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先生是我们当代中国几代学人中的异数，她的学养深厚而健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开放心态，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无形中成全了她这样一个文化意义上真正的“富家子”：虽曾失落仍能高贵，虽然峻急仍能优裕，尤其是能立足道统而能教训教化。她晚近的写作，是一种回归自我和文明常识的人生示范，是对当代汉语中暴发心态、投机心态、造论心态的校正。

《资中筠自选集：坐观天下》专门选录作者关于国际问题、中外关系问题的著述。写于80年代初到2010年，大体可以看作是作者近30年在上述领域中较为重要的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资中筠自选集：坐观天下》专门选录作者关于国际问题、中外关系问题的著述。写于80年代初到2010年，大体可以看作是作者近30年在上述领域中较为重要的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坐观天下》卷中，资先生的国际问题研究，摆脱了“匠气”和“决策分析”的传统，有一种特别强烈的魂。她做到了以一种非常广阔的对全球化时代变迁的洞察的思想，来看待中国如何适应这种变化。

从历史的角度看最近一轮美国金融危机

另一种主流的声音——评吉米·卡特《美国的道德危机》

说不尽的大国兴衰

旧话重提——伊拉克战争前的思考

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美国总统的个人作用

从历届总统就职演说看美国内政外交的演变

实现舆论监督的奋斗史——《美国新闻史》读后

日本为什么认罪这么难？

百年风云启示录——《冷眼向洋》书系总绪论

美国强盛之道

讲和也需要英雄——由拉宾之死想起的

大国保证和平的原则与大小国家平等的信念——论联合国的初始构想

20世纪后半叶世界舞台上的美国

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一份鲜为人知的建议书

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重读《顾维钧回忆录》有感

中国人在国际关系中的世界观——兼论“中国例外说”

缓慢的解冻——尼克松访华前十几年间美国对华舆论的转变过程

洛克菲勒基金会与中国

百年思想的冲击与撞击

美国研究之我见

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之由来——1945—1950年美国对台政策的起伏

见到本片的主创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中竭力表白主要不是民主的问题。《南方周末》的采访稿特意把“主要不是民主”作为小标题。这令我有点滑稽感。民主何罪，民主何害？为什么要这样此地无银三百两？这些国家强盛之路难道与民主无关，还是专制独裁的产物？诚然，民主绝非充足条件，不是灵丹妙药，但是从英国《大宪章》到光荣革命到美国制宪会议到法国大革命，难道不是确立民主的过程？欧洲从中世纪走向现代，是从神权走向人权，从专制走向民主(君主立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从等级特权走向平等法治的历史。这一切不仅是少数精英的觉悟，而且成为全体公民的共识，也就是全民从蒙昧走向启蒙的过程。这是一段渐进的、漫长的历史，同时也是对人类文明的宝贵贡献。各国的发展道路千差万别，民族特色十分鲜明，但又有其不可逾越的普遍规律，以及作为现代人的普适价值。当然不是只要有了议会民主和选举制度就万事大吉。德国希特勒被选上台常被那些贬抑民主选举制者作为反面例证。诚然，希特勒是通过选举执政的，但是一旦上台，他和他的纳粹党就把法治民主撇在一边，奉行极端的集权独裁，以残酷手段压制各种理性的呼声，煽动极端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之作为灾难的象征，难道不是对内残酷的集权专制？德意志民族的悲剧总不能算在民主头上吧？本片中有一个镜头重复两次，即著名的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奥斯威辛犹太人墓前历史性的一跪，旁白是：“勃兰特总理跪下去，德意志民族站起来。”一个能够这样彻底反省的民族，正说明它还有从宗教革命以来与欧洲文明发展轨迹相吻合的传统，表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自信，因而也是有前途的。

再以俄罗斯彼得一世为例，这是在俄罗斯历史上彪炳千秋的大帝。他目光如炬，为了俄罗斯的现代化，义无反顾地向西欧学习，不惜微服游学，亲自以学徒身份从工匠做起，这样的胸襟和虚怀可谓亘古一人，对俄罗斯的强盛功不可没。但是他唯独没有学来的是宪政、法治和民主的精髓。他求胜心切，企图借助绝对君权，用专制高压手段，以一己之力把俄罗斯强行推入现代社会，既不设法从其他王公大臣中取得部分支持，也没有触动以农奴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他的先进思想并没有成为俄国人的共识。表面上似乎效率很高，结果欲速则不达，连自己的儿子都未能说服。在其身后，许多措施人亡政息，俄罗斯又走了一大段弯路。从沙俄到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版图几经变化，仍不失为横跨欧亚大陆的真正“大国”。但是其现代化的道路崎岖多难，少渐变而多突变。彼得大帝未能着手改变的专制基因，成为俄国前进道路上沉重的包袱，历经多次历史变革，乃至天翻地覆的暴力革命，仍难触动。

窃以为，纪录片以荷兰和英国三集最为精彩，其他各集也各有所长。相对而言，俄罗斯下集有关苏联部分有诸多败笔，甚至具有误导性。首先把美国罗斯福“新政”与苏联计划经济相提并论，大谬而不然，二者本质上不同，这里不再赘言。片中提到20世纪20—30年代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使人们向往苏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一个极短时期内确有此现象。但是紧接着就是斯大林的“大清洗”，使以自由平等为理想的进步人士希望幻灭。对此，我国通常的称谓是“肃反扩大化”，那是委婉语。实际上绝不是“扩大”问题，而是方向问题、制度的本质问题。所“肃”者极少是真“反革命”，而是革命元老、知识精英、民族精华，而且此后高压和清洗成为经常性的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不断地摧残民族元气。诚然，最后战胜了法西斯侵略，是苏联人民的光荣业绩，这是以千百万红军的英勇牺牲和百姓的苦难为代价的。如果当初苏共大批精英以及包括图哈切夫元帅在内的大批优秀将领都未遭清洗，如果至少领导层还有正常议事的民主生活，苏联人民是否一定会遭此浩劫，反侵略战争开始时是否会那么被动，牺牲是否必须那么惨重？这段极具警世意义的历史在纪录片中完全不见。除了这一重要的缺失外，还给人这样印象：似乎严密的计划经济、以残酷手段镇压和剥夺农民、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重工业，都是不得已的，要大炮只能不要黄油，甚至这些都是后来战胜法西斯侵略的条件。当然“误导”不会是编者的主观意图，只是重点的取合，客观上就会造成某种印象。

我不知道，是否点出了斯大林的“大清洗”，片子就会遭到“枪毙”。作为旁观者，不体会其中甘苦，可能落“站着说话不腰疼”之讥。其实我能够理解主创者的苦衷，从一开始就兢兢然、惴惴然，唯恐通不过审查，一再“自律”。例如关于英国的两集中有关洛克的内容、美国独立的口号“没有代表就不纳税”、美国《宪法》最重要的十项权利法案的产生过程……诸如此类精彩片断都割爱了。为了争取播出，其情可悯，其境可叹，不应加以苛求。P34-37

本人忝列“学者”圈，以笔耕为业，实际上是半百以后才开始。前半生所写文字都是奉命之作，多为“内部”报告，偶然以他人名义公开发表，也多为应景文章，不值得追认。我笔归我有，迄今不过三十载。前期主要是专业研究的学术著作。在“正业”之外兴之所至写点东西始于上世纪80年代，当然是与当时的开放形势分不开的。对我这个半生为驯服工具的人来说，发现原来这支笔还能属于自己，可以这样来用，是一大解放。开始只是偶一为之，且多为读书心得，后来逐渐欲罢不能，大量写作始于90年代，特别是正式退休之后。这些文章都是有所思而流诸笔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完全摆脱了命题作文之累。80年代初的心情充满了对未来的热情和期待，自己似乎大梦初醒，从精神桎梏和迷失中走出来。尽管仍然感觉到旧的顽固势力和种种太熟悉的思维习惯的羁绊，总的心态是乐观而有信心。以后种种是那时未料及的，所以从文章时序来看，越到后来，所表达的心情越沉重。

我本无“倚马才”，以产量论，留下的文字实在不算多。现在几本集子告罄而有重版之议，我认为那些文字并非都有长远价值，且兴之所至，题材太杂。所以最后决定，选一些自以为还值得重印的旧文与尚未入集的新作放在一起，作为自选集，按题材分卷，共得五卷，呈现于读者，取名为：《感时忧世》、《士人风骨》、《坐观天下》、《不尽之思》、《闲情记美》。每卷中的篇章大体上按倒时序排列，无形中展现了这几年的心路历程。一些闲情记趣、述往怀人的文章，多写于前期，以后似乎不大顾得上这种雅兴了。这本非我所愿。前一本集子名《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原意是想退休后享受“出世”的情趣的。不知怎地，忧患意识日甚一日。后一本《斗室中的天下》，扉页上自题：“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如今纵观多年来的作品，不论是谈古论今，还是说中道西，其实也包括述往怀人，直接还是间接，总有挥不去的忧思。

在“思想改造”的年月，每当我写自我批判时，总是说我受的是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教育”。如今换一个说法，就是从家庭到学校，我自幼接受的是中西文化并重的熏陶。我本人虽然没有赶上“五四”，但父母师长辈都是从那个时期过来的，他们不论是否参加过什么“运动”，不论思想“左倾”还是“右倾”，不论是否出洋留过学，那些家喻户晓的大名人无论矣，就是默默无闻的中小学教员，其文化底色都是那个时代中西交汇的产物，自然体现在学校教育中。那时的学制是统一的，而办学是多元化的，私人办学很发达，不少教育家都把自己的理念贯彻到办学和教学中，小学、中学、大学都是如此，校训也各具特色。在这百花齐放中，上述中西文化交汇的底色却是共同的。例如，现在人们提起教会学校都以为很“洋”，其实至少在1928年国民政府实行教育中国化政策后，洋人办的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大多很重视国文，学生的古文修养都能达到一定程度。同时，从小学起就有“公民”课，现代公民社会的一些基本观念和行为规范贯穿其中。我一上小学，就学唱《礼记？礼运》篇中“天下为公”的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中学英文课朗诵过美国《独立宣言》。举此例说明当时文化背景于一斑。这种传统教育，“道德”和“文章”是结合在一起的。有许多事属于“君子不为也”，是当然的底线。作为“五四”标志的“德先生”、“赛先生”以及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那些原则也都化为“底色”，没有争论，也没有感到与传统的“君子”有什么冲突。“科学”在心目中的地位至为崇高，而且自少年起在心目中就树起几尊高山仰止的榜样，记得当年在中学女生中“粉丝”最多的人物之一就是居里夫人。她的名言“要用手去触摸天上的星辰”传诵一时。因是之故，我对种种全盘否定以“五四”为符号的新文化之论决难同意，多篇文章涉及此问题，是有针对性的。

冯友兰先生的东床蔡仲德君曾对冯先生做过精辟的概括，说他一生有三个时期：“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这一概括可以适用于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像冯先生那样完成了第三阶段——或是不幸早逝，或是始终没有迷途知返。这“三阶段”对我本人也大体适用。所不同者，冯先生那一代学人在“失落”之前已经有所“实现”，奠定了自己的思想和学术体系，在著书育人方面已经做出了足以传世的贡献，后来回归是从比较高的起点接着往前走；而余生也晚，尚未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思想、有所“实现”，就已经失落了，或者可以说是“迷失”了。后来回归，主要是回归本性，或者说回归那“底色”，在有限的幼学基础上努力恶补，学而思、思而学，形诸文字，不敢自诩有多少价值，至少都是出自肺腑，是真诚的。

回顾自己几十年来的文字，既有变化也有一以贯之的不变。第一个不变，是对人格独立的珍惜和追求。事有巧合：2010年我发表了《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其中对中国古今的“颂圣文化”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发表后引起不少读者的共鸣。文中引了韩愈“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句。如今重读旧文，忽然发现1980年发表的第一篇随笔《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中正好也提到太史公之可贵处在于没有“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那种精神状态，并钦仰其“不阿世、不迎俗，不以成败论英雄，不以荣辱定是非”的写史笔法。此文发表后偶然为楚老(图南)读到，大为赞赏，专门找我去谈了一次，还反复诵读“不阿世……”这几句话，为之击节。若不是为出集子而重新翻出来，文与事早已淡忘了。现在回忆起来，我那时正处于对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抚今思昔、思绪万端的状态。不知怎地常想到司马迁，于是重读《史记》，甚至曾起意要为太史公写一个舞台剧本，连序幕和主要情节都想好了，而且想象中舞台上的太史公是于是之扮演的。后作罢，以我的才力当然是写不成的。结果只写了一篇读后感。为什么想起“臣罪当诛兮……”这句话呢？大约是为当时各种受迫害的人被“落实政策”后一片“感恩”之声所触发。由此可见反颂圣、恶迎俗是我的本性，开始并没有那么自觉，自己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想明白了许多问题，却与开初的朦胧状态遥相呼应。《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所述中国“士”的精神轨迹，多少也有夫子自道的成分。遥望两千年前，犹有太史公这样的风骨，再看两千年后的今天“颂圣”和“迎俗”的态势，能不令人唏嘘！

追求“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应该是普遍的人性。不过在阅历太多、入世太深之后，可能审美神经就会麻木。然而我在知命之年开始逐渐苏醒之后，这条神经却日益敏锐。似乎对虚伪、恶俗、权势的暴虐、草民的无告，以及种种非正义的流毒恶习的容忍度比较小。许多当代国人见怪不怪，不以为意，一叹了之，甚至一笑了之之事，我常觉得难以忍受，有时真想拍案而起，尽管许多事与我个人风马牛不相及，若不是现代资讯发达，我完全可能浑然不知。收于《感时忧世》卷中的许多文字都是如鲠在喉，不得不吐之言。事实上，时格势禁，并不能尽吐。而这种忧愤之思越到近年越强烈，从文章的年序中显示出来。近年来，有不少差不多同龄的旧雨新交都表示与我有共鸣。尽管经历不尽相同，而还原底色却有相似之处。也许因为我们青少年时受过同样的道德文章的熏陶(与后来各自的专业和道路无关)，有比较强烈的正义感，当时所见到的社会黑暗面已让我们觉得不可容忍，向往美好、公平、正义的新社会，而且也曾经多次为之升起希望，所以对于方今现实与当初理想的鲜明对比感受特别敏锐。至于当年的“士林”风尚比之今日，只能说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我的专业属国际政治学科，重点是美国研究。过去我出文集一向把专业与业余分开，因为我认为学术论文与专著都是面向业内读者的，且体例与随笔类文章也不大一致。此类文章曾单独集结出版，名《资中筠集》。这一次自选集把某些专业学术文章也包括在内，大部分集中在《坐观天下》卷，也有少数收入其他卷。这样做的考虑是：这一套集子以自己的思想为脉络，国内、国外，大事、小事，难以截然分开，某些自己特有的心得和观点在不同类型的文章内都有表述。从多年来得到的反馈来看，我发现自己的专业著述影响所及，“圈外”竟比“圈内”更明显。方今我国读者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日增，国际问题研究不是专业者的专利。我的文风大多“实话实说”，学术论文也不似高头讲章，少“学术腔”，对普通读者可能也还有可读性。不怕落敝帚自珍之讥，在重新通读自己二十、三十年前的一些文章时，发现虽然时过境迁，却基本上没有过时。因为我的取向是从大历史角度研究世界，不拘泥于一时一事，并且更多着眼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不论是对美国，或是对其他国家(例如所谓“大国崛起”)都是如此。有些预测性的看法证诸后来的发展，既有错判的，又有证明预见的，都保留原貌，立此存照。有的观点为我首先提出，现在已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尽管仍有争议，例如美国对外行霸权，对内行民主，并行不悖；例如衡量美国兴衰的趋势不以GDP占世界份额为依据，而是创新能力、对人才的吸引力和全球优秀人才的实际流向；有些史料鲜为人知，如联合国成立的起源和最初的主要争议、台湾问题之由来，等等。

说到“底色”，我们这代人还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当然与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关，也与自幼接受的教育有关。民族振兴是我们刻骨铭心的向往。我从未“居庙堂之高”，却也不算“处江湖之远”，不论在哪个时代，自己处境如何，对民族前途总是本能地有一份责任感和担当。在这个问题上自己的思想也有所发展，近年来无论回顾历史还是展望未来，视角重点日益移向“人”，而不是抽象的“国”。由于中国近代与列强交往中常受欺压，国人习惯地把个人的命运依附于“国家”的兴衰。这在原则上似乎没有问题。但是由于从来没有真正实现“民治、民有、民享”，代表国家的政府不一定代表具体的百姓(我现在尽量避免用“人民”一词，因为这个词也与“国家”一样，被滥用了)，于是统治者太容易以“国家”的名义侵犯百姓的权益。国人至今看历史，还喜欢歌颂频于征伐、开疆拓土的君主，今日之青年还为古代专制帝王的虚荣而欢呼。而我却经常想起“一将功成万骨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以及《吊古战场文》、《兵车行》，等等。中国自古以来的文人不缺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是深有所感的。

另外，我由于多年来工作和专业的关系，对外部世界多一些了解，对世界文明史有探索的兴趣，形成了自己“人本”的历史观，也画出自己看待中外历史的坐标。我心目中的“人”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而不是笼统抽象、集体的“人民”，或“×国人”。因此，近年来日益强烈地感觉到，我国人在“爱国”的口号下所滋长的虚骄之气和狭隘的国族主义(我现在觉得称“国族主义”比“民族主义”更恰当)恰好是民族振兴之大碍，而某些媒体片面宣传的误导和煽动害人匪浅。从1996年《爱国的坐标》发表开始，有多篇文章论及这个题目，包括《君王杀人知多少？》、《兵马俑前的沉思》、《人格与国格孰先？》，等等。

本文正当结束时，发生了日本地震→海啸→核泄漏的严重灾难，举世关切。日本的灾难更足以证明需要加强“地球村”的意识。天灾是如此不可测，而“人”自己的“发明创造”究竟是造福人类还是惹祸，值得深刻反思。这绝不是一国一地的问题。今后超国界、超民族，需要共同应付的天灾人祸定会层出不穷。而各国政治家何时能超出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的惯性思维和强权政治、损人利己(其实也损己)的行为模式？其中，大国、强国显然比小国、弱国有更大的影响、更重的责任。他们，或者我们大家，负得起这个责任吗？我自称“常怀千岁忧”，人类还有一千岁吗？

201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