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是一个壁垒森严的封建等级社会，全国居民被分成三个等级：僧侣构成第一等级，贵族构成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前身以及广大农民均属第三等级。第一、第二等级是特权等级，是封建统治阶级，而第三等级是被统治阶级，处于无权地位。

《社会契约论》主张人生来就是平等自由的，国家只能是自由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自由一旦被强力剥夺，人民就有权进行革命，以暴力夺回自由。

《社会契约论》是资本主义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也是近代自然法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如果不了解《社会契约论》就无法透彻理解西方的法学理论，这是因为近代自然法学的主要主张，如自然状态论、天赋人权论、法治主义、理性主义等，全都脱胎于《社会契约论》。

第一章

第一节 本章题旨／3

第二节 论原始社会／4

第三节 论最强者的权利／6

第四节 论奴隶制／8

第五节 论必须追溯到最初的契约／13

第六节 论社会契约／14

第七节 论主权国家／16

第八节 论社会状态／19

第九节 论财产权／20

第二章

第一节 主权是不可转让的／26

第二节 论主权是不可分割的／27

第三节 公意是否会犯错误／29

第四节 主权权力的界限／30

第五节 论生死权／34

第六节 论法律／36

第七节 论立法者／40

第八节 论人民／44

第九节 论人民（续）／46

第十节 论人民（续）／48

第十一节 不同类型的法律体系／51

第十二节 法律的分类／53

第三章

第一节 政府总论／56

第二节 论各种不同政府形式的建制原则／61

第三节 政府的分类／64

第四节 论民主制／66

第五节 论贵族制／68

第六节 论国君制／70

第七节 论混合政府／76

第八节 论没有一种政府形式适宜于一切国家／77

第九节 论一个好政府的标志／83

第十节 论政府的滥用职权及其蜕化的倾向／84

第十一节 论政治体的死亡／87

第十二节 怎样维持主权权威／88

第十三节 怎样维持主权权威（续）／90

第十四节 怎样维持主权权威（续）／92

第十五节 论议员或代表／93

第十六节 论政府的创制绝不是一项契约／97

第十七节 论政府的创制／98

第十八节 防止政府篡权的方法／100

第四章

第一节 论公共意愿是不可摧毁的／104

第二节 论投票／106

第三节 论选举／109

第四节 论罗马人民大会／112

第五节 论保民官制／122

第六节 论独裁制／125

第七节 论监察官制／128

第八节 论公民宗教／130

第九节 结论／141

第四节 论奴隶制

正因为任何人都没有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天然权威，并且强力并不能产生任何权利，所以人类社会中任何合理的权威都应该建在契约的基础上。

格老秀斯认为：“如果一个人可以放弃自己的自由，成为某个主人的奴隶；那么为什么全体人民就不能放弃他们的自由，全部成为某个国王的臣民呢？”这句话中有不少含糊不清的字样需要解说。我们暂且只弄清楚“放弃”一词的含义。放弃意味着奉送或者出卖。一个要做别人奴隶的人并不能把自己给予别人，而是出卖了自己，至少也是为着自己的生存。但是假如全体人民都要出卖自己呢？君主是不会供养他的臣民的，反而要从臣民那里取得他自身的生活供养。用拉伯雷的话来说，君主一无所有了也是不能生存的。难道臣民在奉送自己的同时，是以国王攫取他们的财产为条件的吗？如果真的是这样，我看不出人民还剩下什么东西可保存的了。

有人说，君主可以保障国内的安宁。即使是这样，如果君主为了满足个人的野心引起了残酷的战争，或者君主无餍贪求、官吏骄奢淫逸，从而导致民不聊生，造成了比内乱更为严重的后果，那么国内的安宁对人民说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这种安宁的本身是以人民经历上述灾难为代价的，那么人民又能得到什么呢？监狱里的生活也很安宁，难道这就足以证明监狱是令人满意的选择吗？被囚禁在巨人洞穴中的希腊人，他们在那里生活得也很安宁，但是他们将一个接一个地被巨人吞食。

一个人奉送自己却毫无所求，这是荒谬且令人难以置信的。这种行为既不合理又没有效果，这是因为任何拥有健全理智的人都不会这样做。以小见大，把这种理论推广到整个国家的人民，那只能假设整个国家的人民都疯了；而权利是不能建立在疯狂的基础上的。

就算个人可以放弃他的人身自由，他也不能放弃自己孩子的自由。孩子们生来就是自由的，而且他们的自由属于他们自己，除了他们自己之外，任何人都无权加以处置。孩子们在长大成人前，父母为了他们安全与幸福，会以孩子的名义确定某些规则，但是绝对不能无条件地把孩子奉送给别人，否则就违反了自然法则，并且超出了做父母的权利。因此，要使一个独裁的政府合法化，每一二代人就必须能够自由地选择接受或拒绝它，这样一来，这个政府就不再是独裁的了。

放弃自己的自由就等于放弃了人性，放弃了人类所有的权利和义务。对于一个什么都可以放弃的人来说，他终将一无所获。事实上，这样一种行为是违背人性的。假如你剥夺了一个人自由的意志，也就剥夺了他行为中一切的道德。总之，任何契约双方，如果一方处于绝对的权威，另一方处于绝对的服从，那么这将是一项不符合逻辑且自相矛盾的契约。当你面对一个你有权向他要求一切，且不承担任何义务的人时，难道这种既不等价又无交换的唯一条件，其本身不就包含着这种行为的无效性吗？奴隶主会说，不管我的奴隶有什么样的权利反对我，既然他的一切都属于我，那么他的权利也就是我的权利。我自己反对自己的权利，岂不荒谬吗？

格老秀斯和其他一些人认为，战争可能是引发这种所谓奴役权的另一种因素。按照他们的说法，既然胜利者有权屠杀失败者，后者只有用自由来换取其生命。据说，这是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合理契约。

但是，显而易见，这种所谓屠杀失败者的权利，无论怎样都绝不会是战争状态的结果。处于原始独立状态的人类，彼此之间交往并不固定，还不足以形成和平状态或者战争状态，因此他们绝不会天生就是仇敌。构成战争主要因素，是来自于财产的关系，而绝非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凭空而来的。至于私人战争，也就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战争，既不可能存在于自然状态中，也不能存在于社会状态中，因为前者还没有形成稳定的财产，而后者一切的权利都必须遵循法律的权威。

个人之间的争斗，包括殴斗、决斗或者冲突，这些行为根本不能构成一种状态。至于被法兰西国王路易第九授权的那条允许个人间发生战争的敕令，后来也被“上帝的和平”所禁止，因为这种敕令只是封建政府的滥用职权。虽然这种敕令曾一度存在，但它违背了自然权利和政府行政的准则。它如果曾经是一种制度的话，也是一种违反自然权利原理并违反一切良好政体的荒谬的制度。

由此司知，战争绝不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战争发生时，所有的个体之间只是偶然成为仇敌的，他们在战争中扮演着军人的身份，而不是单纯的个人，甚至不能算是公民；他们绝不是作为国家的成员，而只是作为国家的保卫者。总之，性质不同的事物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真正的关联，一个国家只能以别的国家为敌，而不能以人为敌。

这项原则经过了历史的考验，以及所有文明国家的惯常实践。宣战不只是向国家下通告，尤其要向接受宣战的国家的臣民下通告。外国人，无论是国王、个人还是整个民族，不先向君主宣战就进行掠夺、杀害或者拘禁臣民的，那他就并不是敌人，而是强盗。即使是在正式的战争中，一个正直的君主占有了敌国领土上的全部公共财产，他也会尊重敌国每一个臣民的生命财产，惟有对其尊重，他自己也才拥有这种权利。战争的目的是要战胜敌对的国家，只要敌国的保卫者手里拿着武器，出战国就有权杀死这些保卫者。但是，一旦敌国的保卫者放下武器投降，不再是敌国或者敌国的工具时，他们就又成为普普通通的人，任何人都无权杀害他们。有时候，不杀伤敌国的一草一木一兵一卒，也可以战胜敌国，战争决不能产生超出其目标之外的不必要的任何权利。这些原则既不是出自格老秀斯，也不是基于诗人的权威，而是来自自然，并且是以理性为基础的。

所谓征服者的权利，它和最强者的权利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战争根本没有赋予胜利者屠杀战败国人民的权利，那么胜利者就没有权利奴役战败国的人民。人类只有在无法把敌人变成奴隶的时候，才有杀死敌人的权利。因此，把敌人转化为奴隶的权利，就绝不是出自杀死敌人的权利。由此可知，用自由换取生命的交易是不公平的，战胜者对于战败者的生命根本不具有合法的支配权。根据奴役权来确定生杀权，又根据生杀权来确定奴役权，显然已经陷人了一种恶性循环中。

即使假设有这种可以杀死一切人的可怕权利，我还是要说战争奴隶，或被征服的人民，只是出于强制被迫，对其主人完全没有任何服从的义务。战胜者拿走了战败者生命的等价物后，对战败者根本就没有什么恩德；与其毫无收获地杀死战败者，不如通过剥削的方式毁灭他。这样，战胜者远远没有在强力之外获得任何权威，战争状态也就一如既往；双方之间的关系就是战争的结果，而战争权的行使则是假设并不存在任何和平条约的。也许他们之间也曾有过一项约定，但这并不能终止战争状态，而是预示着战争的继续。

由此可见，不论我们从哪种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奴役权都是不存在的；这不仅因为它是没有任何合理依据的，而且因为它本身就是荒谬的，没有任何的意义。“奴隶制”和“权利”，这两个名词是互相矛盾的，它们不能共存。无论是一个人与他人之间，还是一个人与全体人民之间，都不可以荒谬地说：“我和你订立一个条约，该条约只对我有利，而一切的负担都归你所有。只要我高兴的话，我就遵守该条约；只要我愿意的话；你也必须守约。”显然，这种条约是没有意义的。

P8-12

18世纪的欧洲，政教合一的封建专制逐渐退缩，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阶层如雨后春笋般悄然崛起。在这种情势下，一股新的社会思潮异军突起，试图在旧的社会体制上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这是一种趋于理想的社会，它既合理合法，符合人性道德，又能保障人民的权利。

1762年，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问世。在这本书中，卢梭深入阐述了国家与人民、国家与法律、自由与平等、国家与社会等社会契约理论。一时间，正处在革命时代的各国资产阶级全都将《社会契约论》当作福音，如：在法国大革命中，《社会契约论》被奉为革命的“圣经”，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亦将此书作为理论纲领。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有两个理论前提：人是生而自由的：社会秩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其理论的特点是反对暴力——无论是政府还是个人，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是：“把权利所允许的和私利所期望的合二为一，不再分割正义和功利。”卢梭认为，“放弃自由如同放弃人性，同时放弃了做人的权利和义务”。卢梭又指出，虽然人是生而自由的，但是人作为个体不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别人的主人。这是因为，如果一个社会暴力横生，人们的自由就难以得到保障。于是，卢梭进一步指出，只有维护社会秩序的神圣权利，才可以保障其他一切权利。

既然社会秩序如此重要，暴力又不能带来任何权利，那么怎样产生一个权威治理社会呢？卢梭认为，“人类社会任何合理的权威都应建立在人民约定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人类个体通过社会契约形成政府，然后把自身所需要的部分权利、财产和自由交给政府，再由政府管理社会，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保障契约各方的生存。这就是卢梭描绘的最为理想化的民主社会模式。

卢梭还认为，社会契约使政体得以存在并赋予其生命，而立法则赋予政体意志和行动的能力。因此，人民必须遵守法律，才可以保障社会契约得以执行。

总的来说，《社会契约论》是一本博大精深的著作，该书以人的本性为立足点，对个人、社会、政府的权利，国家兴衰等问题做了精辟的分析，值得我们去研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