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主义侵略者,为了追逐暴利,大肆对中国进行可耻的鸦片倾售。烟毒泛滥,造成中国白银外流,银贵钱贱,兵丁废疾,官吏腐朽,道德堕落,社会弊病丛生,对清朝的固有统治及中华民族的正常生存都构成了极大威胁。
面对鸦片引起的社会危机,正直的士大夫疾首扼腕,忧心如焚。他们以为,这种鸦片之祸远甚于前明之倭寇,指出:“江淮之间,见祸事将起,辄云要‘闹西洋’,凡此朕兆,大为可虑!”因鸦片烟毒之祸乱,中华民族与西方帝国主义的矛盾已逐渐激化。
由于清朝一些贪官污吏的包庇,道光皇帝虽曾不断严谕查禁鸦片,但鸦片不仅屡禁不止,而且愈加泛滥,这给清朝带来了很大的财政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一股“弛禁”的逆流。弛禁派打着拯救“银荒”的幌子,鼓吹“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买罪名”,“听民间得自种罂粟”,与外商竞争。广州劣绅何太清、吴兰修是这种论调的始作俑者,广东按察使许乃济是这种论调的最早支持者。吴兰修专作《弭害论》,对此论调详加申述。他们的意见被两广总督卢坤、广东巡抚祁埙见到后,竟如获至宝,将这些言论汇成《粤士私议》于1834年冬附片上奏,试探道光皇帝的态度。
这时,一些有良知的爱国土大夫也形成了主张严禁鸦片的势力。1835年10月,黄爵滋上疏,力主禁烟:“查粤海关之税,所人者不过百万,而鸦片烟之银,漏出外洋者,不下二三千万,以无用有害之物,毒中国之人,而又竭中国之财,夷计之狡,莫甚于此!”“臣愚谓欲截其流,但塞其源。应请皇上饬谕两广总督,责成水师提督,严查大屿山之屯船,及转运之快蟹、交易之窑口,悉藉其党,立置重典。一面檄知该夷国王,嗣后夷船不准装载此物,如违即照汉奸治罪。若不如此严禁,臣恐此患永无底止矣。”对鸦片之害,道光心中也知道,但他见屡禁不止,且广东方面有“弛禁以救银荒”论,所以他左右为难,怕黄爵滋的严禁论有损海关税课收入,故没有采纳。皇帝态度暧昧,使弛禁派又猖獗起来。 1836年6月,调京任太常寺卿的许乃济上奏明请弛禁,湖南道监察御史王碉也公开鼓吹弛禁。他们认为,白银偷漏出洋,官吏索贿敲诈,这些流弊生于禁烟。不如干脆公开弛禁,允许鸦片输入,照药材纳税,使政府增加税收;购买鸦片,“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可避免白银外流。应提倡内地广种鸦片,以抵制外国进口鸦片,这对农夫也有大利。如要禁吸食,只禁官吏、士大夫和兵丁即可,至于一般百姓,“率皆游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愚贱无职事之流”,吸死也无关系,“海内生齿日众,断无减耗户口之虞”。其实,这完全是不顾人民死活和民族危亡的卖国主义滥调,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英国鸦片贩子们说:“这个奏折,立论既佳,文字也极清楚”,是“聪明办法”。道光皇帝将许氏的意见下到广东方面讨论,广东诸督抚疆臣竞认为其“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但由于这种论调的实质太过卑劣,在京师中并无人附和,反而出现了激烈的反对意见。
9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蹲、兵科给事中许球,先后上奏对许乃济的谬论痛加驳斥。11月,江南道御史袁玉麟也上折声援朱、许,反对弛禁。这些义正词严的奏折,对道光皇帝起了不小作用,原主弛禁的两广总督邓廷桢也闻风倒向了严禁派。在严禁派声势不断壮大的情形下,1838年6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向道光皇帝上了《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从国家财政观点着眼,详申了鸦片之害,尖锐指出:“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税课如何能清?设有不测之用,如何能支?”认为鸦片之害在耗银多,耗银多是因贩烟盛,贩烟盛是因食烟者众。鉴于此,他提出了“重治吸食”以釜底抽薪的严禁法案:让吸烟者必须在一年内戒绝,逾期不戒者,普通百姓处以死刑,官吏则罪加一等,其本人处死,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为防漏网,奖励检举揭发,包庇者治罪。这是百余年来最彻底的禁烟主张。这篇奏折在清朝统治阶级中引起了强烈反响,道光皇帝将其批交盛京、吉林、黑龙江及各省督抚议论回奏。
从当时情况看,主张弛禁的官员相当多,但他们也不便于公开表示支持吸鸦片,只是为了维持鸦片走私的现状而反对重治吸食。在他们围攻黄爵滋的情况下,林则徐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举起了禁烟的大旗。
林则徐是清朝统治阶级中清明廉正的官员,他关注民众疾苦,主张经世致用,为官有直声,人号“林青天”。他在东南地区为官时就注意到了鸦片有害于人心风化,指出:“鸦片以土易银,直可谓之谋财害命”,“自鸦片盛行之后,外洋不必以洋银易纹银,而直以此物为奇货,其为厉于国计民生,尤堪发指”。夷烟漫宇内,白银漏海外,使他“目击鸦片烟流毒无穷,心焉如捣”。他在江苏巡抚任上时,就忠实执行清朝禁烟政策,随时认真访查,对贩食鸦片者力拿严惩。他采用“熬审”的办法,审讯吸毒者,“吸食鸦片之人若终日不能得食,即涕沫交流,谓之烟瘾,因以穷日之力面加熬审,验其果否吸食”。他还向民间推广访求的戒烟良方十余种,供鸦片吸食者服用戒瘾。对种植、贩售者,他更是实办严缉。在其努力下,江苏禁烟初见成效,“江南地本繁华,贩卖、买食鸦片烟之人原皆不少,一经严切查拿,随案惩办,近日并无私种罂粟花作浆熬膏之人”。P1-3
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之邀,为中国广大青少年和社会民众编写历史知识丛书中的中华近代史三部曲,感到非常欣慰。
在国民中普及历史知识,让历史走近现实,走近广大读者,是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文化使命与社会责任,也是老一代史学家们文化心愿和光荣传统。例如,郭沫若、翦伯赞、吴晗、顾颉刚、张荫麟和林汉达等先生在世时,都提倡历史知识应该普及大众,让更多国人了解历史、热爱历史,他们都主张历史读物应该尽量写得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引人人胜,雅俗共赏。
历史,应该是令人敬重的老人,而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是,在文化多元和传媒发达而“国学”热的今天,某些网络、影视和书刊在商业利益驱动下,逐渐在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对历史“碎片化”、 “戏说化”和“扭曲化”,乃至胡编滥造以亵渎历史、调戏读者与污染文化的倾向和风潮,这虽然貌似拓宽了社会公共史学空间,然而却往往误导广大读者滋生不正当的历史观念,从而影响社会文化公共空间的健康发展。因此,传播真实的历史知识,贯彻正当的历史观念,应该是科学建设社会公共史学空间的当务之急。,我们正是在这种文化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召唤下编写了本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借鉴和吸取了前辈学者与当代学者的一些史学论著。但是,由于编写者理论修养和业务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祈请方家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序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禁销鸦片
关天培血溅虎门
“民心可用”——三元里抗英怒吼
陈化成吴淞殉国
血染的定海
可歌的镇江
“开眼看世界”——林则徐适译西书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与《海国图志》
鸦片战后的抗英斗争
“奋为中地倡”——洪仁歼与《资政新篇》
大沽保卫战
抬棺抗敌——左宗棠收复新疆
刘铭传保卫台湾
冯子材与镇南关大捷
刘永福率黑旗军抗法援越
反“割台”斗争
走出国门——容闳与中国近代第一批留学生
“求强”、“求富”——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
公车上书
“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中国近代第一个救亡维新团体强学会
“保国、保种、保教”——保国会与维新救亡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严复与《天演论》
“悟大小齐同之理”——康有为与《大同书》
百日维新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戊戌六君子喋血
从“扶清灭洋”到“扫清灭洋”——义和团反帝风暴
白骨筑就民族长城碧血浇灌自由之花——抗击八国联军的天津保卫战
“宁为亡国鬼,不为亡国人”——拒俄运动
民族情长,英雄气短——陈天华等人自杀殉国
苛约一日不除,抵制一日不懈一抵制美货运动
“拒外债,争利权”——收回利权运动
“路存与存,路亡与亡”——保路风潮
推翻“洋人的朝廷”——波澜壮阔的辛亥革命运动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从“设厂自救”到“实业救国”——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二十一条”与反日斗争
“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五四爱国运动
香港海员大罢工
废除不平等条约
五卅反帝风暴
后记
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即尼罗河流域之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之古巴比伦文明、印度河与恒河流域之古印度文明、黄河与长江流域之中华文明。这四者都是地球上大河流域之原生态之农耕文明。然而,经过人类数千年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迄今为止,今日之埃及、印度和伊拉克与其古代文明相比,早已被后起的外来文明侵染改造得面目全非,唯有我中华文明在历史的峡谷与瀑布检验中,虽有顿挫,却无断层,一脉相传,绵延不绝,这是世界文明史的绝无仅有的辉煌特例。
中华文明史,由河流农耕、草原游牧与海洋工商这三种文明形态演绎而成。因古代有黄河与长江流域农耕文明与绿茵草原游牧文明之碰撞融和,而近代又有中国传统黄河农耕文明与外国蓝色海洋工商文明之冲突交流,造成中华文明史反复呈现“凤凰涅槃”之特殊景象。
在中国古代史上,游牧文明为与农耕文明之间,大致以万里长城为南北之域界,以黄河流域为中心舞台,相互为争夺生存资源和发展空间,反复进行拉锯征战。每当黄河流域农耕秋收时节,北方草原游牧部族之金戈铁马便跨越长城如洪水下泄般大规模南下,强力冲击黄河流域之农耕文明中心地带: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北匈奴、鲜卑、羯、狄、羌之所谓“五胡乱华”,建立十六国割据政权;第二次是五代十国时期东北之契丹侵灭后唐而建立辽朝;第三次是西北之夏和东北之辽金冲击北宋变而为南宋;第四次是北方之蒙古族扫灭南宋而建立元朝;第五次是东北之满族人主中原而建立清胡。如此演绎之历史效应有三:一是北扰南乱,导致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王朝之更迭兴替;二是北逼南移,推动中华黄河农耕文明移播;三是北来南化,促进北方游牧文明逐渐转型并融进黄河流域农耕文明体系。这使中华文明在黄河流域之南征北战中反复如凤凰浴火重生,完成了古典化形态之涅檗。
在中国近代史上,蓝色海洋之工商文明异军突起,欧美和日本列强以商资本之经济膨胀性与坚船利炮之科技先进性,屡屡漂洋过海而来,从两次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再到八国联军侵华,直至抗日战争,对由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融合而造就之中华传统文明反复侵略。如此冲撞之历史果报有二:一是西力东侵,挑战与回应,近代外国列强之不断侵略,对中华民族造成亡国灭种之灾难危机,反而刺激中华民族为救亡图存而向心凝聚,“保国、保种、保教”,以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百折不挠,奋力抗争;二是西学东渐,激活与复兴,中华传统文明在近代遭遇欧风美雨之摧残洗礼,反而激活中华民族光复旧物的信心和能力,为了“振兴中华”,“师夷之长以制夷”,“中学位体,西学为用”,不断学习西方民主与科学等先进文化,逐步实现了由传统到现代化之创造转型。这使中华文明在东西方竞争演化中再度如凤凰浴火重生,完成了近代化形态之涅桀。
在悠久漫长的人类文明历史上,中华文明尽管屡遭磨难,但是却愈挫愈奋,甚至磨难愈惨烈而文明愈灿烂,危机愈严重而生机愈盎然,既在古代历史上开创过一系列珠联玑串之王朝盛世,又在近代逐渐凝聚统摄和内化升华了河流农耕文明、草原游牧文明与海洋工商文明等三种文明形态之优秀特质,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传统到现代化的创造转型,并奠定了重塑中华文明新形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万世不易之根基。正所谓“苦难兴邦”。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中华民族至少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民族的强势文明在古代数千年一直很辉煌荣耀地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既然中华文明在古代那般辉煌,那么在近代却为何这般屈辱,各种原因固然很复杂,但清王朝难辞其咎的是,它使中华民族历史性地丧失了两大战略机遇:
第一,中西文明历史方向错位,满清取代明朝使中国失去了文明转型的重大历史机遇。西方的1640年,英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中国的1644年,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汉民族建立的明朝灭亡,但是取而代之的却是以游牧文明为主体的满蒙两族人关定鼎北京。在明清之际,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强弱悄然换位了。当时的西方已经逐步走出黑暗的中世纪并开始迈人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门槛,而中国却仍然在“王朝周期律”的作用下经历着两个君主专制政体和自给自足小农经济传统王朝的酣梦交替,大清王朝传统统治这个古老黑暗铁幕把中国可能迎来的新文明曙光完全笼罩遮盖了。虽然在明末清初中西方也有过某个侧面的交通,尽管清王朝统治者架起极端专制主义的封闭性集大成炉火也把传统的汉文化冶炼煮炖到了熟而烂的程度,但满蒙贵族以较落后的游牧文明之金戈铁马而统治文明形态高的农耕民族,却令中国失去了在社会形态上由君主专制向民主共和体制实现自觉转型的历史可能,造成原本先进强势的中华文明在社会形态基础上落后于譬如积薪而后来居上的西方列强二百多年。
第二,中西科技文化交流中断,清王朝褊狭昏昧地断送了赶超西方先进科技的重大历史机遇。清代康熙年间,由于中国本土传统的儒家庙堂文化与西方舶来的基督教发生“礼仪之争”,导致雍正、嘉庆、道光三朝严厉禁教,这直接殃及窒息了传教士为在华传教而所附带来的西方科技之传人。乾隆晚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刚调处好农耕文明与游牧区文明关系而做完《十全武功记》的乾隆对英国使团充满傲慢与偏见,除了斤斤计较于虚伪繁缛的跪拜礼仪,对其他一概置若罔闻,甚至夸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志得意满,溢于言表。以至于当英国使团想展示一下西方精致的军工火器,福康安将军轻蔑地表示“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谅来没有什么稀奇!”如此,中国便与西方由工业革命以来所兴起的先进军事科技擦肩而过,失之交臂,追悔莫及了。1816年即23年后的嘉庆二十一年,英国“阿美士德使团”来华,马戛尔尼的副使的儿子亚当斯东为副使,又因为三跪九叩之礼仪之争被驱逐。此后仅仅24年,中英鸦片战争就爆发了。
由于大清王朝昧于世界文明历史发展大势,闭关自守,专制独裁,吏治腐败,文恬武嬉,于是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步步落后挨打,任人宰割欺负,屡屡蒙受屈辱灾难。晚清七十年间,在外国列强威逼之下,清王朝被迫签订了一系列割地赔款和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逐渐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海。
然而,中华民族具有智慧、勤劳、坚强、勇敢的内在卓越品质,是世界上任何外来侵略势力都永远无法征服的。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当中华民族命运跌落到最倒霉最低谷的时候,就连疯狂侵华的八国联军统帅德国人瓦德西在《拳乱笔记》中也不得不承认:“吾人在此确有一事不应该忘记者,即中国领土之内,除开西北两面之属国(蒙藏)不计外,共有人口四万万,均系属于一个种族,并且不以宗教信仰相异而分裂,更有神明华胄之自尊思想,充满脑中。此外,更有一事,亦复不应忘去者,即吾人对于中国群众,不能视为已成衰弱或异失德行之人,彼等在实际上,尚含有无限蓬勃生气,更加以具备出人意外之勤俭巧慧诸性,以及守法易治”,“无论欧美日本各国,均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上真是多灾多难,即便是经过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透顶的清王朝,并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君主专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由于积贫积弱,中华民族依然没有爬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海。特别是漂浮在太平洋上的岛国日本,在近代史上对中国的侵略达到了歇斯底里和丧心病狂的程度,所犯侵华罪恶真是罄竹难书:一是通过甲午战争,逼迫中国签订《马关条约》,侵占了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并霸占了中国藩属琉球;二是在八国联军队伍中,日本出兵最多,通过《辛丑条约》对中国下手最狠;三是制造“九一八事变”,闹出一个伪“满洲国”,把中国东北变成完全殖民地;四是在制造“济南惨案”、“华北事变”,“卢沟桥事变”之后,开始全面侵华,在中华大地之上疯狂恣肆地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仅“南京大屠杀”中华民族死难同胞就达30多万人,致使中华民族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死难同胞总数达到四千多万人。日本侵华之危害有五:一是以惨无人道的野蛮手段杀害数千万中华民族同胞;二是霸占大片中国神圣领土;三是掠夺无量中国经济资源和财富;四是抢走中华民族大量珍宝文物;五是扭断了中华民族为复兴而开展的现代化建设运动之历史进程。但是,正如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所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中华民族以无量尸山血海的巨大代价,经过八年抗战,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等国按照《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的规定,终于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回了东洋岛国老家。中国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同盟国之主力,不仅作为与美国和苏联等战胜国一起主宰了“东京审判”,将本那些恶贯满盈的甲级战犯送上了断头台,而且还与美、苏、英、法一起并列“五强”,成为维持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秩序的联合国创始国和常任理事国。这是中华儿女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在近代对外反侵略战争中获得的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尽管抗战胜利后欧美帝国主义列强仍不肯轻易放弃近代以来所攫取的在华侵略利益,如,美国在战后支持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发动反共内战,发动朝鲜战争将战火烧到中国鸭绿江边,将航母开到台湾海峡阻碍中国统一大业,擅自通过《旧金山合约》将中国领土钓鱼岛和固有藩属琉球群岛转与日本;英国还霸占着中国的香港,葡萄牙还霸占着中国的澳门,苏俄更是霸占着中国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神圣领土。但是,都无法阻碍中华民族复兴的脚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在1949年10月1日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因此,我们面对中华民族在近代历史所蒙受之一系列奇耻大辱,可以顿足捶胸、可以扼腕兴叹,可以怒发冲冠,可以拍案而起,但是唯独大可不必因此而灰心丧气和自暴自弃,应该因为学习近代百年从屈辱到抗争的历史而更加振奋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尊心、自强心和自豪感。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近代史的诸多后遗症仍然在折磨着中华民族。但是,中华民族经受住了种种重大历史考验。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对印度自卫还击战、对苏联珍宝岛保卫战和对越自卫反击战等历史检验,证明中华民族在“站起来”之后坚定地“站住了”。特别是近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使中华民族已经逐渐“富起来了”,并且还逐渐“强起来”和“贵起来”了。
中华神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中华民族,道德方正、智慧圆融。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情怀,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每人都能感受这一份骄傲与自豪。今值河清海晏与国泰民安之繁荣盛世,弘扬中华历史文明之精神,提振海洋强国之雄风,建立和平崛起之伟业,实现民族复兴之梦想,既理有固然,亦势所必至。中华文明千古传,浴火凤凰升涅檠。盛世中华龙腾日,民族复兴梦必圆。
唐太宗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古代史,就好像中华民族的前天,我们不会忘记。中国近代史,就是仿佛中华民族的昨天,我们更不应该忘记。今天,当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在抚今追昔的时候,特别需要认识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在近代百年历史上走过的那一段艰辛的道路。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既以了解上下五千年古代历史的辉煌而感到骄傲,又以百年近代的艰辛而感到珍惜,从而焕发我们的爱国主义的深心与激情。
为此,我们以实事求是为史学准则,以青少年和社会民众为读者对象,编写了中华近代史三部曲——《不能忘却的苦难历程》、《救亡图存的正气之歌》、《生命浇铸的血肉长城》三部曲,既具有知识性,又具有趣味性,可读性强,便于开拓视野、丰富学养、增进学识、提升境界、积聚激情、获取正能量,真正做到“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梦想而善于用心和勤于用力地不懈奋斗!
田海林
2013年12月13日
黄延敏、刘庆乐编写的《救亡图存的正气之歌》以翔实可靠的资料,认真客观的立场,感人至深的笔触,书写了“虎门销烟”、“战至最后一人——可泣的镇江之战”、“民心可用—三元里抗英怒吼”、“宁为亡国鬼,不为亡国人—拒俄运动”、“从“设厂自救”到“实业救国””、“开眼看世界—林则徐迻译西书”、“陈化成吴淞殉国”等约三十余件典型事件、人物,描述了从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爆发近百年间中华民族的不屈抗争、救亡图存,还原历史的真实样貌,大量历史细节撼动心灵,生动形象,图文并茂,不仅具有很强的知识性,而且具有很强的趣味性、可读性,非常适合于中小学生和一般读者阅读。
《冯子材与镇南关大捷》、《刘永福率黑旗军抗法援越》、《反“割台”斗争》、《走出国门——容闳与中国近代第一批留学生》、《“求强”、“求富”——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专为中国自强而立”——中国近代第一个救亡维新团体强学会》、《“保国、保种、保教”——保国会与维新救亡》……黄延敏、刘庆乐编写的《救亡图存的正气之歌》以翔实可靠的资料,认真客观的立场,感人至深的笔触,描述了从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爆发近百年间中华民族的不屈抗争、救亡图存,还原历史的真实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