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乐善好施，心宅仁厚，对贫弱者常慷慨解囊，暗自相助。家里后院有一角门，角门外面有若干房屋出租给一些人家。每当腊月岁末，遣人去收房租。有的住户因入不敷出，经济拮据，拿不出钱，恳求拖欠缓交。他听后正色地说：“咳，不交就不交吧，以后再说，谁都有困难的时候。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有的人家死去亲属，没钱丧葬，告借无门。他听说后，悲天悯人，常常出钱资助，让其家人买副棺材，人土为安。
我们小时候，祖父母房中墙上有个长方形的信件盒子，里面经常插着许多亲朋或社会人士寄来的信函和婚丧嫁娶之类的请柬。其中，最多的要属婚庆的请帖。大红的帖子上，封面大都印着赫然人目的“龙凤呈祥”的金字，内页则为“兹定于某年某月某日吉时，假座××饭店举行婚礼，敬请光l临”之类的内容。对方往往力邀祖父充当证婚人，以他的莅临来壮声色，增添点花絮。这和他曾一度当过奉天市工商联合会副会长不无关系。这也和他憨憨厚厚，不聋不哑、不能当阿翁的处世哲学有关。
一个夏天的清晨，祖父心血来潮，突然想亲自去大东门外的菜市场买菜，带着两个孙子——哥哥和我同行。他身穿长衫马褂，头戴“帽头”，一副老绅士装束，登上了“摩电”（有轨电车）。上车甫定，车即开动。女乘务员一会儿用英语喊auright（好了，开车），一会儿喊stop（到站，停车）。突然，车厢里响起一阵喈喈喈的声音，而且随着“摩电”的疾驶，这种刺耳的声浪愈演愈烈，响个不停。乘客们面面相觑，大惊失色，以为发生了什么紧急事故。司机慌忙刹车停驶，而噹噹噹之声仍不绝于耳。女乘务员循声四处查寻，查到祖父站立的地方，却哑然失笑，大声斥责：“你这个老爷子，脚底下踩上了信号，怎么也不挪挪脚啊？真急死人了！”原来当时的有轨电车，在车身两端相反的方向都设有驾驶装置，到了终点不用掉头，即可开车行驶。祖父上车，站在司机的位置，一脚踩在喈喈响的装置上（犹如汽车上的喇叭），对喈喈的声响却充耳不闻，安之若素。直到这时，他才恍然大悟，捻须大笑。此事遂成家中流传许久的笑料。这也难怪，平日里他除了习惯于步行，就是坐小汽车，对于“摩电”和巴士从不问津，当然也就一窍不通了。
在幼时记忆中，祖父是一位宽厚长者。祖父六十五岁华诞，家里热闹非凡，搭棚设灶，。宾客如云。虽然日伪统治下，物资匮乏，生活困窘，酒席桌上的菜肴已大打折扣，颇为逊色，但人们还是不愿放弃这个饕餮的机会，略备贺仪，则可大开朵颐。客厅四壁上挂着当时文人墨客题写的字画，如白永贞写的“鹤鹿同春”、“芝兰君子性，松柏古人心”之类。时为奉天相声泰斗的白银耳说的相声，赢得满堂喝彩。和别的客人送的“寿桃”不同，一位世交晚辈，神采奕奕地捧来一大瓷盘，装着硕大匀整、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鲜桃。此举花钱不多，却别出心裁，切中祝寿主题，立刻引起众人的瞩目和赞赏。
那天，哥哥和我照样去上学，等我们回家，祝寿活动已近尾声，即将曲终人散。哥哥没放下书包，就飞奔到祝寿会场，举着一把短梳子送给爷爷，说是孝敬爷爷的生日礼物。一片欢笑声中．“寿星老人”连忙用这把梳胡须的小梳子，往自己的下颏梳了几下．甚至连上面的尘土都没顾上擦去。这给善于奉承的女宾们增添了赞词：“老太爷真有福气，这么早就得了大孙子的济了。”殊不知，这把小梳子是哥哥方才在回家的路上无意中捡来的。
祖父为人淳厚，没见他动过怒，也没见他施过什么家法。他无所作为，对国事家政无动于衷。家庭出现什么龌龊之事，他以不与闻问的中庸之道，听之任之，息事宁人。
我们一直把祖父当做一位既隔代又隔膜的封建家长，敬而远之，没有思想沟通和亲近的感情。他始终不懂得损害别人，这是他袒露给世人的本相。
祖母耿祝氏，是封建时代旧家庭常见的那种安分守己、循规蹈矩而又乏善可陈的老式妇人。在儿女和晚辈的眼中，则是一个不苟言笑、行事刻板的老太太。她年轻时吃过苦，居于狭小的生活圈子。但后来，家道日隆，人兴财旺，她都能收放自如，以清静无为应对日益纷繁的家事。身为婆婆，她以不露声色的矜持和中庸之道，从一个侧面制衡了这个家庭的“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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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多妻乃旧中国封建制度的陋习，也是封建礼教戕害妇女的桎梏。这种畸形的婚姻、扭曲的爱情，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幸，成为那个时代此类家庭的疮疥。官宦豪门或富商巨贾，往往以妻妾满堂作为门庭显赫、附庸风雅的饰物。殊不知。其间已埋下了家门衰败的诱因，贻患无穷。举凡此类1日式家庭，极少能摆脱“靡不有初，
不幸，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吾辈手足正是生长在这样一个泥淖中的家庭。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里，那种窒息和纷扰的家庭氛围，灼伤了我们幼小的心灵。我常会问我自己：父亲是我的吗？这个家是我的吗？我可怜的妈妈整日处于何等的境地？我的心中充满了惶惑。
1947年的暑假，刚上初中的我，偶然看到了巴金先生的《家》、《春》、《秋》。我顿感自己找到了精神慰藉，感到春风拂面。我从觉民和觉慧的无奈和抗争中似乎汲取了某种力量。我同样愤恨我的那个家，我默默地诅咒它的灭亡。我暗自把觉慧和觉民视为自己的先驱者，并以那个叛逆者觉慧自况。然而，我确实太弱小了，我无力抵御那个无形罗网的吞噬。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以泪洗面，只能懵懂地在命运的罅隙中生长。后来，我知道，不仅我的同母手足遭此煎熬和不幸，就连年纪尚幼的异母弟妹们，也在这种困惑中生长。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陆续离家独立生活，才得以逃脱这个樊笼。应该说，社会的变迁和进步，才使我们这些人走进新生活，步入新时代。
如今，回眸往事前尘，不胜沧桑，自有隔世之感；但雪泥鸿爪，历历在目。唏嘘之中，感悟到人生的飘忽与禅机。昨天的事，固然陈旧，但拾掇起来，亦可留给令人以启迪和思考。
先父于二十世纪初叶，负笈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在旧东北军阀机构供职，年轻得志；后又涉足商界，猎获一份可观的产业。
父亲一生远离嫖赌，也从未染指鸦片之类恶习。但他缱绻闺帏，耽于胭脂。他年轻时英俊尔雅，风流倜傥，颇得某些女性的倾慕。于是，因缘际会，就出现了四个妻子筑巢于一室的家庭结构。四个身世、性情、素养迥异的女人，共栖于一个屋檐下，就难免滋生出种种龃龉和不快，也就意味着酿成了四场失败的婚姻。如果说父亲一生中最大的谬误，恐怕非婚姻莫属。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悲剧的核心因素。
父亲的妻子除了我母亲（正室）外，还有东屋妈（日本人）、西屋姨和南屋姨。——她们或长或短、或多或少地在我家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父亲赋闲蛰居北平时，曾自命斋号为“怡竹馆”，并分别给四位妻子拟取雅号：我母亲——肃德，东屋妈——博仁，给西屋姨和南屋姨的取名，则不那么刻板。这些雅号芳名针对各人的性情、素养，各异其趣，别有内涵，是颇有一点寓意的。
我母亲、东屋妈和西屋妈已先后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作古。
如今，追忆往事，对于自己的母亲，固然深怀敬仰和感恩之情，对于那三位母亲也毫无怨愤和偏见；因为，我懂得她们也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也是旧社会把她们吞进了那个悲情的家庭模式。我对她们同样寄以怀念和悲悯之情。
事隔几十年，现在我诉诸笔墨，援笔成文，回溯故人旧事，无非是为了告诉子孙和世人，从前曾经有过这样的婚姻和这样的家庭，还有曾经刻在那一代年轻人心中难以熨平的烙印。
随着历史的变迁，社会的进步，那些禁锢妇女的枷锁和坟墓，早已不复存在。请不要以为作者只是在这里喋喋不休地讲述几个凄美的故事。其实，祭奠和警世，才是作者的初衷和原旨。
是为序。
《旧家遗事－－我的四个母亲》编著者耿天。
《旧家遗事－－我的四个母亲》内容提要：这是一部由影像、文字和音符组成的人生，一部以绿色为基调的人生，一部新陈代谢的人生，一部喧嚣和空灵交织的人生，一部你、我皆在其中的人生。
这是一条生命繁衍的路，一条崎岖而坦阔的路，一条苦乐悲欢砌筑的路，一条由血脉同盟——三个男孩和三个女孩共同踢打出来的路。
人到白首，自然地要回到记忆的峡谷，自然地要返璞归真，自然地要踏着秋天的落叶，叩问自己曾经走过的路。
也许，这只是一本普通的家庭影集，或是平平常常的瞬间写真。然而，对于这六个人的组合以及由此而繁衍的耿氏家族，却是一部真切的历史，一幅幅并未经意刻画的生态素描。
《旧家遗事－－我的四个母亲》编著者耿天。
我们少时生长在一个家庭结构多元且失衡的环境，目睹并感受了旧时代家庭的种种弊端和不幸。但贫瘠的土地生长出来的并不都是莠草。我们在人生跋涉的漫漫旅途中，也许多了一点磨砺，从而使我们立身涉世的步履更为郑重而严谨，摆脱窠臼，锐意进取，践行新时代的韵律，恪守理想的人生准则。我们走了一条和我们的先辈完全不同的道路。这是时代的赐予，也是我们的庆幸。
这本小书，呈献给读者的是一帧帧沉郁的人生写真，还有作者沉积于心的几十年苦乐兼具的情愫。
孤灯静夜，伴着我的笔在纸上倾诉；涔涔泪水，在我回溯的意境中悄然涌眶。
写出来，说出来，这是我的人生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