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秉衡，1949年9月17日生，广东大埔籍人。1977年考入中山大学读书，获哲学硕士学位。1981年后成为公职人员，其间曾担任中山大学兼职教授、广州经济社会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开发区协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朝露遗痕－－我与共和国同龄》为其自传，回顾了其过往的所历所见、风雨沉浮、坎坷命运、机缘散合的故事。

朱秉衡著的这本《朝露遗痕－－我与共和国同龄》为个人传记，讲述了主人公年少时离别家乡，随波逐流，游走天崖的苦难生活，以及后来职业生涯中的曲折经历。记录了作者个人的人生片断及形成我性格情感的生活场景；环境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个人命运的晨钟暮鼓，透析着所经历社会、所处身时代悠远逝去的和声。

第一章 故土旧事

 一、我从哪里来

 二、娘辉“叼”写真

 三、雁阳村风情

 四、男人与女人

 五、祖宗就是神灵

第二章 童年与少年

 一、洋气的土包子

 二、黎明前夜的枪声

 三、《雁阳泪》、两辈情

 四、三次大难不死

 五、第一位恩师的故事

 六、少年也识愁滋味

第三章 追梦年华

 一、赤脚踏进大城市

 二、名师确能出高徒

 三、大动乱前的失落与狂欢

 四、自由行、万里路

 五、梦，在悲凉中甦醒

第四章 广阔天地我的大学

 一、20世纪的童话：上山下乡

 二、沙田水乡的男女老少

 三、茅寮内外的苦涩与风流

 四、农村岁月，那说不完的话题

第五章 历史只给了少数人机会

 一、1976,中国的多事之秋

 二、七七级——八二届，史无前例的大学生

 三、80年代：激情启蒙理想

 四、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第六章 人生真品味，酸甜苦辣咸

 一、远去了，却依然萦绕心头的背影

 二、幸福的源泉，情爱与伦常

 三、鲜活灵动的朋辈们，水酒交融。

 四、生命的年轮，快乐与苦涩

 五、兄妹四人、我居老大

第七章 广州开发区20年畅想曲

 一、自序

 二、筹建开发区的“九条汉子”

 三、手写的招牌和两万元的开办费

 四、第一张名片和第10个人

 五、选址与规划，货比三家

 六、首次招商会，初试啼声

 七、奠基石溜走了

 八、第一次自助餐引发的礼仪教育

 九、黄埔“一期”与志愿军

 十、广州第一路与区徽

 十一、加油站、易拉罐和心脏瓣膜

 十二、开局健步的关键因素

 十三、开发区早期的“草根智囊团”

 十四、20年发展史的四个阶段

 十五、下一个十年，开发区将走向何方

 十六、整理后记

第八章 广州开发区国企纵横录

 —、序言

 二、毛遂自荐去当总经理

 三、形变先须神变

 四、“八大金刚”与“四大管家”

 五、“三定原則”与“放水养鱼”

 六、商场道义不可动摇

 七、商业伦理与决策直觉

 八、区国投——开发区国企的“心头大痛”

 九、诡秘莫名的“广开公司”

 十、高科技风险投资的大无奈

 十一、推行改革要理念先行

 十二、开发区国企发展的历史回眸

 十三、国企改革探索的几个阶段

 十四、后开发区时代的国企

 十五、结束语

第九章 并非多余的话

 （一）

 （二）

 （三）

 （四）

客家方言被学者判定为古时的汉语，是“中州古调”，标准的客家话“说起来象唱歌”，莺声燕语，婉转动人，堪比吴依软语。许多语句词组，确实保留着古风古调。称我为“涯”、你为“伊”，管喝茶为“噢茶”，管吃饭为“食饭”，呼少男为“×牯”喊老妇为“×妹”，“小孩”叫作“细人”，“女婿”称为“妹郎”，尊父母为“爷哀”，很是古韵施然。

娘辉叔早已在厅堂摆开两张大方桌，八条长木凳，桌面上备下昨夜从县城挑回的糖饼、烟酒，泡好茶水，招待陆续上门来的邻里乡亲。我疑心全村老少无一缺漏，都聚到老屋的厅堂廊下里来了，在他们热情、朴实和新奇的眼神里，我仿佛成了能给他们带来欢乐的“天外来客”。娘辉叔这时成了一流风采的“礼仪官”，逐一向我介绍来客的身份和应有的称谓，叔、伯、婶、嫂、兄、侄、弟、妹，叫得我云中雾里，每叫一次，都引来阵阵笑语欢声。我少小离乡，客家话语已陌生了，勉强挤出的几句应答，一般的交谈尚可维持。在交谈过程中，我逐渐明白，登门聚访的数十男女，个个都是同宗共祠的亲戚。解放以后30年问，我是村里第一个大学毕业以后回乡省亲的男丁，难怪令全村亲邻“轰动”了。村里过半数的妇孺老少，生平连县城湖寮镇都没有去过，雁阳村方圆数十里的山峦田洞就是他们生命中的全部世界，巨大的空问隔离使他们的认知出现空白，从千里之外省城归来的大学毕业生，在他们的心目中，充满了另外一个世界的神秘与好奇。我被乡亲们的纯真与朴实深深地感动，我也为故乡与现代文明社会的隔绝与闭塞感到迷惑。我庆幸我回到乡亲们的中间，让我真切地感受人世间最朴实无华的温情，我庆幸我重投故乡的怀抱，让我真切地绽放心灵中隐伏涌动的故土情怀。

几位上了年纪的长辈，被娘辉叔留下陪我吃晚饭，堂屋中央摆放的四方桌上，8个六角粗瓷大碗盛着冒尖的菜肴，香气四溢、热气蒸腾，一群男人相互谦让，恭请着上座，一时难分上下尊卑；女眷们照例是上不了主桌的，她们忙乎着传汤递菜，斟酒倒茶，嘻笑中看着男人们的推让。最后还是由娘辉叔主事，把大伯父（他辈份最长）和我的娘舅舅（他地位最尊）按在了主位的条凳上，而让我作为主宾坐在大伯父的左侧，原先纷乱的入座场面才平定下来，四条长木櫈坐下了8个男人，满满当当。众人刚拿起筷子，后续的菜肴已陆续上桌，原先盛着盐煽鸡、酱焖鹅、卤水鸭、红烧肉的瓷碗间，又叠放上酿豆腐、算盘子、捶肉丸、糯米糍、老鼠板、叶子叛……令人目不暇及。大伯父已年过70，身板高大硕健，是一个少言纳语的和善老人，他的目光单纯、善良、朴素而总是谦恭，据说他不善饮，平时极少喝酒，却向着我第一个举起酒碗，说：“衡轱，这是迎你回家，为你洗尘的酒，要满上满干的。这么多叔伯兄弟都盼着和你干一碗呐”，说完双手捧着酒碗，仰脸沽沽几口，把一碗酒喝完了，引来举座叫好连声。我自然不敢怠慢，站起身来也学着他的样子把酒干了。客家人自酿的酒大多是黄酒，俗称“娘酒”，恰如江南人喜欢的“加饭”、“女儿红”一类，度数不高、甜醇可口，喝酒的器皿是浅底的敞口八角碗。端起碗仰脖而尽的作派颇有点中原侠士之古风。酒过三巡之间，我已被前来轮番敬饮男客的“满上满干”灌得满脸通红，神采飞扬，忘乎所以而来者不拒。一顿洗尘酒喝了整整两个多小时，煤油灯下，桌上的菜碗肴盘已叠至三层（客家人宴客的讲究，菜碗累叠的层数越多越显隆重），影倬问分不清荤素浓淡，但席问洋溢着喜庆欢欣的浓隋厚谊，却水乳交融、由始至终。

酒蔺人散之后，夜色已深，村里没有电灯，当然也不会有电视广播和电话，四周群山黝黑，万籁俱静，有隐约的虫鸣和几声零碎的犬吠，娘辉叔和几位堂兄还在厅堂里陪我吃“功夫茶”。小泥炉里烧着暗红明火的木炭，煨着比拳头大不了多少的的铜水壶，泡茶的盖碗周围排列一圈比铜钱大不了多少的小茶杯。大伯父的长子、我的堂兄秉业是泡工夫茶的高手，看他两手翻飞，每一杯茶都经过汤杯、洗茶、冲泡、巡斟、恭让的仪式性程序。茶汁滚烫、茶色金黄、茶香盈室，饮者每进一杯，嘴巴都吧唧有声，长叹一口气，脸上露出悠然回味的神情。已有七分醉意的我听信了堂兄“浓茶可以解酒”的进言，连品七杯，酒虽未解，嘴腔里却已余甘阵阵，回味无穷……回到家乡的第一天，我深深地领会了为什么诗人总爱夸张地宣称“家乡的酒最醇、家乡的水最甜、家乡的茶最香、家乡人的情最真……”究其原由，我悟出了。

P12－13

三年前，秉衡就说到，他正在撰写回忆录。

按常理，秉衡退休前的职务，不过是开发区副主任，一个正局级干部，难得有“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业迹，何以要写回忆录？又有多少东西可供回忆？

现在，他的长篇著述已摆在我的书桌上。稍一翻阅，便感到有一种活泼泼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在我的惯性思维中，过往人们的写作，做理论研究的，总需要把具体细节感性的成分抽去，才可以建构起有普遍意义的逻辑体系；而做文学写作的，则必讲求宏大场景宏大叙事，以使人获得震撼。秉衡的回忆录不然。它充满细致而具体的生活情景，而这些情景，恰恰就从一个个人的经历与感受的角度，包括个人青春岁月无私付出的当下，见证了作为与共和国的同龄人，伴随共和国一道在艰难困苦中披荆斩棘，而终至重新崛立起来的伟大历程。

这样一种回忆录，最重要的要求是“真”。秉衡个人人格及体现于本书最为人赞赏的，也在一个“真”字。他在青少年时期作为学生作为知青作为民办教师的种种奇遇，都真实地呈现给读者，引领着读者共同地经历那个时代生命成长的艰辛与坚毅；在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特别是参加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从拓荒开始的整个过程中发生的种种故事，也都如实地向读者诉说，让读者有机会体会到创业的苦涩与快乐；及至于它在多次“艳遇”中透露出来的儿女情长，自然也体现着青年男子在青春期难以避免的心理躁动，但却并不是每个个人都可以是那样地幸运的。

秉衡说，他的性格是“三分童真，七分侠气。”我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好友。他那“三分童真”，还是留给退休之后才重新拾回吧！在工作期间，毋宁说是“三分理性，七分侠气”来得更贴切。人们只要看他在开发区期间，从办公室主任起步到担任建设总公司的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如何把一个亏损得很严重的企业，经过八年的创造性努力而转变为有丰厚赢利的大企业，就可以知道，这当中如果没有精明的理性筹划，固不可能；而没有侠客那种担当与决断精神，也不会成功。很抱歉我不喜欢记数字，长期浸泡在专门的学术思考中带来的一大弱点，就是不追求数量的多少，以至讲课时经常弄不清讲到第几点。作为人文学者，面对时势的“恶”的变迁，只会致力于用心去寻找去挖掘那些哪怕只是微弱（不占多数）的因子，却还要固执地把它提升起来，张扬起来，以便使“恶”的去向有所遏止。秉衡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均读哲学，驾驭数字的能力却那么出色，显然与学校的训习没有关系。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们，一定会从他在开发区工作期间通过历练而积累起来的许多经验之谈，得益良多。

至于秉衡退休以后的那分情怀，其实也不止于“三分童真”了。看回忆录多处流露出来的对乡间生活方式和乡间质朴纯净的心灵世界的眷恋，就不难感受到如老子所说“复归于婴儿”的一种价值诉求。社会学家曾经把我们所处的社会形态区分为两重：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礼俗社会”（我又称之为“自然社会形态”）是由乡亲朋友在自然状态中形成，以情感和信仰维系着的，没有功利的目的；“法理社会”（我又称之为“人工社会形态”）则主要见诸于企业公司和政府各部门中，互不认识的每个个人为着利益聚集在一起，关系的维系只能靠人为地依理性的方式制定起来的契约。由于“法理社会”关切的是利益，难以安顿人们的情感与价值诉求，所以无法提供“家”的感觉。然而当今的现实，如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世界”已经彻底地被“殖民化”了。也就是说“法理社会”已经强行地侵入到一切领域，以至于本来被视为净土的——讲求精神气质和人文教养的高校，学校与教师的关系也已蜕变为市场买卖的庸俗关系。本来可以寄寓情感给人以“家”的感觉的“礼俗社会”渐行渐远，秉衡和我辈，对“童真”的任性，不免已成追忆！

2015年7月29日于

中山大学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