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黎明著的《黎明之歌(韦黎明诗文集)(精)》写出了诞生于共和国黎明时期的一代人的生命写照。她的文字优美动人，情感真挚。本书包含诗歌卷，小说、散文、回忆录卷，书信卷，人物特写、专访卷，新闻报道卷。里面蕴藏了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事，让我们能够进入到那个年代。

1979年，复刊后的《诗刊》首次发表一组爱情诗，一首《我们何必惋惜》的爱情诗备受读者喜爱，韦黎明由此登上诗坛，成为当时颇有影响的诗人。

韦黎明才华出众，兴趣广泛，创作体裁除诗歌外，旁及小说、散文、纪实文学等，身为记者，更是写下大量极具分量、广受好评的人物专访和新闻报道。

韦黎明著的《黎明之歌(韦黎明诗文集)(精)》收入韦黎明一生创作的精华部分，既展现了作者的心路历程、精神情怀和锦思绣笔，也反映了共和国近三十年来科教文卫等各领域的发展成果。

本书是诞生于共和国黎明时期的一代人的生命写照，一曲跌宕感人的交响曲，犹如拂去历史烟尘依然闪烁着思想露珠的时光玫瑰，让我们看见过去，思考未来。

序一：梅香如故／陈洪生

序二：怀念梅梅／艾轩

诗歌卷

 送保欣

 冬日牧马

 赠友人

 边塞行

 笑古人

 诀别

 末流人

 答友人

 壮别

 年初别友人

 感事

 赠友

 回鄂北新家

 访湖北于校

 偶像

 别友人

 牧天

 赠友人

 无题

 无格无律亦无题

 保尔之歌——献给我的朋友们

 你——写在困难的时刻

 一九七0年夏天

 有谁知道他？——赠毛毛

 船的悲剧

 我们还要起航

 我们何必惋惜

 别

 我们的马叫“苦力”

 我的歌

 出土陶俑

 雨天的思维

 在我度过青春的地方

 小砂

 小岛

 我们为何长久沉默

 怀念

 朋友，我们正年轻

 夜

 愿你珍惜——给我的儿子

 你

 人民需要这样的人

 从老区来的人

 雪地灯光

 初醒

 瞄准，预备——放

 迟到的哀歌——写在史云峰烈士昭雪时

 童年

 问

 给予

 月

 野百合

 分手

 窗前望雨

 迎春花

 乡野在我们心中

 给Z

 我的星星

 棒棰岛之夜

 你们，一群鸽子

 有狼自高原来

 大胆些，中国

 生活之杯

 悄悄问一句

 冰上的梦

 无题

 绿，固执倔强的精灵

 榆叶梅落了——给一位青年雕塑家

 我走着

 大地的女儿

 独自行走

 露天矿

 邂逅的启示

 雪国的故事

 远去的帆影

 持花圈的女孩

 那是

 夏日印象

 阜新的街心花园

 小路

 回声——致一位作者

 五塔寺的铃声

 有这样一个夏天

 终于

 我长满苦艾的草原

 呼唤

 盒子里的生命

 后来

 白桦林与黑土地

 不必等待雨季来临

 有时

 分手

 我与苦力

 夜校门口的车

 太湖之春

 菩提树

 本色

 正午

 无题

小说、散文、回忆录卷

 为了忘却的纪念

 小城纪实

 戒指

 好龙

 萍水相逢

 和尚、太监、道士和三个女人的故事

 自书小传

 喜见中兴复上贤

 玫瑰的风骨——丁玲印象记

 黑夜给了你黑色的眼睛——也忆诗人顾城

 《交流》之我见

 女性的解放该从哪里起步？

 假如再给你一次机会

 寻找繁花的日子

 儿子逸事

 魔障眼法

 冬日苦瓜

 舅母仙逝了

 十六年治疗肾衰心得

 永远的丰碑——一二·九中国学生运动回顾

 两个美丽勇敢的女性

 长征中的妇女

 彭儒两探毛委员的“碗底”

 在井冈山的日子里／彭儒口述韦黎明执笔

 凌霜傲雪一枝梅——回忆战友曾志／彭儒口述韦黎明执笔

 我所知道的毛泽东与贺子珍／彭儒口述韦黎明执笔

 真假女儿寻访记

 一介书生铁骨硬——记井冈之子陈正人

 “杨立青”参加了我父母的婚礼——记我家与“黄埔人”的情缘／陈瑞生口述韦黎明执笔

 永恒的瞬间无限的怀念——为《陈正人彭儒画传》所写的前言

书信卷

 1968年7月9日致父母

 1968年7月26日致父母

 1968年8月致哥哥

 1969年8月23日致友人

 1969年9月5日致友人

 1971年8月15日致朋友

 1972年1月10日致朋友

 1972年8月28日致友人

 1973年1月20日致朋友

 1973年1月30日致友人

 1973年2月致友人

 1973年4月12日致友人

 1973年4月21日致朋友

 1973年5月20日致朋友

 1973年6月14日致友人

 1973年6月30日致友人

 1973年8月25日致友人

 1973年9月26日致友人

 1973年10月13日致友人

 1973年12月7日致友人

 1973年12月31日致朋友

 1974年2月14日致朋友

 1974年春致朋友

 1974年4月9日致友人

 1974年4月13日致友人

 1974年4月23日致友人

 1974年6月15日致友人

 1974年11月30日致友人

 1975年3月30日致友人

 1975年4月17日致友人

 1975年4月27日致朋友

 1975年5月4日致朋友

 1975年6月16日致友人

 1975年6月22日致朋友

 1975年6月28日致朋友

 1976年2月14日致朋友

 1976年2月22日致朋友

 1976年3月22日致朋友

 1976年4月10日致朋友

 1976年4月28日致朋友

 1976年8月15日致朋友

 1976年8月21日致朋友

 1976年10月17日致朋友

 1977年3月24日致友人

 1977年4月致友人

 1977年10月30日致丈夫

 1978年6月24日致友人

 1979年3月20日致友人

 1979年9月20日致友人

 1980年11月3日致丈夫

 1981年1月6日致丈夫

 1981年3月2日致丈夫

 1993年1月16日致友人

人物特写、专访卷

 长城万里笔如椽——访老作家周而复先生

 名作家当官以后——访新任文化部长王蒙

 创造爱与美的世界——女作家、诗人柯岩谈婚姻与家庭

 漫夸疏影爱横斜——访梅绍武先生

 国际主义精神的见证——记牺牲在中国的德国友人汉斯·希伯

 回归声中的梁凤仪

 只把春来报——记女作家谌容、张洁

 昨夜里星辰坠落——记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

 风中小铃叮咚响——我的邻居歌星韦唯

 丹青笔笔势如虹——记中年画家赵准旺

 娓娓画卷终现人间——记已故画家韩乐然

 崭露头角的申军谊

 山岳无边尽入画——记陕西画家张振学

 一个夜郎人的世界——刘雍美术作品展侧记

 另一个世界——应天齐和他的版画

 世界管乐之祖：七千年古哨终又响——记青年教师陆洲

 中国的脊梁——记核物理学家邓稼先

 “为了中国人早日拿到诺贝尔奖”——记超导明星赵忠贤

 迎来科学的春天——周光召谈科学院改革

 我实现了“强国梦”——记航空技术科学家顾诵芬

 名垂青史的“数学罗曼曲”——数学家王光寅、吉敏小记

 一个人的自然保护区

 “我是地球的女儿”——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主任廖晓义素描

 揭开“女书”之谜的人

 为了青山绿水不再沙化——记沙漠考古学家景爱

 生命的音响

 俯仰无愧天地——记中旅集团副董事长张北英

新闻报道卷

 南朝鲜之行

 情暖童心——中国特殊教育一瞥

 来自星星的孩子——中国弱智儿童群体现状考察录

 落进春天的土地——大陆改进残疾儿童现状纪实

 温暖每一个角落——残疾人事业发展综述

 最后的心愿

 让历史永远耸立——关于保护中国历史古迹的呼吁

 苗族人民心中龙的形象

 不朽的“光影客”——尤里斯·伊文思五十年电影回顾

 北京的历史文物保护

 玻璃制造术的起源

 考察雪豹

 云动水移的神话——空中南水北调工程纪实

 春天的语言——首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侧记

 佛光闪烁的地方——访苏州灵岩山佛学院

 苏州：通往“天堂”之路

 超越国界的艺术——记中国戏曲的继承和发展

 乱花渐欲迷人眼——中国民间美术巡礼

 一颦一笑皆是情——论中国戏曲的魅力

 南方有“星火”——“星火计划”在广东实施录

 新挖掘的恐龙

 大自然的眼泪——专家呼吁重视酸雨在大陆呈发展之势

 众里寻她千百度——记在珠江三角洲寻找支柱产品的广东科学家

 人体艺术展轰动北京

 巨人的脚步——记追赶世界潮流的中国服装

 孔子：依然有魅力的课题

 甘肃惊现罗马古城

 科学是第一生产力——中国跟踪追赶高技术实录

 魅力永存的沧桑大道——记丝绸之路2100年活动

 北京迎来文物的节日

 红土地文物珍品亮相京城

 在希望的田野里：科技县长巧当领头雁

 蒙古族学者破译契丹文

 活色生香的北京荧屏

 中国不会忘记

 阿尔泰山岩画之谜

 大歌无疆——记史诗《格萨尔王传》的搜集与研究

 中国运动员在第25届奥运会上

 沧桑终成歌：十部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

 乐坛一枝独秀——北京Pops音乐会见闻

 收藏之花俏走民间——北京民间收藏精品联展巡礼

 活跃的技术市场

 中法合作保护北京猿人遗址

 辽金城垣博物馆在京开放

 陈逸飞画展在京举办

 在历史遗址竖立纪念碑

 让民族的记忆永恒——北京重视文物保护纪实

 向垃圾宣战

 “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

 人与生物圈计划——小良站

 “厨卫革命”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花卉业兴旺

 修建一条大街引起的争论

 院士捐献文物

 圆明园“国宝”热展台北

自书小传

童年时就像雾里看花，我们只注意自己喜欢的一张小纸片，一朵小花，一串小珠子。而对于发生在我们周围的许多事不明真相，那么多重要的人和重要的事从我们身边掠过，我们竟浑然不觉。并不是没有不顺心的事，然而那毕竟是些愉快的日子。据说，我出生的那天就非常热闹。母亲刚刚生下我，街上就鞭炮震天、锣鼓齐鸣。她十分诧异，问了人家才知道，这一天是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签订的日子——1950年2月14日。

前些年的一天，我哥哥艾轩（小名圭圭）打电话给我，他用夸张的语气说：“想想吧，梅梅，多么可怕，所有小时候认识我的人，都记得我穿着一双小雨鞋！”我不禁大笑起来。的确，在所有那些业已发黄的、残留下来的老照片中，我的这位哥哥都是微皱着眉头，有着一副与实际年龄不相符的苦恼和忧郁。前胸总是别着一个别针，上面挂着一条擦鼻涕的手帕。相比之下我的面容倒还开朗，有时甚至算得上笑容可掬。我那祖传的大额头被齐刷刷的小刘海遮住了，嘴角有两个小酒窝，眼角微微上斜，母亲说这个是“吊眼”。怪不得京剧名家阿甲一看到我就要让我去学唱戏，说我“扮相好”。母亲断然拒绝了，不过她还是赞扬我，一生下来还在摇篮中时，父亲就非常满意地晃着脑袋说：“不错，这个孩子长得漂亮，像我。”这就是我出生后不久，父亲给我定的调子，使我在家里多少有点优越感。而二哥艾轩出生时正值解放战争年代，那时在华北联大的父母不知为了什么，正在闹别扭，所以他一出生就被送给了河北平山县的老百姓。那里条件不好，吃不饱，穿不好，还染上了蛔虫。解放后找回来时是一个细细脖子、大大肚子的惨相。进入六一幼儿园后，老师为消灭艾圭圭肚子里的蛔虫颇费周折。

我曾经对一位作家开玩笑地说，我出生在中国作家协会，长在天津作家协会。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作家协会的院子很美丽。我们住在里面一个中西合璧的三层楼里。我家住一楼，二楼住的是大作家丁玲，三楼住的是著名作家、诗人萧三，而我小时候对这些一无所知。在我眼里丁玲是一个慈眉善目的阿姨，她的手很柔软，握起来是一种特殊的感觉。三十多年后，当我在北京木樨地22楼重新见到她的时候，她用依然柔软的手握着我的手，兴奋地说：“小梅梅，我还保留着你的照片呢！”这真使我惊讶。时隔这么多年，丁玲经历了那么多的坎坷，北大荒的风云，山西的软禁，秦城监狱……她的生活比父母离异后的我们家，肯定更艰难，她竟然还保留着我们小时候的照片，这令我深深感动。当祖慧姐姐把照片给我找出来，我看到照片背面丁玲亲笔写的一行苍劲的钢笔字“梅梅在看万花筒”时，我禁不住热泪盈眶。照片上的我似乎只有三四岁，正眯起一只眼，向当时流行的万花筒里张望，样子十分专注。这是一张我从来没有在自己家里看到过的照片。命运真是奇怪，你向生命的玄妙之处窥探，有时一无所有，有时又会有惊人的收获。

五岁之前的事我几乎没有完整的印象。我不知道别人是否也像我这么弱智。现在想来，那时家里的凉台似乎装了彩色玻璃。夏日的阳光透过枝叶茂密的树叶投射下来，满地斑斓，恰似一幅印象派的作品。记得有一天家里突然来了一个外国女人，金发碧眼，带来很多甜美的葡萄。她拿着照相机为我照了很多照片，然后把它们纷纷放大。在那些放大的黑白照片中，我的头显得格外大，张着一双惶惑的大眼睛看着镜头。那时候我就对色彩有着特殊的印象。于是那棕色的木器、外国女人金黄色的头发和丰满的紫色葡萄，构成了我童年印象中的一幅定格的彩色油画。后来才知道这位女士是捷克的汉学家丹娜。也同样是三十年后，我才读到父亲艾青为这位亡友写的悼诗：“动乱不安的年代，友谊像阴天的芦苇，在风中哆嗦着，发出听不见的哀叹……”

小时候，我们完全是玩疯了。我没有看见过一本书描写的小孩像我们玩得那么痛快，那么淋漓尽致。1955年，母亲与父亲离婚后，我们搬到北京东郊国棉三厂的宿舍。母亲遵循党的文艺路线，认为需要下厂体验生活，她选择以女工为主的国棉三厂。当我随母亲搬到国棉三厂时，我却深深地喜爱上了工厂周围的一切。那里完全是一派自然的农村风光，静静的肃穆的古代陵墓，清清的小溪，高高的黄土山岗。春天，我和哥哥去捉泥鳅；冬天，到湖上去滑爬犁。大自然的雨露清风陶冶了我的男孩子气。

六岁时我们又搬到天津作家协会。这是一个足以激发小孩子想象力的地方。高高的圆柱子支撑着一座堂皇的宅邸，活像一个伯爵的旧居。宽敞的种满高大树木的院子和山石层叠的假山，都给我一种新奇神秘的感觉。孩子们读的书上都是王子、公主，最坏的不过是大灰狼。当淡紫色的藤萝花开放时，我常常坐在粗粗的藤萝枝上，津津有味地读着有关王子和公主、勇士和小红帽的小人书。当我年事稍长，回想起那个六岁的小姑娘在藤萝花下的种种幸福的幻想时，心里想到，要是一个人幼年时就会知道以后的事，要是她知道人生未来等待她的是什么，她还会那么悠闲自得地生活下去吗？

后来哥哥们来了，他们起先十分着迷于《三国》《水浒》中的英雄和飞檐走壁的侠客，于是决心练就一身好武艺。我也毫不示弱地在院子里、在假山上和他们用竹竿、木棍对打起来，待到力不能支时便叫一句：“虎口震裂也！”拖着棍子逃跑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又都爱上了画画。母亲从东安市场买回来了一张桌子，这桌子明摆着设计有问题，四条腿都集中到一个圆墩子上，人一趴在上面整个桌子都轻轻摇晃。我和哥哥就是在这个桌子上开始的早期“绘画生涯”。和新桌子一起买来的还有一个玲珑剔透的小书架，下面几层可以放书，上面呢，布满了小格子和小抽屉，整个书架像一件精雕细琢的工艺品。现在再也找不到做得那么精巧的家具了。小书架透着一种优裕的伤感，使人联想到它的鼎盛时期，不知是哪个大户人家的心爱之物。这讨人怜爱的小书架常常使我想起“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诗句。事实上我们也没有辱没它的身份，总是放些高雅的东西进去。中国画的颜料用小酒盅装着，密密地排放在格子里，“大白云”“小红毛”的国画笔也纤纤巧巧地放在抽屉里面。

妈妈给我们买来桌子和宣纸、笔、颜料，我成了勤奋的小画家。从工笔仕女到各种山水花草的国画，我都一一临摹过。当时画画这件事并没有影响我的学习，从小我就不想让妈妈为我操心。在学校里我是一个挺乖的孩子，年年成绩都很好，年年都是优秀生。

我和哥哥花了大量的时间画画，这件事对我们的一生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在那些日渐发黄的照片中，有我俯身看哥哥画画的镜头，满脸钦慕之情。想必那时我俩已分出高下，他为主，我为辅。我的哥哥从那时起就酷爱上了画画，终于成了著名的画家。

1962年当我们随着再婚后的母亲从天津回到北京时，我心里可高兴了。还记得在我们的课本里是这样描写北京的：“……一群鸽子在北海的上空翱翔，故宫金色的琉璃瓦在太阳下闪闪发光，从工厂冒出的黑烟好像一朵朵水彩的大牡丹……”继父是个老红军，待我们像亲生子女一样。两家共有八个子女，过得其乐融融。

一年之后我便考上了北京师大女附中，这是一所教学质量高、要求严格的学校。我一生都感激我中学的老师们，感激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他们给我们打下的十分坚实的知识基础，在日后的年月使我们受益匪浅。而也正是在以后的年月我才愈来愈深地体会到这一点。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这一年（整整一代中国人都不会忘记这一年的！），我才刚满十六岁。我在十五岁入了团，但是对亲爱的少先队组织依然怀着孩子般的眷恋，舍不得摘下红领巾。也就是说，1966年时我还是一个戴着红领巾的共青团员。随着席卷大地的狂风，怀着保卫毛主席的决心，我们参加了“破四旧”和红卫兵运动。曾经亲切教导我们的老师、主任、校长一下子都成了“黑帮”，这真使人觉得不可思议而又复杂难解。不久，我和同学们去“串联”，走遍了江南的几个省，当时我们还是对政治一无所知的孩子。后来，同学之间又分成了几派互相攻击。我对这些十分困惑，但是在那样的一种形势下，谁又能置身事外呢？反过来讲，即使是饱经沧桑、有丰富政治斗争经验的老一辈人，不是也在这场风暴面前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吗？

1967年至1968年初在家“逍遥”的时候，我仔细地复习了功课，又认真地读了许多马列著作，虽然像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对一个十七岁的女孩子来说显得太枯燥了些。

1968年6月，我从师大女附中毕业了，被分配到北大荒生产建设兵团劳动。在北大荒的土地上我待了四年多（十八至二十二岁）。我们在荒凉的土地上种上了小杨树，盖房子、种麦子、收大豆，一年后我已经掌握了所有的农活。后来我又被调到畜牧排放了一年的马。在北大荒，紧张的劳动固然艰苦，但最主要还是思想上的禁锢和精神上的痛苦。当你最信任的人都背叛你，当怀疑、造谣、诽谤、歧视充斥，而所有这些都像是在黑暗中发生的一样，我们这些在阳光下长大的孩子就像突然置身于黑黝黝的旷野，耳边是呼啸的寒风，谁也无法解救你……

1972年，由于我在黑龙江兵团的处境和身体都很糟糕，妈妈不远千里跑到兵团，帮我把关系转到了他们在湖北的五七干校，后又转到江西的一个工厂。在那里我一边当工人上班，一边马上开始了紧张的功课复习。在兵团的四年中我已经觉得破灭的希望又重新点燃了。如果能给我一个机会上学那真是一种重生。

1973年，我终于被推荐参加工农兵大学生入学考试，这一年我已经二十三岁。我并未气馁，我觉得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时刻，也是少得可怜的一次机会了。我复习得很刻苦，考得很好，数学甚至得了满分120分。我满怀着希望，希望哪一个学校能够高抬贵手。然而在“四人帮”横行的时代，清华大学不接收我。后来，因为我所在的工厂是四机部的无线电元器件厂，所以我侥幸上了江西大学物理系无线电专业。想根据特长和兴趣选专业在当时根本不可想象，在很多人的帮助下能上一所大学，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不管学什么专业我都要尽力。罗莎·卢森堡说过：一个人活着要像一支两头点亮的蜡烛。学习机会来之不易，我要加倍努力。感谢中学的老师们，他们培养了我们爱学习的好品质，(P224-228)

怀念梅梅

艾轩

说到我妹妹艾梅梅的诗文，自然绕不开艾青这个名字。梅梅是艾青先生的小女儿，出生在开梅花的季节，艾青给她取名梅梅。梅梅长到两三岁时，活泼可爱，聪明漂亮，艾青对她宠爱有加，视若掌上明珠。

我对梅梅的记忆更多的是在小的时候。

那一年她五岁，我八岁，住在城里一个叫豆腐巷的胡同里，是艾青买的一个四合院。冬天，艾青让我和梅梅打扮得体面一点，买了两件新呢子大衣，我穿的是黑色的，梅梅是粉色的，站在大门口晒太阳。过往的人直往我们身上看，有点儿早期胡同时装秀的感觉，让我们在冬日的暖阳里着实洋气了一把。

好景不长，一会儿远处传来摇拔浪鼓的声音，吆喝着收废品。走近了，他看见我们俩站在那里，便亲切地询问：“小朋友，多大了？站这儿干吗呀？”摸了摸我的袖口：“你这衣裳卖吗？”

“我爸刚给我们买的。”“嗯，两块钱卖了吧！”两块钱，在当时可是意味着一堆鞭炮加几根冰棍加一堆糖。我问梅梅，你卖吗？她点点头，可是又往后缩，说：“我怕。”有点儿舍不得，毕竟是那么的光鲜亮丽。“拨浪鼓”继续动员：“给你两块五！”梅梅笑了，觉得合适，于是我们俩先后脱了新大衣，拿到了钱，成交了！我们好激动，平生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一边数一边往院里走，看见了艾青。他正对着我们看呢，“衣服呢？”“……卖了。”“卖了？卖给谁了？”“‘拔浪鼓’叔叔。”“疯了吧？卖了多少钱？”我说了一遍。啪！一个嘴巴，打得我转了一个圈，掐灭手中的烟，冲出门去看。“拔浪鼓”早就蹿了。艾青看着我俩：“一百块钱一件的衣服，你两块钱就卖了！”这就是我们懂事以来做的第一单生意，今天就叫“第一桶金”。这事儿我想了一辈子，就是弄不明白，梅梅为什么没挨打。

艾青宠爱梅梅，什么好吃的好玩儿的都往她手里塞，她的腮帮子总是鼓着一边儿，那是糖。有一年来了一个捷克记者，叫丹娜，是个洋美女，也是艾青的粉丝，是来采访艾青的。后来发现艾青老是把梅梅领来领去的爱不释手，便专攻梅梅。拍了好多的照片呀，那时的相机装的闪光灯特别大，一按快门，啪的一声，光线贼亮。她上蹿下跳，一会儿跳上沙发，一会儿又上了床——找角度呢，一会儿又躺地上仰视着拍。我只能跟在后面跑来跑去，边看边犯嘀咕：有什么好拍的？这么费劲！你倒是捎带着也拍我两张呀？没敢说，后来愣收藏了一张，果然好，看了几十年，百看不厌！一直舍不得给梅梅。可想而知，艾青和梅梅照了多少合影，居然一张也没留下，因为家庭的变故，据说被一个信佛的女人一把火全烧光了，实为憾事！

于是都去了天津和妈妈过日子，是_1957年，住进天津大理道一家大宅院，是逃跑了的资本家的花园别墅。院子里活动空间大多了．院内花木繁茂，蜂蝶蚁虫，一派生机。春天，风把桃花吹落，铺满一地看上去粉艳可心。梅梅心好不忍看着落花枯萎，便把花瓣扫拢，挖一个土坑，指使我和她把花瓣一捧一捧地置于坑中，用土埋了．弄点儿水洒湿了，再插上一个吃冰棍剩下的木棍，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有点儿黛玉葬花的味道。这个景致每隔几年，她就要和我提及，不厌其烦，直到前年到三亚，她发病的前几天，还提及在天津大理道的事。我说：多少年了，你怎么对早已烟消云散的事还这么在意。

梅梅也有十分强悍的一面，她小学三年级已经读完了《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对书中写的李元霸、宇文成都这些人很是敬佩，居然在院中试着舞枪弄棒，来不来就喊着要把我打得“虎口震裂”。一个翘着小辫的女孩，和几个男孩噼里啪啦追打不休，口中不断较真，什么“别来无恙？看刀！”上来就是一闷棍，接着也背书“那厮休走！”就都爬上墙头，在很窄的墙上，晃来晃去拼打。隔壁院子里住着个真资本家，看着这帮孩子在墙头上粗野动武，吓得瞠目结舌，认定了我们这院搬进来的是真正的“土八路”“土包子”。

梅梅最喜欢的游戏是粘知了(也叫蝉)、粘蜻蜓，不知为什么．我们小时候会有那么多时间玩儿，而且有这么多可玩儿的东西。把几根竹竿绑成一个长长的竿，竹竿头上蘸满桐油，就去听蝉鸣，找到树缝，把竿子顺上去，梅梅不断地在旁边发出校正的指令：“再上一点，再左一点，粘住了！”她大喊，那只蝉发出了撕肝裂肺的狂叫，那时的兴奋，比现如今中了奖还刺激！那些个桐油也顺着竿子淋了下来，落在我和梅梅的头上、脸上，看着她两个手上夹满了刚粘的蜻蜓，什么大老青、花里豹、黑老婆、红辣椒……头上、脸上一滴一滴的桐油，满不在乎地笑着，露出两个小虎牙，还有两个美丽的小酒窝……

在天津上小学时，梅梅爱上了画画。我上初中，妈妈带我乱七八糟拜了一些师学了几年画。梅梅看我画什么，她也在旁边画。由于天资聪颖，不知不觉展示出了灵气，让我这个学画在先的哥哥紧张和不安。随着画技增长她越来越出手不凡，咄咄逼人。眼看着已和我的画各有长短，好日子来了！一天妈妈把我俩叫到一起，非常严肃地讲了一个道理，就是不可以都学画画。并且郑重地宣布：梅梅从当天起不许再学画，只能专心做功课。大概她看出我的功课实在太差，没什么指望了，让这小子学画吧。但别把梅梅搭进去，因为梅梅的学习成绩是一流的。这个决定让我大喜过望，天上掉下了馅饼，放心了。梅梅反应极为冷静，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不画就不画，扬长而去。意思是这小把戏姑奶奶俺不稀罕。这是1960年的事。她可真没闲着，几年之后居然写出了一堆诗，才华横溢。真是金子放在哪里都会闪光，她终于成了一个优秀的女诗人。  梅梅的离去使我遭遇重创。因为长久的共患难的经历和共同语言，几十年的积淀，让我们每次交谈、每次通电话都要聊上很久。从中国历史到世界历史；从政治到军事；从文学到艺术；从时局到未来；从延安的关人到中共的美女特工……无所不谈。她健谈、博闻强记、超乎寻常的解析能力和敏捷的才思，使我们成为在诸多领域有话必说的挚友。

梅梅离去了，我的人生似乎少了一大块。虽然我还在读着、看着、发现着，但是每当我看到一篇奇文或发现了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史实，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告诉梅梅，和她说，别人不行。拿起电话是下意识的，放下电话是有意识的。人，不在了。如同一个低头看书的人径直走，撞上一根电线杆子，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鼻子一酸……

2016年12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