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统治者是什么阶级出身？孝文帝汉化改革有什么历史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如何？六朝贵族的精神世界如何？来自异域的祆教徒墓葬有什么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地制度是如何变迁的？……且听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阿祥是如何解读的。

这是一本通俗历史读物，是在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胡阿祥的十五个讲座的基础上编著而成的。内容涉及：说曹操，论孙吴统治者的阶级出身，魏晋时期北方民族形势与淝水之战，北魏前期历史与崔浩“国史之狱”，孝文帝汉化改革及其历史影响，东晋南朝的人口南迁及其影响，南朝政权的更迭与禅让制度，分久必合——论魏晋南北朝走向重新统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的变迁——以北魏均田制为中心的讨论，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文化与中华文明的传承，六朝贵族的精神世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佛教与民间宗教，来自异域的风采——祆教徒墓葬，拓宽加深六朝文化的研究。

引言：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

第一讲 说曹操

 一、东汉末年的乱局与曹操势力的兴起

 二、曹操的主要政治举措及其性质与影响

 三、曹操父子的“通脱”品格及其对汉魏之际文化风尚的影响

第二讲 论孙吴统治者的阶级出身

 一、关于孙吴统治者的阶级出身问题

 二、孙吴统治者寒门身份的文化表现

 三、孙吴统治者与儒学士大夫之间的冲突及侨旧集团关系的演变

第三讲 魏晋时期北方民族形势与淝水之战

 一、少数民族内迁潮流

 二、匈奴、羯族政权与民族冲突

 三、氐族前秦与淝水之战

 四、淝水之战：十六国历史的分水岭

第四讲 北魏前期历史与崔浩“国史之狱”

 一、鲜卑拓跋部的兴起与北魏创立

 二、中原与草原

 三、一波三折的汉化进程

 四、崔浩“国史之狱”：激进者的悲剧

第五讲 孝文帝汉化改革及其历史影响

 一、冯太后的品格及其用人与改制

 二、孝文帝的身世之疑及其汉文化素养

 三、孝文帝迁都洛阳及其原因

 四、孝文帝全面汉化的主要举措

 五、关于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得失的讨论

第六讲 东晋南朝的人口南迁及其影响

 一、东晋南朝人口南迁的概况

 二、东晋南朝人口南迁之影响

第七讲 南朝政权的更迭与禅让制度

 一、南朝政局的特点

 二、刘裕父子的武功文治

 三、齐、梁两朝和兰陵萧氏的崛起

 四、陈朝的建立与南朝终结

 五、因缘时会的禅让制度

第八讲 分久必合——论魏晋南北朝走向重新统一

 一、不可避免的趋势

 二、周隋禅代

 三、重新统一的实现

 四、为本时期做总结——从隋唐回首魏晋南北朝

第九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

 一、问题的提出

 二、气候形势

 三、动植物资源

 四、河流与湖泊

 五、海岸推移

 六、自然灾害

第十讲 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的变迁——以北魏均田制为中心的讨论

 一、北魏“均田令”的内容

 二、均田制实施的背景与性质

 三、“均田”不均的实质与法令本身的用意

 四、精耕细作农业的发展与“桑田”二十亩的意义

第十一讲 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文化与中华文明的传承

 一、学术文化传承的“家门化”——影响魏晋南北朝文化传承的关键之一

 二、魏晋南北朝士族的基本类型及其文化特征

 三、以儒家礼法为基调的土族门风

 四、以儒家礼学为核心兼容并蓄的士族家学

第十二讲 六朝贵族的精神世界

 一、魏晋风流

 二、神仙道教的魅力与困惑

 三、忘情山水的隐逸世界——从《逸民列传》到美的觉醒

第十三讲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佛教与民间宗教

 一、道教的特点及其在本时期传播的背景

 二、佛教的本土化和影响的扩大

 三、民间宗教及其与佛教、道教的互动

第十四讲 来自异域的风采——祆教徒墓葬

 一、粟特商人与祆教

 二、同州萨保安伽墓

 三、凉州萨保史君墓

 四、太原虞弘夫妇墓

 五、固原史氏家族墓地

 六、唐苏谅妻马氏墓志——代结语

第十五讲 拓宽加深六朝文化的研究

 一、六朝的概念与文化的概念

 二、开展六朝文化研究的几个前提

 三、拓宽加深六朝文化的研究

后记

与氐人于西南举事并自创政权相比较，匈奴人刘渊与羯人石勒为首的反晋活动，对西晋政权的威胁更大，并最终颠覆了晋室在黄河流域的统治，事当晋怀帝永嘉年间，史称“永嘉之乱”。

从公元300年开始，分守各地的西晋宗王，围绕皇位继承人的争夺，自称“皇太弟”、“皇太孙”，以控制没有子嗣的晋惠帝为目标，在长安、洛阳、邺城之间展开了长达六七年的拉锯式的争夺，史称“八王之乱”。政权的统治者无暇他顾，这也是氐人能占有成都建立政权的重要原因。争逐的宗王们试图拉拢少数民族首领壮大自己的力量，镇守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将南匈奴首领刘渊收罗于麾下，加以重用。当晋并州刺史司马腾联合鲜卑拓跋部、幽州刺史王浚招聚辽东鲜卑与河北乌丸人，试图联合进攻司马颖时，司马颖任命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要他回并州招集五部匈奴反击司马腾，这为刘渊公开组织匈奴人的武装提供了机会。

刘渊出于魏晋南匈奴五部之一的左部，其父刘豹即是左部帅，虽是匈奴人，但已改从汉姓为刘。作为南迁的匈奴贵族，刘渊少时随上党人崔游学习儒家经典，“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深具文化修养的刘渊在西晋上流社会亦颇有交游，晋武帝时，曾有大臣建议让他承担灭吴统帅的大任。后来担任匈奴左部帅、北部都尉后，“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西晋政府一度任命他为五部大都督，使他对整个南匈奴五部都拥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刘渊奉司马颖之命返归南匈奴招兵之前，汾河河谷的匈奴首领们已开始趁晋乱密谋“兴邦复业”，即重建匈奴政权，恢复匈奴单于的统治，与西晋政权分庭抗礼。他们派人到邺城与刘渊沟通，得到刘渊的积极响应。刘渊回到匈奴本部后，招聚南匈奴五部，联合其他匈奴部落，举兵反晋。一些匈奴贵族出于仇恨与民族自尊心理，主张联合鲜卑、乌丸人，“复呼韩邪之业”，建立民族特征浓厚的政权。对中原文化与政治更为了解的刘渊指出这是眼光短浅的表现，认为以匈奴人现有实力，击败腐朽的西晋政权不成问题，但打着匈奴人政权的旗号，“晋人未必同我”。他自己不仅要做匈奴人的大单于，还要作华夏人的皇帝，“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304年，刘渊于离石(今山西离石)称汉王，年号元熙，“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308年，匈奴汉政权基本上控制了并州，刘渊称帝，年号永凤，迁都于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并州地区二万余户“晋人”或者说华夏族人随并州刺史司马腾向南流亡，号称“乞活”，一直与匈奴及羯族政权为敌。

被司马腾以补充军饷名义抓捕并卖到茌平(今山东茌平)为奴的羯人石勒，“耕作于野，常闻鼓角之声。”八王之乱中，石勒与西晋马场官员汲桑率牧人劫取郡县囚徒，招纳山泽亡命，以拥护成都王司马颖为名，奔袭邺城，杀死从并州逃亡至此的司马腾，但不久遭到控制洛阳的东海王司马越部队的歼灭。约在永嘉元年(307年)末，石勒逃回羯人集中的上党，率在当地筑垒自保的羯人投奔匈奴汉政权，被刘渊任命为辅汉将军、平晋王，统领羯人。次年，刘渊称帝，命石勒为持节、平东大将军、都督山东征讨诸军事，进军河北。石勒迅速攻占晋冀州(治今河北冀县)各郡，引赵郡人张宾为谋主，改变杀掠政策，将各郡上流人物集中在一起加以保护，称为“君子营”，“老弱安堵如故，军无私掠，百姓怀之”。

永嘉三年，刘渊之子刘聪在攻下上党后，率匈奴军队渡过黄河，进至洛阳城外，因洛阳守军与乞活武装的联合阻击而退军。次年六月，刘渊病死，刘聪杀其兄刘和，自立为汉皇帝。九月，命刘曜、刘粲再次进攻洛阳，石勒也奉命率部从河北南下，攻占南阳，收降当地以王如等为首的流民武装，对洛阳形成包围态势。晋中央政府发羽檄急召州镇驰援，但在八王之乱中获胜司马越并无号召力，州镇无有应者。十一月，司马越弃晋怀帝，率二十万众离开洛阳向东逃窜，途中病死。宰相王衍等率众继续东奔，次年四月，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东)被石勒大军追上，王公以下及士卒被杀者十万余人，王衍及西晋宗室诸王48人被俘杀。永嘉五年六月，匈奴、羯人的军队攻占已为孤城的洛阳，晋怀帝被掳至平阳，永嘉七年二月被处死。

洛阳失陷，怀帝被俘，西晋各地势力人物或称盟主，或假立晋太子，拥以为号令。怀帝被杀后，原豫州刺史阎鼎与雍州刺史贾疋等在长安拥晋武帝之孙秦王司马邺为帝，即西晋愍帝。各地势力人物对这个几乎由清一色的关陇人组成的政权并不感兴趣，晋愍帝政权对全国局势几乎产生不了任何影响。316年八月，刘曜围攻长安，晋愍帝“肉袒衔璧，舆榇出降”，西晋政权灭亡。

匈奴汉政权仿汉晋制度，设置起中央机构，在地方也沿用州、郡、县行政。但要统治黄河流域，匈奴人还是显得太少。于是，在征服各地的过程中，将华夏族人及各少数族迁至都城平阳附近集中居住，对他们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以左、右司隶统领当时称作“晋人”的华夏族人，司隶之下设内史，每一内史管理一万户百姓，共有43个内史；又置单于台管理少数族人，下置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余万落”，每万落置一都尉。对于晋人实施的是行政管理，而对于“六夷”则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汉政权就是以“六夷”组成的军队为统治支柱。只是这一政策并不成功，平阳附近一下子集中了这样多的人口，远远超过了承受能力，不久便发生严重饥荒，“平阳大饥，流叛死亡十有五六”；“平阳饥甚，司隶部人奔于冀州者二十万户”。单于左右辅所辖的十余万氐、羌，因其首领遭受政治迫害，亦曾发生暴动。

西晋灭亡后，匈奴汉政权政治影响及于整个黄河流域，但实际控制的地区并不大。石勒在攻占洛阳后，横扫河南，一度曾打算渡江进攻建康，后从谋士张宾之议，回师河北，驻守襄国(今河北邢台)，西晋灭亡时，石勒已击败晋幽州刺史王浚、逐晋并州刺史刘琨，匈奴汉政权已无法加以控制；刘曜攻下长安，据有关陇后，被任命为相国、都督关中诸军事，实亦为一方独立性的势力。

318年七月，汉皇帝刘聪病危。石勒、刘曜均拒绝人平阳辅政，继位者刘粲醉心酒色，政治也更为混乱，结果被靳准杀死。石勒、刘曜闻讯，各自起兵奔赴平阳，而石勒夺得先机。十月，刘曜称帝，年号光初，回军长安。次年，刘曜在长安立宗庙社稷，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前赵尊匈奴冒顿单于为先祖，以求获得匈奴族众的支持。与刘渊称国号为汉，立汉代祖宗于太庙相比较，狭窄的民族观念抬头，政治理念明显倒退。前赵也实行胡汉分治，置单于台。同年十一月，石勒因刘曜拒绝封他为赵王，于襄国自称大单于、赵王，按春秋列国纪年之法，称元年，为了将其与匈奴人的前赵区别开来，史称后赵。

P55-57

引言：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

从公元3世纪初到6世纪末，前后300多年间，在中国内地农耕社会的地域范围内，建立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政权，如曹魏、蜀汉、孙吴，西晋，东晋、十六国，宋、齐、梁、陈，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这些政权，总称为三国两晋南北朝；若以曹魏代表三国，又称为魏晋南北朝。

从宏观的角度看，立足于与秦汉、隋唐的比较，魏晋南北朝略具如下时代特征：

其一，深层的分裂局面。这一时期，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只有21年，即280年司马氏灭吴，到301年“八王之乱”全面爆发。而即便是这21年，西晋也没有恢复东汉盛时的版图：鲜卑基本已据有匈奴旧地，并日益南下；渭北高原以北至河套已为羌胡所占；内徙的匈奴人实际已控制了今山西的北部。西晋以前，有三国的鼎立；西晋以后直到隋朝统一，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始终分属不同的政权，黄河流域更是始终存在两个以上的政权，甚至同时有十多个政权存在。在政局或南北分裂或东西对峙或地区割据的长期影响下，各别地域的经济、文化、学术、政治乃至心理，也逐渐“地域”色彩浓厚，“地域”独立趋势加强。地域意识的强化与地域传统的生成，也是一种“分裂”。又即便在同一政权的内部，也有着明显的地区军事割据倾向，如东晋南朝的州镇，北朝的镇戍，这既造成了中央与地方的争衡、内外的对抗，也进一步加深了魏晋南北朝大分裂局面下的地区割据与对抗倾向。

其二，复杂的民族关系。四周的边疆民族南下北上、东进西人，迁徙频繁，造成民族成份复杂，民族融合(自然的融合与强制的融合即战争)加速，民族战争剧烈，民族更替迅速。北方地区的主角是人主的“五胡”与留居的汉族，在北方整体“胡化”的同时，是颇多艰难曲折的胡人的逐渐“汉化”；在南方，则特别表现为退守南方的北方汉族与南方汉族以及越蛮俚僚的自然融合与强制融合，这也是一种“汉化”。如果再考虑到周边特别是蒙古高原、东北、西域的民族，则魏晋南北朝历史实际是由北方边疆民族(重要者先后有鲜卑、羌胡、高句丽、柔然、高车、突厥等)、中原地区(曹魏、西晋、十六国北朝)、南方六朝三大地域所构成的。其间地域对抗、民族兴衰、社会转型、制度冲突、文化融汇等等，异常复杂。

其三，频繁的人口迁移。这特别表现在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当时人口迁移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久、影响之深，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而十六国北朝内部的人口流动与东晋南朝的侨流人口，又多有不同。如东晋南朝境内的侨流人口，多为主动迁徙而来，成为定居移民的比例较大；东晋南朝尤其是东晋、宋、齐、梁政权，实质上为移民政权，以此，侨流人口的地位高，政治、军事、文化影响大，受到的优待也多。十六国北朝特别是十六国，汉族以及其他非统治民族的非汉族之频繁而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由胡族统治者实施的，并且以强制迁移性质为主，他们不仅地位低下，而且境况往往悲惨，胡族统治者强制迁移他们的目的，是以之为兵、用之耕耘；而随着政权的兴亡更替、时局的动荡混乱，此被强制迁移的人口，又被不同的统治者屡次迁移，所以能够长期定居下来的移民其实数量有限。

其四，特殊的社会结构。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宗法封建性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而引起的生产关系的变革，由于按照家族系统分配政治、经济权利而出现的门阀政治，由于民族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的剧烈运动而造成的动荡、对峙、分裂局面，使得这一时期的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四个特征尤为强烈与明显。其中，以宗法性与等级性为内核的门阀世族成为统治阶层。西晋以至东晋，门阀世族的统治不断强化；及南朝以降，门阀世族的政治地位虽有所下落，社会地位仍很巩固。与此相联系，该时期世族寒门界限森严，而随着世族的衰落，寒门地位逐渐上升，南朝帝王大抵出身二等乃至寒门军功地主就是明证。

其五，变动的典章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制度上每多权宜之制，从中央官制到地方行政制度，往往处于一种过渡状态，缺乏凝固的制度，诸多制度因时、因地、因人、因族地发生着流变；也正因为这是制度上的过渡时代，各种制度显得尤为复杂。中国制度史的研究表明，汉制与唐制有巨大差别，这种差别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而是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演变所致。

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征当然不止以上五点。比如在经济上，南方六朝加速开发，这首先表现在长江下游，并向西(长江中游)、向南(岭南)推进；在生产关系上，北方十六国北朝封建制与奴隶制残余相结合，其突出表现之一是当时有各种名目的依附者。

整体把握以上种种的时代特征是十分必要的，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视野狭隘、立论偏颇、就事论事、就人论人式的“研究”；也才能抓住关键线索，获得对当时历史的清晰认识。如言错综复杂的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史，其关键线索，在北方为胡汉问题，在南方为侨旧问题。所谓“胡”，乃三国西晋时代不断内徙及十六国北朝时代先后入主中原的非汉民族，所谓“汉”，即十六国北朝时代北方之汉族士民；又所谓“侨”，主要指西晋永嘉乱后不断南徙的北方官民，所谓“旧”，主要指南方土著。胡汉之间、侨旧之间既颇多矛盾，又有各种形式的合作。胡汉之间因有矛盾，引起了大量北方人口的侨流南方，侨旧之间因有矛盾，促成了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大量设置；胡汉之间、侨旧之间又有合作，从而十六国北朝得以立国于北方，东晋南朝得以立国于南方。以此，治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史，理解胡汉、侨旧两对关系，遂为关键之一。再如魏晋南北朝文化的研究，家族问题洵为其中的关键，这有几点意思：治魏晋南北朝文化必须由家族人手；家族与地域不可分离，家族都基于特定的地域之上；家族文化的核心内容在于优美的门风(家风)与因袭的学业(家学)；家族的家风与家学关系着、影响着当时的政治社会。

由时代特征与关键线索说开去，特别需要强调者，还有更新认识问题。以世家大族的评价为例，在特别重视阶级观点的时代，世家大族被认为是腐朽没落的。按这样的观点来理解魏晋南北朝史，便觉格格不入了。在中国悠久绵长的历史中，魏晋南北朝应该是最具贵族气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把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权力的是世家大族，拥有连片大地产的是世家大族，撑起这一时代文化大厦的也是世家大族。这是一个世家大族起决定性历史作用的时代，是世族政治、经济与文化相结合的时代。如果全盘否定世家大族的作用、地位、影响，还谈什么魏晋南北朝史呢？

把握时代特征，抓住关键线索，更新认识，是保证我们的研究不说笑话、少说套话的前提。在此前提下，比较的方法、联系的眼光、“人”为主体的认识等等，都值得初学者尝试。以文化的研究为例，以言比较，可以把魏晋南北朝文化与此前的秦汉文化、此后的隋唐文化进行比较，以明了其纵向的流变，把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进行比较，以探究其地域的差异。以言联系，其时儒玄佛道四家并立，而且在相互影响，又文学地位不断上扬，史学也受到了普遍重视，诸子地位则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如此，儒、玄、佛、道、文、史、诸子之间，实有复杂的联系。再言“人”为主体，毕竟“人”为文化的创造者与承载者，在魏晋南北朝这个人口大流动的时代，文化之迁变极为迅速。如大量人口的迁人东晋南朝境内，造成了多样的结果：南方的文学、书法、绘画、雕塑、音乐、园林、思想以及语言、饮食等等，面貌出新；各类地方志书与异物志、风土记等等的迅猛涌现，山水文学的兴起，与南迁北人需要认识新的南方地域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新的环境意味着新的刺激等等有关；而对于南方土著来说，因为受到南迁北人之政治与文化优越感的刺激，其地域意识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要而言之，政局分裂、民族复杂、社会特殊、人口流动、制度变迁的魏晋南北朝时代，既是感触、理解中国历史不可或缺的一环，其本身也充满了吸引探索者的魅力。而相对于中国古代史的其他时段，文献资料数量适中而且比较容易掌握，一流大师众多而馀意丰富，以及研习者相对较少，也是学习、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值得关注的三大明显优势。

2008年8月，应凤凰出版社之约，开始本书的编撰；其问颇有延宕，断断续续地经过了一年有余，书稿才大体就绪。

本书的五位作者之具体分工如下：

胡阿祥(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会长)：约请作者；撰写引言，第六、九、十五讲；全书的修改定稿与选配图片(第十四讲除外)。

王永平(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副会长)：撰写第一、二、五、十一讲。

何德章(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撰写第三、四、十讲。

严耀中(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撰写第七、八、十三讲。

张学锋(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省六朝史研究会副会长)：撰写第十二、十四讲。

在本书编撰与定稿过程中，凤凰出版社韩凤冉编辑多有督促、尽力，并亲自参与了文稿的修改与图片的选配，在此谨致感谢！

胡阿祥记于三栖西喜斋

2009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