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年初，一则关于大陆游客赴日抢购马桶盖的新闻在互联网上引发热议。据报道，日本温水洗净马桶盖成为国人赴日采购清单的首选，有人甚至一次买两三只带回国。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去日本买只马桶盖》一文中称：“这款马桶盖一点也不便宜，售价在2 000元人民币左右，它有抗菌、可冲洗和座圈瞬间加热等功能，最大的‘痛点’是，它适合在所有款式的马桶上安装使用。”日本所产的马桶盖人气如此之旺，令日本厂家倍感意外，甚至后悔未曾做好准备，以至面临断货窘境。据悉，除了马桶盖以外，我国游客在日本还大量抢购纳米水离子技术的电吹风、比普通钢材耐磨60倍的陶瓷刀具、双层真空保温杯、婴儿手推车等生活用品。在日本的免税店，一上午就有十几辆大巴满载中国游客专程来采购。1万多元人民币的电饭煲每天卖几十台，买主80％来自中国。中国游客的“疯狂”抢购导致日本百货商场销售额出乎意料的创出历史新高，日本商场销售员还称：“要是没有中国人，日本的旅游业就无法生存！”
根据商务部统计，我国居民2014年境外消费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赴日旅游缘何抢购马桶盖？究其原因，还是日本的坐便器质量、性能比较好，同时价格比国内的要便宜得多。工信部原部长李毅中曾坦承，与先进国家相比，中国产品的质量存在差距，没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2015年两会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马桶盖”现象作了回应，再次引发网民广泛关注。对于“出国买马桶盖”问题，总理表态：第一，要抱着“开放的心态”，反对贸易壁垒，因为“消费者有权享有更多选择”：第二，中国企业要升级，如果国内也有相同质量的产品，应该更有竞争力。“起码能为消费者省下机票钱！”
之所以一个小小的马桶盖能使总理如此重视，原因是在经济新常态下，消费未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愈加重要。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阐释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九大特征。会议指出，从消费需求来看，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必须采取正确的消费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
“新常态”不同于以往相对稳定发展状态，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与西方危机过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不同，是30多年高速增长后的稳定换挡，是进入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许可的正常运行区间新阶段的标志，是在经济增速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的新时期。我国正加快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而消费主导的经济自主协调发展是向新常态平稳过渡的主要路径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核心问题。 第一节消费之于经济增长
要理解消费协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首先要了解消费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根据定义，国内生产总值=投资+消费+政府支出+出口一进口，若使用支出法计算GDP，那么该等式又可以表示为：国内生产总值=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居民消费除了直接以货币形式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消费支出外，还包括以其他方式获得的货物和服务的消费支出，即所谓的虚拟消费支出。居民虚拟消费支出包括如下几种类型：单位以实物报酬及实物转移的形式提供给劳动者的货物和服务：住户生产并由本住户消费了的货物和服务，其中的服务仅指住户的自有住房服务和付酬的家庭雇员提供的家庭和个人服务；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媒介服务；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服务。
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规模和发展水平，反映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大需求的结构状况及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对制定消费、投资和进出口政策，制定宏观经济协调发展政策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支出法GDP为640 796．4亿元，其中最终消费支出328 311．2亿元，资本形成总额295 022．3亿元，货物和服务净出口17 462．9亿元。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0．2％、48．5％、1．3％，三者对GDP增长的拉动分别为3．7个百分点、3．6个百分点、0．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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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鲜明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新的五大发展理念，正是在中国经济新常态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横亘于中国改革发展征途之时，应运而生。当下中国的诸多问题，皆是由经济进入新常态而衍生。本书对于经济新常态所暴露的各方面问题，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做了深入剖析，对在旧有增长模式的“极限”约束下如何发展，提出了意见建议。
本书由中央党校报刊社副总编辑、经济学博士杨英杰主持撰写。杨英杰同志负责完成了全书的整体设计、撰写和统稿工作。参与书稿撰写的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博士有：王牧天、苏月、王岳龙、赵琴琴、赵妮、宋立楠、李元、李良艳、楼俊超。本书出版得到了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徐学军先生为本书策划提供了重要指导，做了大量工作。在书稿撰写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大量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此表示感谢。特别需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原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韩康教授于百忙之中特为本书撰写序言，提出了希望引起决策层和理论界予以高度重视的“经济新常态阵痛期”这一新的概念，可以说与本书关于新常态下的“心常态”这一理念颇有契合。至于像本书副标题所示的——如何让我们习惯增长的“极限”，我们希望能有更深入的探讨。
杨英杰谨识
2016年春于中央党校南院
第一章 “马桶盖”之下的消费——创新供给激活需求
第一节 消费之于经济增长
第二节 最终消费率下滑不可持续
一、最终消费率呈下滑趋势
二、最终消费率下滑不可持续
第三节 创新供给激活需求
一、模仿型排浪式消费基本结束
二、保证产品质量安全、创新供给激活需求
第二章 “铁公机”之旁的投资——把握新的投资方向
第一节 投资之于经济增长
一、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基本理论
二、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作用
三、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对运动规律
第二节 总投资率高位难以为继
一、投资规模
二、投资规模调控的必要性
三、投资结构
四、产能过剩问题严重
五、投资效益
第三节 把握新的投资方向
一、确定合理投资规模的原则
二、确定合理的投资结构
第三章 “富士康”之外的出口——培育新的比较优势
第一节 出口之于经济增长
一、我国对外贸易现状
二、出口的经济效应
三、我国出口的发展趋势
第二节 传统出口比较优势不复存在
一、什么是比较优势
二、我国比较优势的断档风险
第三节 培育新的比较优势
一、升级传统廉价劳动力优势为新人力资本优势
二、培育重点行业资本技术新比较优势
三、培育产业集群和产业链新比较优势
第四章 产能过剩与供给不足——优化升级产业结构
第一节 产业结构演化趋势
一、产业结构演变规律的理论研究
二、产业结构演化的一般规律和趋势
第二节 产能过剩与供给不足并存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二、产能过剩与供给不足的形成原因与微观基础
第三节 优化升级产业结构
一、世界主要国家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的特征
二、我国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的对策
第五章 未富先老与经济空心化——创新驱动发展转向
第一节 人口老龄化与经济空心化
一、人口老龄化
二、经济空心化
第二节 提升人力资本质量
一、 破除限制身份的体制性障碍，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型
二、 创新高校教育模式，提升大学生从学校到工作岗位的适应性
三、借鉴德国经验，改革职业教育体系
四、把握基础教育，培育创新型人才
五、优化政府的教育投资结构
第三节 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
一、创新驱动发展的理论基础
二、创新驱动发展的政策思路
第六章 诸侯割据与重复建设——亟需建设全国统一市场
第一节 市场分割与地方竞争
一、市场分割与地方竞争的实质及影响
二、市场分割和地方竞争的原因
第二节 市场竞争新特质弱化市场分割边际效益
一、市场竞争新特质——质量型、差异化
二、市场分割边际效益弱化
第三节 经济一体化需要建设统一大市场
一、统一市场的特征——统一透明、有序规范
二、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必要性
三、建设统一大市场的举措
第七章 穹顶之下的资源环境约束——推动绿色发展新方式
第一节 资源环境约束已到极限
一、单位GDP能耗
二、资源环境的过冲
三、可持续发展
第二节 科技创新驱散发展“雾霾”
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三、新能源汽车——以创新、环保定义“豪华”
四、科技创新化解产能过剩
五、全面推动各项创新举措
六、加大科研经费投入，更多扶持中小企业
第三节 制度建设保障绿色发展
一、生态文明制度的建立
二、新常态下绿色化的产生和发展
三、新常态下必须依靠制度性的改革和创新
第八章 高杠杆与泡沫化的经济——建立风险防控机制
第一节 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一、地方债务成因分析
二、地方债务风险分析
三、建立地方债务的预警机制
第二节 化解房地产市场泡沫风险
一、解读中国房地产泡沫
二、房地产泡沫化的形成机理及隐藏的风险
三、化解房地产泡沫风险
第三节 降低金融系统高杠杆风险
一、理性看待金融系统高杠杆
二、地方债务、房地产行业与金融系统高杠杆风险
三、降低金融系统高杠杆风险
第九章 逼仄的宏观调控空间——漫灌式向精准定点式转型
第一节 全面刺激政策不合时宜
一、四万亿等政策造成遗留问题具有前车之鉴
二、 当前产业结构问题突出，低水平重复与高新产业不足并存
三、当前房地产业总体供给过剩，需逐步消耗现有库存
第二节 财政政策精准发力
一、实行结构性减税和普遍性降费
二、有针对性地增加财政支出
三、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第三节 货币政策定向调控
一、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二、有针对性地实施定向降准措施
三、采取必要措施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后记
新常态和经济阵痛期
经济新常态，政府当局有两个并行的调控目标：坚持结构改革、稳定经济增长。这个表述看似简单，实则难度很大，因为二者必须兼容。结构改革的要求是，有效矫正结构扭曲，不搞大水漫灌式总量刺激，稳定增长的预期是，GDP底线在7%左右和6.5%以上。
2015年GDP增长6.9%～7.0%，达到中高速增长水平，除出口指标外，城镇失业率、消费物价、货币增长、能耗下降和赤字等重要宏观指标，都在政府预期调控范围内。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目前GDP增长已经探底、趋稳，经济主导方面的向好格局已经出现。我的认识正好相反，目前增长下行是否探底并不确定，结构改革深层问题并没解决，新常态的经济阵痛期，还远未过去。
从外贸出口观察，2015年国内出口负增长已成定局。根据美元加息综合影响评价、新兴市场国家总体走势、国际大宗商品行情预测等因素分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今年和2016年全球增长预期都不断下调。中国出口增长态势也可能很快逆转。这个情况告诉我们，宏观经济三驾马车从纯粹增长角度计算，已经是“三缺一”了，要指望用投资、消费提速加以填补，几无可能。
投资是目前政府稳增长的重点调控领域。我国三个最主要的投资部门制造业、房地产、基本建设，2014年的投资比例分别为约30%、25%、25%。由于发展环境变化，三者增长下降都十分明显，2004—2015年第三季度，制造业投资增长从36.8%下降到13.5%，房地产从29.6%下降到2.6%，分别下降了约23和27个百分点。若这三大投资主力的降势稳不住，经济跌破底线必不可免。目前看，政府调控力度很大，难度更大，效果尚不分明。
首先看制造业，投资增长下滑受到两方面影响，一是大规模持续性产能过剩，市场需求萎缩严重约束产业发展，特别是传统制造业发展困难重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增长只有5%～6%就是明证；二是政府主动减产，对技术落后、耗能严重、环境污染、库存巨大的企业实施强制性减压管理。政府虽然也同时下大气力推动新兴制造业的创新发展，但需要清醒看到，后者真正具备产业拉动力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由此可知，制造业的投资增长，除非回到过去发展老路上去，不可能也不应该短期内大幅转降为升。
其次看房地产部门，影响投资增长最重要的背景是，国内城镇住房供求格局已经发生重大变化，2014年城镇居民户均住房接近一套。这是标志性事件，说明国内大规模、拥挤性购买商品房市场周期已经过去。据不完全统计，城镇家庭自有住房空置率已高达22%左右，沉淀资金约4.2万亿元。为了抑制房地产泡沫扩张，中国人民银行（简称央行）采取“用者宽、炒者严”的房贷政策，很有道理，也逐步有效，但是长期积累的供求矛盾绝非短期可治。2015年10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增至6.9亿平方米，同比增长14%，不仅绝对值再创历史新高，待售面积与上年销售面积之比也达到56.9%的历史峰值。
摆脱目前房地产困境有两个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干脆敞开买卖、投资、炒作，无论大中小城市，在零房产税条件下一律放开购买与贷款门槛。这样做，各种经济人的各类大量积存资金、资本会蜂拥而入，钢铁和水泥等过剩产能会大量消化，房地产相关产业会迅速繁荣，从而，投资立马拉升，稳增长立即见效。第二种选择是，坚持以市场消化为主,同时积极调整和改进管理政策，把居民购房存量潜力激发出来，例如进一步适度放宽消费性购房信贷，同时改变现行保障房建设思路，构建新型市场化保障房开发模式，等等。这样做，立足长远，但短期内不会明显拉动投资。理性的选择应该是什么呢？
第三看基本建设，这是投资主力三部门中最具扩张弹性，也是政府调控最容易着手的部门。中央政府作为直接投资者和调控者，手里有四个重要筹码，可以释放的能量有多大呢？
（1）中央财政赤字。参照《马斯特赫里条约》，2015年确定3%左右，普遍认为结合中国国情，可考虑未来把积极财政政策适度放大一点，赤字调高0.2～0.5个百分点，有道理，也完全可行。但同时也要看到，地方政府债务水平很高，隐含风险极大，中央财政赤字不可能太过放松。
（2）国家重大投资项目工程包。2015年国家发改委推出的7大类、四大项重大工程包，据统计已开工300多项，完成投资约计超过4万亿元，今年还向社会投资放开80个项目，约计总投资1万亿元。这已经是非常有力度的国家投资了，未来虽然仍有扩展空间，但在这个基础上再度大幅提高投资规模，可能性很小。
（3）积极推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国家发改委已发布PPP项目1043个，总投资1.97万亿元，有研究机构预计PPP市场总容量可约达10万亿～12万亿元。PPP模式涉及公共产品投资体制深层改革，意义重大，但若要让非公有资本真正理解并大量主动参与这个模式，进而带动整体公共产品投资增长，并不是短期内可以做到的事情。
（4）中央为地方政府债务置换。2015年国务院发行10000亿元政府置换债券，总额占2015年到期政府债务53.8%，置换债券由地方政府自发自还，用于今年到期债务。这是规范清理地方政府债务的极其重要的一步，但是同28万亿～30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务总量相比，显然是杯水车薪，继续深化解决债务问题，既需要更得力的措施，也需要时间。
大部分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资能力，原有强度已很难维持。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大规模投入基建，有三大主要支撑，分别是土地财政、融资平台和城投公司。现在，土地财政收入大幅下降已成定势，基础财源大大萎缩；政府融资平台长期积累巨额债务，还本付息压力严重挤压融资能力；城投公司债务约占地方政府性债务49%，公共产品投资能力和信用都大打折扣。
最后，再看看社会消费，这是政府和各方面寄予最大希望的稳增长领域。2014年社会消费的增长贡献率确实超过投资若干百分点，那么，有无可能社会消费继续超水平发挥，很快成为支撑GDP 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主导部门呢？我认为近期无此可能。
短期观察，即使现有社会收入状况、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不变，提高增长水平也有空间，例如进一步完善网络平台体系，积极扩展国内外商品零售规模；稳定股市，增加居民扩大消费的证券财富基础；出台新政策、新措施，鼓励居民新型绿色消费，等等。这些措施可以给拉动消费加分，但不可能根本改变支撑宏观增长的基础结构。
社会消费如要有大的结构性进步，就要解决更深层次的发展问题，例如收入水平提高和收入结构改善，特别是中等和中低阶层提高收入与财富水平；又如改进、完善公共福利制度与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推进还带有明显碎片化特征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再如目前国内财富分配结构也大成问题，据概算，我国中产阶层人口超过2亿，房产的财富配置比例接近80%，这个消费主力军被庞大的房产比例牢牢套住，其他方面的社会消费扩展，还会有多大余地呢？
以上分析告诉我们，如果说中国进入经济新常态，那么这个新常态的第一阶段，显然就是一个很难避免的阵痛期阶段，只有走出和熬过阵痛期阶段，才可能进入经济新常态的良性发展形态。
关于经济新常态的阵痛期，我有四个初步认识。
第一，阵痛期时间不可能太短，基本道理是，长期高增长积累的大量产能过剩和商品房库存，如果坚持以市场消化、市场出清为主，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结构问题总量补，靠铺更大摊子的政府消化、政府出清为主，就必须尊重市场供求规律，待以时日。
第二，经济下行压力还会在较长时间内存在，只要不突破底线就应视为正常现象，执行新宏观调控方针要有定力，有战略定力，绝不能因经济波动和个别领域的困局，就变相采取短期强刺激政策。
第三，政府在阵痛期的调控智慧，主要表现为把握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协调度，结构改革力度过大、节奏过猛、配套缺失，可能导致增长过度下滑，引发系统风险，但过度强调稳增长，向经济维稳过度倾斜，又可能弱化结构改进，使调控和经济运行回归原有框架轨道。
第四，新的宏观调控方针、思路应当基本稳定，让所有社会经济人都有稳定的预期，应避免决策层对新宏观调控方针的解读产生歧义，更不能设想有了一个或几个新思路、新举措，就能解决阵痛期的所有问题与难题。未知领域需要不断探索、实践。 2016年春于北京
中国经济的危险到底在哪里？可能的引爆点又在什么方位？
杨英杰等著的《新常态下的心常态(让我们习惯增长的极限)(精)》以问题为导向，详细排查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隐患和地雷，剖析其中诱因，探索解决途径和办法。特别是对经济新常态下是否可能出现增长的“极限”，克服增长“极限”的出路在何方，作了理论和实证、历史与现实的深入分析，引领读者深刻反思中国三十余年改革开放进程的成就和经验，当前的瓶颈和困难，乃至未来的希望和走向。
经济新常态阵痛期转型升级闯关，应对十三五结构性改革历史挑战，必须摆脱原有的心态，为新的体制机制奠定价值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对于新常态，对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大逻辑，如何认识，如何理解，理论界和社会上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杨英杰等著的《新常态下的心常态(让我们习惯增长的极限)(精)》一书，依据中央精神对此做了权威的也是比较通俗的解读和阐释。如何认识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是贯穿本书的一条主线。本书依托中央经济工作会首次提出的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九大特征，紧紧围绕如何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逻辑思路，对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解决问题的理论依据、实践对策等等，做了较为深入浅出的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