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涛著的《自行车与近代中国》以翔实的资料，独到的视角，生动的笔法，深入的分析，通过自行车这一小世界，向读者展现了中国与全球的大世界，展现了近代工业的进步，技术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列强之间的竞争，民族主义的涌动，展现了中国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生态与心态。

自行车作为一种西洋舶来器物，百余年间广泛而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但与中国“自行车王国”地位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自行车的历史却几近无人知晓，成为一项学术空白。徐涛著的《自行车与近代中国》是在“西物东渐”历史大视野下，“自行车与中国”议题的拓荒填白之作，是一部视角独特、研究扎实、框架新颖、内容丰富的力作。

序

绪论

 一 选题缘起

 二 学术史回顾

 三 文献综述

 四 研究思路与叙事框架

第一章 是为何物：自行车技术与中国认知

 一 自行车技术之流变

 二 自行车技术源自中国说

 三 最早接触自行车的中国人

 四 Bicycle的中文译名

第二章 外车入华：自行车进口状况研究

 一 自行车进口之海关数据分析

 二 日产自行车的崛起与倾销

 三 以“抵制日货入华案”为中心论述

第三章 踏车而飞：骑车人的日常生活史

 一 形象演变与传播进程

 二 中国皇帝与自行车

 三 中国女性与自行车

第四章 一车多能：自行车所呈现的多面性

 一 环球之车

 二 运动之车

第五章 以为生计：自行车营生群体研究

 一 卖车人的生意经

 二 瓶颈与新生

 三 底层生活

 四 对斯皮瓦克的回应

第六章 同业之谊：自行车同业组织研究

 一 近代上海的自行车同业公会

 二 新行业同业组织的新特点

第七章 管制双轮：公权力与自行车

 一 新挑战

 二 新秩序

余论 自行车的西物东渐之路

 一 城市节奏的现代化

 二 价格与消费

 三 自行车独特性能——与其他交通出行方式的竞争

附录

 附录一 《黄履庄小传》

 附录二 1908-1910年上海江海关进口“自行车及其零件”数据统计表

 附录三 1908-1948年中国内地进口自行车价值数据统计表

 附录四 1923-1948年中国内地进口自行车数量数据统计表

 附录五 1908-1946年中国进口自行车输入口岸价值数据统计表

 附录六 1923-1946年中国进口自行车输入口岸数量数据统计表

 附录七 1950年上海自行车各厂名称、产品、产能一览表

 附录八 上海市脚踏车商业同业公会1946年度工作报告

 附录九 近代中国各地自行车管理规则

自行车与中国大事记(1627-1956年)

参考文献

后记

郭布罗·润麒认为自己是“真正引进紫禁城的人”同样也难以立论。在郭文中，溥仪接触自行车显然是在其1922年大婚之后，而对于润麒家中为什么会有第一辆自行车归结于自己的母亲，并没有交待自己的母亲为什么家中会有自行车。与之相左的一条史料记载，来自光绪同父异母弟、溥仪叔父载涛之第二子溥佳的回忆。

溥佳是溥仪之堂弟，年幼即进宫陪溥仪伴读，与溥仪关系最笃。据溥佳回忆，1922年溥仪大婚时，他送了溥仪一辆自行车作为礼物：

我送溥仪的礼物是一辆自行车。因他从未骑过自行车，看了十分高兴，就开始练习起来，不料陈宝琛得知后，把我狠狠申斥了一顿：“皇上是万乘之尊，如果摔坏了，那还了得。以后不要把这些危险之物进呈皇上。”他还劝溥仪不要骑，幸而溥仪并没有摔伤，练了几天就会了。他后来自己又买了许多自行车，时常我们以骑车为乐。

据我分析，溥佳赠车给溥仪的史料显然更贴近历史事实。一是赠车时间较之润麒则更早，时问在溥仪大婚之前夕，即使是有同时赠车给溥仪的行为，也是溥佳占先；二是事件亲历者溥佳之父载涛以玩车著名，是京城中最早接触自行车的玩家，前后因果更为明晰。据《末代皇叔载涛沉浮录》的记载，“载涛生性好动，除了爱马骑马，还酷爱骑自行车，从十几岁开始学骑车，一直骑到八十岁。当时，自行车在北京还很稀罕。载涛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皇宫内看到一个民间艺人表演骑车术。这位艺人精湛的表演深深吸引了他，促使他下定决心去尝试驾驶这件神奇之物。如果说王公大臣及遗老们对子弟学骑马还表示赞同，而对骑车则无不认为有失体统，不符家规。然而载涛对这些全然不顾。他冲破重重阻力，终于掌握了这种新玩意儿——脚踏车。当时，经常可以看到骑着自行车的涛贝勒爷，在大街上快活地溜来溜去。……载涛为了骑车游玩时有人陪伴，他让家里人都学骑车。载府里的成员，不论大人、孩子，男的、女的，夫人、格格，下人、听差，都得学骑车。而且不论哪个学习骑车，他都要一个个手把手地亲自教。涛贝勒爷骑起了自行车，带动了京城一大帮王公贵族子弟，甚至影响了居住在紫禁城内的小皇帝溥仪。”

溥仪一下子就被自行车所吸引，据御前外随侍从周金奎1965年回忆：1923年夏天，紫禁城曾有一场大火，这次把“建福宫及其附近的静怡轩、延春阁、积翠亭、凝辉楼等全部烧完。”清理完毕后，溥仪索性就“在这里开了一个运动场，每日在这里打网球，练自行车。为了学自行车，他(指溥仪——引者注)特以每月100元的工资，聘请飞车小李三教他骑车玩儿。”可见，溥仪对于骑行自行车的热爱。

末代皇帝溥仪与自行车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是，他在《我的前半生》回忆录中的短短一句话，他说：“为了骑自行车方便，我们祖先在几百年间没有感到不方便的宫门门槛，叫人统统锯掉。”溥仪是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三岁登基，六岁退位，天性懦弱，一生为各派政治势力所利用，并无甚伟大而可称道之建树。也许他敢于把祖宗不肯动的门槛锯掉，是少数几件被后人所反复书写的历史情节之一。对此，溥仪自己也颇为骄傲，晚年他在重游故宫时，“在经过没有门槛的宫门时，他一边指给人们看，一边笑着说：‘这是我的成绩，为了骑自行车，我敢于把祖宗不肯动的门槛锯掉！’这时可以看出他对童年生活也有一些有趣的回忆。”

溥仪究竟锯掉了多少门槛?据实地勘察，门槛被锯掉的主要部分在东西六宫和御花园，约有20余处。另外，储秀宫的东侧门的门槛南端只锯了一半，锯口犹在。以此想象，当时溥仪骑行自行车活动的大致范围：“通过西一、西二长街到御花园，到东一、东二长街，可进东六宫一些宫殿庭院，南头出东一长街内左门或西一长街内右门可到乾清门外广场，以及景运门外和隆宗门外的区域。”

当然，溥仪锯掉了多少门槛，并不是最重要。在中国的自行车文化中，溥仪学习骑行自行车的故事有着独特的地位和魅力，以至于成为本书所无法回避的一个议题。

P131-133

自行车一物，长不过三四尺，重不过几十斤，体量不大，但可阐释的空间很大。

一切人为之物都蕴涵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自行车尤其如此。自行车的部件中，小而钢珠之耐磨性，链条之坚韧性，刹车之灵敏性，大而横杠之坚硬度，轮胎之耐压度，龙头之灵活度，在在都能反映制造厂家的工艺水平。民国时期，许多国家都有自行车销售中国，其质量之悬殊，价格之差异，款式之不同，都是各厂各国工艺水准、文化风格的折射。中国很长时间无法独立生产自行车，只能以进口配件组装，贴上“国货”的招牌，则是其时中国工业极端落后现实的写真。

自行车是西来之物，带有鲜明的西方色彩。其进人中国时，中国被动开放不久，师法西方与守旧排外争论方酣。最早骑自行车者，多与读西书、说洋话、穿西装、吃西餐者同类。这是自行车在中国与在西方最初反应有所不同的地方，也是近代人对自行车感觉与当代人不同的地方，一因势异，一因时移。如果说自行车遍布寰宇是全球化的结果，那么，其在中国被视为西化标志，则是地方性特质。

自行车在相当长时间里价格不菲，有无财力购买自行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衡量一个人经济能力的重要标志。自行车的配件，车座、车灯、车铃、车锁、工具包，乃至车座外套、书包架子，车辆保养情况，都与车主的生活情趣、文化品位相关。经过车主的伺弄，车与人已经具有相同的文化气味。车如其人，通过车况可以明了车主的文化品性。在这个意义上，车已经被赋予了一定的文化生命。丘吉尔的烟斗与别人的烟斗不等价，朱德的扁担与寻常的扁担不一样，其源盖在于此。

近代中国自行车市场一直被列强垄断，英、日、德、美、法、俄都是重要的输出国。各国自行车在中国市场此消彼长的变化曲线，与列强在世界格局中升降变动密切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自行车市场都随着战场的形势不断变化，国际一阵风，中国一层浪。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自行车这个小世界，连通着全球大世界。

当自行车成为普通人代步工具以后，修车、停车、管车、租车等职业便随之产生，借车、偷车、破坏车等现象也应时而生；偷车人与修车人声气相通，甚至沆瀣一气，时有发生；自行车与行人的矛盾，自行车与汽车的矛盾，有车人与无车人的矛盾，也都纷至沓来。这样，自行车里映现的就不单单是西化一族或富裕阶层，而是大干世界，芸芸众生，世相百态。

由此可见，自行车虽小，倘研究得法，确能以小见大。徐涛此书，便在这方面做出了可喜的努力，洵称佳作。作者以翔实的资料，独到的视角，生动的笔法，深人的分析，通过自行车这一小世界，向读者展现了中国与全球的大世界，展现了近代工业的进步，技术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列强之间的竞争，民族主义的涌动，展现了中国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生态与心态。

研究器物文化史，容易发生两个偏颇，一是只见器物，不见文化，只见器物如何生产，如何销售，不见人的活动，不见文化反应；二是只见文化，不见器物，只是笼统地说一通文化冲突或融合，至于具体如何冲突与融合、为何冲突与融合，语焉不详，不甚了了。前者失于琐碎，后者失于空泛。两偏源于一端，即将器物与文化两分。徐涛此作，最可称道之处，便是在器物与文化的内联上下功夫，经器物说文化，由文化观器物，合器物与文化为一体。大量经过考订的、富有细节的资料，有力地支撑了他的叙述与分析。

器物文化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已经颇有成就，大而火车、轮船、飞机、大炮、汽车，小而照相机、留声机、缝纫机、玻璃、咖啡，都有成果面世，已形成一定的学术气候，在理论上不但注意各自器物的个性，也注意探讨器物文化的共性，在方法上重视与国际学界同行的对话切磋。本书在这些方面都作了一定的努力，为研究器物文化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文本。

徐涛聪颖，勤奋，善于学习。其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关键词都是自行车，书稿我都看过。这次形成书稿后再读，觉得无论资料、论述，还是框架，都较前有不少改进，资料更为翔实，论述更为妥帖，框架更为合理，对理论的追求也更为自觉与圆熟。

时近中秋，金风习习，吹断檐间积雨。写毕序言，临窗南望，月色朗润，云朵飘动，委实是“天凉好个秋”。

2014年9月6日

任何一本专著，署名虽只有作者，然其准备、写作、出版等各环节中绝非作者一人之力所能成就，故而通例书中会辟出空间表达作者的感激之情，中文之后记，英文之acknowledgements，位置虽前后有差，其理其情一也。

本书从选题立意至如今付梓，已近十年。十年间，弱冠男子过而立之年，我所得到的帮助可谓多矣，欲感谢之人亦可谓多矣。

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熊月之研究员。2003年秋，我两手空空，游学海上，有缘结识熊老师，使人生有一方向：山东济南某高中少一人民教师，上海社会科学院多一科研人员。自行车西物东渐史的研究，从硕士学位论文到博士学位论文，再到推荐出版、为书作序，本项研究的每个阶段都凝聚着熊老师的心血。而熊老师对我的影响，决不止在专业研究上。从师十一载，人生并非一帆风顺，幸有熊老师解疑释惑，教我明白许多人生事理。对导师的感恩之心，在这方寸之间哪能尽言!

感谢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戴鞍钢教授、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易惠莉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马学强研究员担任我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指导老师。他们都是成名已久的学者，其学术批评，让我受益匪浅，帮助论文最终修订成书。

感谢我的同事、同门、同学，你们是我工作、学习、生活中的良师益友。

感谢英国林涛(Toby Lincoln)博士、Prashant Kidainbi教授、Simon Gunn教授、Roey Sweet教授，美国叶文心(Wen-hsin Yeh)教授、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教授、路康乐(EdWard Rhoads)教授、鲁大伟(David Luesink)博士，荷兰Ruth Oldenziel教授、Gijs Mom教授，法国安克强(Christian Henriot)教授，德国金兰中(NannyKim)教授，以及丁贤勇教授、陈熙远研究员、张宁研究员、连玲玲研究员、孙慧敏研究员、张勇安教授、马陵合教授、曲晓范教授、朱从兵教授、方平教授、刘海岩研究员、张利民研究员、江沛教授、张卫良教授、周东华教授，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提供过的无私帮助。

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王为松总编辑的赏识。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孙瑜主任、林青编辑和其他参与审稿的同仁，他们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使本书避免许多讹误。

感谢文汇·彭心潮优秀图书出版基金和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学术专著销量不大，出版尤为不易。希望本书的问世，不仅对得起这些用于印刷的纸张油墨，更对得起这笔用于出版的资金。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徐茂聚、高华兰，含辛茹苦将我养大、供我读书、教我做人，父母大爱，儿子无以为报。感谢我的妻子杨丹，当初选择与寒酸的我一起尝尽这人生百味，我希望能做到你此后不会有哪怕是一刻的后悔。感谢我的儿子徐正霖：两岁孩子的天真，是扫除一切不快的灵药，我想给你一切我所拥有的和我能了解的，却也知道你的路最终需要你自己来走，深爱你的父亲也只是你人生最重要的过客之一，望你快快长大成人。

是为记。

徐涛

2014年9月28日

于江苏宜兴水浮桥旁

作者以翔实的资料、独到的视角、生动的笔法和深入的分析，通过自行车这一小世界，向读者展现了中国与全球的大世界，展现了近代工业的进步、技术的发展、社会的变化、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列强之间的竞争和民族主义的涌动，展现了中国社会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生态与心态。

——熊月之(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