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陈德宏编著的《也有风雨也有晴》内容介绍：散文是一种充满悖论的文体。它有点像小说，需要叙事、状物写人；然而它又不是小说，它需要比小说有更多的熔铸、挥洒与灵动。它有点像诗，需要意境、意象与哲思；然而它又不是诗，它需要比诗有更多的言说、洞见与感悟。它需要谋篇布局，高度技巧；然而在散文大家那儿，这一切又必须退避三舍，化为无痕。它是最容易进入的文体，然而进入容易修炼难，修成“正果”更难。当然这是针对纯散文或者说是严肃散文而言的。

由陈德宏编著的《也有风雨也有晴》内容介绍：特殊时间、特殊地点、特殊情结、特殊参访，历史纵深、文化视角、以文会友、民间叙事，成就了也彰显了文化大散文《难忘台湾 难忘金门》超越时空的恒久魅力。目睹、见证、亲历、也参与了“新时期文学三十年”，令“师长背影”，“旧雨新知”鲜活、生动、温馨而感人；令与王蒙的对话细致入微而又还原历史。“青春记忆”，带我们走进作者的学生时代；“异域情丝”让我们领略了作者在国外进行文学交流的风采；“西部情韵”呢？则既是作者的收获，也是作者辛勤耕耘、青春付出，心血汗水与情感的挥洒，同时《也有风雨也有晴》也负载着作者的人生感悟……

也有风雨也有晴（代序）

第一辑 难忘台湾难忘金门

 好事多磨——穿越历史的飞行

 两岸情结与到家的感觉

 松山机场“群英会”与“两岸文艺会金门”

 《X岛之两门相望》与陈水在县长的苦衷

 官窑名家精品联展与两岸共创千禧瓷版画

 荒芜的文化岛

 金门的守护神——风狮爷

 民俗文化村与王应睐故居

 太武风景与“广东粥铺”的山东老乡

 战争岛的战争记忆

 知识分子的忧虑

 听李敖痛骂李登辉

 参观国父纪念馆

 叙香园的笑声

 台北的“公车”与“公车诗”

 《创世纪》的宴请

 环北海游

 做客在老画家的山间别墅

 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

 摩耶精舍的遗憾与文协大楼的诗人兴会

 相见时难别亦难

 蜀鱼小聚与海鲜大餐

 难忘金门难忘台湾

第二辑 师长背影

 和谐、诚信与说真话——在某个会议上的发言并以此文悼念巴金老

 我与张光年的忘年交——从张光年的一封来信说起

 忆冯牧三题

 永久的思念——忆宽厚如兄长的唐达成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片片断断忆吴坚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杨文林其诗其文其事其人

 段文杰的敦煌梦

第三辑 旧雨新知

 内容与形式：追求完美——柳萌散文的美学解读

 《飞天》与李瑛：半个世纪五任主编的诗歌情缘——祝贺《李瑛诗文总集》出版

 欲说敦煌好困惑——雒青之与《百年敦煌》

 自杀真的是天才的宿命吗——从胡河清的三封来信说起

 诗人一怒泄愤懑——我所结识的台湾诗人杜十三

 李学辉的文学“三补”——青年作家补丁印象

第四辑 青春记忆

 成功者的身影——哭龙泉

 遥远的记忆——孙树强其诗其文其人

第五辑 西部情韵

 思念金川——忆《飞天》与金川公司的文学情缘

 魅力永存莫高窟

 会师楼与会师纪念塔前的遐思

 风沙疏勒河

第六辑 异域情丝

 哦，戴珊卡·马克西莫维奇——前南纪事之一

 “菩萨”与“天堂之女”——前南纪事之二

第七辑 对话与交流

 为历史存真——与王蒙对话《王蒙自传》并补充部分史料

 全球化语境下的忧患与选择——在“感知中国”土耳其行中土文学论坛上的演讲

 日中文学纵横谈——访日本著名评论家加藤周一

 我与中国文学——访台湾籍著名旅日华侨作家陈舜臣

 新时期文学：中国与世界的对话——访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李欧梵

 日本文艺家五人谈——访团伊玖磨、筱田正浩、三浦哲郎、渡边美佐子、司修

跋 我的文学A、B、C——就“改革开放30年甘肃文学的成就与局限研究”答程金城教授问

通过长长的甬道，再次来到海关。再次的查证，验证，询问，诘问，盘问……从大陆经香港到台湾，都是在自己的国土上旅行，却要出关——人关——再出关——再人关这样的反复折腾，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无奈还得忍耐。这就是历史造成的现实。不过下面发生的一幕，让我的心情愉悦了许多。

从海关出来前往接机厅，中间还要经过一道边检，有许多穿黑色警服的警官在检查旅客的行李。说是检查，实际上是抽查。大概因为我的行李箱又大又重吧，被一个年轻的女警官挡住：

“箱子里装的是什么？”她满脸严肃地问道。

“是书。送给台湾作家同行的书。”接着我不失时机地幽了一默，“以前是孔夫子搬家——净是书，现在是作家送礼——净是书。”

女警官的脸上闪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但仍未放弃警觉：

“还有呢？”

“衣服。我从祖国的大西北，来到祖国的大东南，温差将近30℃，一路换下的衣服全在里面。”

“你们是大陆来的？”她指了指我和紧跟我身后的李云鹏。

“是的。”我边回答边掏钥匙，准备开箱让其检查。出乎意料的是，女警官把手一抬——请——免检了。

是我故意强调的“祖国”二字打动了这位不苟言笑的女警官呢？还是我的幽默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缓和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说不清楚。反正这是一个好的兆头——是我们台湾、金门之行一路受到诸多优待的第一次。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应邀赴台的其他六人来自福建。他们是港台文学研究专家、博士生导师、福建社科院的刘登翰，福建省歌舞剧院编剧、女诗人黄锦萍，福建工商报总编辑刘友容，《管理与财富》杂志主编薛承枫，福建电视台国际部记者吴国标，福建芳华越剧团当红小生郭莉英。他们乘坐的中华航空公司的航班，本应早我们15分钟抵达，但却因故晚了我们半个小时。我们同福建的六位同行素不相识，在桃园机场的接机厅经李锡奇介绍才相互握手，自报家门。这实在有点荒诞加滑稽——大陆同胞经台湾同胞介绍于台湾相识，这不仅是一段佳话，而且更是一种缘分。

同李锡奇一起前来接机的，还有企业家黄滴权、吴安安及被称做“唯美主义者”的青年画家蔡志荣。他们各自驾着自己的车。福建的六位同行被平均分在了三辆车上，我和云鹏由李锡奇陪同上了一辆“大众”面包。

古月说：李锡奇可以没有老婆，不能没有朋友。诚如斯言！六年多不见，李锡奇依然热情不减，精力过人；对朋友依然是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当然，也有变化，那就是两鬓增加了许多白发。岁月不饶人啊！

我们的四辆车鱼贯而行，驰上了桃园至台北的高速路。夜晚的高速路，车流如潮，灯火如炽，闪闪烁烁，似流动的银河，蔚为壮观。十多个座位的面包车，只坐我们三人，本应很宽松，我们三人却挤在一排，谁也不愿分开。我们怀着愉快的心情，互相倾诉着别后的情形……往事如烟，时间倒流，仿佛又回到六年前的敦煌……

1993年在金川公司经理杨金义和党委书记杨学思的大力支持下，我和李云鹏所供职的《飞天》与《中国作家》决定联手举办“敦煌笔会”。应邀参加这次笔会的有著名评论家、原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唐达成，著名作家蒋子龙、陈丹晨、高洪波、程树榛、袁和平等十余人。就在参加笔会的作家名单已经确定、笔会即将举行的前几天，突然接到高洪波（时任《中国作家》常务副主编）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说台湾《联合报》副总编唐经澜先生和他的夫人陈长华女士热切希望参加这次笔会。高洪波问我，可否把他俩加上？我立即表态：可以。就在笔会开始的前两天，又接到了高洪波的电话，说唐经澜夫妇因故不能来，问换成台湾著名现代派画家李锡奇及夫人、台湾著名诗人古月行不行。我同样作了肯定的答复。

笔会从8月10日至24日，历时半个月，在金川公司的大力支持与精心安排下，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这次笔会直接的成果，是产生了一批写丝路、写敦煌、写金川的精美散文力作。长期而巨大的结果，则是通过与李锡奇、古月的朝夕相处，深入交流，使大陆作家产生了“台湾情结”，而李锡奇、古月则产生了“大陆情结”。P6-7

也有风雨也有晴

我大学毕业，只从事过两种职业——教师和编辑。前者常被称作“人梯”，后者常被说成“为他人做嫁衣”；这二者都常常受到李商隐漫妙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颂扬。

作为教师，我不曾有为人师表的神圣感——因为那是在大批“师道尊严”的年代——却常有千万不能误人子弟的自我告诫；作为编辑常被业内同行视为末流，讥为“搞不了创作搞评论，搞不了评论当编辑”。对此我不以为然，看稿、改稿、发稿，眼看着稿件变成铅字，变成作品，眼看着“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文学青年转眼成长为作家、诗人，评论家，更主要的是它引领我一步步走进打小就钟爱的文学——将爱好、兴趣、理想与职业、工作、实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辛苦着并快乐着，乐此不疲，很有成就感。至于李商隐的诗句，那是千古绝唱，自然我也很欣赏，但却不愿与自己的职业比附，因为它太崇高、太悲怆，崇高悲怆得令人心发虚、发慌，脸发红、发烧……

1982年，我因几篇不成样子的论文，在文艺界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受到甘肃文联领导谢昌余等人的错爱，调入了刚刚创刊的全国第一家省级文艺理论刊物《当代文艺思潮》，从此开始了我的编辑生涯，也使我目睹了、亲历了、见证了、也参与了“新时期文学三十年”。

现在文艺界几乎形成共识，认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新时期文学的黄金时代。诚然，信然！《当代文艺思潮》斯时创刊，躬逢其盛，是它的荣幸，也是参与创办者的荣幸。但是“文革”被彻底否定了，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定势仍在，动不动拿文艺说事，然后扩及到政治、经济的不叫“运动”的运动模式仍在……因此，“摸着石头过河”并非总是丽日蓝天，有时也会阴云密布，甚至风雨交加……《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1期刊载的刚刚大学毕业的青年诗人徐敬亚的文章《崛起的诗群》就撞到了枪口上，成为“清污”、反“自由化”的重点，与北大教授谢冕发表在《光明日报》副刊上的文章《在新的崛起面前》及福建师大教授孙绍振发表在《诗刊》上的文章《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并称“三个崛起”。“三个崛起”与李陀、刘心武、冯骥才、王蒙放起的“四只风筝”合在一起，便构成了那场轰动一时的“现代派风波”的主要内容。

“风筝”是冯骥才的命名。时在中国作家协会外联部任法语译员的高行健写了一本《现代小说技巧》的书，介绍西方小说在时间空间的处理、人称的运用转换、心理描写与意识流等。高的书出版后并未引起太大的关注与反响，倒是李陀、刘心武、冯骥才、王蒙的支持、赞许的文章，才招来了重视与批判。这也就是“四只风筝”的由来。

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直到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国文艺界对现代派的了解与理解，仍不甚了了，甚至仍有人将其视若洪水猛兽。此种状况，恰如王蒙所言——

我愿老实承认，如今回想起来，当时被认为搞了、或提倡现代派的，以及对方一方的当时严厉批评现代派的各位文友各位老师大师们（不包括胡乔木），并没有谁真知道并说得明白现代派是怎么回事。不知其详甚至不知ABc，但要闹、要搞、要谈、要批、要殊死搏斗、要正言厉色、大战风车四百回合，或闪转腾挪、太极形易，一会儿装死躺下，一会儿借尸还魂，以求生存……就是说争了个死去活来，却不知道在争什么，这正是我们文坛的一道风景。（《大块文章·现代派风波》）

这是王蒙经历了那场“现代派风波”之后的感受与认识，也是当时文坛的真实写照。

形势比人强。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改革开放的形势不容逆转。大门既已打开，有人再想关也难。

“现代派风波”虽然已成为过眼烟云，但各种“后遗症”却接踵而至，虽经刊物的总负责人谢昌余及编辑部同仁勉力支撑，最终不得不于1987年年底停刊——美其名日合并到《飞天》。《当代文艺思潮》与《飞天》同根同源，分蘖而出，经六年风雨，半轮生肖，如今停刊，难免令人扼腕，但回归原点，似乎也是一种宿命。

《当代文艺思潮》停刊至今已二十四年了，二十多年来，在全国的许多学术会议上，不断有人问我同一个问题：《当代文艺思朝》的特色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能轰动一时并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及高校师生的欢迎？对此，我的回答十分简单，就是印在刊物扉页上的那四句话：“研究当代文艺思潮，追踪文艺发展趋势，开拓文艺研究领域，革新文艺研究方法”。

综合起来便是主张把文艺家、文艺作品、文艺现象置于文艺思潮社会思潮中进行宏观研究、综合研究、动态研究、比较研究，予以历史的美学的评判，不断扩大研究领域，不断革新研究方法。这些主张，今日看来似乎平平常常，并无特别，但在当时的语境下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是对我国长期一贯的独尊社会学批评的反拨与挑战，更是对“庸俗社会学批评”的颠覆与批判。质言之，是吹进我国文坛的一股清风，是一次超前了的与国际上文艺理论研究、批评的对接。因此，《当代文艺思潮》的被停刊似乎便成为情理之中的必然——你醒得太早，起得太早，走得太早又太快……于是再次验证了中国古老的魔咒般的智慧哲言——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进入二十一世纪，不断有信息传来，某某某的研究生以《当代文艺思潮》为研究对象，获得了硕士学位，某某某的研究生以《当代文艺思潮》为研究对象，获得了博士学位……初闻愕然，继而欣然。同样的心情、同样的感受，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也曾有过——境外有人研究沈从文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而斯时的沈从文，在国内则远离了文学，几乎被人忘却，变成了时常“运动”的“老运动员”。真是何其相似乃而。不同之处在于，研究沈从文的硕导、博导，是一批喝“洋墨水”的学者，而指导学生研究《当代文艺思潮》的硕导、博导，则是当年在《当代文艺思潮》“大学生、研究生论文学”专栏登台亮相的莘莘学子。

这让我想起了形势——形势比人强；

这让我想起了时间——时间对人对事是公平的，公正的；

这让我想起了历史——历史无情亦有情！

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媳妇”，更有激愤极端者，称历史是胜利者的“娼妓”。说一千道一万，历史终究还是要l回归历史，包括古今中外那些曾“君临天下”，把历史当作“小媳妇”任意“打扮”的人，最终还是得回归历史给他（她）的定位，接受历史的审视与评判。

在偏处西北一隅的甘肃兰州，由七位只有大学学历的编辑外加一位复转军人创办的刊物，历经六年，出刊三。十二期（双月刊，1982年创刊只出两期），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指指点点，是是非非……二十多年后仍有一些硕士、博士、硕导、博导等精英人物在认真地阅读它，研究它……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文学现象、文化现象，是社会的评价，历史的确认。除此之外，尚不知还有何种文艺理论刊物享此殊荣！对当年参与创办的编辑而言，还有比这更高的奖赏吗？心血的浇灌，汗水的挥洒，青春的付出，满腹的冤屈……一切的一切都有了报偿！

此外，还有人试图从内部进行一些总结，提出了《当代文艺思潮》的“领导人物”与“灵魂人物”的双层架构说。初闻此说颇感错愕！因为在当时的刊物内部，谢昌余的领导地位、核心作用是无人能够撼动、无人可以替代的。这不仅仅取决于组织的授权，还取决于他的学识造诣、理论水平、组织协调能力，更取决于他对文艺形势的洞察及人格魅力。大家都知道，没有高水平高素质的编辑是不可能办出高水平高质量的刊物的，因此编辑部进人——无论是文联内部人员的转岗，还是外部人员的调入、大学生的分配，谢昌余都亲自把关，亲自过问，亲自考察，不讲关系，不徇私情，唯才是举，因此才迅速组成了精干的有战斗力、执行力的编辑队伍。真可谓伯乐一顾，超拔之足，俊逸之才，立现眼前。对此大家有目共睹，且业内人士也有高度的认同与评价。1986年夏，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的唐达成来兰州，为刊物题写了“海阔天空开拓浪，高瞻远瞩改革魂”的条幅，并以陈毅元帅的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题赠谢昌余。前者是对刊物的褒扬，属集体荣誉，不能让谢昌余专美；那么后者呢？岂是非“灵魂人物”所能领受的？

“不想成为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自从拿破仑这位小个子的法兰西皇帝的名言传入我国，想当元帅的士兵日多，自然想当“灵魂人物”的编辑也不在少数。因此“灵魂人物”云云很可能只是一个“愿景”——这原本无可厚非——但因缺乏过程，自然难以成为现实。不过此说倒是透露了令人思索玩味的玄机：在刊物风雨飘摇的艰困岁月，的确有人谋划过取谢昌余而代之的方案。只是此方案包得太严，包括害人之心没有、防人之心也无的谢昌余在内的大多数人均不知情；否则，谢昌余不至于“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地决绝！毕竟换人换思想也是一种选择啊！再说了，成人之美也是谢昌余一贯的作风啊！可是——且慢！如此一来又有新的问题相伴而生：换人换思想之后的《当代文艺思潮》，生存自然不成问题；但是，它还会有“绝唱”之后延续至今的余音绕梁吗？……

这就是历史啊，既熬人，又烦人！

之后我进入《飞天》文学月刊，延续着我的文学编辑生涯，开始任副主编，之后于2000年成为刊物自创刊以来的第五任主编。

因为历史的因缘际会，《飞天》在甘肃当代文坛始终扮演着举足轻重的重要角色，称为文学重镇也许并不为过。

首先，它创刊早，创刊于1950年8月，在全国也属于创刊最早的省级文学期刊之一。创刊时名为《甘肃文学》，之后更名《陇花》、《红旗手》、《甘肃文艺》，1981年改名《飞天》。从一个刊物名称的变更，你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时代的变迁，风云的变幻。而甘肃文联、作协分别成立于1955年、1958年。在甘肃文联、作协成立之前的五至八年间，《飞天》不仅仅是全省文艺工作者发表作品的阵地，无形中成为了大家联络、沟通、交流的平台，甚至是成为凝聚文艺骨干力量的中心。

其次，受到“文革”冲击后它复刊最早。早在1973年，老主编杨文林抓住毛主席批示《人民文学》、《诗刊》复刊的契机，抢先一步恢复了《飞天》的出版发行，又成为全国最早复刊的省级文学刊物之一。同样地，五年之后的1978年年底文联、作协才恢复。“文革”风暴骤起，文艺界成为重灾区，机构撤销，队伍冲散，人员下放……在此凄风苦雨的背景下，这五年的人气聚拢，这五年的骨干培养，这五年的人才储备，这五年的经验积累……一旦等来了“文革”之后的新时期，这人气、骨干、人才、经验，顷刻之间变成了一股巨大的能量，厚积薄发，使原本基础薄弱、被边缘化的甘肃的文学艺术，迅速崛起，迅速改观，融入全国的文艺大潮，又彰显着个性，掀起一朵朵属于自己的文艺浪花，不断地引起全国的瞩目。有一个例子似乎可以佐证：在甘肃文联及其所属的文艺家协会的领导中，由《飞天》调升的就有二十余人。文艺界老同志戏称《飞天》是甘肃文联的“黄埔军校”；我的前任、诗人李云鹏则以诗的语言咏叹：从《飞天》走出的同仁，个个都能远走高飞……每谈及此，编辑同仁无不充满了成就感与自豪感。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本省级文学刊物是否有成绩，是否有贡献，就看你是否促进了本省、本地区文学创作的发展、繁荣，是否促进了本省本地区文艺人才、特别是优秀人才的成长。甘肃地处西北一隅，长期经济比较落后，文学基础薄弱，人才稀少，文学的发展相对落后，这是毋庸讳言的事实。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在承认总体落后的同时，甘肃的文学艺术也有自己的闪光点——戏剧和戏剧文学。早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甘肃的戏剧就在全国独树一帜，屡创佳绩，屡获殊荣，获“陕西的小说，甘肃的戏剧，新疆的歌舞”并列之美誉。那一时期，我称之为甘肃戏剧的第一个高潮期——话剧《康布尔草原上》、《滚滚的白龙江》、《天山脚下》、《远方青年》、《教育新篇》，歌剧《向阳川》，陇剧《枫洛池》等，在全国连连获奖，引起轰动，有的戏还演进了中南海，毛、刘、周、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联袂观看甘肃的戏剧；周总理更是情有独钟，八次观看甘肃的戏剧。李先念同志曾感叹：“你们甘肃很奇怪，工业上不去，农业老歉收，吃返销粮，就是老出好戏。”这当然归功于甘肃有一批从延安时期就从事戏剧创作的老戏剧家队伍，还要归功解放后培养、成长起来的一批新的戏剧创作队伍；但是我要说的是——《飞天》并未缺席，而是以自己的方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刊发剧本，撰写评论，组织研讨……直至新时期在全国乃至国际上引起轰动的舞剧经典《丝路花雨》及话剧《西安事变》、京剧《南天柱》等亦复如此。

还有诗歌。现在我们可以挺起腰杆说甘肃是诗歌大省、诗歌强省了。以前不敢。诗歌大省、诗歌强省的背后是几代人的辛勤耕耘，是数十年心血与汗水的浇灌。

甘肃诗歌真正意义上的发展，应该追溯到1958年。这一年李季、闻捷二位大诗人来到甘肃，成立了甘肃省作家协会，分别担任主席、副主席，同时兼任《飞天》的前身《红旗手》的主编、副主编。大诗人办刊，自然注重诗歌的刊发与发展，而且之后的继任者杨文林、李云鹏，也是诗人；与此同时，任副主编的诗人以及虽未担任职务却在诗歌创作上已颇具实力颇有影响的诗人还有很多，可以开出长长的名单，组成一个方阵。因此，注重诗歌的传统，得到了持续不断地继承与发展。李季、闻捷惠风流韵所致，是刊物为诗歌提供了更多的篇幅，开设了更多的园地，吸引来了更多的老诗人、大诗人的扛鼎之作，刊出了更多的诗评，举办了更多的全国性的诗歌大奖赛，办了更多的诗歌散文年终专号，举办了更多的各种类型、各种规模的诗会、诗歌创作研讨会，以及国刊、大刊、名刊诗歌编辑座谈会……每有这种机会，编辑部总是招集尽可能多的全省的诗歌作者、特别是青年作者与会，白天听大会发言，小组讨论；晚上三五成群，请上全国的名家，到黄河边泡上“三泡台”，提上两捆啤酒，边欣赏“澄江静如练”的黄河夜景，边谈诗论艺；听方家高论，释胸中疑惑……那惬意，那满足，那收获，那诗意、诗美的陶冶，非一般课堂所能比拟。对此，我颇为自豪地称之为《飞天》气派，《飞天》胸怀，《飞天》境界……与此对照，我也见识过另外的情景：有人也搞“文学活动”，主席台坐的大多是与文学无关的人物；也请一两个全国的名人与会，只是会前会后深居宾馆，一防他人接触，二防同行沾光——资源的垄断，花拳绣腿的表演，只是为了增加居功的砝码。呜呼！小鼻子小眼至此——可笑，可悲，可叹！

谈到《飞天》的诗歌及对诗歌发展的贡献，不能不谈“大学生诗苑”。

“大学生诗苑”创设于1981年2月，至今整整三十年了。三十年对历史的长河而言，只是瞬间，而对人生则是不短的旅程——《飞天》已换了四任主编。四任主编个性不同，年龄阅历各异，但对“大学生诗苑”的重视及对它的挚爱与执著，则始终如一。坚守得到了回报，文学史家谈新时期的校园文学，必谈《飞天》的“大学生诗苑”，称之为新时期校园文学的滥觞与渊薮……

行文至此，手头刚好有一份资料，不妨引述如下：

1982年“大学生诗苑”诗歌评奖揭晓：程光炜、吴稼祥、韩霞、陆健、白德、崔泽善、孙晓刚、尚春生、周伦佑、张真、叶延滨、沈天鸿12人的22首诗歌获奖。

在这获奖的12人中，我谋过面的只有二人，一是国内某著名高校的博导，一是某著名国刊的主编……其余10人呢？还有之后陆续不断地获奖者呢？还有其他29年在“大学生诗苑”一展身手的莘莘学子呢？他们人在何方？有何造诣？他们可是一个数目不小的群体啊！……我真希望有人以此为课题深入研究一番；说不定像研究《当代文艺思潮》那样，一不小心研究出几个硕士、博士……

此议并非心血来潮，亦非空穴来风，而是为研究我国新时期诗歌的发生、发展、流变，提供另一种角度，另一种线索，另一种眼光，另一种思路……

现在该说说我的散文创作了。

《当代文艺思潮》及《飞天》的编辑生涯不是我人生的全部，但几乎构成了我文学生涯的全部。凭几篇不像样子的理论、评论文章走上文坛，大部分、甚至是绝大部分的时间及精力从事编辑工作及文学的组织活动，因此写作于我只能是“业余”。而我的写作呢，也许与大学中文系重逻辑思维的传统教育有关，也许是工作的需要，不期然间形成了文艺评论、报告文学、散文……的写作顺序。因此我常自我调侃：业余的业余是散文。这既指散文在我写作中的状态与顺序，也指它的水平。但这并不影响我对散文的注重与欣赏——无论是作为文学期刊的编辑还是作为评论者，对于散文我都是高看一眼的。谓予不信，有我的一段议论散文的文字为证——

散文是一种充满悖论的文体。它有点像小说，需要叙事、状物写人；然而它又不是小说，它需要比小说有更多的熔铸、挥洒与灵动。它有点像诗，需要意境、意象与哲思；然而它又不是诗，它需要比诗有更多的言说、洞见与感悟。它需要谋篇布局，高度技巧；然而在散文大家那儿，这一切又必须退避三舍，化为无痕。它是最容易进入的文体，然而进入容易修炼难，修成“正果”更难。当然这是针对纯散文或者说是严肃散文而言的。

眼高手低，知易行难。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作品是我文学生涯的记录与见证，说它反映也好，说它表现也罢……总之它是我眼所见，耳所闻，心所想，脑所思……是我生命的历练与记忆，是我真情实感的负载与流淌……至于究竟是从血管里流出的血，还是从泉里流出的水，只好由读者鉴定了。

人生有四季，哪能无风雨。

也有风雨也有晴，是自然，也是人生。

拉拉杂杂，东鳞西爪，姑以为序。

2011年大暑于燕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