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中将道家、法家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提出以法治国的具体方案，又重视道德教育的基础作用；既强调以君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又主张以人为本，促进农工商业的均衡发展；既有雄奇的称霸之策，又坚持正义的王道理想既避免了晋法家轻视道德人心的倾向，又补充了儒家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不足。

孙红颖解译的《管子全鉴(典藏版)》选取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篇目，对其进行解译，旨在使读者对管子思想有概括性的理解和认识。

《管子》是一部记录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改革家管仲及管仲学派的言论和事迹的汇编，是一部博采众家之长的论文集。全书内容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哲学、社会及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管子》大约成书于战国后期。西汉刘向编定该书时共86篇，今本实存76篇，其余10篇仅存目录。由于篇幅、体例的限制，孙红颖解译的《管子全鉴(典藏版)》选取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篇目，对其进行解译，旨在使读者对管子思想有概括性的理解和认识。

牧民

形势

权修

立政

乘马

七法

版法

五辅

宙合

枢言

八观

法禁

重令

法法

兵法

匡君中匡

匡君小匡

霸形

霸言

问

戒

参患

制分

君臣(上)

君臣(下)

小称

心术

白心

水地

四时

五行

任法

治国

内业

小问

禁藏

入国

桓公问

地数

轻重甲

参考文献

【原典】

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无以畜之，则往而不可止也；无以牧之，则处而不可使也。远人至而不去，则有以畜之也；民众而可一，则有以牧之也。见其可也，喜之有征；见其不可也，恶之有刑。赏罚信于其所见，虽其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也，喜之无征；见其不可也，恶之无刑；赏罚不信于其所见，而求其所不见之为之化0，不可得也。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审度量以闲之，乡置师以说道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

【注释】

①为天下：统治、治理天下。

⑦重用其国：慎重地使用自己的国力。

③畜：容留、留住。

④处：留住，居住。

⑤征：表现，征验，这里指实际的奖赏。

⑥刑：通“形”，表现，显露，这里指实际的惩罚。

⑦化：感化。

⑧度量：长短多少的标准，引申为法规，制度。

⑨师：负责宣教的官员。说道：教导。

⑩振：通“震”，震慑。

⑧说：通“悦”，高兴，喜悦。

【译文】

想要治理好天下。必须慎重地使用本国的国力；想要治理好国家，必须真重地对待百姓；想要治理好百姓，必须慎重地使用民力，不能耗尽。君主留不住百姓．百姓就要外逃而不能阻止；君主治理不好百姓，百姓即使留下来也不听役使。远地的百姓来投奔而不离去，是因为君主能留下百姓；百姓众多而可以统一号令，是因为君主能治理百姓。见到人们做好事，表达高兴要有实际的奖赏；见到人们做坏事，表达厌恶就应该有具体的惩罚。赏功罚过．对于亲身经历的人们确实兑现了，那么，没有亲身经历的人也就不敢胡作非为了。如果见到人们做好事，表达高兴而没有实际的奖赏；见到人们做坏事．表达厌恶而没有具体的惩罚，那么，赏功罚过，对于亲身经历的人都没有兑现．要指望没有经历的人们为之感化，那是不可能的。君主能够付出厚爱厚利，就可以使人民亲近；申明知识和礼节，就可以教育人民。居上位的人要以身作则起表率作用，审定规章制度来防范社会的不良现象，设置乡里的官吏来教导人民。然后再用法令加以约束，用奖赏加以鼓励，用刑罚加以威慑，这样，百姓就都愿意做好事，暴乱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

【原典】

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注释】

①相疾：相互仇恨、怨恨。

②止：止境，节制。

【译文】

土地生产财富，受时节的限制，民众花费劳力也会有疲倦的时候，但君主的欲望却无止境。以受时节限制的土地和受气力限制的民众来供养欲望无穷的君主．如果没有节制和分寸，上下之间就会互相怨恨。于是臣子杀君、儿子杀父的现象产生了。因此，取财于民要有节制，使用民力要有所克制，国家虽小也能安宁；相反，向人民征收无度，耗费没有节制，那么国家虽大也必然灭亡。

19-21

《管子》一书，作者托名春秋前期齐国政治家管仲，但其实并非管仲本人所著，而且也不是一人一时之作，而是管仲及管仲学派的言论汇编，是一部汇集了从春秋到秦汉各家学说的论文集。

管仲(?一公元前645年)，名夷吾，字仲，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春秋初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他出身贫贱，后经好友鲍叔牙推荐，被齐桓公任命为齐相，后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管仲也因而被称为“春秋第一相”。其言论多见于《国语·齐语》。

《管子》约成书于战国时代(前475前221年)至秦汉时期，刘向编定该书时，共拟定86篇，分为8类，分别是： “经言”9篇，“外言”8篇，“内言”9篇，“短语”18篇，“区言”5篇，“杂篇”13篇，“管子解”5篇，“管子轻重”19篇。今本实存76篇，其余10篇仅存目录。书中《韩非子》、贾谊《新书》和《史记》所引《牧民》《山高》《乘马》诸篇，学术界认为是管仲遗说；《立政》《幼宫》《枢言》《大匡》《中匡》《小匡》《水地》等篇，学术界认为是记述管仲言行的著述；《心术》《白心》《内业》等篇另成体系，当是管仲学派、齐法家对管仲思想的发展演绎，更多地反映了战国百家的学术面貌。

《管子》全书内容较为庞杂，汇集了道、法、儒、名、兵、农、阴阳、轻重等百家之学，其中《牧民》篇称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称“四维不张，国家乃亡”，体现了道家的思想；《修权》篇称“法者，将用民之死命者也”，可以看到法家的思想：《幼官》和《幼官图》，将人事行为限定顺守时令的用心，体现了阴阳家的思想。此外，墨家的非攻言论，农家对地利的筹划，兵家的战事计谋等，都在《管子》中有所体现。虽然因为这一点，《管子》一书的学术性质难定，难以说是道家著作还是法家著作，但这绝不意味着《管子》是一部杂凑的书，它是数代“管仲学派”的学者继承和发展了管仲的治国思想，并融汇了多家学说之后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的自成一家之说。

《管子》中将道家、法家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提出以法治国的具体方案，又重视道德教育的基础作用；既强调以君主为核心的政治体制，又主张以人为本，促进农工商业的均衡发展；既有雄奇的称霸之策，又坚持正义的王道理想既避免了晋法家轻视道德人心的倾向，又补充了儒家缺乏实际政治经验的不足。同时，《管子》还积极吸收儒、墨等学派的思想长处，将礼义、等级名分等的理论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中，主张礼法结合，倡导确立严格的等级名分体系及以之为基础的社会道德规范。这些都适应了当时时代的需要，反映了齐国改革时期的政治实践，在思想史上具有不可抹杀的重要地位。

为了更好地了解和学习管子思想，让《管子》更通俗易懂，便有了这本《管子全鉴》的问世。由于篇幅、体例的限制，本书只能选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篇目进行解译，由于译注者水平所限，书中实难避免有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解译者

201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