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里米·普尔曼编著的《弗拉基米尔路》是一部特别的传记，传主不是某个人，而是一条路，一条名叫“弗拉基米尔”的路。它是俄罗斯历史上最著名的尸骨之路。沿途有500多个集中营。这个地方只有流放，只有苦难。这条路好像一条罪恶的丝带，穿越了整个国家的心脏。人们说，几个世纪以来，好几百万身戴枷锁的人被装在货车车厢里从这条路上走过。几百万人中，能回来的屈指可数。事实惨不忍睹。目击者成千上万，证据毋庸置疑，弃之路边的尸首数不胜数，累累白骨终究化为陌上尘土。

杰里米·普尔曼编著的《弗拉基米尔路》是一个关于俄罗斯最著名道路的故事，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这条弗拉基米尔路在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上占据了中心的地位，它见证了人类踏上这里的第一串足迹，沙皇、战争、饥饿和财富 ，都曾走过这条路，但从来没有人讲述过这条路的故事。

杰里米·普尔曼重走弗拉基米尔之路，用心体会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感，是为了认识俄罗斯民族的过去和现在，《弗拉基米尔路》既有史诗般的气魄，又有细腻的笔触，它记录了作者这一段特殊的心路历程，叉远远超越了他个人的感受，这条最著名的谨路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生，本书揭示了这些人多舛的命运，走进了这些人的内心深处。

这是一本关于生命、死亡和意志的力量的书，在死亡的阴影下，只有通过意志的力量才能赞颂生命的顽强。

《弗拉基米尔路》追寻作者的足迹，沿着这条路走到俄罗斯的过去，又折回这个国家的现在，书中充满了生动有趣的史实和轶事，本书依据历史和现状，为我们描绘了一幅俄罗斯人民饱经磨难、百折不挠的精神地图，那里有美丽的城市和草原。

尼古拉·伊利亚诺维奇是一个烟不离手的莫斯科人。他的眉毛很浓，有点像勃列日涅夫。他打开钱包给我看一张微笑的小男孩的照片。他说，孩子叫罗曼。

“跟阿布拉莫维奇一个名字。”我说。

“对，跟他一样。”

我问他对阿布拉莫维奇印象如何。

他耸耸肩说：“阿布拉莫维奇是盗贼。”

我问他什么意思，他们都偷了些什么。他看着我的样子好像我是个傻子。他说：“他们偷走了俄罗斯。”能看出来他说的是真心话，他的花白的浓眉毛下的眼睛满含忧思，仿佛承受着一个世纪的沉重负担。我还想多问他几个问题，但还没来得及张口，我们就被叫到门边去取行李。

整整六个星期，我一直在仔细研究地图，翻阅有关俄罗斯的书。本来想收集少量资料就行，但后来发现关于各种苦难的可怕故事实在太多了。尤其是关于伊凡雷帝的那些野蛮无情的故事，例如，他在虚荣和暴怒的唆使下杀害了自己亲生儿子。在那条通往遥远的古拉格的泥泞不堪、血迹斑斑的道路上，关于苦难、死亡的故事不绝于耳。在这一望无际、荒无人烟的干草原上，成千上万的男人、女人和儿童，走上了流放的艰苦道路，能踏上归程的寥寥无几。也有一些故事，基本是想象出来的，是关于这条路本身的。虽然科学家和神职人员各执一词，泥土和石头毫无疑问都是首要成分。大家都同意，一开始这里空空如也，就是一片没有人迹的荒野。后来，上帝造出了人，人又注定了被好奇心所驱使，逐渐有了这条通往天边的小路。又经过几个世纪的人来人往，就变成了后来这条令人谈虎色变的血腥之路，弗拉基米尔之路。

机组成员出现在机场的出发门边，尼古拉·伊利亚诺维奇在我身边翻开《莫斯科时报》，我打开笔记本，看自己写的关于列维坦的话。我写的是，他是俄罗斯风景画的良心、脊梁和灵魂。

“喂，看这个。”

尼古拉·伊利亚诺维奇把报纸叠起来，给我看一页上的三张黑白照片，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警察局里嫌疑犯用的那种大头照上，三个衣衫褴楼的人，眼睛好像盯着千里之外。

我问尼古拉·伊利亚诺维奇他们是谁。

他喷了一下鼻子说，他们是在集中营里待了20年的幸存者，现在正在寻求赔偿。他说，他们被囚禁在远离亲人300多公里的地方，明显被剥夺了人权。他说，明天或后天，欧洲法院将受理他们的案件。

我问尼古拉，如果他们能赢——就是说他们的案子得到支持，情况会怎么样。他耸耸肩，说，什么也不会发生。欧洲法院愿意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在俄罗斯，不存在什么权威，何况，这些男人和女人是罪犯，被审判过、定了罪的，谁会管他们的闲事呢？

我端详着这几张脸。他们曾经年轻过，但是现在，他们当然老了。我细看这几张脸，努力想象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但是，他们的眼神是死的，就像无人居住的房屋的空洞的窗户一样。但是，他们当然没死。他们体内的某种东西还是活的；心脏还在跳动，心灵之火还没有熄灭。现在他们来了，亡者归来，寻求正义。

大门打开，人群聚拢过来。远处，有些模糊的玻璃窗之外，机长和副机长正在为起飞做准备。

“这是你儿子哕，”尼古拉·伊利亚诺维奇说，我们都手里拿着护照排队等候登机，“几岁了？”

“5岁。”我说。

他点点头，说5岁很可爱。

10分钟后，我们落座，我拿出从《莫斯科时报》上撕下的那页纸。三张脸，三个名字，三个故事。标题是“流放者寻求正义”。我的目光投向窗外，我又想起了马克斯，他要是在我身边，会怎样提醒我去履行生者对死者的职责。他的脸上会浮现出圣洁的笑容，告诉我，我们要承担起对所有逝者的责任。只有通过我们，通过我们的声音，他们的故事，其实也是我们的故事，才能说出来。

我轻轻把打盹的尼古拉·伊利亚诺维奇推醒。他呆呆地看着我。我放下他的小桌板，把那张报纸铺开。我指着第一张面孔，又指指下面那些我不认识的俄文，问他什么意思。他侧目而视，满脸不悦。长叹一口气之后，他才从上衣内侧口袋里掏出一副粗框眼镜。他像要发表演讲的人那样清清嗓子，又在座位上挪来挪去想让自己坐得舒服些，但看来没达到什么效果。他深吸一口气，慢慢给我读起了报纸上三个故事中的第一个。P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