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家徒四壁，甚至可以说连四壁都没有，因为住的是母亲学校的单身宿舍，用的家具都是学校的桌、椅、橱柜，没有一样是自己家的。
父母亲的唯一财产、唯一可值得炫耀的只是他们的三个大学生孩子。
父亲的朋友时常问父亲，家里添置了什么家具了，什么时候要盖房子啊？父亲是爱面子的人，被人问得多了，问得久了，心里存不住，面子上搁不下，于是四处向亲朋借钱，下了狠心从阳宅村一个海员手里买回一台日立牌18寸彩电。在1982年，城里一般人家连九寸黑白电视都很稀罕的时候，一台彩电无异于现今有的人家买了直升飞机，从此堵了人家的嘴，虽然家里因此欠债好几年，但很值得，很风光。
1981年8月，当大学录取通知书已经笃定的时候，父亲比谁都高兴，“家中的大旗终于举起来了”。为了这个胜利的时刻，父亲给家里添置一件东西作为纪念，一件龙泉青瓷提梁壶。为了30年的大学，为了父亲的纪念，我把它亮出来了。
社会经济发展之快，也可以从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家的变化窥见一斑。当初的梦想只用了3年就实现了。到了1 996年，更是超乎想像，甚至拥有了自己的第一套公寓房；到了2003年，进入了自已的汽车时代，耐用消费品进入家庭，拥有了自己的第一辆汽车。如今，包括母亲、弟妹两家在内，人均住房面积已经很大了，家家有汽车代步。这样的生活，这样的进步，放到十年前，简直不敢想像；放到30年前改革开放之初，那更是天方夜谭、痴人说梦了。所以这是一个普通人实现梦想、超越梦想的历程，是一个普通人与国家共奋进的历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实现“中国梦”的历程。
翔安区澳头社区油画家苏遥先生特意为了这个“追梦”的历程创作了一幅题为“阳光下”的油画送给我为办公室“补壁”，我非常感谢，也理解他的好意和勉励一“阳光下做人”，同时努力践行这一准则。
话题回到篇头，思绪收回到春运。
30年前的1982年初，第一次从他乡起程回家乘的火车是临客。当时的铁路运力非常有限，穷学生回家买不到快车票，也买不到普客票，只能坐临客，临时加班的客车。有经验的学长嘱咐要带一两张报纸，新生嘛，当然是听从学长的交代的。
一行人傍晚到达荆西火车站，被车站工作人员带到一列火车旁，不是绿皮车，而是黑皮车，上了车才知道，临客就是货车车厢，俗称“闷罐车”，上了车铺上报纸席地而坐，累了再摊开一张报纸就地躺下休息。
开车以后，车站工作人员从车外推上车门，车内一抹黑，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只有到站才能打开车厢门出去透透气，在又冷又饿又暗无天日的闷罐车内熬过艰难的一夜，第二天早上到达集美站。虽然是条件极差的闷罐车，但是还要庆幸一番，毕竟还能如愿地坐车回家了。
车站周边小食摊主拖着长长的声调对着行色匆匆的旅客大喊“喝粥配菜不用钱啦一”，一碗粥两毛钱，咸萝卜下饭不用另外付钱，坐闷罐剩下的两毛车费钱，正好可以吃一碗粥暂解“饥寒交迫”。坐上公交车到后坟站，接着步行一个小时，早上七点来钟到家，父母正围在桌旁讨论，三明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家，话音未落，一声久违的声音叫起来：“爸一妈一，我回来了……”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虽然人均GDP还很低，但正如温总理说的那样，再大的数字被1 3亿平分也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反过来，一个再小的数字被放大1 3亿倍也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欧盟十白被中国一口吃掉，倭国被中国超越了耿耿于怀，美国则整天叫喊着“我们可不十白中国”，可见米老大已经明显感到其全球霸主地位受到威胁。西方世界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应该就是这种心理的折射吧。如果真的是这样，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宁愿这种“威胁”来得更猛烈一些，更持久一些。因为我们的生活好过了、有钱了——谁不希望自已好又有钱呢甲
国家强大了，民众也变得有钱了，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像血管、蛛网一样遍布中国大地。
春运是民族传统的继承，中华文化的传承。但作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人流，火车担当着重要载体的作用。春运运力虽然还是那么紧张，春运的人流虽然还要坐临客，但再也不用乘黑皮车坐闷罐了，连绿皮车都变得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红皮车、白皮车，车厢越来越舒适，车速越来越快了。从宁波到厦门，800公里的路程，白皮的和谐号动车组只要五个小时，而过去的黑皮车、绿皮车，从三明到厦门却要耗去一整夜的时间。旅行速度的变化正好反映出时代的进步，这种出行的舒适就是我们生活向好的写照。
P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