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柯九思
姜一涵先生在《元代奎章阁及奎章阁人物》中说,奎章阁的兴废便是“政教设施大都因人而设,亦因人而废”一个很好的例证。元文宗受鲁国大长公主祥哥刺吉的影响,能书能画,在元代帝王中是最为风雅的一位。奎章阁的缔造者即是元文宗,而规划者是虞集,但象征者却是柯九思。所以后世提起奎章阁便不得不令人记起柯九思,说起柯九思便不得不谈到奎章阁,二者俨然一体。
奎章阁始创于天历二年(1329)二月(一说三月),至元六年(1340)十一月改为宣文阁,前后历时近十二年之久,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五年,由于元文宗所抱的文化理想,加上儒臣如赵世延、虞集等策划,艺士如康里崾、柯九思的声光映辉,文学如揭傒斯、欧阳玄、苏天爵、宋本、李洞、王守诚等的风流儒雅。一时之间文采焕然照耀于殿廷内外,使得整个元代的文风也为之一振。然而好景不长,元文宗于至顺三年(1332)八月卒,次年六月顺帝即位,大权逐渐落入宰相伯颜手中,于是“奎章阁立刻从群小追名逐利的中心,一变而成为‘花落春深锁阁门’的凄凉景象”(姜一涵《元代奎章阁及奎章阁人物》)。而在这段时间内,柯九思的人生亦随之历尽了天上人间这样落差极大的悲喜变幻,这却是柯九思始料未及的。
一
柯九思,字敬仲,台州仙居(今浙江)人。其父柯谦官至江浙儒学副提举。柯九思“以父荫补华亭尉,不就”(徐显《柯九思传》)。但不久,他在宋宗室僧赵悖(朴庵)的引见下,以写竹得到了当时尚是怀王的图贴睦尔(即后来的元文宗)亲幸,并且相互之间建立了超乎寻常的友谊关系。天历元年(1328)十月初,柯九思授典瑞院都事,阶七品;次年四月,跃升为从五品;再半年馀,特任为鉴书博士,阶正五品。因此,在奎章阁中,柯九思也仅属三等职位,但因他和元文宗的关系,实际上所得到的宠信却无与伦比,超越了在朝的许多人,包括一些封疆大臣。因此,在至顺二年(1331)六月,柯九思就受到了御史台“性非纯良,行极矫谲,挟其末技,趋附权门,请罢黜之”(《元史》卷三十五《文宗纪四》)这样严厉的弹劾,却也是在预料中的事。
柯九思之所以会有如此的结局,姜先生在书中探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奎章阁的设置剥夺了翰林、集贤诸院的职责,且元文宗每日流连于奎章阁,毫无疑问地减少了其他近臣接近的机会;其二,奎章阁兼职的高级阁员犹未能见容于其他侍臣,更何况虞集、柯九思等日夜侍从者;其三,柯九思以布衣起身,却于一年馀内累擢五品,自不能服人,又加以与文宗日夕厮混,互相投赠,尤犯人臣之大忌,更何况柯九思又不自警,因此授人以把柄,自是难免。当然,另外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柯九思参与了文宗的家事,即“尝上言建储”(王舟瑶《柯九思传》)之事。
元代的帝王之争之乱,堪称历代之最,如元文宗也是因弑兄(元明宗)才得以登上帝王宝座,但旋于至顺三年(1332)八月于壮年之时崩于上都。可见亦是非正常死亡。因此,以洋洋巨论言及“建储”一事,毫无疑问会惹下杀身大祸的,即便有元文宗的周旋,也是难免外放。以致元文宗不得不对柯九思说出了“朕本意留卿而欲伸言者路,已敕中书除外,卿其少避,俟朕至上京宣汝矣”(徐显《柯九思传》)这样无奈之言。终于,在诸大臣的内外夹攻之下,柯九思惶惶如丧家之犬,流寓于吴中。而此之前,虽然柯九思也曾提出“愿乞补外以自效”(同上),但终究为时已晚。柯九思退居吴中之后,“诵其所为诗文,呜咽流涕”(同上)。
关于柯九思此种患得患失的心境,徐显解释说:“夫人情群居相聚则欢,相离则思,况以布衣获人主之知,抱乌号而无从者乎?此亦人情之所至悲也。”(同上)幸好吴中多才艺之士,可以一起倡风雅之道以消忧,如退居后的柯九思与倪云林就多有唱和,便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