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经》之后，全世界最伟大的营销故事。

可口可乐征服世界的秘密：如何从一家小作坊发展成全球饮料业的巨头，为何它可以击败百事可乐等众多敌手，占据全球饮料市场的一半份额？作为非生活必需品，可口可乐的营销才是其制胜关键！

COCA-COLA董事长自述五大洲实战历程。

内维尔·伊斯德尔和大卫·比斯利编著的《可口可乐的征服：全球超级商业帝国董事长自述》第一部由可口可乐董事长撰写的经管巨著，自述四十多年转战五大洲145个国家的营销经验，可口可乐全球扩张的经验与教训值得每一家中国企业学习！

职业经理人跨越地域、国域壁垒的必读之书。

职业经理人面对一家大型企业，面对强悍的董事会重压、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如何强势出击，让公司的品牌屹立在世界每一个角落，这是当代职业经理人必须具备的视野和能力。

可口可乐，世界上最著名的品牌，创始于1886年，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如今的可口可乐已经是一个商业帝国，它生产的饮料销往全球200多个国家，并占据了软饮料48%的市场份额。

内维尔·伊斯德尔，见证并亲自参与了可口可乐近半个世纪的曲折发展，在内维尔·伊斯德尔和大卫·比斯利编著的《可口可乐的征服：全球超级商业帝国董事长自述》中他首次披露了可口可乐的运营秘密：可口可乐如何在全球市场进行营销，如何管理这样庞大的公司，如何突破贸易壁垒进入新兴市场，以及他如何在强悍董事会的压力下将自己的理念植入公司的品牌形象。

所有的成功都不是理所当然，可口可乐的秘密胜过任何商学院。一起来翻阅《可口可乐的征服：全球超级商业帝国董事长自述》吧！

引言

第一章 在非洲萌生探索世界的欲望

第二章 “适宜所有人的企业文化”存在吗？

第三章 “不要兜售连你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

第四章 在德国的失败是文化的失败

第五章 有人的地方都要有可口可乐

第六章 “本土化”营销的诀窍

第七章 为可口可乐掌舵

第八章 联动式资本主义

致谢

代后记

我的祖父是奥兰治教团的成员，这是个信奉新教至上的教友组织，每年都要庆祝拜恩战役纪念日，就是在那场战役中奥兰治的威廉姆率领军队击败了信奉天主教的国王詹姆斯二世。父亲一生都和爱尔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拒绝加入祖父的那个教团。他还有一种很危险的观点，这种观点还传到了我的身上，那就是爱尔兰和北爱尔兰应该是一个国家，但是他同时也认为国家的统一只能采取和平的民主手段才行。他们所谓的“麻烦事①”当时缓和了下来，20年之后才再次浮出水面。但是，我将来的生活却经历了人类多种类似的冲突。所以，理解他们，不卷入他们的纷争成了我畅游商海的关键技巧，正是这种技巧成就了我在可口可乐的一切。

我的孩童时代是在北爱尔兰度过的，像典型、稳定的中产阶级一样，家族很大，相互关爱，而且彼此住得很近。祖父是个邮差，外祖父是个造船工程师，因为对英国的造船业有贡献，还受到过乔治五世国王的嘉奖。我还清楚记得有个尼日利亚的警察，说是来接受十天的培训，就住在我们家。当时，在北爱尔兰要是有个黑人可不是件小事。那个黑人警官还给了我一个毛茸茸的小玩具，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卡拉巴尔，因为他在尼日利亚住的那个城市就叫这个名字。我特别喜欢这件礼物，这也是我和非洲第一次发生联系。我也记得在北爱尔兰第一次喝可口可乐的情景，那是一家卖饮料的老店，窗子上都镶嵌着金银。在我心中，这才算是外国饮料！

在战后的岁月里，难民营里仍然住着从纳粹大屠杀逃出来的人。我把自己的一些玩具捐给了那里的儿童。当时汽油和一些其他的日用品实行配给制，有时候我们在周末开车去爱尔兰购买一些贝尔法斯特这边紧俏的用品。二战的时候爱尔兰是中立国。

父亲是个大个子，胸膛宽宽的，曾经三次想要离开北爱尔兰，但都没能如愿，因为警署不放他这样的骨干。所以，他只能与希腊、英属圭亚那还有塞拉利昂那边提供的工作擦肩而过。

由于从北爱尔兰走不了，父亲就把他多余的精力放到了打橄榄球上。这是一种硬朗而又粗野的运动，连踢带打、过人、把对方抱住摔在地上，而且不戴头盔和护具。人们说足球是流氓玩儿的绅士运动，而橄榄球是绅士玩儿的流氓运动。他还当上了一家橄榄球俱乐部的主席，我叔叔也在那个俱乐部里。到了周末，我很多时候都是和堂兄弟们去橄榄球场，场内有比赛，我们就在场外打着玩儿。

父亲在警署干了25年，然后退休，只拿到一半养老金，因为他又在现在的赞比亚联系了个差事。赞比亚当时是英属殖民地，叫北罗得西亚，他在那儿做警察局指纹处的处长。这是1954年的事，我当时十岁。

父亲终于如愿以偿有了移居国外的机会，但是贝尔法斯特的亲戚和邻居们再三阻挠我们的搬迁。我永远记得十岁的我坐在墙角里听着大人们吵闹，他们根本注意不到我的存在。一个亲戚说：“你这是何苦呢？内维尔怎么办？”父亲说：“我想我这样做能让他有上大学的机会。我就是为了他才走的。我要让他比我在生活中有更多的机会。”这话深深地铭记在了我的心里。父母辛辛苦苦全是为了我，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他们赶上了战争，失去了众多的机会，施展才华的可能已经化为了泡影。P4-5

可口可乐危局

我很幸运，作为可口可乐公司的高管顺利退休，闲居于巴巴多斯岛，在加勒比海岸的明媚阳光下打打高尔夫球。

还记得2004年2月的一天，董事会的唐纳德·基奥，也是公司的前总裁，忽然打来电话。他告诉我任职四年之久的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道格拉斯·达夫特想要退休。唐纳德本人已被提名主持遴选委员会的工作，要找人顶替达夫特辞职造成的空缺，他问我是否有兴趣竞争一下，虽然他对此事也没什么把握，但他乐意放出风去说我是达夫特位置的最合适人选。

那段日子对可口可乐公司来说可谓阴霾密布。达夫特的前任道格拉斯·艾维斯特在位子上只坐了两年就在芝加哥的机场被告知董事会成员不再支持他，那些董事里包括大名鼎鼎的沃伦·巴菲特。

自从1997年10月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罗伯托·戈因朱艾塔病逝之后，公司就开始走下坡路。罗伯托在位16年，把公司的营业额从40亿美元提高到了近1500亿美元。但是，到了后戈因朱艾塔时代，可口可乐的市场份额就开始萎缩。尽管公司进行了大规模的裁员和一系列措施，但所有努力似乎都无法把公司重新拉回到健康的发展轨道上来。

可口可乐公司的营销一直是以一种提供愉快服务的形象进行的。公司的名称出现在众多的可口可乐广告上。然而到了2004年，位于亚特兰大北林荫道的公司总部却笑不起来了。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日本就可口可乐公司的“渠道充塞”问题进行调查，他们说可口可乐人为提高销售额以抬高股价。公司还受到另一项指控，说他们在哥伦比亚雇佣右翼敢死队对那里的工会领导人施行恐怖活动。公司的首席法律顾问，后来当了麻省州长的德维尔·帕特里克已经向达夫特递交了辞呈，他说他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哥伦比亚问题的争议。帕特里克还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与另一名高管发生了争执，双方都坚持让对方离开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的用人政策也被指责有歧视现象，招惹了一桩诉讼大案，正在接受法庭的调查。在海外，欧盟也在调查可口可乐是否违反了反托拉斯法。总之，有一大堆类似的倒霉事儿。

董事会现在只能物色一位新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从公司内部来看只有一个人选，那就是公司的总裁史蒂文·海尔。此人似乎很被看好，因为可口可乐很少在公司外面找人来担任这个职务。

出山还是隐退

在这样的背景下，接到电话的我对唐纳德说，这事儿我得先和妻子帕梅拉商量一下，10天之内给他答复。

我在可口可乐干了30多年，从没想过要当董事长或首席执行官什么的。我从来没有这样的奢望，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事，尽管从2003年夏季开始公司里一些退了休的人就开始揣测达夫特有可能很快就会被替换掉，其中有些人还提出要推荐我接替他的职务。我当时断然回绝了他们。我说的是真心话，帕梅拉也完全支持我的立场。我都是60的人了，经济上很宽裕，退休后减了十磅体重，健健康康的多好。我一辈子都在各国之间奔波，熬过了无数个一天要忙活15个小时的日子，现在该与家人一起共享天伦了。因此，接到唐纳德的电话之后，帕梅拉反复对我说她不想让我接手这个职务，担心这会严重影响我的健康，破坏我安逸的退休生活。“万一干不好，你知道会怎么样吗？”她说。

自从戈因朱艾塔离世之后就没有出现过一任成功的董事长。帕梅拉害怕我会成为第三个耗费心血但又因失败而中途隐退的人。但不管怎样，她还是一如既往，表示她会尊重我个人的决定。

“只要我干，事儿就砸不了。”我坚定地对帕梅拉说，但同时心里也觉得她的说法有道理，此事非比寻常，意义重大。我的职业生涯已经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退休后的生活也非常惬意，何必去趟这趟浑水呢？可问题是：“如果放弃生活对我的最后一次挑战，我是否能活得甘心情愿？”

对我这个当过橄榄球运动员的人来说，答案是很明确的：“我绝不甘心。”

唐纳德打来电话后一周，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了帕梅拉，我说我接受这份工作，只干五年。她惊呆了。就这样，游戏又开始了。

我这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世界各地为可口可乐打拼厮杀，去的往往是公司迷失方向、正在丢掉市场份额的地方。这次机会又来了，我要来个大逆转，重振整个可口可乐公司。董事会所有的成员一个个地和我又是谈话又是见面。媒体都认为海尔是这次竞选的领先者，据传他还雇用了一个公关公司为他做宣传。我的名字虽然很少被提到，可我心里清楚，领先的是我。

韦尔奇搅局

这时候，杰克·韦尔奇出场了。

韦尔奇是商界有名的大亨，他曾导演了通用电气公司的大翻盘。此人于1981年出任该公司的总裁，到2001年退休的时候已经把公司的市值从一百四十亿美元提高到了4100亿美元。1995年的一期《财富》杂志曾把他和可口可乐的罗伯托·戈因朱艾塔并称为“财富创造者”。

2004年4月，韦尔奇娶妻成家。他的婚礼进行之时也正是他离可口可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这个位置最近的时候。但我总觉得这个位置非我莫属。

韦尔奇表示他会考虑这次机会，之后便在世界上无数个好地方中选中了巴巴多斯度他的蜜月去了。在这个加勒比海的小岛上，他住的地方离我只有几英里远。董事会的成员们与他频繁接洽，认为雇用韦尔奇会给公司带来活力，而且能拉动股票价格的上涨。对这一点我也深信不疑。

4月28日，我有事离开巴巴多斯去了苏格兰的爱丁堡，其间忽然接到公司董事会的赫伯特·艾伦打来的电话。赫伯特问我是否愿意在韦尔奇手下做一两年高管，之后继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职务。

我拒绝了。可口可乐公司存在的问题太多，要想扭转局面，面临的风险很大。若是由我来指挥，我倒愿意碰碰运气，我不想给别人当替罪羊。韦尔奇在通用电气大显神通，但毕竟对软饮料行业知之甚少。我在可口可乐混了一辈子，最早是在赞比亚的一家装瓶厂，之后一路奋斗几乎爬到了公司的最高层。我当时就认识到，我们的管理人员由于工作风格不同肯定会出现内讧，尽管在董事会的眼里这支团队很不错。韦尔奇作为大公司的老板有着辉煌的业绩，而我只是在欧洲的装瓶厂当过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

我一向信任赫伯特·艾伦，也很尊重他。和他在电话里谈完之后，我放下听筒，然后告诉帕梅拉事情已经结束了。

可没想到，还在度蜜月的韦尔奇却打了退堂鼓。

我们写本书时曾就此事采访过韦尔奇，他回忆说：“我一想到要在全世界跑来跑去，便告诫自己：‘这种事情我可领教过。’我思来想去，考虑了有48个小时，或许有72个小时，别管多长时间吧，最后我清醒了。”

重返公司

从苏格兰回到巴巴多斯后不久，我接到了唐纳德打来的电话，要我出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就这样，我成了可口可乐公司历史上第12个出任这个职务的人。

5月4日，可口可乐公司在下班前宣布了我的任命，并定于次日让我与总部的员工们见面。

罗伯托·戈因朱艾塔昔日的司机乔尔·鲁修在亚特兰大机场接上了我、帕梅拉和我们的女儿卡拉。我突然觉得该问问乔尔是否知道罗伯托遗孀奥尔吉塔的电话号码。他还真记得，于是我立刻和奥尔吉塔通了话，告诉她我已经下飞机到了亚特兰大。

“我要重振可口可乐公司，把它恢复到罗伯托领导时的那种繁荣状态。”我对她说。

到了总部，员工们聚集在院子里向达夫特、海尔和我表示欢迎。院里放了一个讲台，达夫特坚持说他事先已经说过今天不安排讲话。我觉得还是即兴说上几句为好，海尔也表示同意，这毕竟是我首次在下属们面前亮相。我简单说了几句，重点强调了我对可口可乐品牌的信任。我最后说：“这个品牌就靠大家了！品牌是要靠人创造的！”

这正是员工们期盼的。我的话说到了点子上。

按照时间安排，我应该在6月1日到职就任，但此前必须要到美国驻巴巴多斯使馆把工作许可证办下来才行。我排着队一点点地挪到了办证的小房间窗前。使馆的官员态度很生硬，他隔着防弹玻璃向我问话。我的身高是6英尺5英寸，话筒的位置只达到我胸部的高度，我只能弓着身子说话。

“这活儿美国人就干不了吗，为什么要雇你这个外国人？”那个官员问。

这话问得在理，可我难以作答。“这是可口可乐公司董事会的决定，”我说，“他们都是美国人，我确信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等工作许可证批下来大概需要几周的时间，可口可乐只好先派了一个管理团队到巴巴多斯向我介绍公司的状况。我们坐在阳台上翻阅着资料，下面是加勒比海。我建议大家最好是边看资料边喝啤酒。财务主管加里·法亚德遥望着湛蓝的加勒比海面，对着绚丽的夕阳赞叹不已，不明白我为什么要离开这样美丽宁静的地方而甘愿再次投身到激烈的商战中去。

“你脑子没问题吧？”他问我。

这又是一个很在理的问题。但木已成舟，悔之已晚。

工作许可证比预想中下来得早，所以我在规定的上任日期前一周多就到了亚特兰大。那时候道格拉斯·达夫特已经走了，我只好提前办公。我给沃伦·巴菲特打了个电话。

“我在免费为可口可乐公司上班。”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提醒他我的名字还没上工资单就开始干活了。

“我觉得这安排不错，”他打着哈哈，“干脆就永远免费干下去算了。”

这本书的秘密

我之所以撰写此书，主要是因为许多朋友都督促我把这段经历写出来，也因为这段经历能把可口可乐在经营方面的教训，以及我在重整这一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品牌的经历告知世人。所以，我认为书的内容不应该空洞无物。要全面地了解我本人以及可口可乐公司，事情就应该从我的早期经历说起，这一点很重要。从赞比亚到南非，从澳大利亚到菲律宾，再到德国，还有柏林墙拆除之后的那段非常时期，前苏联市场的开放，可口可乐重新打入印度和中东，直到我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五年风风雨雨等。

可口可乐最初的设计是一种治疗宿醉和头痛的药剂，于1886年由亚特兰大一名叫约翰·彭伯顿的药剂师首创。现如今，可口可乐销往全球除三个国家以外的所有国家，没能进入的三个国家是：朝鲜、古巴和缅甸。可口可乐是一种质高价廉的商品。艺术家安迪·沃霍尔说过，无论国王还是街头的流浪汉，大家都能享受同样的味道。

可口可乐无处不在，其广告效应甚至塑造了现代版的圣诞老人形象。据统计，“可口可乐”也是世界上第二大被认可的词汇，使用频率仅次于“OK”。同时，可口可乐还具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力，那就是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它的用料成分。就连我本人也不知道它的秘密配方。

可口可乐由世界上几种植物神秘合成，再与其他一些原料混合后制成原浆，然后进一步加工最终制成饮料，发往各地的餐馆和装瓶厂。从历史角度看，可口可乐的大部分利润来自向各地独立的装瓶厂销售原浆。但随着岁月的推移，母公司已经把大批的独立装瓶厂买了下来。2010年，可口可乐公司又收购了北美地区最大的可口可乐装瓶厂家。至今为止，美国和加拿大境内90%的装瓶企业都归可乐公司所有。

从多个角度看，可口可乐似乎都是一家完美的公司：利润丰厚，产品随处可见，消费者以低廉的价格便可以得到美好的享受。

然而，就当今世界而言，这种经营方式已经远远跟不上形势了。人们从本书中提到的一些争议问题便可以了解这一点。可口可乐已不再受到人们的普遍尊重，尤其是在某些精英阶层。它被指责使人发胖，导致糖尿病；在印度，人们说它破坏给水资源，还有许多其他劣迹。

“我们挣的钱越多，就越不招人喜欢。”可口可乐的董事长保罗·奥斯丁在1970年3月写给罗伯特·W·伍德拉夫的一封信里曾这样哀叹。伍德拉夫从1923年到1954年间一直是可口可乐的领军人物。

奥斯丁那时候就看出可口可乐公司只靠软饮料是不够的。跨国公司已经成了众矢之的，世界上的很多问题现在都被归咎到这些公司的身上。

当今，许多文章、书籍都在探讨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但我要说一句，就跨国公司面临的挑战来说，现在人们的界定范围还是窄了一些。我是在南非上的大学，按所学专业应该做一名社会福利工作者，但最终选择了经商。我认为在今天的世界里企业应该与政府、非营利性公益和慈善组织共同努力，以一种三车道的方式把社会公益事业和经商两个领域结合起来，一起营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创造更清洁的环境，消除贫困和疾病。我把这称之为联动式资本主义。

我出任可口可乐董事长期间极力推动公司朝着这个方向运行。这项工作目前不仅在公司内部，而且在多数跨国公司中都在孕育发展。这是一场重要的改革，我的继任者穆塔·肯特也支持这场改革。我相信这场改革最终会重新界定我们社会制度的内涵。

本书既不是一本纯商业性质的读物，也不是一本典型的自传，但它的确是一本自述。请大家和我一起走进可口可乐，一起探讨一下我的人生，探讨一下令人胆怯的但同时又是充满希望的、令人振奋的全球商业的未来。

这部回忆录署的是我丈夫的名字，但里面描述的生活是我陪他一起走过来的。读者可能会感到意外，丈夫居然让妻子写后记，其实连我也没想到，他会把这份荣耀加在我头上。

我想部分原因是由于我最了解他，这毋庸置疑，并且千真万确。我们结婚41年了，而且婚前——按赞比亚人的说法——还“作孽”地同居了两年。我俩是在赞比亚相遇的，那是个小国家。在人们的眼里，我们的叛逆可是出了大风头，不过当时是“动荡的60年代”，我俩的做法只是超前一点罢了，而且我们也让那些等着看笑话的人看到了我们的关系是持久的。

第一次见到内维尔，我就觉得他是我要嫁的那个人。几周、几个月的相处后，我们彼此有了了解。我发现他的工作热情高得惊人，而且能持之以恒，当然，还雄心勃勃。

多年来，我亲眼目睹着他的成长，同时他也促进了我的成长，让我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我清楚我这里是个温暖的窝，他累了一天之后总会回窝的。

很早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俩的性格有互补性。内维尔绝对属于双子星①类型。他合群、爱玩儿、有冒险精神，但也有另一面，严肃、有同情心，而且很倔。而我文静祥和，能与人长期共处，所以我相信在我俩的关系中他是船、我是锚。

这本书给我带来了极大的乐趣，因为可以重温我俩全部的生活历程。穿过记忆的雾霭，重新回顾那么多的事情真是太棒了。我必须承认，读到那些低谷时期的描写时，有一两次我流了泪，但这种低谷不多，也是过去的事了。不管怎么样，那些日子我俩都一起熬过来了。

我说的低谷期是指他常年在外，心思全花在工作上的那段时期。有时候我觉得我只能待在家里当他的副手，但这倒让我和卡拉之间的母女情变得非常深厚，因为内维尔不在的时候是她一直陪着我。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欢乐：我去了很多国家和地方。内维尔后来的成就很高，我在他的光环中生活，如果不是他，我是享受不到这些的。他的成就赢得了很好的经济回报，这也弥补了我处于低谷时的烦闷。总之，我们的生活过得非常幸福。

读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丈夫的另一面。早年，他还年轻的时候，从底层慢慢地熬，后来有了高一些、好一些的职位。他始终是个办事非常投入的人，即便不担任可口可乐公司首席执行官这样的高位，他也是如此，不管是什么工作，他想的总是要把眼下的工作完成。

每接到一项新任务他都激动得不得了，他的座右铭是尽全力把工作做好，同时还要寻找能给公司带来更多利益的方法，当然，他也因此功成名就。他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只要你尽全力完成任务，成功自然会找到你。

他在可口可乐的工作让我们全家在全世界转了一遍。内维尔每调换一次职位，我俩都要认真地讨论，如果是去另外一个国家，我们就拿出地图册仔细地看，尤其是去菲律宾之前，因为我当时不知道这个国家在哪里。由于是到陌生的国家，而且语言不通，我们没少受罪，幸好可口可乐公司对调换工作地点的管理人员格外照顾，这一点帮了我们的大忙。

我们在全世界搬来搬去让家里另外一个人吃尽了苦头，那就是我们可爱的女儿卡拉。我和内维尔从小就离开了故乡，从英国移居到了赞比亚，所以我和他都觉得跑来跑去地换地方很刺激、很有趣，但可怜的卡拉不一样，她换的国家太多（她在五个国家居住过，进过六所学校），而且那时候她还小，所以经常糊里糊涂。不过，她现在结了婚，很幸福。她和她的丈夫扎克还有我们老两口儿一起照看着小外孙罗伊。

现在，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很多家庭都面临着这样的挑战。我和内维尔都希望我们的经历能给那些面临类似情况的人提供有益的帮助，这样的经历虽然并不总是那么令人愉快，但令人神往。

读了内维尔的回忆录，我对他充满敬意。此前我一直都不知道，他竞面对了那么多的危机和磨难，而他却能始终保持平和的心态。

我一直很欣赏内维尔的一件事是，无论发生什么情况，他每年一定要休假。这对他和我们的家庭来说很重要。我们一起外出旅游，轻松愉快，其乐融融。

我们家从来没有指望他能成为可口可乐的首席执行官或董事长什么的，我们本来期盼着等他退休后，靠他的退休金一起安度晚年，可他突然又被叫回去，一下子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我们两个人。我当时最大的担心就是内维尔的健康状况以及我俩的关系。这次新的挑战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变故？他有没有掌管可口可乐的能力？因为这份工作在当时并不是一份好差事。他要是垮了怎么办？到时候是不是得由我来收拾残局？但他的理智让我们有了今天，我现在一想起当初试图阻止他达到事业的巅峰就深感惭愧。

五年过去了，这是辉煌的五年，我看到他仍然在成长，变得更有信心。他几乎每天都要面对接踵而至的困难，他的地缘政治知识也因此不断增长。

现在我还学会了从不同的角度理解他。他很多次外出都带上我，我知道他是真心想让我陪在他的身旁，因为他觉得我俩是一个团队。这令我非常愉快。

2009年，他从董事长的位子上退下来了。我此前还担心他干了这几年之后很难脱下那身“官服”，但是他表现得很轻松，愉快地把权力移交给了我们的好朋友穆塔·肯特，然后彬彬有礼地离开了舞台，离开了聚光灯。

内维尔对退休后的生活早有安排：他要与知识界保持联系，并以此激励自己，还让我陪着他至少活到80岁。我现在期望的就是他能实现所有的承诺。

我享受了书中描述的生活，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希望大家阅读这本回忆录时也能得到享受。

帕梅拉·艾斯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