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所著的《战争与和平（共3册）（精）》被誉为“世界上伟大的小说”之一，小说发表于1865年，一经问世，便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战争”与“和平”这个问题在当时社会一直是个热点话题，托尔斯泰通过大面积的人物、心理活动、真实场景以及故事情节的描写，真实的展现了当时俄罗斯整个社会风气和生活场景。强场面之浩大，却又细致入微，思路清晰也简明扼要，无论从文学和影响力来讲都是值得一读的佳作。

俄罗斯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所著的《战争与和平（共3册）（精）》是世界文学史上一部不朽名著。作品描写1812年俄法战争的全过程，以当时四大贵族家庭的人物活动为线索，反映了1805至1820年间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一部史诗般的鸿篇巨制。

作者以高超的艺术技巧塑造了一系列鲜明的人物形象，写尽了各种人情世态。本书具有史诗的气魄，画面广阔，人物众多。书中既有俄国和西欧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叙，又有故事情节的虚构；既写了金戈铁马、刀光血影的战斗，又写了安逸宁静的日常生活；既有慷慨激昂的议人论世，又有细腻婉约的抒情述怀。

第一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二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三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尾声

 第一章

 第二章

伯爵（或公爵）！如果您没有其他更好的活动，如果参加一个可怜病妇的晚会不会使您太难堪，那么，今晚七时至十时我将在舍间恭候大驾光临。

安娜·舍勒

“嚯，您的话真厉害！”进来的华西里公爵对这样迎接他毫不介意，回答女主人说。公爵身着绣花朝服，脚穿长筒袜，低口鞋，胸前佩着几枚星章，扁平的脸上容光焕发。

他讲一口典雅的法语（我们的先辈当年不仅用这样的法语说话，而且用这样的法语思想），用的是在社交界阅历丰富、在朝廷里地位显要的人所特有的那种居高临下的温和语气。他走到安娜·舍勒跟前，低下洒过香水的亮光光的秃头，吻了吻她的手，然后怡然自得地在沙发上坐下来。

“亲爱的朋友，请您先告诉我，您身体好吗？好让我放心。”他说，没有改变声音和语气，但从表面的礼貌和关心中透露出冷漠甚至嘲弄的意味。

“一个人要是心里不痛快，身体怎么好得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凡是有感情的人能过得舒心吗？”安娜·舍勒说，“您今晚就待在我这里，行吗？”

“那么，英国公使的招待会怎么办？今天是礼拜三。我得到那里去露面，”公爵说，“回头小女要来接我，陪我一起去。”

“我还以为今天的招待会取消了呢。说实在的，这一类招待会啦，放焰火啦，越来越叫人腻烦了。”

“要是他们知道您不乐意，早就把招待会取消了。”公爵说，他像一只上足发条的时钟，习惯成自然地说着自己也不想叫人相信的话。

“别挖苦我了。那么，对诺伏西尔采夫的急电究竞作了什么决定？您是无所不知的。”

“怎么对您说呢？”公爵有气无力地冷冷说，“作了什么决定？他们说，既然波拿巴已经破釜沉舟，那我们也只好背水一战了。”

华西里公爵说话总是有气无力，就像演员背诵旧戏的台词。安娜·舍勒正好相反，别看她年纪已有四十岁，说起话来还是生气勃勃，热情洋溢。

她的热心使她获得这样的社会地位。有时，即使心里不愿意，但为了不使认识她的人扫兴，她也会竭力做个热心人。安娜·舍勒经常现出微微的笑容，这同她姿色已衰的相貌并不相称。不过，她好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明知自己有招人喜爱的缺点，却不愿也不能加以克服，甚至认为无须克服。

话题一转到政治，安娜·舍勒就来劲了。

“哼，您别跟我提奥地利了！我可能什么也不懂，但我知道奥地利一向不要战争，现在也不要战争。他们把我们出卖了。只有俄国应该成为欧洲的救星。圣上知道自己担负着崇高的使命，并且将忠贞不渝。是的，我对此深信不疑。仁慈的圣上将担负起世上最伟大的天职，他是那么仁慈那么英明，上帝决不会抛弃他的。圣上一定能完成使命，消灭革命这个恶魔。如今革命恶魔以这个凶手和恶棍为代表，变得越发可怕了。只有我们能为先驱者讨还血债。请问：我们能指望谁呢？……英国人满脑子生意经，不理解，也无法理解亚历山大皇帝的崇高心灵。英国拒绝从马耳他撤兵。他们想了解我们行动的用意。他们对诺伏西尔采夫说了些什么？什么也没有说。他们不理解，也无法理解圣上自我牺牲的精神。圣上自己一无所求，一心只想为世界谋福利。可他们答应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答应。即使他们答应了什么，也不会实行！普鲁士已公然宣称，波拿巴是不可战胜的，整个欧洲都对付不了他……哈登堡的话也好，霍维茨的话也好，我一句也不信。臭名昭著的普鲁士中立无非是个圈套罢了。我只相信上帝，相信我们仁慈的皇帝陛下的崇高使命。他一定能拯救欧洲！……”她突然停住，因为自己太激动而露出自嘲的微笑。

P6-8

序

列夫·托尔斯泰

我在最优越的生活环境里，花了五年连续不断的艰巨劳动，写成了这部作品。值此出版之际，我想在序言里说明我对它的看法，以消除读者可能产生的误解。我希望读者不要在我的书里看出和寻找我不想也不会表达的东西，而把注意力集中到我要表达的东西上。不过，要做到这一点（根据作品的条件），我认为并不容易。限于时间和我的才能，我不能充分实现我的愿望。我想借刊物热情提供的机会，向可能对此感兴趣的读者简略地陈述一下作者本人对作品的看法。

第一，《战争与和平》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它不是传奇，更不是长诗，尤其不是历史纪事。《战争与和平》是作者想借以表达和能够在其中表达他所要表达的内容的那种形式。作者蔑视艺术散文作品流行形式的这种声明，如果出自凭空臆想、缺乏先例的话，那就会显得狂妄自大。事实上，从普希金时代起，俄罗斯文学中不仅有许多背离欧洲形式的实例，而且找不到一个与此相反的例子。从果戈理的《死魂灵》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在俄罗斯文学的新时期里，没有一部稍稍超越平庸的艺术散文的作品，采用的形式是传奇、长诗或中篇小说。

第二，本书第一卷出版后，有些读者向我指出，时代特征在我的作品里不够清楚。对这种指责，我反驳如下。我知道，人们在我的小说里没有找到的时代特征，就是农奴制的残酷、虐待妇女、鞭打成年儿子、萨尔蒂科娃虐待狂，等等；而我们所想象的这种时代特征，我不认为是正确的，也不愿加以表现。我研究了许多书信、日记和传说，并没有发现当时蛮横残酷的程度超过当代或其他任何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们也是那样恋爱，那样嫉妒，那样探索真理，那样行善，那样耽于情欲；在上流社会，人们也过着那样复杂的精神生活，甚至比现在更典雅。如果在我们的印象里那个时代的特征是专横和粗暴，那是因为至今传说、笔记、小说和传奇里只描写暴力和残酷事件的缘故。认为那个时代的主要特征是残酷，这种结论是不正确的，就像一个人隔着山只看见一片树梢，就认为当地除了树林就没有别的东西一样。那个时代的特征，也像每个时代的特征那样，在于最高阶层同其他阶层的格格不入，在于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在于教育的特点，在于使用法语的习惯，等等。我竭力表现的就是这种特征。

第三，在俄国作品里使用法语的问题。在我的作品里，为什么不仅俄国人，而且法国人，说的话部分是俄语，部分是法语？指责俄国书里有人说法语和写法语，就像指责一个人在欣赏图画的时候，发现画面上有实际并不存在的污点（阴影）一样。画家在画面上所作的阴影，有人指责那是污点，其实这是不存在的。画家并没有过错；画家如有过错的话，那也只在于这些阴影画得不准确或者画得太粗糙。在研究本世纪初那个时代，描写那个社会的俄国人，描写拿破仑，描写直接参与当时生活的法国人时，我不由得过分迷恋于表现那种法国思维方式。因此，在不否定我所画的阴影可能不准确或者很粗糙的情况下，我只希望那些认为拿破仑时而说俄语时而说法语很可笑的人明白，他们所以有这样的感觉，就像一个人在观赏肖像时，看到的不是脸部的明暗，而是鼻子下的污点。

第四，书中人物的名字，如保尔康斯基、德鲁别茨基、比利平、库拉金等，有点像俄国人的名字。把书中虚构的人物和历史人物放在一起，我觉得让拉斯托普庆伯爵同普隆斯基公爵说话，同斯特列尔斯基或其他虚构的复姓或单姓的公爵或伯爵说话，听起来总有点别扭。保尔康斯基或德鲁别茨基虽然不是伏尔康斯基或特鲁别茨基，但这些姓氏在俄国贵族圈子里听起来却是熟悉的，自然的。我不会给所有的人物构想出听起来不觉得虚假的名字，要克服这个困难，我只能随便选用俄国人熟悉的姓氏，然后改动一两个字母。如果虚构的名字同真实的人名巧合，因而使谁产生一种想法，以为我要写某个真实的人物，那我会感到很遗憾，尤其因为描写现在存在着的和过去存在过的人物的文学活动，同我所从事的创作毫无共同之处。

阿赫罗西莫娃和杰尼索夫是两个特殊的人物，我不由自主地随便给他们起了名字，这两个名字非常近似当时社交界两个性格特殊而可爱的真实人物。这是我的错误。这个错误是由这两个人物的特殊性格造成的，但我的错误只限于这两个人物的安排上；这两个人物同现实没有丝毫相似之处，这一点读者一定会同意。其余人物都是虚构的，他们在我的头脑里都没有传说或现实中的原型。

……

矛盾似乎是无法解决的：当我完成一个行动时，我相信我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完成的；从参加人类共同生活的角度（从它的历史意义上）来研究这一行动，我相信，这个行动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那么，错误在什么地方呢？

关于人在回顾往事时把虚假的自由推理暂时用在已完成的事上（这一点我打算在别的地方详细论述），这种心理研究证实，人在完成某种行为时他的自由意志是错误的。但那种心理研究也证明，另一种行为的自由意志不是回顾，而是刹那间的，毫无疑问的。不论唯物主义者说什么，我无疑都能完成某种行为，或者，如果这行为只涉及我个人，我可以不做这行为。我无疑可以按我个人意志举起手来或放下手。我可以立刻停止写作。您可以立刻停止阅读。我无疑可以按我个人意志越过一切障碍在思想上飞到美国，或者转移到可爱的数学问题上。我可以享受我的自由，举起手来，再用力地把它放下。我这样做了。但我的旁边站着一个孩子，我把手举到他的头上，我想用同样的力气朝孩子头上放下手去。  我不能这样做。一只狗向这个孩子扑去，我不能不举手打狗。我站在前线，不能不跟着部队前进。当我周围的人都向前跑的时候，我不能不跟着部队进攻，我不能不跑。当我以被告辩护人的身份站在法庭上时，我不能不说话，或者知道我将要说的话。对着迎面而来的打击，我不能不眨眼。

总之，行为有两种：一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另一种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产生矛盾的错误只在于伴随与我有关的每一种行为的自由意识。这种行为同我有关，同我这个人存在的最高抽象有关，而我却错误地把同别人一起干的和别人强迫我发生的行为算作我的行为。要划清自由和依从的界限十分困难，而划清这个界限则是心理学重要的和唯一的任务：不过，在观察我们最自由和最依从的表现的条件时，不能不看到，我们的行为越抽象，同其他人的行为越少联系，它就越自由；反之，我们的行为同其他人的行为联系越多，它就越不自由。

最强大、最密切、最沉重和最经常的联系就是所谓对别人的支配权，其实也就是对别人最大的依从。

不知道这是不是错误，但我在写作过程中完全相信，当我在描写一八○七年的历史事件，特别是一八一二年的历史事件时，这种宿命的规律格外明显，我不能写那些人的意义，他们似乎控制着事件，其实他们比其他事件参加者更少作出自由的人的行为。我对这些人的行为之所以发生兴趣，只是想用它们来说明依我看是支配历史的那条宿命的规律，以及那条心理学规律，它促使作出最不自由行为的人从回顾往事中虚构出一系列结论，以证明他本身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