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否灵魂,这是几千年来人们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在我看来,人的躯体存在总会有自己的灵魂——灵性,而随着肉身的消亡,灵魂亦就灭迹了。但中国古人以为,人死亡后,其灵魂依然四处漂泊,于是就有神鬼说、超度论。在日本古代,也有一种“御灵信仰”:即死者,特别是政治上死于非命的人,死后常常现出某种怪异,给人们带来灾难,这种未被安慰的灵魂即称“御灵”,于是要为它们修盖专门的祖庙。这种“御灵信仰”在日本平安时代特别盛行。
英国有一个灵魂研究所,美国、日本也有,中国的社科院也有宗教研究所,名字不同,实质一样。英国这个研究所,给修行人(修道者)和不修的人做对比实验,研究发现实验对象死后脑电波非常平稳的都是有一定功夫、经常静坐的修行人。有实验结果,却无法解释脑电波不异常活动的原因。没有一定静坐功夫的人,他们的脑电波上下跳动,非常活跃。这样的人死时内心恐怖,心性散乱,业力苦逼,这是其一。其二,科学家通过暗室里安装多角度视频摄像头观察发现,在一片黑暗的暗室中,所有人毫无例外的死时都有一丝白光由体内射出,有的修行人光都从头顶射出,多数人是从颈部以下的身体其他部位发出,脚部、腿部,各个部位都有,几秒钟时间,这道白光迅速穿透一切阻力,消失不见。这是什么?日本的研究报告就说了,这是人的灵魂。研究报告已经表明,人体内确实有一个东西存在,佛家叫“神识”,其他宗教则叫“灵魂”。
且不说这样的话题,我则是想讲讲知识分子的灵魂。老实说,比起前辈老知识分子,当今青年知识分子,大多人格双重、灵魂漂泊,能甘受清贫、耐得寂寞的恐怕少数,真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瘠者,兴许是“稀有人物”,或者更被人耻笑,诚如古人云:“人心世道,日趋于下,真可叹也!”
当然怪不得青年知识分子。在社会转型时期,受拜金主义、享受主义冲击,加上“文革”以前知识分子的受惊受压和“文革”以来知识阶层的断裂,薪火传承受阻,知识传递相隔,使得当今知识分子的自持、淡定、坚守的精神,再也不能与老一代学人相比。尽管时今青年知识分子高学历(不管这种高学历的学问底子如何)、高智商(不管这种智商的价值取向怎样),但未必有高能力、高品行,无怪乎有人嘲笑:“得学位者是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而教书者是把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由于生活方式、生命形态不同,老一代知识分子渐渐“驾鹤西去”,若有在天之灵,他们惟有无奈叹息和苦笑。
记得北大著名教授游国恩先生说过:“人要有‘中气’,学问要有‘底气’,学问和人一样,有‘气’才能活。”此话确是说在道上,但我后来细想,现在知识分子的“气”用在玩耍上,用在门路上,用在造假上,说穿了是竞相争项目,钻进铜眼里,盯在钱袋上,毫无一个“正”字,一个“傲”字,从而变得人格低下,灵魂出窍,何有“气”矣,何有“神”也!知识分子素有“社会良知”、“时代书记”之称,而不是“笼中金丝鸟”、“屋内巧鹦鹉”。作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社会精英,他们有沉静、含蓄,有通悟、呐喊,有本色、感伤,有尖锐、泼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在中华民族振兴的漫漫征途中,上下求索,坚忍不拔,焚膏继晷,兀兀穷年。可惜,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当今中国“缺席”了,或者说是“失哑”了。
倘若正确表达,当今知识分子灵魂正在漂泊,无有定所。这是一代的悲哀,是一代的痛楚,也是一代的麻木。其实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超常敏感的群体或个体,为一切不幸和痛苦感到震颤,经常领略灼烫、锥心的怜悯,如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所说:“只要存在着痛苦和不幸,快乐和幸福就不再可能。”而另一位思想家拉吉舍夫说得更透彻:“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相反,现今中国的知识分子或者说是知识阶级一直沉浸或陶醉在“幸福指数”,从来没有“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打,敢骂”,对社会不公、分配不均、贪污腐败、欺上瞒下、官员霸道、平民受压以及医疗红包、教育资助、办事送礼等等,几乎不吭一声,更无拍案而起。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咸于改革”了,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躲进雅致的“象牙塔”,躲人自造的“蜗牛庐”,关心的只是自己的社会地位、个人收入、情色享受,甚至以“智囊”、“顾问”身份为利益集团献计献策,分得一份美羹,而遗忘、漠视、旁观另一群被侵占、被损害、被遗弃、被贫困的底层群体,试问:如此知识分子的良知何在?如此灵魂漂泊变成天马行空,捞取自由买卖的筹码、本钱。
古谚说得好:“文人得志学孔孟,文人失意学老庄。”中国毕竟有几千年的文脉,现时知识分子的灵魂漂泊则是暂时的,不可能永恒。我以为,失去灵魂、漂泊灵魂的知识分子自然是少数,但害群之马的危害不可小觑,除了被正直、有气节的知识分子鄙视、唾弃外,未来知识分子的灵魂会得以矫正、回归。如果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真的知识分子大可不必去与假的知识分子较劲,“不是不报,时机未到”,倒不妨学点庄子“自然主义的超脱论”。
庄子的灵魂或许玄妙,然而其超脱生死却是一种豁达的生活哲学。在他眼里,人体与自然本是一体,出于自然,归于自然,无所谓生离死别,从而将小我化人宇宙的大我,达到无限,进而对人生持有一种淡泊无为的立场。庄子与惠施有过一场有趣有味的哲学争论,即“倏鱼出游从容”命题,两人的质疑异常风趣,庄子“知鱼乐”,实际上是物化心灵,他的灵魂自由实在,以此推理,面对山岳、林泉、飞鸟、云霭、苍穹……大自然的一切,都给庄子的灵魂装上翅膀,从远空,从高山,从大海,把自己的灵魂注入心底,由此落定伫立,恐怕比那些四处飞散的灵魂更快乐、更知足。
当代青年知识分子,不妨从庄子的快乐中明白点事理、悟到点启示,让自己的灵魂洁净、淡定,从而熠熠生辉,温暖人间。我想,绚烂是人生的追求,而平淡亦是人之福分。人的灵魂藏于躯体内,也可飞越天地外,但它是灵鸟,在飞达长空后须回返,否则无家可还,灵魂便会污染、肮脏,甚至变成一潭腥血。一个人的灵魂在于精气,而一个国家的灵魂在于文化。人若缺失灵魂,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国家没有灵魂,其建设一个现代化的躯壳有甚意义?青年学子需要为生计奔波,但不可为挣钱失魂落魄,甚至出卖自己的灵魂。我很真诚地呼吁,中国的知识分子,请你们考问下自己的灵魂,是不是丢失了?丢失了是否拾起?千万不要忘记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不可像果戈理描写的“死魂灵”那样,把现有的中国现实改变成形形色色、贪婪愚昧的地主家园,腐化堕落的官吏天堂,以及悲惨处境的农奴地狱。
让自己的灵魂清醒,则需要珍视自己的精神生活,有时需要学会孤独沉思、甘于寂寞。孤独是人最好的伴侣,沉思是人最亲的友朋,它们无待于你的微笑、眼泪、赞美、讴歌,而你也无待于它们的慰藉、抚爱、嗔怪、共鸣,在孤独中可获得宁静,在沉思中可享有遐想,这一切,尽在“无我”、“无待”中汲取与收获,如惠特曼德的诗句:“退到深藏着的隐避的地方,远离人群的喧闹,在那里深思冥想,度过快乐和幸福的时光。”可见,孤独并非一无是处,沉思其实并不吝啬,你的思想、灵魂在提升,能够进入全新境界。
基于我的人生经验,很想提醒青年学子:忙忙碌碌遂会使人心气浮躁,精神亢奋之后不免让人感到疲倦。人的心灵也许只有徜徉在一块静谧的芳草之地,一个闲适的绿洲之甸,方能获得一时半刻的轻松惬意。“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窍禄人”。生而为人,不能去做争利逐禄的蟊虫。人是需要看看鼻底下碗盆中的食料,摸摸口袋里的钱币,但有时也该看看头顶之上的星星和白云,关注身边周围的人间世界,更须回眸自己的心灵宇宙。一个人倘若遗忘或抛弃精神家园,失掉灵魂,一生劳碌,匆忙一世,岂不白白到人世走一遭?
但愿青年知识分子能与质朴率直的人相处,与民众融合,尽管在这扰攘的世间,那份清纯本色、那种人间挚爱似乎已成为“稀有元素”,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我们需要坚持,更加努力,人性之光,灵魂之辉,必将照亮神州大地。P1-4
写作此书断断续续花了半年多时间,写完之后,不像以往完稿后有股轻松愉悦,相反,心头沉甸甸的。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灵魂,这本书讲的多为海上文化(过去老文化人常把“上海”倒称“海上”,在此暂不探究),其实主要讲知识分子,尤其是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的今天,这些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和敢于担当的精神显得尤其可贵。书中虽没写所谓“现代意识”、“先锋意识”,但其中的文化传统在今天来看,依然有现实意义。
原任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人文学者高瑞泉教授说过:“中国在百余年问经历了一个从学习型现代性到反省型现代性的过程。随着20世纪晚期中国经济起飞,一方面现代中国的轮廓日益清晰,另一方面对现代性的反省和批评也日渐增长。”高先生认为,中国社会现代化过程,本身包含了传统的士类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过程,其现代知识分子正映射出现代性复杂斑斓的光泽。高教授的理论概括无疑是正确、合理、科学的,但我辈从事一线新闻工作,实际上是社会见证者,所见所闻却大有相异,若按教科书所言,许多社会现象难以圆说。
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具有正直、气节、尚学、崇德的品质。但按我人生经验,除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生存环境反思外,其自身也须考问和议评。知识分子历来以“天下为己任”、“批判为己责”,但不洁净自己灵魂,何以“传道受业解惑”?如今“夸夸其谈”、“行为不端”的知识人屡见不鲜,民众不满自有道理。我有时纳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界出了不少真正大师级的学问家、文学家、科学家、大名医等等,且举教育界、文学界,像蔡元培、陶行知、黄炎培、胡适、陈寅恪、陈垣、钱穆、周谷城、马寅初、马一浮、梁漱溟、吕叔湘、舒新城、梁淑冥、苏步青、鲁迅、茅盾、老舍、巴金……真是一代宗师,群星璀璨。新中国成立以后,“反右”、“知识分子改造”、“文革”等政治运动不断,“夹着尾巴做人”,一代大家荡然无存,即使有也隐姓埋名,难道不是中国的悲哀?!
我辈伴随新中国长大,从小受党的教育,刻苦学习,立志报效当时物质不丰、经济落后、生活贫穷的祖国,那时,我们的理想、情怀是高远的,我们的精神、意气是奋发的。我们钦佩那年代老共产党人的做事为人,他们的理想、胸襟、品质感染着我们,使我们激情燃烧。老知识分子同样钦佩、亲近、接受共产党人,因为他们曾有比较,即便政治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被“老左”迫害,但他们感恩心地善良的工人、农民,而中下层品行耿直、具有人性、做事公道、同情帮助知识分子的老共产党人大有人在。即便这样,毕竟伤了中国知识界元气。
“闭门锁国”使中国大陆落伍,特别是“文革”十年,贻害至今,恐怕三四代人都难以“弥补”。对这场国家、民族的空前灾难(尚不能说绝后),将来会由历史学家论定,但对已五六十岁以上的我辈说,这场“文革”不仅严重伤害了知识分子,而且搅浑了人们思想,这种流毒痛定思痛。虽有后来的“纠错”、“改正”,可知识界“断层”之恶果迄今显现出来。中华文化肌体伤筋,民族文脉裂痕,不是几代人所能弥补。如今的学校熙熙攘攘,好像菜市场;再如教师气质高雅、醉心学问者颇为少见;又如听学校领导演讲报告,连我旁听者都要昏昏欲睡。现在高校的博导、硕导满目皆是,聊谈中觉得知识根底远比不上我们前辈老师的满腹经纶。过去做大学教师起码当四五年助教,有的当讲师二十多年还评不上副教授,可他们不在乎,学问拿手,倾心教学,让我辈受益终身。如今博士二三年便自然提升,学生称自己老师为“老板”,而老师则称领导为“老板之老板”……听人戏言:现在学生得学位是把论文哄过自己的先生,先生教书是把自己的讲义哄过自己的学生。又听调侃:现在一些外文系学生的中文水平不如外文,已见怪不怪,而有的中文系学生中文水平不如外文,亦非危言耸听。
学校环境与社会制度是关联的。现在一个频繁出现于媒体的词汇叫“腐败”,这是宽泛的概念。现在的腐败,不仅仅是指金钱、美色、物质利益上的贪腐,更包括一种“腐败文化”,在官场则叫“官场文化”,在学界则叫“学官文化”,特征是不思进取,只求保住官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明哲保身,高高挂起,不说真话,只讲假话、空话、套话、废话,这种文化特征蔓延社会肌体,就会渐渐腐蚀,莫说国家前途、民族希望,连亲情、友情、恋情直至民情都会“异化”,这极其危险。
本书写作自然没有涉及这类时政的核心问题,则从正面角度讲述文化,强调现代知识分子的担当、责任、命运。“气可鼓而不可泄”。那些落马的或未露的贪官,要讲学历、文化大都不凡,拥有过辉煌,缘何把持不住自己、保持不了操守,除了制度性外因,恐怕与对中国传统文化不甚了解、不愿学习有关,而是热衷于人脉关系、深谙于厚黑之学,以致贪婪、私欲无限膨胀。不可否认,现代科技对传统文化有巨大销蚀力量,但反过来,传统文化对现代科技也有反哺作用,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是“良药”、“抗体”,所以讲文化、人文,研究知识分子自身,也算是“为己之学”。书稿中正面讴歌的知名学者、科学家、报人、出版家、导演、诗人、画家、篆刻家、书法家包括不为人知的优秀人才、党务工作者等,他们的道德情操、精神境界、思想修养,时常感动我。走笔至此,突然想到今日正逢端午节,让我想起我国著名大诗人屈原,想到他的《离骚》、《天问》、《渔父》等作品,“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卜下而求索”,“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他的深思高举,他的爱国情怀,正是本书所书人物的精神写照。
向读者奉上这些文字,正是表达我对有思想、有气节、有才华、爱祖国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敬意。我虽不才却执著,花了半年多时间,翻资料、寻故地、采访人、精筛选,用心用功地写作,但愿读者能从中得到收获。过去有句流行的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相信现代读者的眼光同样也是雪亮的,是真用心、真用功、真情感,逃不过读者的目光。读者的评判是最权威的,是好是歹,对我都是一种护爱,我真挚感谢。因学力不逮,学识有限,书中难免罅漏或差错,尽管我一次次努力推敲、修正,并且得到不少友人点拨、指正,但“千虑一失”肯定会有,在此恳请读者鉴谅,期盼读者赐教。
管志华
自序
思想飞絮
灵魂的漂泊
知识分子“自由雁”
文士与文心
皇城根“子民”
民族的脊梁
礼乐和为政
颂圣文化
忧劳与亡身
今夜冬至
兔年杂感
雨夕夜窗
“文革”串联记
邓拓社长百年祭
怀念敬宜先生
[附录]下辈子还做记者
尼采的“虚无”
霍金的“宇宙黑洞论”
书苑憩息
杂粮与杂书
纸质书·电子书
好书·好名·好读
张澜先生的“四勉一戒”
官治、吏治及民主
由《颜氏家训》想到
翁氏后代校订重出“帝师”日记
王云五的三顶“头衔”
诗之遐想
漫谈小品和漫画
《中国旅游大辞典》诞生记
美学在人间
重温大师底蕴
行走于新闻和新闻史之间
心系大爱玉兰香
[附录]女性成才的心路历程
海派追踪
松江:上海之根与文化名人之灵地
嘉定:“文化之圣”和“教化之邦”
青浦:上海远古文明之源
上海:走进中国共产党发祥地
上海红色旅游正盛时
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畅游申城新景观
陶行知旧居:默立历史风云
国宝熊猫“世博行”
重现衡山路历史风情
昔日十六铺今朝有“欣景”
中华文化和“海洋女神”
如皋水绘园印象
闻人风华
科学精神照亮我的人生——记改革开放后首批赴美学者吴德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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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有这样一个事实不容人们忽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迅速,致使传统的金字塔社会结构开始嬗变,其中间阶层(目前尚谈不上中产阶级)的相对比例也就有所增加,比如像在北京、上海大城市,出现“白领”职业群体人数超过“蓝领”职业群体人数。当然,从全国情况看,距离中产阶层占主体的社会还有很遥远的距离。
西方国家的更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中国的更替是迅速发生的。因此。在西方国家,无论是老中产阶级还是新中产阶级,都是由各种年龄群体构成,而中国的老中间阶层是一个由40岁至50岁上下、近于同龄的群体构成,新中间阶层则由一个30岁上下(即80后、90后)的年轻群体构成。如果说是橄榄型社会结构,莫如说是哑铃型社会结构。在这样社会形态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形成、成长与壮大起来的新兴社会阶层,他们在社会转型中扮演了先驱者、引领者与催生者角色,发挥出重要作用。
时代嬗变,知识分子也在代际嬗替,其中有后一代对前一代的肯定与推崇,更有前一代视后一代为过于偏激、过于张扬,而后一代批评前一代落伍甚至有呼唤前一代退场的声音,对这样一个“合”与“分”、“同”与“异”的文化现象,值得当今知识界、学术界研究。
不能不指出的是,尽管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颇有先锋意识、前瞻思维,在资讯发达、通讯便捷的当下,他们有文化担当、直面现实精神,但基于商业社会商业因子活跃、渗透,使得当今知识分子的社会功用日益退化,知识分子追求知识不再是他们探索真理的武器,而变成事业买卖的资本,他们有的失去了责任感、使命感,变成了追名逐利的商化人、庸俗人。有的为了个人的利益,投靠于政治集团或者利益集团,对腐败的社会恶习丧失了批评的勇气乃至批判的锋芒。
这与文化大有关联。文化是人格、良知、智慧、勇气,是内心真善美的表现。
上海作为海派文化的发源地,融合了吴越文化等中国其他地域文化的精华,吸纳、消化国外优秀文化因素,构建为崭新的富有自己独特个性的海派文化,其特征表现为海纳百川、熔铸中西、为我所用、化腐朽为神奇、创风气之先。同时还表现在不闭关自守,不固步自封,不拒绝先进,不排斥时尚;在吸纳的同时不照搬照抄,也不重复和模仿人家,而是富有创新精神,洋溢着创造的活力。它既是“拿来主义”,又是“改造主义”,呈多元、多样、宽容、善待的状态,有粗粝,有精致,有仿效,有特质,有甄别,有扬弃,在新老上海人眼里,可以“雅与俗”,可以“洋与中”,可以“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它的洋派带有本土气息,它的时尚带有中国特色。书中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责任和思考,从一个个知名学者、科学家、报人、出版家、导演、诗人、画家、篆刻家身上,我们看到一代知识分子精英的追求和情操,他们坚持真理、敢为人先、默默奉献的境界令人敬仰。这些汇集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中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及文化担当精神尤为重要,作者愿为祖国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尽绵薄之力,仅以此本文化散论奉献大家。书中难免疏漏不足,望读者诸君见谅。
作者
《转型与使命(海上文化散论)》是资深记者兼作家管志华新著的散文,随笔集,分思想飞絮、书苑憩息、海派追踪、闻人风华四辑,阐述与记录了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在历史的沉默中开言,在历史的喧嚣处沉思”的文化生存和踔厉精神。金书以流畅生动的笔触、真挚细腻的情感,抒发了海上文化人的道德情操、精神境界、思想修养和勇于担当的责任使命,其事其人,真切可爱。
《转型与使命(海上文化散论)》中的第一辑以文史界、新闻界、科技界知识分子为主线,据事纪实,有感而发,作者的独立思考、所思所想像片片飞絮,以期洒落中华文化沃土;第二辑多为读书札记、杂感,谈古论今,识小集思,评论世事,褚薄有怀,期盼读书如烛如灯照亮路途;第三辑叙述、考察海上文化,阐明江南文明、城市文化的渊源滥觞于上海;第四辑书写了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其中多以新闻报道形式,虽领域职业不同,其对祖国的眷眷之心跃然纸上。
管志华编著的《转型与使命(海上文化散论)》从正面角度讲述文化,强调现代知识分子的担当、责任、命运。“气可鼓而不可泄”。那些落马的或未露的贪官,要讲学历、文化大都不凡,拥有过辉煌,缘何把持不住自己、保持不了操守,除了制度性外因,恐怕与对中国传统文化不甚了解、不愿学习有关,而是热衷于人脉关系、深谙于厚黑之学,以致贪婪、私欲无限膨胀。不可否认,本书中正面讴歌的知名学者、科学家、报人、出版家、导演、诗人、画家、篆刻家、书法家包括不为人知的优秀人才、党务工作者等,他们的道德情操、精神境界、思想修养,时常感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