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伦比亚，“遗忘就是唯一民主的现实”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以一种无声的愤怒，再一次通过《名誉》分析了这种复杂关系的后果，体现出他作为“情感的历史学家”的才华。

回忆拥有奇妙的能力，它能记得被遗忘的事物，记得它的存在和埋伏。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在不想遗忘的时候保持警醒，并在想要遗忘的时候将它遗忘。自由，对过去的自由，那正是此刻马亚里诺最渴望得到的东西。

哈维尔·马亚里诺是哥伦比亚最有影响的政治漫画家，是一个传奇，“他是一个能够促成某条法律的废除、推翻某个法官的判决、让某个市长下台或严重威胁某个部门稳定的人，而纸张和墨汁是他实现这一切的唯一武器”。政客们害怕他，但政府所能做的，唯有向他颁发终身成就奖。当他在六十五岁到达事业与名誉的巅峰时，世界仿佛已在他脚下。

但这一切，随着一个年轻女子的意外造访而改变。他们一起追忆许多年前一个奇怪的夜晚发生的事情一一早已被遗忘或刻意掩盖的往事——而马亚早诺将不得不重新甲视自己的一生，审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

存名誉中，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再次回到他痴迷和擅长的写作主题，历史的重负、记忆的黑洞、生活与政治的关系。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著的《名誉》也是一部关于言论如何影响当代社会的小说。

正文

马亚里诺坐在桑坦德公园的对面，等待着即将到来的颁奖典礼，擦鞋匠在擦亮他的皮鞋。突然，他确定自己看见了一名早已过世的漫画家。他的左脚放在木箱子上脚印状的凹槽里，为了让长期困扰他的疝气好受一点儿，他背倚着靠垫，阅读地方小报来打发时间。报纸廉价的纸张弄脏了他的手指，鲜红的大标题讲述的是血腥的罪行，偷情的曝光，以及外星人劫持了住在南部街区的小孩。阅读危言耸听的小报带给他一种负罪的快感：他只能在没人注意的时候阅读。就在他想到那一点——想到那些带他逃离于此、交付于这躲在羞怯阳伞下的堕落时光——的时候，他抬起头，将目光从报纸上移开，仿佛为了更好地记住那些文字。出现在他视野中的是高楼、永远阴沉的天空以及从一开始就破坏了路面沥青的树木，当他目光与之相遇的那一刻，他感到自己是第一次看见这一切。一切也就发生在那时。

仅仅是几分之一秒的时间：那个人着深色西装，领结歪到一边，戴着一顶宽檐帽，他横穿过第七大道，然后转过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的街角，便再也不见了。为了不让那个身影从视线里消失，马亚里诺向前倾了倾身子，在擦鞋匠将抹布靠近他皮鞋的同时把放在木箱子上的脚拿了下来。于是，鞋油在他的袜子上留下一个椭圆形的污渍：和擦鞋匠半闭的双眼一样，那污渍如同一个黑色的眼睛从下往上看着他并且指责他。在此之前，马亚里诺都只是从上往下观察过那擦鞋匠：着蓝色工装和布满刚刚掉落的头皮屑的肩膀以及秃得厉害的头顶；而这时，在他眼前出现的是静脉曲张的鼻梁、小而突出的耳朵以及灰白如鸽子粪的胡子。“对不起，”马亚里诺对他说，“我以为看见了熟人。”擦鞋匠继续他的工作，精准地来回擦抹鞋面。“喂，”他补充道，“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

“老板，您请说。”

“您听说过里卡多·伦登①吗？”

他感到一阵从擦鞋匠那里传来的安静：心跳了一下，两下。

“老板，我没听说过，”擦鞋匠说，“要是您愿意，待会儿我们可以问问别的同事。”

别的同事。他们中的两三个已经开始整理行当了。收起椅子，叠起抹布，把蓬乱的毛刷和凹陷的鞋油盒塞进木箱子的抽屉里。在傍晚车水马龙的一片哀鸣中，空气里充满了上锁和关上铝盖的轻啄声。那是下午五点差十分：市中心的擦鞋匠们什么时候开始有了固定的工作时间？马亚里诺不止一次地画过他们，特别是在早期，那时候来市中心散个步擦个鞋对他而言是一种对那座日新月异的城市进行诊脉的方式，他因此才感到自己是城市这个实体的直接见证者。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发生了改变：马亚里诺变了；擦鞋匠也都变了。他几乎不再来市中心，并且已经习惯于通过屏幕和书报来观看这世界，他不再追随生活，反而任由生活在他的藏身之地找到他，仿佛他已经看明白，经过了这么多年，他所做的一切允许他这么做，如今轮到生活来找寻他了。而那些擦鞋匠们，如今也不再依据荣誉契约做自己的工作地点——那两米见方的公共空间——的主人了，而是归属于某工会：每月缴纳定额的会费，拥有一张精准塑造的营业执照，这样就能避免哪怕是最微小的挑衅。是的，那座城市也变了。然而，当马亚里诺试图罗列她的变化时，打断他的不是怀旧情绪，而是一股奇怪的想要在这混乱中停下来的念头，仿佛这样能够让他内心的紊乱、器官缓慢的氧化、对这城市破碎记忆反射出的记忆的腐蚀也都停下来：比如说，如今再没人知道里卡多·伦登是谁，他刚刚从这里经过，尽管他已经过世七十九年了。如同众多其他人物一样，哥伦比亚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漫画家也被那无底洞般对于遗忘的饥饿感吞噬掉了。某一天人们也会忘记我，马亚里诺心想。他一边把一只脚从箱子上挪下来换上另一只脚，一边晃动手中的报纸，让折起的一页回到应有的位置（快速地晃了晃手腕），心想：然而距离那一天还早着呢。就在那一刻，他听见自己说：

“那哈维尔·马亚里诺呢？”p1－3

中篇小说的“合法性”

——“中经典”总序

在中国的当代文学里，“中篇小说”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依照长、中、短这样一个长度顺序，中篇小说就是介于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间的一个小说体类。依照“不成文的规定”，十万字以上的小说叫长篇小说，三万字以内的小说叫短篇小说，在这样一个“不成文”的逻辑体系内，三万字至十万字的小说当然是中篇小说。

然而，一旦跳出中国的当代文学，“中篇小说”的身份却是可疑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尽管《阿Q正传》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说的发轫和模板，可是，《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连载的时候，中国的现代文学尚未出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

如果我们愿意跳出汉语的世界，“中篇小说”的身份就越发可疑了。行家告诉我们，在西语里，我们很难找到与“中篇小说”相对应的概念。英语里的Longshortstory勉强算一个，可是，Longshortstory，一看就是Shortstory的转基因，它是后来的聪明人在实验室里捣鼓出来的，如果出现了另一个同样聪明的人，他偏偏不喜欢Longshortstory，他非得说Shoanovel，我们这些不聪明的人似乎也只能接受。

想起来了，那一次在柏林，我专门请教过一位德国的文学教师，他说，说起小说，拉丁语里的Novus这个单词不能回避，它的意思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事件、人物和事态发展，基于此，Novus当然具备了“叙事”的性质。意大利语中的Novella，德语里的Novelle和英语单词Novel都是从Novus那里挪移过来的。——如果我们粗暴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把那些单词统统翻译成“讲故事”。

德国教师的这番话让我恍然大悟：传统是重要的，在西方的文学传统面前，“中篇小说”这个概念的确可以省略。姚明两米二六，是个男人；我一米七出头，也是男人，有必要把我叫做“中篇男人”么？这样的精确毫无意义。

我至今还记得一九八二年的那个秋天，那年秋天我读到了《老人与海》。这让我领略了“别样”的小说，它的节奏与语气和长篇不一样，和短篇也不一样，铺张，却见好就收。对我来说，《老人与海》不只是“新鲜的”、“从未出现过”的，它太完整了，阅读这样的小说就是“一口气”的事情。《老人与海》写了什么呢？出海，从海上归来。就这些。这应当是一个短篇小说容量，可是，因为是出“海”，短篇的容积似乎不够。——不够怎么办？那它只能是一个长篇。然而，《老人与海》的“硬件”毕竟有限：一个倒霉的老男人，外加一条倔强的鱼；因为老人同样倔强，那条鱼就必须倒霉。这可以构成一个长篇么？似乎也不够。我不知道海明威在写《老人与海》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中篇小说”这个概念，我估计他没那么无聊。读完《老人与海》，我能感受到的是咄咄逼人的尊严感。一个写作者的尊严，一个倒霉蛋的尊严，一条鱼的尊严，大海的尊严，还有读者的尊严。

尊严就是节制。尊严就是不允许自己有多余的动作，在厄运来临之际，眨一下眼睛都是多余的，它必须省略。

同样的尊严我也从加缪那里领略过，也从卡夫卡那里领略过，也从菲利普．罗斯那里领略过。

话说到这里其实也简单了，不管是Longshortstory还是Shortnovel，这些概念说到底是可以悬置的。写作的本质是自由，它的黄金规则叫“行于当行、止于当止”。从这个意义上说，谁又会真的介意有没有“中篇小说”这个概念呢，如果有，我情愿把“中篇小说”看做节俭的、骄傲的Novel，也不愿意把它当做奢侈的、虚浮的Shortstory。

我的结论很简单，无论“中篇小说”这个名分是不是确立，在小说家与小说体类这个事实婚姻中间，“中篇小说”是健康的，谁也没能挡住它的发育和成长。

也许我还要多说几句。

我对“中篇小说”有清晰的认知还要追溯到遥远的“伤痕文学”时期。“伤痕文学”，我们也可以叫做“叫屈文学”或“诉苦文学”，它是激愤的。它急于表达。因为有“伤痕”，有故事，这样的表达就一定比“呐喊”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大的篇幅。但是，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剑。十年磨一剑，那实在太憋屈了。还有什么比“中篇小说”更适合“叫屈”与“诉苦”呢？没有了。

我们的“中篇小说”正是在“伤痕文学”中茁壮起来的，是“伤痕文学”完善了“中篇小说”的实践美学和批判美学，在今天，无论我们如何评判“伤痕文学”，它对“中篇小说”这个小说体类的贡献都不容抹杀。直白地说，“伤痕文学”让“中篇小说”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到晚生代文学那里读到中篇佳构的逻辑依据。中国的当代文学能达到现有的水准，中篇小说功不可没。事实永远胜于雄辩，新时期得到认可的中国作家们，除了极少数，差不多每个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这样的文学场景放在其他国家真的不多见。——中国的文学月刊太多，大型的双月刊也多，它们需要。它们为“中篇小说”实践提高了最好的空间。

说“中篇小说”构成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一个特色，这句话也不为过。

所以说，“合法性”无非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它始于非法，因为行为人有足够的创造性和尊严感，历史和传统只能让步，自然而然地，它合法了。

在哥伦比亚，“遗忘就是唯一民主的现实”胡安加夫列尔·巴斯克斯以一种无声的愤怒，再一次通过《名誉》分析了这种复杂关系的后果，体现出他作为“情感的历史学家”的才华。

——法国世界报

回忆拥有奇妙的能力，它能记得被遗忘的事物，记得它的存在和埋伏。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在不想遗忘的时候保持警醒，并在想要遗忘的时候将它遗忘。自由，对过去的自由，那正是此刻马亚里诺最渴望得到的东西。

——法国《世界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