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北大从城内沙滩红楼迁往西郊海淀燕园——前燕京大学校址。同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史无前例的院系调整，形成了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全国所有外地的大学哲学系都合并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也就是说，北京大学哲学系成为全国唯一的、独一无二的哲学系。不久，学校建立了直属校方的“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由郑昕先生任教研室主任，赵宝煦先生任秘书，实际上是副主任。由于北大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是最早成立的，又有苏联专家，它的任务不是立即向本科学生讲课，而是受教育部委托先办一个由全国各高校选派来的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和本校选拔的一批学员组成的研究生班。我被“借调”到这个新建的教研室从而有机会与楞森亲密共事。由于楞森已在新建的中国人民大学进修过马列主义基础(实即联共党史)，就被安排来主持研究生班的教学，我是他的助教，做学员的辅导工作。枬森对待教学极其严肃认真，学生学习热情很高。他的课都是按照充分准备好的讲稿进行的。他讲课的速度不紧不慢，语调平实，叙事清晰，说理透彻，有分析有综合，娓娓道来，引人人胜，绝少重复和强调，听者稍一走神就会跟不上，只好课后赶快补笔记。我主要是配合他的进度，辅导学员学习列宁的一些原著，如《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怎么办？》等。我在作这些原著的辅导报告之前，总要就自己准备好的稿子征求他的意见。他也极其耐心悉心地翻阅和提出意见与建议，这使我增加了底气和信心。
后来“马列主义基础’’确定为本科生必修的基础课，熊伟、张世英、张寄谦等先生和我就在枬森领头下集体备课，分头向各班学生讲授。在枬森安排回哲学系协助苏联专家萨坡什尼科夫开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课程的教学工作时，熊伟、张世英先生也都安排回系，张寄谦先生回到原来的历史系。我则继枬森之后协助苏联专家主持新一轮由来自全国高校的政治理论课骨干教师组成的研究生班。在这段共事的时间里，我对栅森的认识逐渐加深了。他是一个平易近人，人品高尚，严于律己，实事求是，坚持原则，一贯到底，而又勇挑重担，敢于创新和善于打开局面的真正的学者。在这段难忘的岁月里，楞森总是对我的认真态度和教学效果给予鼓励，他对我如兄长般的扶持和关爱，不仅限于业务上。记得有一次夜间辅导回来骑自行车跌倒在路边的沟里，楞森得知，十分关心，忙问我受伤没有，并十分同情而亲切地对我说：应该配一付眼镜了。我的确是在他的提醒后才戴上近视眼镜的。
学校迁到燕园后，我住在未名湖边的单身宿舍备斋，太庆住在才斋，枬森和子嵩住在中关园新建的两家一栋的平房里，依然是邻居。我经常到他们那里去玩。那时楞森和刘苏有了三女儿黄萱，刘苏的母亲和妹妹都来了，好大一家子啊，成天都是热热闹闹、其乐融融的。1957年1月25日我与在汤用彤(也是汤一介、乐黛云)先生家“平生第一邂逅”的肖静宁，在乐黛云的操办下结为百年之好，楞森和刘苏真诚地为我们祝福，还送我们一对精美的枕套和一条漂亮的纱巾。以金岳霖先生为系主任的哲学系全体教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的青年教师，以及肖静宁的同学们都也赶来参加了我们的盛大、朴素、热烈的婚礼，那是何等美好的时光！
1957年的夏季，风云突变。执政党与知识分子的“蜜月期”过去了，高校形势急剧变化，人人自危，许多正直善良真正的学者、知识分子，还有大学生被划为右派。反右后我随北大哲学系师生被一锅端地下放到贫瘠的门头沟山区。之后，我刚回北大不久，武汉大学匆忙来北京大学要人，原来是武汉大学的陈修斋先生被“内定”为右派，剥夺了上讲台的权利。可我连一堂西方哲学史的课也没有上过，何况，我还有家庭的具体困难呢！刚考上研究生(那时不能自由报名，是组织上推荐的)的肖静宁又不能同行，我只有独自扶着年迈的老母和怀抱刚满周岁的女儿踏上新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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