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世谦著的《青岛围城日记/青岛日德战争丛书》讲述了在青岛被围困期间，和世谦牧师同他的家人以及传教士昆祚、修女弗里达·施特莱克留在了青岛。昆祚的家人和青岛女子学校的校长、修女凯特·福格尔(K a the Vogel)在日本人逼近青岛之前便逃到了青州府。在即墨传教的绍尔茨被日本人指认为间谍，因此遭到了严刑逼供，最终在令人难以忍受的条件下同他的家人一起逃到了烟台。即墨传教站的建筑物遭到了严重破坏，绝大部分内部装饰都被日本人没收。传教士穆勒管理着胶州传教站。年轻的传教士希尔德布兰特之前曾经同样在胶州传教，当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决然地来到了被占据的青岛。

和世谦著的《青岛围城日记/青岛日德战争丛书》讲述了1914年8月至11月，日本与德国为争夺德国在青岛的殖民地，在我国山东省进行了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战争。

作者和世谦是青岛最早的传教士之一，是青岛整个德占历史的见证人。在日本围困青岛期间，和世谦和他的家人留在了青岛。由于柏林传教会为青岛德军教会，所以和世谦得以接近军队，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参与了这场战争。他在日记中记录了战争期问的经历，也记录了其时青岛传唱的歌曲和吟诵的诗歌，这些对于还原这场战争的真实情景及丰富青岛人文历史研究有着极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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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们终于迎来了11月6日和7日之交的夜晚，这是我们所经历的最为恐怖的一个夜晚。地狱在倾泻着无穷的怒火，魔鬼．发狂般地咆哮着。步兵要塞仿佛要被无数炮弹的铁片埋藏在底下，防弹掩体下的部队仿佛要被混凝土砌成的围墙废墟所掩埋。四周的入口，连同城市里的街道，都遭到了敌人榴弹的猛烈轰炸。宛若噼里啪啦下着冰雹。在第一步兵营房和第二步兵营房之间，以及第三步兵营房和第四步兵营房之间，陆续出现了“决堤”。我们的弹药消耗殆尽。为了不给被围困的守军留下时间自行销毁大炮和枪械，敌人冒着自己的枪林弹雨拼死突破到我们的阵地。日本人猛烈的炮火将自己人围困在小胡同里，然后将他们掀翻在地上。尽管如此，一队士兵倒下了，便会有另一队士兵顶上。但凡我们的一门大炮开了火，便会在发起冲锋的敌人当中制造无以言表的恐怖效果。所谓的“白墙”——一堵弯弯曲曲、一直延伸到铁丝网障碍物的围墙，表面用白石灰粉刷一新——以及铁丝网障碍物上，堆满了阵亡日本将士的尸体。第一批冲进城内的日本部队急急忙忙地穿过大街，直往俾斯麦兵营奔去。胶澳总督和他的卫兵部队即驻防那里。倘若我们此前曾经设想过巷战的可能性，那么现在便可以丢掉此种幻想了。除了投降，我们别无选择。

清晨6点，信号山上升起了白旗。但此后零星的战斗又持续了近一个小时，如同即将消退的风暴在展现最后的余威。8点左右，战斗终于停止。此时，第一批日本士兵开始成双结对地出现在街头巷尾。我们站在人行道上，看着这些家伙狂野的面部表情。他们紧张地左右张望，生怕一个全副武装的敌人突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随后，一个高级日本军官和他的副官走了出来，同时有一大队日本士兵手持打开刺刀的步枪从我们身边跑步前行。从这一刻起，街道的每个角落都被占得满满的。然而，我们却在此时享受到了几近斋月般的宁静，这是怎样一种久违的感受！

在这里，我必须要对我们的敌人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即日本士兵的纪律性之强令人钦佩。在别墅林立的城市南郊，流氓无赖们公然闯入民宅，在大街上抢夺妇女的金戒指和金胸饰。此外，胜利者们还在孤零零的住宅里到处翻找酒精类饮料。所有这一切都真真实实地发生了。胜利者们定然和我们的部队一样，都被这场战争消耗得精疲力竭。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大街上被枪毙的65个流氓无赖中，至少有50人是红胡子、西夏人和高丽人。或许是日本人引诱这些无赖们——例如红胡子，一个来自山东、赫赫有名的强盗组织——加入了他们的军队。倘若这些强盗响应日本人的号召参了军，希冀可以捞取丰厚的战利品，那么他们必然也是最先战死在战场上的，因为他们必须在日本人发起进攻前对战场进行勘察，这就注定要被我们的大炮，以及遍布战场的地雷所消灭。聪明的日本人便是以此种方式，将本应当成为其最大眼中钉的红胡子们从满洲最富饶的省份彻底铲除。在被击毙者中还有一个日本军官和一个试图趁火打劫的奥地利人。（P166-167）

“青岛日德战争丛书”总序

中德交往源远流长，两国人民间的直接往来最早可以追溯至元代甚至更早。在漫长而浩瀚的中德交往史上，青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研究中德关系，特别是清末民初这段历史时期的中德关系，青岛始终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课题。今天，在中德两国已经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中德关系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之后，青岛仍然是双边关系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之一，继续发挥着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青岛在1897年被德国以武力强行占有，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青岛被置于德国人的殖民统治之下长达17年之久，它进一步催化了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进程。如今，10。多年业已翻过，但德国印记在青岛这座城市依然随处可见，如青岛的城市规划、城市街道、德式建筑、公共设施，如学校、医院等等。也正因为如此，2015年8月，青岛市档案馆和曼海姆市档案馆联合主办的《青岛——一个充满德国印记的中国城市》在德国曼海姆市展出后，受到了德国民众的热烈关注。

作为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德意志帝国野心勃勃的殖民版图中，青岛被视作一块“模范殖民地”而“享受”到了精心打造，德国想以此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香港相抗衡。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德国无暇东顾。而对青岛垂涎良久的日本乘机与英国结盟，通过向德国宣战的方式，以占绝对优势的兵力，从德国人手中攫取了青岛，并且以武力相威胁，迫使中国政府在青岛日德战争期间保持中立地位。这场战争，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的主战场，是帝国主义两大敌对军事集团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非正义的战争，给交战双方都带来了重大人员伤亡。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使得无辜的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也遭受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致使青岛的经济发展出现巨大倒退，直至1922年民国政府将青岛重新收回时仍未完全恢复元气。德国的殖民势力在青岛刚刚溃败，青岛又陷入了更为强势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

尽管青岛日德战争在世界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目前国内学界对其还未有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着实是一个缺憾。习近平主席2014年在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曾经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00。周年发表如下讲话：“德国文学家莱辛说，历史不应该是记忆的负担，而应该是理智的启迪。德国前总理勃兰特曾经说过，谁忘记历史，谁就会在灵魂上生病。中国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重新审视青岛日德战争，以史为镜，不断鞭策自己，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胶澳志》和《青岛市志》对青岛日德战争有过一些具体记述．但所引用的文献资料主要出自国内。可喜的是．最近一些年来，大批国外档案、特别是来自德国的一手资料，不断被国内的学者复制回国，并被公开发表，这对于客观、全面、完整地还原那段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正是如此，秦俊峰同志主编的《青岛日德战争丛书》在我看来尤为可贵。该套丛书除《1897：德国东亚考察报告》外，全部取自亲身经历过青岛日德战争人士的第一手记录，或是德国驻胶州的军官、士兵，或是德国传教士，或是随军采访的美国记者。通过他们的记述，读者可以了解到，德国人为什么当初一定要占据青岛，而不是将相对容易获取、也为西方人更熟悉的厦门据为己有，可以比较客观全面地了解日德战争的起因、发展和终结的全过程，包括战争的具体真实情景，如首场日德空战的场景。丛书中既有对战事进程的详细叙述，也有对战争给青岛城市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的客观描述，包括当时青岛地区别具风格的地方风土人情等。对于读者研究和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在亚洲的唯一战事是不可多得的重要历史文献，也有利于读者重新认识和了解当时的中国社会。正是因为这些亲历者在国籍、职业上的多样性，使得本套丛书极具史料价值。即便是看似与本套丛书主题不甚相干的《1897：德国东亚考察报告》，其实也是对德国为什么如此重视青岛、以至于下定决心要同日本打一场从战争开始便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无谓”战争的重要阐释。当然，因为是对一手文献档案的忠实还原，这套丛书也存在一些显而易见的“先天不足”：如对殖民统治的美化，对战争非正义的粉饰，对中国普通民众在战争中悲惨命运的漠视，希望读者能够带着批判性的眼光予以阅读。

最后，我谨对为本套丛书问世付出辛勤劳动的福建教育出版社表示衷心感谢！

马灿荣 中国前驻德国大使

2015年5月22日

本书的作者是山东的信义会柏林传教会的牧师，于1898年，即德国占领青岛后不久，来到山东从事传教工作。除青岛外，他还在即墨(那里还设置了布道所、牧师培训班和医院)和胶州设置了传教站。在青岛被围困期间，和世谦牧师同他的家人以及传教士昆祚、修女弗里达·施特莱克留在了青岛。昆祚的家人和青岛女子学校的校长、修女凯特·福格尔(K a theVogel)在日本人逼近青岛之前便逃到了青州府。在即墨传教的绍尔茨被日本人指认为间谍，因此遭到了严刑逼供，最终在令人难以忍受的条件下同他的家人一起逃到了烟台。即墨传教站的建筑物遭到了严重破坏，绝大部分内部装饰都被日本人没收。传教士穆勒管理着胶州传教站。年轻的传教士希尔德布兰特之前曾经同样在胶州传教，当战争爆发后，他毅然决然地来到了被占据的青岛。

(19世纪)60年代以来，柏林中国传教总会便在中国南方筹备两个传教区(北部教区和南部教区)。此后，信义会柏林传教会接管了会议的筹备工作。当青岛被占据后，同其他德国传教士一样，柏林传教会的传教士瓦纳格斯和施瓦姆也赶到青岛应征入伍，而传教士科尔斯和施拉姆则担任了医院护士。

此外，(创建于1824年的)柏林传教会自1834年起开始在南非传教，并在那里建立了5个教区(开普敦、科萨、奥兰治、北德兰士瓦、南德兰士瓦)，1891年起又在德属东非建立了3个教区(康德、赫赫、乌萨拉莫)。

1914年1月，柏林传教会在非洲和中国的传教点总计有95个，欧洲工作人员(传教士的妻子们不计在内)184人，当地雇用的神职人员、助工、男女教师1647人，被他们洗礼的教徒73575人，成年的申请洗礼者5620人，初级和高级学校750所，男女学生共计30009人。

1914年，柏林传教会在华传教所需经费为150万马克。

所有用于传教工程的资金均由当地的教区和教徒们自愿捐赠募集所得。传教会的总部位于柏林(地址：乔治教堂大街43号)，统一由教会委员会领导(现任委员会主席由施皮克担任，主任由阿伦菲尔德担任)。如果读者希望了解传教会在家乡的日常工作及传教领域，可以在《柏林传教报道》中找到详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