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江善等著的《时代之问——当代文化名人的思考与呼唤》,既是对“大家”、“名人”的访谈,也是对“大家”、“名人”追寻、呼唤、期待的过程。解答“时代之问”,需要集中所有文化艺术从业人员的智慧,从而才能开启“众妙之门”。
书中文化名人们或从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中探寻文化艺术的“时代之问”,或者以自身实践为文学经典和文艺大家的产生建言献策,或者着眼于未来在深入的分析中充满了批评家的智慧……听过他们娓娓道来的叙述,文化艺术界的时代之问的答案渐渐清晰起来,相信这道文艺界的盛宴大餐,一定会吸引读者,一定会对促进我国文化事业的全面繁荣作出应有贡献。
《时代之问(当代文化名人的思考与呼唤)》是新华社知名记者徐江善等对王蒙、冯骥才、余秋雨、陈忠实、王安忆、贾平凹、李敬泽、韩三平、李连杰、郭敬明等不同年龄段的数十位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大型文化访谈实录,《时代之问(当代文化名人的思考与呼唤)》全面反映和剖析了我国当代文化事业发展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集中展现我国文化界大家对当前文化事业发展的思考与期待。
在精彩和不失锐利的对谈中,这些文化名家或从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中探寻文学、艺术的真谛,或以自身实践为文学经典和文艺大家的培育建言献策,或着眼于未来,在深入的分析中充满了批评家的智慧……他们激情澎湃,字字珠玑,从不同视角解答了“时代之问”。
冯骥才先生不愧为文化名人,走进天津大学文学艺术研究院,我们立即被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所包围:古朴的雕塑,拙雅的字画,精致的明清家具,案头的摆设,墙头的景致,无不散发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
还是在上个世纪,我读了冯骥才先生在一些期刊上连载的纪实文学作品《一百个人的十年》,便对他产生深深的敬意与景仰。在他那弥漫着文化气息的宽大的办公室,我们的谈话自然离不开文化,离不开文学艺术……
记者:我们国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发展变化是巨大而深刻的,但文学艺术的经典和大师却不多见,您怎么理解伟大的时代与伟大的作品?
冯骥才: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理解的,一个伟大的时代会产生伟大的作品,但也不一定马上就能出现经典作品。有的时候,一个经典作品还不一定出现在伟大时代,比如说《红楼梦》,比如说《战争与和平》,还有莎士比亚的作品等等,这些经典的产生不一定都在伟大的时代。我认为,经典要经过历史选择,要经过时间考验。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应该是肯定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就中国的历史而言,像我们这种盛世,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汉唐盛世外并不多见,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说是几百年才能遇见的这样一个好时期,这是没有疑问的,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时代。但确实没有出现什么特别经典的作品,经典不仅是文学作品,还包括戏剧、美术,也包括电影。虽然现在有的电影票房已经达到几个亿了,但是也没出现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影响的经典电影,比如像美国的《辛德勒的名单》,像《拯救大兵瑞恩》,包括以前表现爱情故事的经典影片,这些电影称得上一种经典,影响非常大。我们的电影虽说拿到了几个亿票房,但却没有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影响。
记者:我们这个时代缺少震撼人心的经典作品,这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共识,您认为什么作品才称得上经典作品?
冯骥才:要说经典作品,我认为应该有这样几条标准:首先,它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的时代和这个时代的人;第二,应该有相当高的艺术水准,无论是人物典型,还是艺术细节,要具有创造性的艺术手法;第三个标准就是影响深远。经典不是轰动一时,更不是取得高票房就完事了。我觉得称得上经典的作品最起码要具备以上三条。
经典作品不仅指文学、影视,还包括美术。现在美术界很多画拍卖的价钱很高,但是你问老百姓,对哪幅美术作品印象深刻,基本上没有,老百姓脑子里一片空白。有些画家的画卖得价钱很高,一尺多少钱,一幅画拍卖出多少钱,基本是在拍卖市场的价格。文艺作品是一种文化形态,文化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象征。总理讲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如果你的作品没有深入人心,没有成为一个国家灵魂的凝聚力,没有成为这个时代创新力的表现,没有成为这个时代人们可以仰视、崇敬的作品,没有到达这样的高度,那就不能成为我们所期望的文艺理论角度的伟大作品,不可能成为经典。
记者:许多人觉得没有伟大的经典作品相匹配,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似乎就缺少点什么,就不够完美,对这个问题您是怎样看待的?
冯骥才:人们急切希望产生经典、出现大家是可以理解的,但经典需要沉淀,需要时间的考验。以我们所处的时代来说。,目前我们这个社会变化速度太快。改革开放这30年,我国的经济社会变化翻天覆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每天都有大量的新信息进入我们的大脑,不说别的,光一个房地产就变化万端,让人眼花缭乱。作家艺术家对瞬息万变的社会变化需要有一个沉淀的过程,只有经过理性的沉淀与思考,才能把握住生活的本质,才能找到这个时代的灵魂。我觉得这需要时间,不能着急。比如说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大约10年的时间,大约1958年我们的长篇小说才到达一个高潮,那时候才出现《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谱》等一批作品,而且形成了一个高潮,就是我们共和国文学史的一个高潮。
经典作品是需要经过时间的消化和沉淀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写抗日战争的作品,不太可能像后来一样经过沉淀更宏观地把握生活,把握历史和现实。现在我觉得也是这样,因为我们目前的生活还在剧烈变化之中,作家艺术家也需要时间进行消化和融会贯通,去逐渐地理解和认识生活,有了这个过程,才能进入作家艺术家想象和艺术创作的空问。我觉得进入这样一个过程,伟大的作品才可能产生,这是符合文艺创作规律的。
记者:人们在讨论伟大的时代与伟大的作品时,观点众多,莫衷一是,您认为产生经典作品的关键在哪里?
冯骥才:我觉得要想出大作品最关键的是作家和艺术家,必须有非常好的作家和艺术家,这些作家艺术家必须有创造力、有才华,有的时候可遇不可求。因为艺术创作是个体的,而不是集体的,一般来说集体创作很难成为经典。从历史上看,还没有听说集体创作出来的作品能在历史上流传,基本都是个人创作的。
我觉得需要有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有没有这样的艺术家呢?我认为有。有一次韩美林在北京举办画展,我讲了一句话,我说,随着季羡林、任继愈几位老先生去世,有人认为我们的文坛寂寞了,天空上很少有耀眼的明星了,没有大师了,认为现在有一种大师荒。可是站在这个讲台上,看着今天来的很多艺术家,我认为很多都是大艺术家,他们就是大师。我们不缺大师,缺乏认识大师的眼光,缺乏发现写大作品的大师级人才的机制,发现人才、认识人才,需要有一个机制,要给他们创造一个平台。不是某个人说人才就是人才,公众认为他是大师才是真正的大师,要让公众来认识,这才有权威。
再一点就是我们缺乏健康的学术空气。要真正产生经典作品,还得有一个非常好的平心静气的学术研究、学术批评的环境。我们现在缺少这种氛围,目前评价作品基本靠媒体,媒体说好就好,而许多媒体的评价受到商业利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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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之问:打开“众妙之门”
近些年来,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随着钱老的仙逝再一次引发教育界的热烈讨论;在文学艺术界,伟_大的时代为什么没有诞生伟大作品的“时代之问”也风生水起,争论激烈。不仅中外媒体刊文讨论,一些文坛巨擘著文立说呼唤经典,连“庙堂之高”的领导层也给予极大关注。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动力。以我粗浅的学识,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以社会变革之激烈、经济发展之迅猛、国际地位之提高而论,除了春秋战国、汉唐盛世,几乎再没有哪一个时代能与当代中国媲美。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中国人的财富迅速增长,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日益强大……中国这艘曾经辉煌而后满目疮痍、摇摇欲坠的巨轮,终于在21世纪越过潜礁冲破迷雾,迎着时代的朝阳驶入辽阔的海洋。
一位年近八旬至今活跃在文坛的著名作家在接受访谈时说,目前的中国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最好时期。是的,只要不戴有色眼镜,谁能否认当今中国社会稳定、物质丰富、文化繁荣的现实呢?毋庸置疑,我们的确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发展盛世,一个伟大的时代。可是,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诞生了群星灿烂的文化巨人,大唐帝国繁荣的文学艺术史册上更有李白杜甫的名字彪炳千秋,环顾今日之海内,我们又有多少能够与经济建设伟大成就比肩的文艺大家文学经典呢?
近读《道德经》,深为中国古代思想先哲第一人、中国的哲学之父老子深邃的思想所震撼,“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在讲“道”的无穷奥妙、深不可测时,告诉我们从“有”“无”两个概念入手掌握“道”的规律,只有从这两个方面探索,才能打开“道”的“众妙之门”。
由此受到启示:时代之问的“众妙之门”不就是活跃在当代文学艺术界的文化大家们吗?叩开“众妙之门”,或许就能解开时代之问的真谛。
于是,我们就“发展繁荣文化艺术,时代呼唤经典大家”组织了专题调研,采访了数十位活跃在文化艺术界的著名人士。从年龄看,他们中既有年近七旬的老作家、艺术家,也有正值创作旺盛期的中年文艺家、评论家,还有“才露尖尖角”的“70后”、“80后”;从经历看,既有随着改革开放吹响“于无声处听惊雷”号角的老作家,也有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还有沐浴着改革开放阳光成长的青年作家;从领导职务和行业看,既有身兼中国文联、中国作协领导职务的作家、艺术家,也有艺术院团的领导、著名画家、影视艺术家。尽管他们的头衔、职务、身份、地位、年龄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在文学艺术创作和领导管理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都对时代之问有着深刻感悟,都真诚地呼唤伟大的时代诞生伟大的作品。在内部资料刊发后,我们将访谈的内容进行补充整理,编辑成书。
书名冠以《时代之问——当代文化名人的思考与呼唤》,既是对“大家”、“名人”的访谈,也是对“大家”、“名人”追寻、呼唤、期待的过程。解答“时代之问”,需要集中所有文化艺术从业人员的智慧,从而才能开启“众妙之门”。
访谈一两位知名作家艺术家容易,把几十位文化界著名人士会聚一堂,听他们就时代之问见仁见智、各抒己见,那就是一道十分难得的文化盛宴了。令我们十分感动的是,受访的文化名家对解开时代乏问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们有的工作十分繁忙,有的身在海外,有的卧病在床,但当听说探讨这个话题时都从百忙中欣然拨冗接受采访,并认真审阅访谈文稿。许多人思如泉涌,纵古论今,从不同视角解答时代之问,可谓字字珠玑;还有的激情澎湃,分析消费主义浪潮对文艺的冲击,讲到动情处潸然泪下,令人动容。他们或从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中探寻文化艺术的“时代之问”,或者以自身实践为文学经典和文艺大家的产生建言献策,或者着眼于未来在深入的分析中充满了批评家的智慧……听过他们娓娓道来的叙述,文化艺术界的时代之问的答案渐渐清晰起来,相信这道文艺界的盛宴大餐,一定会吸引读者,一定会对促进我国文化事业的全面繁荣作出应有贡献。
怀着对文化艺术的景仰之情,我们这个采访写作团队为编作这部书稿倾注了大量心血。除了我已过知天命之年,其余都是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崔峰、杨一苗、张道生深入到三秦大地,在那片文学滋养丰腴的土地寻求时代之问的答案;肖春飞、刘旸辉、赵仁伟在大上海遍访名家和新生代作家,听他们讲述对伟大时代的感受和思考;我和万一则从京城到津门,聆听大家们对经典的解析,对鲜有经典和大家的深层追问。在整理这些采访笔记时,我们心情难以平静,有这么多痴迷文艺的大家,何愁伟大的时代不能诞生伟大的作品?何愁不能产生文艺大家?
与“钱学森之问”一样,文化艺术的“时代之问”远远超越了文化艺术本身,解答这一话题需要庞大的系统工程。访谈文艺界的名人,叩问他们的心灵之窗,使我们更加坚信,中国这片古老而又年轻,浸淫着文明乳汁的沃土,在伟大的新时代一定会养育出无愧时代的文学经典和艺术大家。
此书付梓之际,萌发上述感受权作序言。复旦大学出版社为本书的顺利出版做出重要贡献,一并致忱感谢。
徐江善
2011年7月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