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信因果报应，对爱情婚姻反思和忏悔
李叔同在出家后的一堂演讲上说过：“我以为无论哪一宗哪一派的学僧，却非深信不可，那就是佛教的基本原则，就是深信因果报应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那么，就有必要在此谈一谈李叔同在男女情爱、婚姻家庭等方面的生活方式。从实际考察来看，男女情爱、婚姻家庭生活在李叔同的思想和行为中，并非如常人理解的那么简单。与其说，他抛妻弃子、出家为僧是将二者对立起来的结果，不如说是因为他无法面对和克服自己造成的窘境，所以用出家为僧的办法，以期望一了百了，不了而了之。
李叔同到底为自己制造了怎么样一个困境?这就关系到他的母亲和日籍妻子了。李叔同身系庶出，母亲在李世珍的四个妻妾中排列最后，而且二十多岁就守寡了。她的处境艰难，受人冷眼排斥，人格上不能得到尊重，也无法得到自由，这一切李叔同是耳闻目睹的。他很同情自己母亲的身世，不止一次地对人这样说：“我的母亲——生母很苦!，，就因母亲的悲剧，李叔同一直反对纳妾，但他后来也走上了父亲的路，除原配夫人俞氏外，又娶了个日本夫人，使一个年轻的外国女子重复了他母亲的命运。
李叔同从来没在公共场合曝光过自己的日本小妾，甚至不曾向朋友介绍过，就连她姓甚名谁都无人知晓。从日本归国后，李叔同将日籍妻子安置在上海，只身回天津，只在家中住了半年多时间。1912年初离津南下，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这对于他的结发妻子来说，不能说没有感情上的伤害，以及人格上的轻慢。
而从李叔同的情感角度上讲，与俞氏的包办婚姻没有能给予他太多的感情和留恋。李叔同十四岁时认识杨翠喜，他们曾热恋过，并私订终身。可见俞氏是突然强加进他的感情世界的。1906年10月4日，日本《国民新闻》记者采访李叔同，作《清国人志于洋画》一文。文中记者问其双亲，李叔同回答健在。问起家室，他说尚单身。而真实情况正好相反，他当时父母俱故，他与俞氏结婚近十年，育有孩子。李叔同之所以向日本媒体说谎，必然有想更改这一人生路线，重头再来的愿望。
在原配和日籍小妾之间，李叔同是极其矛盾的，似乎是不论怎么做，都会给她们带来伤害。年少时的李叔同因母亲的际遇引发对“封建纳妾”的反感，而后又因在日本生活与感情上的真正需要，不自觉地步人这自相矛盾的错误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会越发察觉到，他对两位女性的负罪感，不但是精神上的，还有物质上的负担。后来，又加上百万家财破产，一介书生要维持两地的家庭，李叔同不堪重负。而实际生活又强化了他在婚姻家庭生活上的存在感，他无法逃避被两个女人和孩子们依靠的责任。李叔同在艺术上堪称富有开创性的奇才，在生活能力方面，一直受母亲保护的他，却是个捉襟见肘的人。这种强烈的存在感和被依赖感，渐而变成难以摆脱的困境。当他在杭州接触过佛学，深信了“因果报应”之后，这种窘境更增加了他自视报应的负罪感。
不回天津的家早就成了自然，那么在上海的家呢?自从1915年夏天与日籍夫人从东京度假回来后，他也不像先前那样跑得勤快了，最终发展到采取彻底逃避——在事先也不告知天津家人，也不通知上海日籍夫人的情况之下，以出家为僧的方式，将长期不能改变和摆脱的窘境，以不了之而了之。但李叔同不敢正视自己出家行为背后的这个动机，而是用“出家为僧就得抛妻弃子”的结果，将这种行为中所包含的深层原因给掩盖起来了。
除了想摆脱一妻一妾的生活窘境，在李叔同出家的原因中，不能说没有他对自己青年时期荒唐生活的后怕与忏悔。这是一个难言之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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