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德意志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十年中参与工业国家瓜分世界的竞争，并将其政治扩张超出欧洲以外时，就有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中国建立一个模范殖民地，即在黄海边的青岛建设一个德国城市。

《青岛(德国殖民历史之中国篇1897-1914)》(作者辛茨等)介绍了1897-1914年之间德国在青岛的殖民历史。

《青岛(德国殖民历史之中国篇1897-1914)》(作者辛茨等)介绍了1897-1914年之间德国在青岛的殖民历史。

《青岛(德国殖民历史之中国篇1897-1914)》收录了《商人，领事，船长：德国在中国的早期经济利益》、《19世纪的山东省》、《为上帝和祖国——基督教传教活动》、《费迪南德·封·李希霍芬——对一个古老国家的新见解》、《殖民城市青岛的建设：土地制度，城市规划和开发》、《家乡的田园风光和殖民统治的要求：在青岛的建筑艺术》、《和家乡的联系：在胶州地区的德国邮政》、《为青岛发行的德国货币》等文章。

展览前言

来自青岛的祝愿

漫谈中国一德国历史

综述展览中的各个主题

商人，领事，船长：

德国在中国的早期经济利益

19世纪的山东省

为上帝和祖国——

基督教传教活动

费迪南德·封·李希霍芬——

对一个古老国家的新见解

普鲁士和皇家海军在东亚水域：

在东亚的军事利益

殖民城市青岛的建设：

土地制度，城市规划和开发

家乡的田园风光和殖民统治的要求：

在青岛的建筑艺术

在保护区的日常生活：平民和军人，中国人和德国人

青岛——

德国文化在中国的一个中心?

和家乡的联系：

在胶州地区的德国邮政

为青岛发行的德国货币

在德国法律下生活的中国人：

保护区的司法

德国在后方的桥头堡：

通过基础设施对山东省的渗透

第一批关于青岛的照片记录：

贝莫博士和他的照片

反抗外国野蛮人：

“拳民”和关于他们的神话

叩头和礼物：

醇亲王的在德国的赎罪使命

一个千年体制的崩溃：

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努力以及帝国的沉没

偏见和错觉：欧洲关于中国人的印象和

中国关于外国人的印象

从“年轻的德属中国”到“谅解的圣地”：

青岛在德国文学中的反映

战俘合唱团：

青岛的保卫者在日本战俘营

在中国的一出短暂客演：

关于对德国在山东省那段殖民史的矛盾情感

殖民统治和帝国主义：

回顾历史

附录

作者介绍

大事年表

图片出处说明

与俾斯麦的殖民政策相反，占领胶州湾体现了一个新的德国世界政策以及威廉二世皇帝(Kaiserwilhelm II，1888一1918在位)的“个人统治”。德意志帝国在这个成熟帝国主义时期为自己制定的政治目标是要参与所有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为此，也就要求参与列强瓜分欧洲以外世界的竞争并以此提高其作为世界强国和欧洲强国的地位。1898年，“后起的民族”德国已经赢得这场“争取和诸列强国平等的权利”以及夺取“太阳旁一席之地”-的争斗：占领胶州湾、加强建设德国舰队的法律、威廉二世到近东神圣领土之行Land)和计划修筑巴格达铁路等均发生在一个较短的时间范围内。这个从1897年始就和贝恩哈尔德·封·毕罗(Bernnhard von Buelow，外交部国务秘书)以及阿尔弗莱德·封·梯尔皮茨(Alfred vonTirpiczj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等人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政策具有一个广泛的社会认同基础，特别是在德国新兴的中产阶级中，也在以院外联合会形式组织起来的右翼势力中，同样也在议会中得到支持。

在19世纪列强国家看来，中国仍然是一个没有对自由贸易开放的地区，应该将其作为他们扩张的目标。

最初来自各国的商人和贸易公司——其中也有德国的(见伯恩特·埃伯斯泰因Bernd Eberstein的文章：《商人，领事，船长：德国在中国的早期经济利益》)仅能够和中国进行有限的贸易，而19世纪40年代以后西方列强就通过暴力强行攫取他们的自由贸易利益。在这几十年过程中不断加强对中国施压并且在19世纪末达到其顶点，这时工业国家租借中国的领土，以便为自己创造有利的投资条件。这还体现在中国被迫和20多个国家签订不平等条约。这种“开放”中国的政策给列强带来如下的好处：

在中国城市设立外国的分支机构，在首都设立外交代表以及给予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地；

发给外国铁路和矿山公司营业许可；

限制中国海关体系，促进外国商品的销售；

外国船只自由在中国水域活动；

外国人仅遵循其相应祖国的法律；

在整个中国基督传教活动享有特权。

这不同于诸列强国占领港口城市，也不同于他们的贸易公司建立世界范围内的贸易网络，也不同于相互竞争的帝国主义国家在瓜分非洲时建立大片的殖民地，这种限制中国主权的做法更多地符合一种半殖民地的地位。在贯彻这种非正式的利益保证时显然外国的决定起主导作用，尽管中国的政策对此进行反对。但是并没有实现对这个国家的全面占领。总之，那些地域狭小并受限的欧洲统治飞地如英国的香港、俄国的旅顺口(Dalni)或德国的青岛更符合那类具有自己法律体系的殖民据点。

中华帝国根本不依赖与西方的经济合作，因为她认为自己可以自给自足。在中央帝国的意识中，19世纪初的欧洲人和那些向中国有纳贡义务的周边国家一样仅起着边缘作用。后来是欧洲人强大的军事力量吓坏了清王朝(1644-1911)并促成其在20世纪初灭亡。

限制中国主权的政策由19世纪最大的工业强国开始实施，即大不列颠，她在失去其北美的移民殖民地后集中建设了一个世界范围的据点体系。不列颠的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Company)经过广州(Kanton)这个当时中国唯一向外国人开放的港口，以廉价的欧洲日用品和来自印度的商品进行贸易。在中国主要购买原丝、茶、调料和瓷器。大不列颠的商人看到鸦片贸易是一个最有利可图的领域，但是中国政府禁止从印度进口鸦片，因为通过银元支付会造成贸易逆差问题并且鸦片会使一部分国民染上吸毒的恶习。因为英国商人通过对中国官员行贿仍然能成功地大量销售鸦片，使得中国政府于1839年下令在广州(Kanton)销毁非法囤积的鸦片(20000箱)。在伦敦议会勉强获得通过后，大不列颠就派遣战舰封锁了广州港口并且进攻中国海防要塞。《南京条约》(Nanking，1842年8月29日)以中国承担责任结束了这场“第一次鸦片战争”。大不列颠以这个条约以及后续条约强行永久割占香港岛，建立了一个海关体系并取f肖了中国对贸易的垄断。另外还对国际贸易开放4个中国口岸：福州、厦门(Amoy)、上海和宁波。在这些地方大不列颠的领事们继续按照大不列颠法律为其公民服务。除此之外中国还必须支付战争赔款。

依据大不列颠和中国间的这些条约，美国和法国也强行实现对他们有利、而对中国不利的贸易优惠条件(1844)，通过中国必须接受的最惠国条款有关签约国家将来可以获得所有中国给与第三国的让步条件。

几年以后，大不列颠和法国借口中国搜查了一艘英国船再次军事进攻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7一1860)中，大不列颠和法国的部队首先占领了广州(1857)以及大沽炮台(Forts bei Dagu，1885)。大沽炮台在很大意义上是用于保卫天津和北京。英法的这个军事行动事先也和美国及俄国进行了协调。在日后签订的《天津条约》(1858)中强迫中国必须为国际贸易继续开放11个口岸。英国和法国获得在中国长江上航行的权利并且强迫中国支付战争赔偿以及由他们规定对外和对内的海关关税。俄国和美国也各自强行实现了类似的要求。

《天津条约》中规定各国可开始在北京建立外交代表机构，可中国政府又反悔了，从而导致1859年的新冲突。随后英国人和法国人占领了北京并烧毁了首都西部的皇帝官殿——圆明园。在如此压力下中国人只能同意在一个后续条约中(1860)的强加要求以及新的要求。大不列颠又为自己掠取了香港岛对面的九龙半岛(Kowloon)。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这些条约使基督教传教士获得在中国活动和布道自由。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传教士的数目上升到约2500人。转向基督信仰的约60万人(参阅埃灵·封·门德Erling von Mende所著《为了上帝和祖国——基督教传教活动》)。

在这期间，俄国在中亚和东亚构建了它的殖民帝国。俄国的影响甚至一度达到北美。在1841年和1881年间沙俄帝国将中国西部地区吞并。在东亚，沙皇军队占领了阿穆尔河(即黑龙江，编者注)地区(1858)、满洲海岸以及萨哈林岛(库页岛，译者注)，并且建立了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两个城市。中国被迫在1860年以条约形式承认俄国在太平洋的存在。总之两国间的边界问题直拖至1881年才获得澄清。 在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普鲁士也希望在中国有更强的影响，尤其是因为它通过其他工业国家与中国新签订的贸易协定感到受歧视。普鲁士和萨克森在广州的商业政策代表、商人和领事理查德·封·卡尔洛维茨早在1853年就要求德国在中国驻军。但只是在1860年至1861年，在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加之普鲁士政府的更迭下，才派遣一个由弗里德里希·楚·欧伦伯格伯爵率领的使团到日本、中国和暹罗(Siam，今泰国)。普鲁士和中国外交官在天津的谈判延续了几个月。尽管普鲁士使团也有军事力量相佐，但是和其他西方列强军队相比，年轻的德国海军不能对中国施以任何压力。最终，普鲁士代表团未采取军事行动就与中方达成天津《友好、贸易和航运条约》(1861)。欧伦伯格伯爵就此不仅为普鲁士签署了条约，而且也惠及德国关税同盟、两个麦克伦堡自由市和汉萨城市同盟。在这个条约中，德国各诸侯国得到其他列强通过强制手段已经获得的类似优惠条件。同时，普鲁士通过这个行动也证明其在德国问题上的领导地位，并为自己争取到在对北京外交上代表德国各诸侯国的权利。而中国谈判伙伴肯定很不清楚这个问题。欧伦伯格伯爵考虑到漫长的谈判，并没有执行柏林的指示，即见机主动提出要求台湾作为海军基地。总之从这时起就不断重新提起海军基地问题。奥匈帝国1869年同样和中国签署了一个贸易条约。在这个时候第一批德国军舰被派遣到东亚水域。

作为强制开放中国的结果，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有361个英国公司、92个德国公司、美国和法国各31个公司以及13个俄国公司在中国落户。大不列颠贸易额占中国外贸的三分之二，德意志帝国以其所占7％份额成为中国第二个最重要的贸易国。

如果人们询问，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西方列强何以能成功地以如此大的规模实现其贸易利益的原因时，可以看到，除了中国和工业国家相比在军事上处于落后状态外，还有这个国家自身的问题。几乎和西方列强崛起的同时，在中国中部和南部蔓延了太平天国起义(1850一1864)，超过1亿人参加了这场运动。这个革命，也可以说是有强烈宗教色彩的运动导致在南京定都，建立了一个“清教徒”的国家。消灭私有财产，男女平等，实行一个有严格道德准则的生活方式以及废除北京满族皇帝统治均属于起义者的要求。P18-20

当2008年夏季奥运会举办时，全世界公众的目光转向了中国，转向了北京，同时也转向了青岛。除了体育赛事外，人们能够了解到青岛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文化。此时清晰地显现出青岛较其他中国城市具有一种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和这个城市在100年前的发展历史息息相关并且迄今仍然在这座城市的建筑风格以及城市设施中得到体现。

1897年德意志帝国占领了中国的这块领土。这种侵占是继德意志帝国在世界其他地方获取殖民地之后，再次依靠帝国主义扩张政策通过占领外国领土谋取战略和经济上的好处。这同那个时代其他强权主义国家所作所为毫无区别。这个占领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德国青岛殖民当局向日本投降得以结束。

这种侵略性政策是单方面的并且对于中国人是非正义的。此外这些年间的共同历史在法律上也是不平等的。但另一方面德国人通过很先进的政策在最短时间内成功地建设了一座具有多功能的先进港口城市，他们称其为青岛，并由此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化进程。随着开发内地和修筑一条铁路，一方面完全陷入和当地居民的矛盾当中，另一方面则将青岛与山东中部的产煤区以及省会济南相连接。这为该地区与中国主要市场的联系建立了很好的先决条件。

德国人在青岛的时期对于这两个国家社会的影响就其相对短暂的殖民地阶段而言更大。从一种文化传播意义上看，在这段时期内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关于中国的知识得到加强，反之中国的改革家也对德国人在中国的影响方式进行研究以便从中为自己的社会发展获得益处。今天对这段殖民时期研究的兴趣不仅在于更多地了解和认识100多年以前的这段时期，而且还表现为对跨国文化和国际对话的一个贡献。

德国历史博物馆在1997年前通过和青岛文化及科学机构的合作在柏林举办了这个关于德国在中国殖民时期的展览。这个展览而后也在威廉港(wilhelmshaven)、埃姆登(Emden)和基尔(Kiel)巡回展出过，并受到中国和德国参观者很大的关注。通过这个合作产生了一个连接青岛和柏林的持久友谊。

我们面前的这本书是柏林青岛殖民史展览德文会刊的中文版。德文版早就脱销了。这个中文版会刊应该向中国人介绍青岛这座城市的早期发展，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今天的青岛。

能够成功地将这本会刊译成中文全仰赖于亨克尔博士(Dr．Gundula Henkel)和景岱灵教授(Prof．Dailing Jing)专业的翻译能力。他们早在柏林青岛殖民史展览会举办期间就在翻译有关文字说明和科学论文方面提供过帮助。在此也特别向提供资金支持的德国外交部以及积极热情承担出版任务的青岛出版社表示诚挚的感谢。前青岛博物馆馆长阎立津先生本人和德国历史博物馆长达近15年的精诚合作也为柏林和青岛间的对话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汉斯·奥拓迈尔博士教授，

德国历史博物馆基金会主席

Prof．Dr．Hans Ottomeyer

汉斯一马丁辛茨博士，

展览会刊出版者和项目负责人

Dr．Hans—Martin Hin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