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皇帝朱翊钧，明朝第十三任皇帝。他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登极之初，在生母和老师的严厉管教和监督下，他勤政向学，循规蹈矩，配合张居正发动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也蕴藏着一股强烈的逆反力量。张居正死后，他又发起了一场急风骤雨般的清算运动从此，他深居宫禁， 数十年不临朝，消极怠政。 他的不作为，葬送了大明复兴的历史机遇。

本书运用丰富的史料，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万历一生经历，功过是非，万历新政的展开，与张居正的复杂关系，从一度励精图治到怠于朝政，从多角度说明一代君主的面貌及其对明朝衰败的影响。

他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历代帝王中最长的，却被史学家评为明朝灭亡之根源。他登极之初，全力支持张居正推行新政。张居正去世后，却对其抄家清算。他怠于临朝，勇于敛财，被大臣称为“酒色财气”俱全。三百年后，他的皇陵定陵被发掘，珍奇异宝震惊世界！他就是万历皇帝。明史大家樊树志教授为您讲述万历皇帝传奇而争议的一生。

序言

第一章 十岁登极的小皇帝

一、预定储位——六岁的皇太子

二、幼主登极

三、扳倒高拱：顾命大臣内讧

四、王大臣案——内讧的延续

五、励精图治的皇帝

六、皇帝的功课：日讲与经筵

第二章 鼎力支持新政

一、“元辅张先生”

二、“中外大柄悉以委之”——新政展开

三、击退逆流

四、张居正“夺情”风波

五、新政的深化

第三章 神宗大婚

一、神宗大婚

二、“以朕为念，方是大孝”——张居正归葬

三、皇帝成年的标志：耕籍礼与谒陵礼

第四章 亲操政柄

一、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病逝

二、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倒台

三、亲操政柄

四、清算张居正——“居正功在社稷，过在身家”

五、并非庸主

六、万历三大征

第五章 宫闱生活

一、宠幸郑贵妃

二、“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

三、不愿册立皇太子

四、“三王并封”的闹剧

第六章 命运多舛的皇太子常洛

一、经历十五年磨难的“储位”

二、妖书案——岌岌可危的皇太子地位

三、梃击案的前前后后

第七章 怠于临朝勇于敛财

一、从“事事由朕独断”到怠于临朝

二、热衷敛财——矿税太监横行

三、辽东战事吃紧

四、最后的岁月

第八章 地下宫殿——定陵

一、寿宫的营建

二、地下宫殿——定陵

三、定陵的发掘与破坏

二、幼主登极

隆庆六年（1572年）正月下旬，穆宗患病，且伴有热疮。在宫中调理一个多月后，稍有好转。闰二月十二日，病后首次视朝。森严的紫禁城内响起了沉闷的钟声，文武百官闻声入班。内阁元辅高拱与次辅张居正从内阁出来，徐徐北上，过会极门，抬眼望去，御路中央穆宗的轿子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但见穆宗并不乘轿，却径自向文华殿走去。高拱心中颇为疑惑：“上不御座，竟往文华殿耶！”立即趋步向前迎去，几个内使也急急赶来传呼：“宣阁下！”高拱、张居正听召后赶忙走向穆宗座轿停放的地方。穆宗走下金台，面带愠色，向前走去，内使们环跪于轿子两旁。这时，穆宗见到了高拱，脸色平缓了些，走上前去拉住高拱的衣服，还颇为用力，似乎在暗示对方，有话要说。

高拱早在朱载重还是裕王时，就在他身边讲授儒家经典，关系很融洽，此时皇上这一举动当然心领神会，便问道：“皇上为何发怒，今将何往？”

穆宗答道：“吾不还宫矣。”

高拱劝解道：“皇上不还宫，当何之？望皇上还宫为是。”

穆宗稍作沉思，表示同意：“你送我。”

高拱赶紧答道：“臣送皇上。”

这时，穆宗那紧紧抓住高拱衣服的手松开了，去握高拱的手，一面露出腕上的疮，说：“看，吾疮尚未落痂也。”高拱随穆宗走上金台，穆宗愤恨地连声说：“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争奈东宫小哩！”一语一顿足，连说了几遍。他自知不久于人世，而太子（即东宫）还小，令他担忧。

高拱问道：“皇上万寿无疆，何为出此言？”

穆宗说：“有人欺负我。”

高拱说：“是何人无礼，祖宗自有重法。皇上说与臣，当依法处治。皇上病新愈，何乃发怒，恐伤圣怀。”

穆宗沉默良久，深深地叹了口气，说：“甚事？不是内官坏了，先生怎知道。”究竟是什么事，高拱漏记了关键的一句。据何乔远的记载，这段话是：“非内官辈，先生安得知？盖宫中事也。”宫中事，即皇上的宫闱生活，臣下当然不便细问，皇上也不便明说。两人手拉着手一同默然前行，进入皇极门（金水桥北，前朝三大殿正门），走下丹墀，穆宗向内侍要茶。内侍搬来椅子朝北放下，穆宗不坐，移为南向后，才坐下，用左手拿起茶杯，连饮数口。他的右手仍握住高拱的手不放，抬眼望去，说了声：“我心稍宁。”便在高拱陪同下由东角门入内，一直走到乾清门。乾清门位于建极殿后的云台左右门东侧，夹于景远门、隆宗门之间，是内廷三大殿的正门，再往里是乾清宫大殿，是皇帝的寝殿。高拱礼貌地停止了脚步。穆宗意犹未尽，牵着高拱的手说：“送我！”话中显然带有命令的意思。高拱不敢抗旨，便随同进入寝殿。穆宗登上御榻坐定，右手还握住高拱的手不放。从御路一直到寝殿，穆宗始终握住高拱的手，时时颜色相顾，眷恋之情蔼然，言谈间还流下眼泪⑧。

这时，内阁次辅张居正、成国公朱希忠都已进入寝殿，在御榻前向皇上请安。站在皇上身边的高拱一手被皇上握住，只能鞠躬，不能屈膝叩头，面对同僚的叩拜颇为尴尬。穆宗也看出了元辅倔促不安之状，得体地松开了手。高拱赶紧走到御榻下，向皇上叩头，并与张居正、朱希忠一行辞出宫门外候旨。

须臾，穆宗遣内侍将高拱等人召入。高、张、朱站立于丹墀，恭候圣旨纶音。穆宗却命他们再上前，待三人在御榻前立定，他从容说：“朕一时恍忽。自古帝王后事……卿等详虑而行。”三人叩头后，退出乾清门外候旨。少顷，内侍高声传旨：“着高阁老在宫门外，莫去！”高拱对张居正说：“我留，公出，形迹轻重唯为公矣。公当同留，吾为奏之。”便对内侍说：“奏知圣上，二臣都不敢去。”

到薄暮时分，内侍传旨：“高阁老宿宫门！”高拱碍于宫内礼仪，回奏道：“祖宗法度甚严，乾清宫系大内，外臣不得人……臣等不敢宿此，然不敢去，当出端门宿于西阙内臣房。有召即至，有传示，即以上对，举足便到，非远也。”显然，穆宗从正月大病后，心有余悸，已经在考虑后事了，今日召见三位亲信大臣时，就流露了“后事卿等详虑而行”的心思。自知去日无多，不知那一天逝去，应预作安排，所以才命阁老在宫内过夜。高拱不愧足智多谋，想出了两全其美的方法，在离乾清宫咫尺之遥的西阙太监直庐过夜，静候传唤。既然内阁辅臣留宿西阙，那班五府六部大臣们也都不敢回家，只得留宿朝内，谓之“朝宿”。以后几天亦复如此。不久，内侍传来消息：“圣体稍安”。高拱兴奋得马上写了一个札子呈上：“臣闻圣体稍安，不胜庆幸。今府部大臣皆尚朝宿不散，宜降旨，令各回办事，以安人心。而臣等仍昼夜在内，不敢去。”穆宗以为然，即时降旨，命百官散去。而高拱、张居正仍每日问安如初。过了四天，穆宗觉得身体“益平愈”，便遣内侍慰劳高、张，命他们回家，一场虚惊才算过去。

有一天，穆宗兴致较好，乘坐轿子来到内阁，高拱、张居正大吃一惊，急忙出迎，俯伏在地。穆宗将二人扶起，搀着高拱的手臂，仰望天空良久，欲语还休。高拱搀扶穆宗行至乾清门，穆宗才说了一句：“第还阁，别有论。”到了第二天，又寂然无声息。善于机变的张居正从旁细细观察了皇上的脸色，“色若黄叶，而骨立神朽”，已经病人膏肓，虑有不测，便暗自写了关于皇上后事的处分十余条，密封后派小吏送给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

五月二十二日，宫中传出“上不豫增剧”的消息，五月二十五日又传出“上疾大渐”的消息。这一天，穆宗召见内阁辅臣高拱、张居正、高仪，到乾清宫受顾命。高拱等急急忙忙进入寝殿东偏室，但见穆宗倚坐在御榻上，皇后、皇贵妃隔着帷帘坐在御榻边，皇太子朱翊钧立在御榻右面。

此时坐在御榻边的皇后，即孝安皇后陈氏。陈皇后无子，因被穆宗移居别宫，抑郁而病。外廷传闻此事，议论纷纷。不久，陈皇后还是回到了坤宁宫。坐在皇后身边的皇贵妃李氏，即皇太子朱翊钧的生母。站在穆宗御榻右边即皇太子朱翊钧。

当时的情景颇有一点凄凉之感。高拱等跪在穆宗御榻下，倚坐在御榻上的穆宗，命高拱伸手上来，自己的手靠着榻上的矮几伸过去，抓住高拱的手，一面望着身边的后妃，一面对高拱托孤，断断续续地说：“以天下累先生”，“事与冯保商榷而行”。尔后便命司礼监太监冯保宣读遗嘱。遗嘱有两道，一道是给皇太子的，一道是给顾命大臣的。

给皇太子的遗嘱写道：“遗诏，与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应礼仪自有该部题请而行。你要依三阁臣，并司礼监辅导，进学修德，用贤使能，无事怠荒，保守帝业。”

给顾命大臣的遗嘱写道：“朕嗣祖宗大统，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礼监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

这个遗嘱，引起外廷大臣的议论。高拱极力扬言是张居正与冯保所拟，并非皇上本意，尤其对于其中“卿等同司礼监协心辅佐”一句，攻击最力。这不免有点过分，且不说穆宗托孤时曾亲口对他说：“事与冯保商榷而行”，可以为证。而且，当时在场的皇贵妃即后来的慈圣皇太后，万历六年（1578年）二月在一道慈谕中说：“司礼冯保，尔等亲受顾命”云云，更是确证。由此可见，穆宗的遗嘱虽为张居正与冯保所拟，但并未违背穆宗原意。《实录》纂修官在修史时疏于考订，为调和矛盾，竞将遗嘱中“卿等同司礼监协心辅佐”一句删除。见于《实录》的遗嘱是这样的：“朕嗣祖宗大统，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宜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高拱亲受顾命，他又从冯保手中领受了遗嘱文本，在回忆录《病榻遗言》中抄录了遗嘱的全文，明白写有“同司礼监协心辅佐”一句。而且他事后还多次对这一句话发表议论，以为“自古有国以来，未曾有宦官受顾命之事”。《实录》的这种删削，为了某种政治意图，掩盖史事真相，实在不足为训。

高拱等听完穆宗顾命之辞，大为悲恸，不能自胜，边哭边奏说：“臣受皇上厚恩，誓以死报。东宫虽幼，祖宗法度有在，臣务竭尽忠力辅佐。东宫如有不得行者，臣不敢爱其死。望皇上无以后事为忧。”且奏且哭，奏完便大恸长号不止。在旁的皇后、贵妃也失声痛哭。少顷，两名内侍扶起高拱等，三人长号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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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著作的不景气，已引起有识之士的感慨。然而，历史人物传记却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这种充满矛盾的现象表明，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度里，人们对历史的关注热情并未衰退，恰恰相反，存在着潜在的巨大能量。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并不仅仅注视眼前方寸之地，更着眼于未来，而历史的回顾，有助于人们理解现实，展望未来。人们要求于历史学家的是，必须雅俗共赏，以引人人胜的手法表述历史，把丰富多彩的有血有肉的历史生动而形象地再现在读者面前，切忌高头讲章式的、经院学究式的八股文章。

一位史学大师曾经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此话于偏激之中蕴含着一种颠扑不破的哲理。任何历史作品，都是当代人以当代意识写出来给当代人看的。再现历史，不可能重复历史，而且再现的视角、方法，由于历史学家所处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即使是同一题材，在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笔下，不会是一模一样的。历史学家所要阐明的思想，强调的侧重点，给予读者的启示，势必有所不同。然而，历史还是历史。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帝王被神圣化，号称真龙天子。御用文人们又给他们涂上光怪陆离的油彩，罩上神秘莫测令人眩目的光圈。于是，帝王便成了神坛上的偶像。对于老百姓而言，“天高皇帝远”，仰头望去，只见一片混沌迷离，难识庐山真面目。这就给撰写帝王传记增添了难度。近几十年来，把帝王将相赶下历史舞台，人们对他们的研究与了解，反倒比前辈更生疏了。在人们脑海中的帝王，几乎都是一幅幅脸谱化的漫画，人人都是一付骷髅般的骨架，毫无个性可言。

诚然，帝王是一种制度或一个时代的象征，但他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二个有血有肉的人。写帝王传记，既不能神圣化，也不能脸谱化，而要还他一个凡人的本来面目。我写这本书，试图把万历皇帝这个人的真实而全面的形象，活生生地再现于读者面前，并且透过万历皇帝这个人，复原一幕幕早已逝去了的历史场景。

要把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历史加以复原，谈何容易！一位西方哲人说，人不可能两次涉过同一条河流。对于历史长河而言，何尝不是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复原历史，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历史学家应该向这个方向努力。为此，必须博览群书，做到言必有据，虽然不能说无一字无来历，但至少要做到书中所有的人和事，所有的情节、对话，都有根有据，有案可查。这大概是历史传记和文学传记的区别所在吧。一言以蔽之，真实性压倒一切。它与虚构、杜撰、想象之类无缘。历史传记要写得生动活泼，向文学传记借鉴一些方法是可取的，但一切都必须在保持真实性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否则就不成其为历史了。

人们阅读帝王传记，最有兴趣的莫过于那个专制时代神秘而森严的宫廷。在这个狭小而又无限的天地中，帝王有时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操纵、玩弄芸芸众生的命运，演化、改变时代前进的步伐。人们不一定对这一时代发生的一切事件感兴趣，却有理由要求历史学家提供帝王的政治色彩、权力欲望、个人素质以及宫闱生活，帝王的内廷与外朝大臣的微妙关系，当时最为敏感的政治事件的幕后活动。而这恰恰是一般通史、断代史、专题史著作所难以做到的。帝王传记的魅力就在于，以个案分析的方法，从微观研究着手，反映出宏观的视野，给读者以深沉的历史启示。因此帝王传记切忌写成某个帝王在位时期的断代史，即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无所不包的历史切片。否则，传主就将被淹没于历史的汪洋大海中，帝王传记也就丧失其存在价值了。

本书的传主明神宗朱翊钧，人们习惯于用他的年号称他为万历皇帝。他是明朝第十三代皇帝，没有明太祖朱元璋、明成祖朱棣的雄才大略、叱咤风云的事迹，在他的后半生由于疾病缠身，长期难于视朝，因而颇多非议。如果据此断定他是一个平庸之辈，是一个昏君，那也未免太过于简单粗暴了。其实，他在位的万历一朝四十八年，在明代历史上乃至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很辉煌的一段。经济的迅猛发展，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人文蔚起，能人辈出，令世人瞩目。仅就这一点看，万历皇帝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

对他进行深人研究，便会发现许多难解之谜。在他即位的前十年中，对尊崇备至言听计从的顾命大臣内阁元辅张居正，以及另一名顾命大臣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居然一下子翻脸，不但政治上予以否定，而且抄了他们的家。这是为什么？他是一个权力欲极强的人，亲政以后，独断专行，到了晚年却怠于临朝。这又是为什么？他本人是宫女所生，却瞧不起宫女所生的长子，迟迟不愿册立他为皇太子。这又是为什么？他的臣下直言不讳地批评他迷恋于酒、色、财、气。这种个人的秉性素质，对于一个皇帝有什么影响？这些都值得细细地加以检讨。

除了常规分析之外，还仰赖于心理分析。把心理分析用于历史研究，始于本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到了六七十年代，几乎成了国际上一种学术界的时髦风尚，人们甚至称此为心理历史学。现在回过头去审视，这种时髦的全盛时期也许已经过去。但它毕竟给历史学家开启了一条新思路，借助心理学来扩大历史解释的范围和途径。美国历史学家奥托·弗兰茨对俾斯麦的心理分析便是一个颇具影响的例子。我在写作本书时，借鉴了这种方法，尝试对万历皇帝作些心理分析，把他的内心活动展示出来，力图对一系列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

史无定法。历史传记的写法是多样化的，有的重思辨，有的重实证，有的以生动取胜，有的以严谨见长，有的是年谱式的，有的是叙事式的。我则倾向于以白描的笔法，把传主的形象立体化地再现出来，至于功过是非全可由读者去评判。在我看来，既然是传记，就应该尽量客观地把传主介绍给读者，避免把空洞的说教强加于人。

本书的谋篇布局颇费心思，在不太长的篇幅中，要把传主五十多年的生涯再现出来，是相当难的。这就需要由作者加以剪裁取舍，把作者认为最值得写最应该写的东西写出来，把一些重要而精彩的场景细腻地展现出来。这要比面面俱到的平铺直叙好得多。

关于书名要作一点说明。本拟题写《明神宗传》，但他毕竟没有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那样的声名显赫，人们感到陌生。如果直呼其名，题写为《朱翊钧传》，就像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那样，人们会感到更加陌生，不知何许人也。不得已而采用《万历皇帝传》。不过在书中并不称他万历，而称他朱翊钧或神宗。因为书中常常写到万历元年、万历二年之类，称他为万历，就容易把人名与纪年相混淆，徒增读者的烦恼。稍加说明，希望不至于对“表里不一”产生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