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海平撰文黄浣碧口述的《爱泼斯坦与宋庆龄传记/宋庆龄文献资料与研究系列丛书》以爱泼斯坦夫人黄浣碧口述的形式记叙她协助爱泼斯坦为宋庆龄写传的十年经历。其中包括为什么宋庆龄会请爱泼斯坦写传，爱泼斯坦与宋庆龄的友谊，爱泼斯坦的经历与为人，以及黄浣碧与孙中山、宋庆龄的缘分，她亲历宋庆龄关心《中国建设》杂志的故事，她是如何从负责文秘、外事与专家等工作的办公室干部成为爱泼斯坦夫人，并协助爱泼斯坦为完成宋庆龄的嘱托，耗时整整十年写传的故事。书中配发了大量珍贵照片。

宋庆龄为何一再拒绝海内外无数知名作家为她写传的请求；为何改变初衷下决心撰写自传；为何指定爱泼斯坦作为唯一信任的传记作者?

宋庆龄逝世后，爱泼斯坦又是如何历经十年完成宋庆龄的嘱托，写就她的传记?

沈海平撰文黄浣碧口述的《爱泼斯坦与宋庆龄传记/宋庆龄文献资料与研究系列丛书》通过爱泼斯坦之妻黄浣碧的娓娓讲述，带我们走近宋庆龄与爱泼斯坦，了解这两位传奇人物历经半个多世纪风雨考验而建立的友谊以及他们的人格魅力；真实记录了爱泼斯坦撰写宋庆龄传记过程中的艰辛，以及传记出版后赢得广泛赞誉并获得首届国家出版大奖后的欣慰。

一个个感人故事，披露了诸多不为人知的幕后细节。书中200多帧珍贵照片，展示了丰富的历史与人文信息，其中不少为首次面世。

本书内容涉及面广，大量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参考研究价值，为广大宋庆龄研究者和专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

总序

前言

一、缘分

 1.缘起《中国建设》

 2.从国父家乡走进国母机构

 3.孙夫人主办的刊物

 4.群英荟萃

 5.《中国建设》——我的学校

 6.杂志社的外国人

 7.宋庆龄与秋迪

 8.关心老朋友

 9.我与孙夫人的两张合影

二、爱泼斯坦与宋庆龄

 10.初识宋庆龄

 11.难忘的香港岁月

 12.编辑《保盟通讯》

 13.机构的灵魂

 14.忘我工作

 15.逃出拘留营

 16.重庆再聚

 17.《黄河大合唱》在美国唱响

 18.编辑出版《孙夫人的报告》

 19.组织中国福利呼吁会

 20.五星红旗登上美国杂志封面

 21.重返中国

 22.参与创办《中国建设》

 23.宋庆龄赠的电饼铛

 24.最后一篇代拟稿

 25.为宋庆龄守灵

三、我与爱泼斯坦

 26.中国长人的外国人

 27.15岁开始记者生涯

 28.好友斯诺

 29.协助邓颖超脱险

 30.实事求是的故事

 31.选择做中国人

 32.坚定的理想与信念

 33.周总理的讲话稿

 34.山西为媒

 35.乐当助手

 36.晚霞温馨

四、为宋庆龄写传

 37.话题的提起

 38.“我最信任的人”

 39.宋庆龄的意见

 40.200多封珍藏信函

 41.希大林事件

 42.写出心中的伟人

 43.从通读年谱起步

 44.“人脑斗不过电脑”

 45.艰苦的写作

 46.广泛的采访

 47.独特的表述

 48.92帧照片——心中美好肜象的定格

 49.资料的来源

 50.传记的版本

 51.获奖的礼物

尾声

1951年春天，艾培与邱茉莉辗转波兰回到中国，经天津，乘火车抵达北京。宋庆龄当时不在北京，于是写了一封欢迎信，任命艾培为杂志的执行编辑，邱茉莉为助理编辑，并派陈翰笙代她去火车站迎接。

宋庆龄决定为杂志取名为China Reconstructs，中文的原意是中国的重建。之前，陈翰笙曾提议刊名为China InReconstruction，意为建设中的中国，但是宋庆龄坚持用China Reconstructs。用这个名字是有深刻意义的，因为孙中山先生曾经办过一个名为《建设》的刊物。“中国建设”这个名字不仅表明杂志的主旨是报道新中国的建设，而且还借以纪念孙中山先生。

20世纪50年代后期，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宋庆龄以及杂志社的同志们越来越感觉杂志的名称似乎不太合适了，特别是译成中文后，常常被误认为是一份建筑类的杂志，大家都希望为杂志选择一个更为合适的名称。1953年时，宋庆龄就对艾培说，“我们已完成重建并踏上了更高水平的征途”。之后又多次给艾培写信，让他考虑一下，给杂志起个更好的名字。但当时一下子找不出更为合适的名称，于是此事就搁置下来了。直到宋庆龄逝世多年之后，中国在改革开放政策下迅猛发展。杂志在海外发行的面与量也越来越大。此时已退居二线担任名誉总编的艾培主张，根据宋庆龄的生前遗愿，将杂志更名为《今日中国》。1990年1月17日，《中国建设》易名《今日中国》。虽然改了名称，但它依然体现了宋庆龄对外宣传的一贯精神，也实现了宋庆龄生前的愿望。

1951年8月30日，宋庆龄在上海常熟路157号中国福利会会议室主持《中国建设》筹备会议。艾培带着刚编辑出来的第一期杂志样稿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刊物的编辑方针、读者对象及报道内容，决定“这本双月刊的读者对象是资本主义和殖民地国家的进步人士和自由职业者以及同情或可能同情中国的人。它特别针对那些真诚要求和平，但政治上并不先进的自由职业者和科学艺术工作者”。刊物将重点报道中国社会、经济、文教、救济和福利方面的发展，以使国外最广泛的阶层了解中国建设的进展以及人民为此所进行的努力。

在那次会议上，宋庆龄提出要成立一个由社会知名人士组成的编委会，名单全部由宋庆龄亲自指定。宋庆龄强调，出版英文版的《中国建设》，要继承和发扬它的前身《保盟通讯》向全世界各地传播中国真实情况的优良传统。

1952年《中国建设》第一期正式出版，为英文双月刊。实际上，创刊号提前于1951年12月便正式印刷出版了。这也是考虑到对外发行与邮寄的规律。一般杂志从印刷到在国外面世之间需要一段时问过程。《中国建设》第一期印刷一万册，向国内外发行。当年香港时期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的前身，简称“保盟”)第一届中央委员及主编《保盟通讯》的元老又成了《中国建设》的领导与核心。金仲华任编委会主任、社长；陈翰笙任编委会副主任，主管编辑部；爱泼斯坦任执行编辑。鲁平作为金仲华的助理，是行政方面的实际负责人，协调各方事务，主管日常工作。

杂志创刊号的彩色封面为土地改革中翻身农民的喜悦形象；封底为木刻，内容为重建的钢铁基地鞍钢。发刊词宣告：“正如《中国建设》的刊名表明，它将集中报道我国的重建和新的建设以及我国人民的生活的变化……它将用权威的文章、生动的特写、典型的图片、插图和表格来记录中国人民的生活，并将报道他们是如何克服困难和解决问题的。”

创刊号上发表了宋庆龄的文章《福利工作与世界和平》，以及其他知名人士的文章，如陈翰笙的《中国工业的新发展》、李德全的《人民的保健事业》、赵朴初的《城市的善后救济工作》、傅作义的《制止洪水为害》等。

宋庆龄坚持杂志社的办公地点必须在首都。她认为杂志的信息必须要及时、准确，那就一定要靠近党中央与政府的所在地。但是，我们的杂志是英文的，而早期的北京没有外文印刷厂，所有外文印刷必须在上海进行。因此，早期的《中国建设》杂志社，分为北京与上海两摊。业务部在上海，地址是常熟路157号中国福利会本部，负责印刷出版及发行业务。编辑部设在北京大草厂16号，负责采访及编译业务。爱泼斯坦与邱茉莉在编辑部工作，每次杂志付印前，他们都得在北京和上海之间来回跑多次，非常辛苦。

具体参加杂志筹建和创刊工作的人员，还有顾锦心和从美国回来的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李伯悌。顾锦心是1946年受地下党委托来到宋庆龄身边帮助工作的，她也是深受宋庆龄信任的老朋友。新中国成立后，她受宋庆龄的委派，从上海来到北京，作为中国福利会的代表，出任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副秘书长，同时兼任《中国建设》杂志社的办公室主任。因此，她与艾培与邱茉莉十分熟悉，友谊很深厚。后来艾培为宋庆龄写传时，顾锦心提供了很多资料，特别是宋庆龄1946年以后到上海开展工作的情况，弥补了艾培缺乏那一段史料的不足。

P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1893—1981)是举世闻名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国际主义、共产主义伟大战士，被誉为“国之瑰宝”和“二十世纪伟大的女性”。1981年宋庆龄逝世后，在有关部门推动下，宋庆龄文献的整理、编辑出版工作逐步展开，先后出版了《宋庆龄选集》(上、下卷)、《宋庆龄书信集》、《宋庆龄来往书信选集》和《宋庆龄书信集》(续编)等资料性著作，推动了宋庆龄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随着学术研究的愈益深入，海内外对宋庆龄研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参与学术研究工作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大家普遍感觉现有的宋庆龄文献资料已不敷使用，亟需有关部门开展有计划、全方位、系统的宋庆龄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和编辑出皈工作，以满足广大学者开展宋庆龄学术研究工作的需要。为此，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中国福利会和上海宋庆龄基金会决定联合开展此项工作，编纂出版“宋庆龄文献资料与研究”系列丛书，为有志于从事宋庆龄学术研究的广大学者提供服务，以期宋庆龄学术研究在新的世纪取得更大突破和成绩。

“宋庆龄文献资料与研究”系列丛书计划编辑出版六个系列，即宋庆龄的“档案文献”、“往来函电”、“回忆口述”、“报刊史料”、“海外译著”以及“最新研究”，将开展宋庆龄学术研究所必需的但过去从未在国内公开出版，或虽已零星出版但从未完整、系统公开出版的有关宋庆龄的各类文献资料，以及海外出版的相关文献资料或文献类著作，分门别类予以编选出版和译介，同时也收录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系列研究成果。

编辑出版“宋庆龄文献资料与研究”系列丛书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任务，蕴含着非常大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需要社会各界予以充分支持和协作。为此，我们特地将系列丛书设计成开放的形式，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将符合这个系列丛书要求的作品或项目计划，交与我们评审，如果获得通过，我们将给予包括出版经费在内的各种资助。

2011年是宋庆龄逝世30周年，我们特地从是年起推出这套丛书，以对这位一生“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的伟大女性表示我们崇高的敬意和怀念。  “宋庆龄文献资料与研究”系列丛书

编审委员会

艾培毕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和写作。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所写的最后一段话是：“在以后十年里——如果我能活这么长的话——我也许还会写一段‘尾声’……”

我想讲两个与他的祝寿活动有关的趣事作为本书的尾声。

1995年，在艾培80寿辰的庆贺会上，江泽民总书记与政协主席李瑞环接见并向艾培表示祝贺后，热烈的茶话会开始了，在领导人与朋友们一系列的赞扬、祝贺之后，艾培被请上台致答词。只见艾培一本正经走上台，可是当他一开口，他的答词竟然令全场一惊。

艾培是个从事了一辈子新闻宣传工作的人，他从来都不说言不由衷或言之无物的大话和套话。没想到，即使在这样一个为他祝寿的隆重场合下，他的讲话依旧是不忘他所从事的事业。他说：“我多年来一直在对外宣传战线工作，我想就对外宣传工作谈一点想法，供大家评论和参考。”他的发言出乎所有人的想象，没有客套，鲜明而具体的观点中既有批评也有建议，用“语惊四座”来形容当时的情境一点也不夸张。这就是一个最最真实的艾培。

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不仅头版刊登了为他祝寿的新闻，登出了一张江总书记和他握手的巨幅照片，还在第四版显著位置全文发表了他那篇别样的祝寿会上的讲话。

联想起1985年4月，他在党和政府为自己隆重庆贺70寿辰的两天后，以读者身份写了一封更正信，发表在《中国日报》上，我想，这里所体现出来的都是艾培光明磊落的人品。

2005年，艾培在90寿辰的答词中，依然没有说客套话，他讲话的核心内容是要关注纪念“二战”和抗日战争的历史。

就在为他举行庆贺90寿辰祝寿会的前夕，胡锦涛总书记因为即将出访，特意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到我们家中看望他。艾培将自己的回忆录《见证中国》和《爱泼斯坦画册》送给了胡总书记。

胡锦涛总书记来家中看望艾培时，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

为确保安全，胡总书记来我们家之前，警卫人员先上门清场，请无关人员离开。我们社里的高级摄影记者周幼马(马海德的儿子)，为了抢拍到总书记上门看望艾培的照片，提前来到我们家，但还是被警卫人员请进了里屋，并被收走了相机。

胡总书记来到我们家里后，立即亲切地与艾培拉家常，赞扬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深情地表示：“你和一批老专家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作出的重要贡献，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艾培感谢党中央和国务院对自己及许许多多老专家的亲切关怀，随后话头一转，他说，类似的人很多，不只是我一个人，比如马海德，他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作了很大的贡献。紧接着，艾培强调，今天，他的儿子也在这里。胡总书记听后一愣，说，哦?在哪?快让他出来吧。周幼马随即从里屋走了出来。艾培向胡总书记介绍了幼马后，又接着说，他的相机也被收走了。于是，相机也回到了周幼马的手中，幼马赶紧咔嚓咔嚓地拍照，才得以顺利地完成了拍摄任务，拍到了珍贵的照片。

这就是艾培，一个正直、诚实、纯真、憨厚甚至是“一根筋”的人。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宋庆龄要指定他为自己写传。

我为此生能与艾培携手为伴，共同度过幸福而有价值、有意义的20年时光，以及身为他的家属，一个普通老百姓，能见过我们国家的每一届领导人而感到荣幸与自豪。

这缘分与运气，我真说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