一个代表重视。“不夺不餍”，因为讲利益，当然希望取而代之。
利益就是资源，而且是有限的，如果在上位者得到好处，底下的人就被剥削了；同理，底下的人得到好处，在上位者就没有什么可以拿取了。所以如果从上到下的各阶层“交征利”，整个国家就会乱成一团。
所以孟子针对当时的政治环境，举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他说：“在拥有万(千)辆兵车的国家里，能杀掉国君的必定是国内拥有千(百)辆兵车的大夫。”因为当这些卿大夫联合其他大夫，有机会胜过君王一人的力量时，就有可能造反成功。
那么，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治国之道究竟是什么？P1-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