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克力主编的《老照片(第80辑)》内容包括:回忆夫人邓懿周一良、抗日女杰郑苹如孙孟英、一支鲜为人知的革命军队王秋杭、入缅参战的中国知青周孜仁、用相机记录北京的变迁王可信、南下在湖南、白求恩墓前的留影等。
冯克力主编的《老照片(第80辑)》里,刊载了已故著名学者用一良生前所写的一篇怀念夫人邓懿的文章,其中也忆及自己“文革”中主动销毁家藏影集的经过。周先生说,这些保存了几十年的十几本相册“并非扫四旧之初所毁,是红卫兵抄走又还回来之后,被我自己亲手毁掉的”。这件事让他的夫人很伤心,周先生后来回想起来也很愧疚。分析到自己何以这样做的原因时,周先生说道:“我对于她穿着华丽的衣服,在照相馆摆出姿势所照的相,向来认为俗气,很不喜欢。但当时究竟是受到什么思想支配,现在也说不清楚。总之是一种赌气的行为吧,就干脆付之一炬。”一起来翻阅《老照片(第80辑)》吧!
1936年夏,邓懿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院,第二年春天到南京来看我,住在女青年会的宿舍里,我们在玄武湖畔、燕子矶头,流连了一个星期。我还记得当时南京冬天不生火,女青年会宿舍很冷,我给她买了一床五斤重的棉被。
1937年暑假,我回天津,恰逢抗战爆发,不久南京史语所内迁,我准备在天津结婚后自己到南方去。1938年4月3日,我们在天津结婚。当时北平、天津都已沦陷,但英租界、法租界等外国租界内未受影响。天津历史最悠久的饭店要算英租界的利顺德,是在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就有的。法租界的国民饭店建于20年代,是当时天津最大的饭店,号称可以举行数百人的大型宴会。我们是在国民饭店举行的婚礼。30年代的婚礼可以说是中西合璧,先在饭店里用西方方式举行,然后再回到家里按中国传统礼俗重来一遍。
西式婚礼中,证婚人是很重要的人物。本来想请傅增湘来证婚,因为他是当时文化学术界的头面人物,同时与周、邓两家都有渊源。但因平、津之间交通不便,所以改请了开滦矿务局的总经理孙章甫先生。孙是美国留学生,同时又是与我们有亲戚关系的前清学部大臣孙家鼎之孙,像他这样的身份,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也是非常合适的头面人物。双方出席婚礼的家长,男方是我父亲,女方是邓懿的嫡出长兄邓宝名。他是一个甘守本分、缺乏进取心的“滥好人”,安心在父亲的庇荫下生活。父亲去世后,仍靠吃瓦片为生。据说他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大热天里,正阳门的地上有十块大洋,让我坐洋车去取,我都不愿去。”到了晚年,他由身为共产党员干部的儿子供养,所以我称他是“少年公子老封翁”。
除证婚人外,男女双方各有一位介绍人,其实这只是名义上的,“泰山情侣”的月老是东岳泰山嘛。此外还有伴郎和伴娘,伴郎是我的五弟果良,伴娘是我的大妹殉良,现在都已去世了。另外还有一个小男孩和三个小女孩,小女孩的任务是在新娘的身后牵着委地的长纱,小男孩则负责在新娘的前面撒花。其中有一小女孩是我家邻居书法家郑诵先先生的女儿、后来在北大历史系任党总支书记的郑必俊。
新郎和新娘的衣着都是西式的,新郎黑色礼服、白手套。新娘白色衣服,长纱委地。新娘手里拿的花束是自己设计的,用白色马蹄莲扎成。结婚前一天,我们到一家白俄经营的利佛西茨照相馆照了相。当时还准备了一个精美的小纪念册,由我十岁的小兄弟景良拿着,请来宾签名。这个纪念册后来的遭遇留待下面再说。P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