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眼近代中国,顾维钧堪称最具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之一。他的一生跌宕起伏而多姿,袁大总统身边红人、27岁任驻美公使、民国三大美男子之一、四段传奇婚姻、政坛不倒翁、第22号战犯……
他一生出使多国,6次出任外交总长,两次出任财政总长,两次代理国务总理,被称作“民国第一外交家”,但也曾被国民党政府通缉,被共产党宣布为头等战犯。从这个意义上讲,顾维钧的传奇又不是圆满的,如他“半个外交家”的身份一样,只能落得个“半世繁华”。
杨红林编著的《半世繁华: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以一百多张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老照片,解读近代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之一,民国三大美男子之一,唐德刚笔下的“半个外交家”的半世繁华,还原有血有肉的顾维钧的传奇一生。
顾维钧(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外交界的领袖人物,中华民国高级外交官员。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
《半世繁华: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讲述了民国时期中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传奇的一生。从顾维钧幼年求学开始,讲述了他海外留学、回国效力、活跃于外交领域、参与中国政治,以及晚年任职国际大法官等人生经历。作者杨红林引用史实翔实准确,对人物评价客观公允,叙议结合,文字平实流畅,可读性强。书中配有大量珍贵历史老照片,有利于读者更好了解传主生平及其所处的历史时期。
二、外交部的新气象
北京旧东城区的东南部有一条长约700多米的小街,名为外交部街。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条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小街道东起朝阳门南小街,西至东单北大街,南临西总布胡同,北与协和胡同相通。与周围那些著名的干道相比,外交部街显得局促而破旧。如今的人们恐怕很少知道,在1912—1927年间,这里可是中华民国外交部所在地,并且见证了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虽然历经沧桑,当年的外交部大楼却幸运地保留了下来。那是在1908年,为了迎接德国皇储访华,清政府特地在石大人胡同宝源局的旧址上兴建了一座迎宾馆,据说还是当时北京城内最豪华的西洋建筑。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一度在此居住,并将这里作为临时大总统府。直到1912年8月孙中山抵达北京时,慷慨的老袁为了表示尊敬,自己带着一家老小迁往铁狮子胡同陆军部居住,而将迎宾馆作为孙中山的临时行辕。25天后孙中山离京南下,老袁却再也没有回迁,而是下令将原先设在东堂子胡同的外交部迁至此处。从那以后,石大人胡同便改名叫外交部街了。
1912年4月,顾维钧到北京任职后,一方面担任袁大总统的英文秘书,另一方面,其正式的官方职务却是内阁总理唐绍仪的八大秘书之一。尽管身为“海归”佼佼者,但对于任何一个年轻人而言,刚刚毕业回国便受到如此重用,还真有些受宠若惊。要知道,在唐总理的秘书班子中,另外7位同事最年轻的也有四十好几了,有些甚至50多岁了,而且人家几乎全都是前清科举出身。更令同事们侧目的是,眼前这位小伙子居然一进秘书班子就被排在第四位,而他所负责的工作却仅仅是处理与外国政府、外国友人和外国官方的一切来往函电。各位前辈同事纵然“羡慕嫉妒恨”,却也只能怪自己没有一张过硬的洋文凭。
不过在国务院刚待了还不到两个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就让顾维钧体会到了什么叫官场。原来在1912年6月初,由于在任命直隶都督的人选问题上互不相让,本来是拜把子兄弟的袁大总统与唐总理居然反目成仇,最终后者愤然辞职,躲到天津当寓公去了,民国首届内阁就此解散。如此一来,实习期都还没结束的顾维钧顿时陷入了尴尬境地。因为按照中国官场的惯例,他既是唐绍仪的属下,就算是人家的“人”,因此也理所当然地辞去国务院秘书的职务。由于北京举目无亲,小顾便去天津找他的老领导,二人的关系由此迅速升温。面对这位年轻人的义气,老唐深感欣慰。感动之余,他不但经常邀请小顾来家中做客,甚至颇有远见地将掌上明珠唐宝玥介绍给小顾认识。正是在他的极力撮合下,一对才子佳人次年便宣布订婚,原先的下属转眼又成了乘龙快婿,老唐这回辞职也算值了。毕竟放眼当时国内,像小顾这样的青年才俊可绝对称得上是“绩优股”呀。
话说回来,尽管老唐对小顾的义气非常感动,不过为了这位年轻人的前途着想,他随即又语重心长地劝告说:你辞去国务院的职务倒没什么问题,但不必连总统秘书的职务也辞去。恰在此时,袁大总统的亲信梁士诒也专程来天津找顾维钧,说总统希望他回北京继续担任原来的职务。而老唐还很有把握地向顾维钧透露说,外交部也准备于近期内重用他。既然前途重现光明,小顾便回嘉定老家,短暂省亲后再度返回北京。果然如唐绍仪所言,一回到北京,顾维钧便被任命为外交总长的秘书,成为外交部街那栋大楼里的重要一员。
作为外交部新来的年轻人,顾维钧很快就欣慰地发现,与印象中的前清外务部相比,如今中华民国的外交部可真是不一般。而说到这里,有一位外交老前辈便不得不提,他就是民国首任外交总长陆徵祥。
说起来,民国初年的外交部脱胎于前清外务部。众所周知,由于大清朝对外交事务长期处于懵懂无知的状态,当年的总理衙门几乎很少有专门的外交人才。直到大清朝倒台前几年,总理衙门才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改为外务部,并且开始吸纳一些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新型外交人才,而陆徵祥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陆徵祥(1871—1949)原名增祥,字子兴,一字子欣,上海人,也算是顾维钧的半个老乡了。老陆早年先后在总理衙门主办的外语学校——广方言馆和同文馆学习,主修法语。虽然不像后来的小同事顾维钧等有过海外留学经历,但良好的外语水平已足以使他成为当时国内难得的外交人才了。1892年从同文馆毕业后,陆徵祥被总理衙门任命为驻俄使馆的四等秘书兼译员,此后便一直在外交界服务,堪称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家。
P19-21
绝代传奇顾维钧
初识顾维钧,是在20年前。
此事说来实在汗颜。彼时,身为历史系专业本科生,才第一次通过教科书知道顾维钧这个名字。略显遗憾的是,在那本编写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现代史教材中,顾维钧总共只被不经意地提及4次。第一次是作为巴黎和会5名全权代表之一,第二次是1926年10月出任奉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权内阁总理,第三次是1937年8月作为首席代表在国际联盟谴责日本的侵略,第四次则是在1946年11月《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签订后竞“无耻”地宣称“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人开放”。
或许是怠于学业的缘故吧,反正当时对于这个名字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印象。的确,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有太多更重要的人物与事件需要我来铭记,哪里有兴趣去深入了解一个“旧”时代的匆匆过客呢。
再识顾维钧,是在1999年。
这一年,在五四运动80周年之际,一部名为《我的1919》的电影一经上映便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诚然,影片主人公顾维钧扮演者的精彩演技颇值得称道,电影本身的思想性也令人深思。不过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问:“顾维钧是谁?”由此,在被历史淡忘了半个世纪后,顾维钧及其同一代外交官的事迹再度被人提起。
重识顾维钧,则是在10年前。
一切仿佛都是宿命的安排。作为一名近代外交史的研究生,我所选择的论文课题恰好是顾维钧与北洋时期的修约外交。或许是太过投入的缘故,抑或是顾维钧的故事太吸引人的缘故,当2003年论文完稿时,我竟一度沉浸在这个历史人物的传奇世界里长久回味。自那时起,我就暗自承诺,将来一定要为他做点什么。十年来,我潜心研究,广泛搜集各种档案资料,本书便算兑现自己的承诺吧。
关于顾维钧,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曾称其为“半个外交家”,另外两个完整的外交家则为李鸿章和周恩来。至于这种说法,姑且不论其公正与否,但流传得倒非常广泛。关于顾维钧的外交经历,学术界已有为数可观的论著。本书无意再浪费篇幅,从文献资料的角度对“大历史”进行枯燥无味的陈述,而是更多地关注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历史角色。
毋庸置疑,放眼近代中国,顾维钧堪称最具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之一。他的一生跌宕起伏而多姿,实属传记作家们的绝佳材料:买办之子、天资聪颖、教会学校毕业、美国名校博士、三大美男子之一、传奇婚姻、一举成名、政坛不倒翁、国际声望、高寿无疾而终……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作为一名中国人,顾维钧在其漫长的一生(1888—1985)中,真正在自己祖国生活的时间居然只有30年左右!原因很简单,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家,他大半生都在海外任职。于是我们就看到,从纽约到华盛顿,到巴黎、伦敦、日内瓦,再到巴黎、伦敦、华盛顿、海牙、纽约,顾维钧来回穿梭于地球村。相比之下,北京、南京这些当年中国的政治中心只不过是他人生的中转站。
曾几何时,在国人的印象中,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中国外交简直就是一部“国耻史”,这一百年间几乎所有的外交家都难免被贴上“丧权辱国”、“软弱无能”的标签。幸运的是,随着学术界的思想解放以及各类档案史料的公布,人们对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弱国无外交”的看法在逐渐发生改变,而包括顾维钧在内的一代外交家们也重新得到客观的评价。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书中曾提出:“当日本终止了她的闭关锁国政策,巧妙地开始西化,废除不平等条约,准备变成一个世界强国的时候,为什么中国没有这样做呢?……这个问题在整个20世纪中都像幽灵一样纠缠着中国爱国者的心灵。”事实上,这个问题同样纠缠了顾维钧一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投身外交界的那一刻起,这位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的高材生就不断呐喊、抗争,从而为“弱国”困境下的国人带来一丝希望的曙光。
我们也不能否认,无论其个人的生平经历如何传奇,顾维钧毕竟只是一名职业外交家,他既无法在当时对国家民族发挥决定性的影响,也不可能永远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道理很简单,外交永远只是内政的延伸或一部分。因此,不管顾维钧有多高的天资和多么耀眼的际遇,却终究无力改变历史的走向,有时甚至被困在时代的漩涡中无法自拔。他一生出使多国,6次出任外交总长,两次出任财政总长,两次代理国务总理,被称作“民国第一外交家”,但也曾被国民党政府通缉,被共产党宣布为头等战犯。从这个意义上讲,顾维钧的传奇又不是圆满的,甚至就如他“半个外交家”的身份一样,只能落得个“半世繁华”。
杨红林
2013年10月于北京
近百年中国史上只出了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和李鸿章两个之外,顾维钧算是半个。而这两个半外交家,也只有顾维钧这半个,算是科班出身。李、周二公,皆出身行伍也。顾维钧虽是外交界的科班出身,也只是个洋科班,威灵顿(Wellington是顾的洋名)离家上学之后,未进过一天中国学校也。
——历史学家唐德刚《晚清七十年》
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撤冷一样!
——顾维钧
中国现代史表明,先父顾维钧是在国际会议上对列强说“不”的第一人。
——顾菊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