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亮的对话》作者徐贲，是海内外知名的独立学者，为《南方周末》《中国新闻周刊》等多家媒体写过专栏文章，以理性敢言闻名，梁文道曾在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节目中力荐徐贲作品。《明亮的对话》为国内首本系统论述公共说理的著作。

说理教育是国外高校的基础性课程，而国内在此方面教育极为欠缺，作者在美国高校教授说理写作20余年，深谙说理教育的培养之道，有的放矢，积多年思索与实践精华写就《明亮的对话》，为目前国内图书所无，是教授有效思维、理性对话、技术性与人文精神兼备的教育佳作；作者赴美国教学多年，精通西学，视野广阔，学养深厚，又熟悉国内语境，问题意识敏锐，可谓中国通、西学精、世界眼，其文说理透彻，实例丰富，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当前中国社会公共言论多显混乱戾气，公共对话往往蜕变为相互谩骂，《明亮的对话》针对当下，切中要害，不讳饰虚指，在批判中构建，是公民教育启蒙之作。《明亮的对话》本身就是公共说理的典范之作，作者为文风格敞亮、清晰、恰当，句句平实而又发人深省，极具说服力。 

徐贲，1950年出生于苏州。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美*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海内外知名公共知识分子。*作包括《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知识分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正义和公民认同》《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本书荣获“网易公民阅
读2011年度十大好书”之一）。

《明亮的对话》是作者徐贲为广大读者学习公共说理而写的启蒙读物。

公共说理指的是什么？公共说理的特点是什么？公共说理对社会会产生什么影响？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下公共说理才能顺利地开展？应该怎样进行公共说理？作者徐贲认为说理可以成为明亮的对话，是一种因自由、理性而可持续的公共交谈，针对当前中国社会公共言论混乱无序的现状，他以自己在美国高校教授说理写作课程的20年精华为基础，用十八篇各自独立的随笔组成了《明亮的对话》这个有机的整体，在书中详细阐述了“公共说理”的各方面问题。

《明亮的对话》强调说理是文明的产物，人类是慢慢才变得开化和文明的，学习说理既是启蒙又是自我启蒙的一个过程。说理教育不是为了使人论辩获胜，也不仅是单纯技能的传授，而更与人的文化教养和道德素质联系在一起，传承着人类共同文明和自由、平等、理性的说理价值。《明亮的对话》认为“理性”是健康而可持续的公共对话的基础，“理性”不仅指明晓事理、辨知是非，而且还指说服别人，提供敞亮、清晰、恰当的理由，并倾听别人的合理之言。这便是公民社会要培养的“公共说理教育”和“公共理性”。 

序言

前言 中国需要公共说理教育和公民理性

第一讲 什么是说理

说理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攥紧的拳头

说理的目标不是绝对的“确实”

“让说理"和"学说理"

说理的三个因素

第二讲 说理论证的"主张"和"理由"

对"理由"批评审视

如何识别不同的"主张&"

理由的"证据"与"呼吁";

说理的图尔敏论证模式

第三讲 可靠论证的中介保证

中介保证中的玄机

常见的几种中介保证

用图尔敏模式检查中介保证

第四讲 概念和定义

"事实"与"看法"

说理从定义开始

五种常用的定义方式

第五讲 说理的信誉与形象

说理的信誉

可信度需要展现善意

丧失信誉的权威

诚实和诚信是信誉与形象之本

第六讲 说理的情绪与措辞

委婉语和情感用词

抽象与陈套

政治妖魔化的"戈德温法则"

审美化的情绪

冲动和煽情

第七讲 逻辑谬误

形式的和非形式的逻辑说理谬误

情绪性谬误

形象性谬误

逻辑性以及其他谬误

"雄辩症"和"厚皮逻辑"

第八讲 伦理说理和价值观

"买活鸡"的伦理说理

价值概念和价值原则

三种基本的伦理概念：德性、责任和权利

第九讲 学生作文中的说理

作文从"描红"开始

大学一年级的作文

大学生作文的要求

第十讲 书面说理的演变与人文传承

"我写作"和"我说理"

说理：普通民众的理性思考与表达

说理谈论的是"人的事务"

第十一讲 说理是一种公民教养

从小学习说理的教养

有教养的王子和有教养的中学生

有教养的说理和有教养的听众

第十二讲 歪理巧言不是说理

作为权力工具的"说服"

中国特色的"修辞学"

"屁话"比谎言更有害

"刀笔者"和"发言人"

学校"非道义说理"教学是一个错误""

第十三讲"歪理"如何利用人的自身弱点

大众文化的宣传机制

"要解释"、"求痛快"和"行动热情"

焦虑、害怕和奉承

"大胆说谎"和"认知失调"

第十四讲 说理的伦理层面

说理的"理";与"善"

说理的"诚"与"信"

说理的"诚恳"与"诚实"

第十五讲 说理的目的与环境

真实是说理之本

说理的价值与宽容

理在哪里和说理环境

第十六讲 公民听众与政治说理

以公民听众为依归的说理

专制的雄辩与宣传

公民教育抵制宣传

第十七讲 非说理宣传的四种危害

宣传是与说服、说理对立的话语

宣传运用的是非理性的影响力

宣传是欺骗和谎言

宣传利用人们的心理弱点和认知缺陷

第十八讲 说理与民主

哲学民主的理念

从哲学民主到实践民主

民主制度中的演说与辩论

民主的说理与法治

民主与言论

后记

说理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攥紧的拳头

说理是与人类的和平需要结合在一起的，说理是通过说明和协商，而不是暴力或战争来解决人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并形成一种可以称之为”讲理”的文明秩序。所有的战争和混乱都是在没有协商，无理可讲的情况下发生的。说理需要运用的是语言，讲理和协商都离不开语言，由于语言使得人类能够用摊开的手掌，而不是攥紧的拳头来相互交往，人类才得以进入文明社会。然而，并不是有语言的地方就自动会有说理的，有语言的地方必须有自由才能有说理。说理是一种在人类的自由思想传统中产生的公共话语形式。17世纪英国诗人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中说，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说理，是没有意义的，这时候的说理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种”逃避的、自我封闭的、得不到运用、也毫无生机的美德”。他问道：”如果没有自由而公开的论辩，又哪里会有真实呢？”“在所有的自由中，我最需要的是知情、说话、凭自己的良知说话的那种自由。”

长期以来，说理在中国被当作是攥紧拳头，而非摊开手掌的话语行为。这样的”说理”便成为”占领话语阵地”、”口诛笔伐”、”论战”和向对方报以”投枪”和”匕首”。这样的”说理”观念令无数人深受其害而浑然不知。例如，药家鑫驾车撞人后又将伤者刺了八刀致其死亡，他被判死刑之后，人们对死刑存废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在一篇主张废除死刑的文章下，一位网友留言道：”像你这样的作家，我只能称你为垃圾，你已经在违背你的道德，真不知道你学的是什么，假如有人杀了你妻子，你还会主张废除死刑么？你的文字再好，相信有很多的读者，已经认清了你。”另一位网友反驳这则留言道：“某位(读者)看来智力与情感有双重问题，根本不懂得如何辩论，只会情感宣泄式地喊口号，动不动就是“如果他们杀了你的孩子后，你会怎么样之类”的无理假设，这种网络愤青只能显示自己的无知。但愿不死的药家鑫下次撞死的是你这个精神病。”

这两位网友看起来在说同一件事，但其实是在各说各的。第一位网友用骂(“垃圾”)来发表意见，第二位网友说，”你说得不对”，但并没有解释或说明为什么不对。他只是用与第一位网友相同的方式来发表了反对这位网友的意见，骂她是”精神病”，诅咒她也被汽车”撞死”。像这样攥紧拳头地发表意见，是谁也说服不了谁的。

这样的言语不是说理，而是争吵、口角、对立、谩骂，目的是占对方上风、得口舌便宜。对许多长期接受”革命”和”战斗”文化影响和思维定型的人们来说，说理就是”论战”，就是”战斗”，必须压倒对方，迫使对方哑口无言，这样才能取得”胜利”。用攻击性的争论来看待说理，这是中国权力话语长期潜移默化的教育结果，形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话语习惯。在它那里，发表言论是”出击”，是”痛打落水狗”，凡是不同意见者都是敌对一方，自己说的都是真理，敌对一方的则全是谬论。

现在有一种说法，叫作”无跟贴，不新闻”，跟贴和微博已经成为普通民众参与公共事务并发表白己看法的重要渠道。然而，发表看法并不等于就是说理，由于跟贴字数的限制和别的原因，跟贴更容易成为一种”不说理”的言论形式，好一点的是只有看法而没有理由的断言，差一点的便是骂甚或谩骂。断言和骂都是发表意见的方式，但不是说理的方式。

不同的传媒方式对于公共说理的作用是不同的，说微博不适用于说理不是要贬低微博，这就像说水壶不适用于煮饭不是要贬低水壶一样。有人说，”微博可以加图片、视频、长微博，实在不行还能用文章链接”。但这正说明，微博所起的毕竟只是引介与索引的作用，它本身并不是在说理。整体被拆散时很容易犯亚里士多德曾指出的一种逻辑错误：”5是2和3，因此5既是奇数，又是偶数。”微博只是许多媒介的一种，不能因为它与别的媒介可以结合使用，它就变成了一种无所不能、什么都是的媒介。

说理是发表意见，但发表意见并不就是说理。有两种不同的发表意见，一种是”我要说话”或”我有话要说”。任何一种表达看法的陈述，包括骂和谩骂，都可以说是这个意义上的”发表意见”，但这并不是说理。说理的发表意见需要有两个条件因素，必须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结论”(也称主张或看法)，另一个是”理由”，结论是由理由来支持的。当然，有理由支持的结论未必都确实或可靠，因此需要评估理由是否真的能充分支持主张(见第三讲)。

公共说理的理并不是唯一可能被人们认可的”理”。魏晋时，阮籍在苏门山见到了高士孙登。这位土木形骸的不仕者正在一座岩穴旁边的田间耘草。阮籍就坐在一块岩石上向他求教。阮籍在谈话中向孙登称述黄帝神农时代玄寂无为的世风，又盛赞夏商周三代的醇美德政，深致向往之意。孙登盘膝坐着倾听，却始终不接口。

P31-33

这是一本为青年读者学习公共说理而写的启蒙读物，它是由一篇“论文”（前言）和18篇各自独立的“随笔”组成的。就说理而言，“随笔”与“论文”是有区别的，我在第十讲的最后一小节中已经谈到，此不赘述。说理最常运用的文字写作形式是“随笔”（essay）而不是“论文”，而说理本身则是一种具有公共话语特征的思维和表达形式（第一讲）。在美国，从小学高年级到大学低年级，说理教育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学习写作随笔，更确切地说，学写一种以实用为目标的“格式化的随笔”（第九讲）。每个高中生报考大学时必写的自述（self-statement）就是一种个人随笔（personal essay）。

我在美国大学里教说理写作已经20多年了，在我任教的大学里，一年级学生在两个学期里各有一门必修的写作课，第一学期修一门一般的写作课，学习基本的写作技能，如描写、叙述、比较与对比、原因与结果、辩论，等等。这些写作技能都包含着某些对说理的基本要求，如清晰、逻辑、条理分明、言词准确、有读者意识，等等。第二个学期，学生必修另一门专门写作，叫“论证与说服”（argument and persuasion），这是一门集中学习公共说理多个组成部分与相互关联的教程。我在本书的前面部分介绍的便是这些主要部分（第二至八讲）。这些都只是组成部分，它们需要有机地构成一个说理文字的整体，以一种常规的章法结构表达出来，这种具有章法结构特征的文字形式有一个名称，叫essay，我们可以称之为格式化随笔（第九讲）和随笔（第十讲）。每个大学生在进校时，对这种特定的说理写作形式都已经有了差不多8年（从小学四年级算起）的学习经验。

在学习“论证与说服”的时候，学生们会接触到有关如何识别歪理和自己如何避免说歪理的内容，不仅涉及可能的逻辑谬误（第七讲），而且知道如何识别有悖于公共说理伦理的商业和政治宣传。识别和抵御宣传是学生们从初中时就已经接触到的公共说理内容。宣传是一种对公共说理有多种危害的话语（第十七讲），往往是一种巧言和欺骗（第十二讲），是一种利用普通人都有的心理和认知弱点的诡辩和诈术（第十三讲）。

说理与民主生活的关系对于美国学生们来说似乎是不言自明的，自然而然就应该如此。这是因为，用教育理论家古德拉德（Goodlad）的话来说，他们是“在自己并不知晓的情况下，降生到美国民主共和制度中来的”。这对这些学生学习公共说理是有利的，也是不利的。有利的是，用不着向他们强调民主环境对公共说理多么必要（第十五、十六讲），因为那个环境已经在那里了；不利的是，由于现成的民主环境已经在那里，用不着他们自己去争取，他们对民主的认识有时会幼稚得令人吃惊。

例如，在他们看来，民主就是民主，至于那种只能由某一政党来领导的民主，是他们想都没有想到过的，所以，我教了这么多年的书，至今还没有碰到一个学生讨论过像“自由民主”与“某组织领导下的民主”孰优孰劣的论题。还比如，美国大学生对选举一向缺乏热忱，有一次大选时，有学生在课堂上表示对大选不感兴趣，说是没什么可选的，选来选去都一样。听了这话，坐在他身旁的一位学生马上说，只要是自由、公正的选举，没有什么可选的选举才是好选举。我问她为什么这样说，她答道，一场选举要是能就此决定国家的命运，那选举还不要弄得打内战？这位学生是从津巴布韦来的，她说，真希望自己的国家能有像美国这样的选举。因此，即使对于美国学生，学习说理与民主的关系也不是多余的（第十八讲）。

在学校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美国大学生从中学时代开始，就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公民教育，在大学里又接受到更多的人文教育，对说理是一种公民教养（第十一讲）和说理是一种能够维护民主生活秩序的伦理价值（第十四讲），都有许多经验性的体会。学生们在修写作课的同时，还正在修其他必修的人文教育课程，在人文教育课程上，说理也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和训练项目。人文教育课是以讨论班的形式来进行的，学习的内容包括，如何细读文本，如何就文本提出与事实、阐述和评价有关的三种不同问题，如何倾听别人，如何对别人的看法和理由提问，并言之有据地提出自己的看法等等。人文教育课程上的作文与写作课上的要求是一样的，当然，由于不是写作课，写作格式化的要求会相应宽松一些。

大学里的公共说理写作课是实用性的课程，学生们学习的公共说理不是一种理论，更不是一种学问和学术，而是一种实践的能力和公民的素质与行为习惯。今天的公共说理与古代的一些修辞术和论辩术是有关联的，这些修辞术和论辩术几乎都强调，修辞不只是为了在法庭或公民大会的言辞争辩中获胜，而且是作为从政者和优秀公民的普通教育；注重的不只是论辩或演说的技巧规则，而且是一种更普遍的文化教养和德性理念。

这样一种与人的文化和道德素质联系在一起的说理能力，它传承人类共同文明和自由、平等、理性的价值，不是单纯技能的传授。在人文教育课上，学生们阅读古希腊以来的经典著作，就是为了熟悉并且受教、获益于这样一种文化的传承。除了英语系的专门课程，我在教授公共说理写作课程的这些年间，也同时教授像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思想这样的人文教育课程，这使得我有机会结合这二者的特点，为学生提供一种比较人文的而不是纯技巧的说理写作知识。

人文的说理除了继承古典自由和理性的价值，还继承了古典的修辞传统，修辞学在古典人文学科中一直占据首要的地位，修辞学不仅是教人如何说理，而且还告诉他们说理对于公共生活的意义。实用的修辞学分为五部分：立意构思（inventio），也就是提出立场和主要的观点；布局（dispositio），把观点或要说的话用合适的结构组织起来；文采（elocution），用令人愉悦的文字来表达；记忆（memoria），记住要说的话，不要照章宣读；陈述（pronuntiatio），包括语音、语调、手势、面部表情。古典修辞实践形成了一种人际交往和社会化的人文教育理念：好的说理风气有助于优化政治制度、社会风尚和共同体的普遍道德文化。

我在这里介绍的古典修辞理论有亚里士多德关于说理逻辑、信誉、情绪（logos，ethos，pathos）三要素以及关于“省略三段论证法”（enthymeme，在亚里士多德自己的运用中，这是一种先说“结论”，然后直接加“理由”的看法陈述）的论述，还有希腊修辞学家赫尔玛格拉斯（Hermagoras）的“争议点理论”（stasis theory）。我还特别介绍了图尔敏（Toulmin）的论证模式，它虽然不是古典的，但也和“争议点理论”一样起源于法庭论辩，而法庭论辩正是古典意义的法治与说理方式。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复仇女神》中，剧末那个由女神雅典娜主持的说理辩论，便是人类最早的法庭和陪审制度的雏形，在那里，连太阳神阿波罗也必须以平等的身份接受卑微如苍蝇一般的复仇女神们的诘问。法治与说理的内在联系使得它们必然结合在一起，必然在后来成为现代民主最重要的部分。今天我们需要有助于建立民主理性，有助于提升公民文化和公共道德素质的说理教育，我愿意将自己在这方面的一得之见奉献给这本书的读者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