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反》、《如歌的行板——音乐随香想录》、《电台纪事——我的编辑记忆之一》、《那些在河堤路十四号的日子——我的编辑记忆之二》、《城市的书香——我的编辑记忆之三》、《走过夏季——我的编辑记忆之四》、《江南意象》、《香港地一瞥》、《东瀛走马》、《雪泥鸿爪欧罗巴》、《非洲的声音》、《过埃及记》、《道的魅力》、《哲学的贫困》、《音乐的贫困》……周伟励创作的《唱歌的年龄》是一部散文集。

周伟励创作的《唱歌的年龄》是一部散文集。本集的作品大概有如下几类：一、“南方”系列。《南方的宿命》、《家住南方》、《我从南方来》诸篇，扫描南方尤其是岭南的自然地理、人文历史、风尚习俗、文化传统等元素，意图展示岭南经验在中国文化谱系中的独特韵味与历史地位。二、“家族”系列。写有《母亲的灯》、《亡兄》、《严父》、《来祖》、《摇到外婆桥》诸篇，记录了作者对家族历史的追寻，以及对亲人的怀念，有寻根的意味。三、“年龄”系列。如《唱歌的年龄》、《想飞的年龄》、《爱情的年龄》、《远山》、《江湖岁月》、《北山故事》数篇，是对青春往事的冷静记忆，是对如歌岁月的诗意描写。四、“编辑记忆”系列。《电台纪事》、《那些在河堤路十四号的日子》、《城市的书香》、《走过夏季》诸篇，是对三十二年编辑生涯的回顾追忆，其中有人生的感悟，有经验的总结，也有对激情与创意的咏叹。五、“雪泥鸿爪”系列。计有《香港地一瞥》、《东瀛走马》、《雪泥鸿爪欧罗巴》、《非洲的声音》、《过埃及记》多篇，不但描摹了各地的自然风光，更有对历史文化的深沉思考。六、“学术”系列。如《道的魅力》、《哲学的贫困》、《音乐的贫困》、《千古独步的诗》等，探讨了道家思想、哲学、音乐等领域，是学术性散文的典型作品。所录作品，多文辞绚美、哲思深沉之华章，兼具悦读性与思想性之美。

南方的宿命

我从南方来

家住南方

母亲的灯

亡兄

严父

来祖

摇到外婆桥

唱歌的年龄

想飞的年龄

爱情的年龄

明月的记忆

江湖岁月

北山故事

冰泉豆浆

远山

我的一九七八

读书记

八月桂花香

逆反

如歌的行板

——音乐随香想录

电台纪事

——我的编辑记忆之一

那些在河堤路十四号的日子

——我的编辑记忆之二

城市的书香

——我的编辑记忆之三

走过夏季

——我的编辑记忆之四

江南意象

香港地一瞥

东瀛走马

雪泥鸿爪欧罗巴

非洲的声音

过埃及记

道的魅力

哲学的贫困

音乐的贫困

反思与悖论

千古独步的诗

我们为什么读大学

跋语

南方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地方。

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上，从历史上看，南方只是一个次要的角色。

自秦始皇一统六合以来，吾国已经历过数以十计的朝代更替，但大多数朝代都选择了北方城市作为其政治中心——首都，可以说，在中华民国之前，除了明初的三十几年，南方基本上没有充当全国性统治中心的机会。在中国的几大古都中，像南京、杭州这样的南方城市，大多数时候只是充任偏安一隅的小朝廷的都城，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的脑海不时闪过南朝、南唐、南宋、陈后主、李后主、宋帝呙等悲情符号。

广州是更南的城市，她在近代以前似乎还未曾有过在政治上出头露脸的机会，南越、南汉是更偏远的地方政权，赵佗、刘獒辈在知名度上也远远不能与陈后主、李后主等相比。自一八五一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揭竿，广东开始出现风靡全国的人物，从此以后竞一发不可收拾，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广东人物一时引领风骚，蔚为大观，一部近代史，差不多都是广东人在唱主角，于是，广东也就成为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然而南方注定不能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尽管历史已走进了近代，也依然如此。地处边远的广东就不用说了，即便是号称“六朝古都”的南京，也难逃“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命运，蒋介石政权在此也仅仅维持了二十来年光景，便仓皇辞庙，败退海上。

南京是一座悲情城市。相传秦始皇南巡至龙藏浦，发现有王气，于是凿方山，断长垄为渎入于江，以泄王气。此渎即为秦淮河。“秦淮”者，秦人“坏”金陵之王气也。因此，金陵虽有虎踞龙蟠的地形之胜，但其作为帝王都的“王气”也真是不算强盛。所谓“六朝古都”的“六朝”——东吴、东晋、宋、齐、梁、陈——其实都是偏安一隅的政权，而且国祚大多不长久，最短命的齐朝竟然只得二十来年的寿命!

这难道是南方的宿命!

南方在政治上不得志，只好在经济上下功夫。

早期中国社会的经济重心，一定是跟政治重心高度重合的。那些马上得天下的统治者，一定会把他的国都定在一个最富庶的地方。秦汉两朝的开国者都把都城定在渭河平原，在当时以及往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渭河平原当然是中国最富足的所在。秦汉时的渭河平原森林密布，河流纵横，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与今日的植被稀少干旱缺水可谓天壤之别。自秦汉至唐的一千年间，尽管经历了无数的战乱和灾害，渭河平原仍顽强地保持着她的丰饶与富庶。这也就是中国这几个最强盛的王朝都将国都定在这里的主要原因。

然而，长期的掠夺性开发和无数战乱兵燹(尤以汉末一三国、晋末一南北朝、唐末一五代等乱世为最)的摧残，终于使得以渭河平原和中原一带为代表的北方的地力和人力严重衰退，于是，此后的王朝建立者开始把眼光转向南方。

南方被大规模开发应该是比较晚的事。北方历来多战乱，而南方则相对较平静，我们常常说“逐鹿中原”，却很少有说“逐鹿江南”什么的。在北方如火如荼的战争中，南方静悄悄地在搞“建设”，随着大量北方移民的不断南下，南方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如果我们把江南当作南方的代表或中心的话，那么江南的富庶正是中原朝廷持续南迁和北方移民不断南下开发而形成新的政治与经济中心的结果。

江南的繁盛应该是跟历史上的汉末与晋末之乱密不可分，从三国东吴直至南朝的不断经营使金陵成为“六朝金粉地”；而西蜀、福建、湖北、浙江、广东等地的发展也与唐末之乱脱不了关系。五代时，北方政权走马灯似的变换，五个朝代的轮替只不过才用了五十余年的光景，国祚长者十余年，短者仅四年；而南方各国一般都有三几十年的寿命，国祚长者如吴越竟享国七十二年，因此，五代十国时期总的形势是：北方动荡，南方相对平静。相对平静的环境使得南方经济得到较快的发展，我们从后蜀广政三年(940)赵崇祚编的《花问集》中可以读出弥漫于字里行间的绮丽与奢靡，而这种绮丽与奢靡当然只有富裕安逸的生活才能派生出来，由此可见西蜀已经成为当时的经济与文化中心。

但是，从五代的血泊中建立起来的赵宋没有选择江南或西蜀作为其都城的所在，河北汉子赵匡胤看中的是汴梁——战国魏都故地，五代梁、晋、汉、周之都城。汴梁坐落在黄河下游的黄淮平原上，相对于地处渭河平原的长安，汴梁当然也属于南方，它的富庶有留存至今的北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可证。前些时候有外国学者在《纽约时报》上撰文(题目好像叫《从纽约到开封》)，称这座古都为一千年前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历史上第一个将一个大一统国家的首都设在严格意义上的南方城市的统治者。朱元璋定都南京，当然与他是南方人大有关系，但此时的江南，经过一千多年的开发经营，也早已具备了成为一国首都的各种条件，朱元璋在定都之际，一定反复考虑了这些因素。可惜的是，朱元璋死后，他的儿子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从侄儿建文帝朱允炊手中夺取了政权，遂将都城迁往北京。于是，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第一次机会就这样被“腰斩”了，“金陵王气”再一次受到沉重打击。此后，北京便成为最耀眼的城市明星，成为绵延六百年一直至今的中国政治中心(这当中仅有二十二年为蒋介石政权都南京)。

南方不受政治家的青睐。南方与政治似乎有些隔膜。

中国大陆的最南端是广东，广东是真正的南方。

当气宇轩昂的木棉树脱尽一身绿叶，血色的花朵傲立枝头；当绵软的风拂面而过，湿漉漉的空气仿佛可以拧出水珠；当璀璨的夜市把喧嚣散入寻常巷陌，不眠的欢乐在五光十色下流淌；当缀满露珠的鲜花遍布街市，绿色的潮水漫过冬日的轻寒；当行色匆匆的人流在眼前掠过，时间与效率被看得和生命同等贵重……肖风知道，这一定就是南方!这一定就是广东!

肖风是在一个春日的早晨触摸到广东的脉动的。P1-3

断断续续写散文已经三十多年了。

其间当然也写过别的东西，如诗歌、小说、论文，还编写过字典词典，标点整理过古籍，但是，投入最大、写得最多的，还是散文。

我写散文，大抵是因为散文创作不需要太强的虚构能力。其实我最想写的是小说，但小说创作对虚构故事情节的能力要求很高，而这偏偏是我的弱项。我的强项是修辞，遣词造句，推敲斟酌文字，爱在语言张力的拓展上下功夫，而这或是散文与诗歌作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

我写散文，还因为散文创作不需要占用大块的完整的时间。对于一个以编辑为职业的人来说，业余写作，只能利用茶余饭后的零碎时间，因此你只好写些自由散漫、“随心所欲”的文字(散文，或诗歌)，写小说，需要长时间经营与构思，并不适合于职业编辑，因此，编辑中多有散文家或诗人，而少见小说家。

我喜欢那种有文采的文字。喜欢读，也喜欢写。

少年时读朱自清的散文、郑振铎的散文，就很喜欢，曾将朱的《荷塘月色》、郑的《海燕》一类的美文抄下来，反复阅读欣赏。稍长，读中国文学史，尤爱郑振铎所著，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极唯美的文字描述文学现象、评价作家作品，那种散文甚或诗一般的语言令我十分着迷。因为太爱那些漂亮的文字，但书又是借来的，无奈，只好用老办法，把最精华的部分用笔记本抄下来。

郑氏此著对我影响甚大。我早年所写的文字，有不少是既与学问沾点边，又尽力追求散文的文辞华美的“非驴非马”的东西。这类文字又分两种：一种是写的时候就按“散文”来写，如这次收入本书的《我从南方来》、《哲学的贫困》、《音乐的贫困》、《反思与悖论》等等，这种文章，我自己将其定义为学术性散文；一种是探讨了有关学问的学术文章，即所谓的论文，如我的大学毕业论文《论李清照在婉约派中的地位》，还有研究道家思想的《道的魅力》(此文也收入了本书)，等等，我也有意识地用散文的笔调和华美的文字来写，把它写成散文化的论文。这样的写作模式，如果要追根溯源，都能追寻到我年轻时曾经很喜欢的那本《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总的说来，我大多是用散文的笔法、心态来写文章，不管什么题材、什么专业领域，提起笔就想往散文的方向靠，恨不得把文章写成散文或散文化的“模样”，才算写好了。记得我的一位大学老师曾经这样评价过我的写作：用散文笔法写学术文章，又在散文随笔的创作中融入较多的学术文化因素，这种力图打通学术写作与文学创作畛域的努力，有可能闯出一番天地。老师的这一番评价，令我大受鼓舞，同时也让我更加坚定了选择写学术散文作为自己创作方向的决心。

我写散文，当然也写过那种“传统”的以记录个人经历或社会生活为内容的记叙性文体。受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度时兴的“虚构散文”理论的影响，我那时及此后创作的一批散文虽然也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者或主人公，但文章中有不少细节其实是虚构的。也就是说， “我”叙述的个人生活或亲友事迹，有可能不符合当时的事实，也就是“不真实”，但这却是我刻意为之，觉得这些虚构的细节，更能反映生活的本质。

散文界和理论界对散文“真实和虚构”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我是赞同散文可以虚构的，并且在创作中也努力践行之。之所以赞同“虚构散文”，是觉得虚构乃文学的本质，即便是十分讲究“真实”的记叙性散文，也不能完全摒弃虚构。因为记叙散文创作最大的“瓶颈”在于题材的开拓，而按传统的写法，个人的经验总是有限的，写来写去，就那么点生活，就那么点经历，很容易就“江郎才尽”，如果善用虚构，则可以突破个人经验的束缚，找到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题材。

就我自己的创作实践而言，感觉已经不是可不可以虚构的问题，而是虚构能力有无或强弱的问题了。我写散文，常常苦于找不到题材，或是有了题材，却写不出能令自己满意的好作品，这就是虚构能力不足所导致的创作力“缺失症”了。这样的“病症”，不少散文作家甚至名家都曾“患”过，由此可见，虚构能力其实也是散文创作的重要前提。

文化散文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横空出世，给当时陷于低潮或尴尬的散文创作打开了一扇大门。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我初读余秋雨《文化苦旅》时的感受：

一，原来散文是可以这样写的；

二，这样的散文我也能写。

余氏往往以浩大的篇幅谈历史事件、文化现象，行文则喜用大段的议论，乍一看并不像散文，也不像报告文学，但其善归纳与概括，能透过事件或现象的表面采撷出较深层的理性的东西来；描写与抒情虽然不多，却颇能出彩，能收画龙点睛之效，这种篇幅浩大、议论滔滔、理性机智而又富于文采的散文，的确令人耳目一新。而说“我也能写”，是因为这种融进历史文化的大散文，与我的学养、性情和兴趣相吻合，也与我此前一直追求的“力图打通学术写作与文学创作畛域”的写作路子暗合。

我豁然开朗。多年来纠结的一些问题，如题材的缺失、虚构能力的不足，等等，看来都不成问题了。因为，历史文化的领域无限宽广，三千弱水，只取一瓢，这一瓢也够喝一辈子了。

我终于知道自己要写什么了。我的散文，必定与我的情趣胸襟有关。

二oo六年，我在大象出版社出版了《从菩萨蛮到沁园春——公元十世纪前后中国文人的生存状态》，此书从词牌的角度切入，用散文笔法抒写晚唐五代至北宋文人的风流岁月，每一个词牌，就是一篇散文。  二。一二年，我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岭南词典——搜藏岭南的柔软记忆》，此书借用词典的形式，以散文手法绘写岭南风物，或状物，或写事，或记风俗节令，或摹人情世态，每一个“词条”，也是一篇散文。

个人的偏好与时代风尚终于合二而一。

我写散文，写了几十年，也摸索了几十年，现在已是收割的季节。

我站在山坡上，看远方高天湛蓝、白云舒卷，白云下面，一马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