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震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编纂《谭震林传》这部传记,就是以1983年10月5日谭震林追悼会上中共中央的《悼词》为基本依据,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充分反映谭震林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岁月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而进行的不倦斗争和建立的卓越功勋。记述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真理,疾恶如仇,刚直不阿,无私无畏的高风亮节。本书由《谭震林传》编纂委员会著。
谭震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编纂这部《谭震林传》传记,就是以1983年10月5日谭震林追悼会上中共中央的《悼词》为基本依据,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充分反映谭震林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岁月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而进行的不倦斗争和建立的卓越功勋。记述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真理,疾恶如仇,刚直不阿,无私无畏的高风亮节;襟怀坦荡,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崇高品德;不畏艰难,勇于独立负责,果断处事,朝气蓬勃,善于打开局面,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以及平等待人,关心干部,谦虚诚恳,好学不倦,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对于他在某个时期、某项工作中的失误和缺点,也加以历史的阐述。
《谭震林传》整部传记主要取材于中央档案馆,国务院原农口各部、局,各有关省、市和南京军区、军事科学院等单位保存的谭震林讲话、文稿、电报、书信和其他有关文电、书稿、报刊、会议记录,中共中央原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谭震林家属保存的谭震林晚年多次口述党史及本人革命经历的记录及录音;同时,也吸取了曾经与谭震林一起战斗和工作过的老同志的回忆及访问记录,力求运用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写成比较翔实、准确,思想性、真实性、可读性兼备的信史。本书由《谭震林传》编纂委员会著。
斗转星移。谭家的孩子一岁又一岁成长起来,家境却一年比一年穷下去。1913年冬,由于井峒垮塌,矿山关闭,谭瑞开失业了,全家陷进了饥寒交迫的深渊。除了女儿留在母亲胡氏身边,帮助操持家务以外,谭瑞开不得不把七个儿子一个个送出家门。长子福元被送到一问制作敬鬼神的线香作坊里当学徒,次子寿元被送到豆油豆豉作坊里学手艺,老五被送去学刻字,老六、老七、老八都出抚给了别人,老四谭震林则被送到太成堂书纸店当学徒。
12岁的谭震林开始了艰辛的学徒生活。父亲告诫他:“喜仔呀!端人家的碗,就得服人家的管!”谭震林记着父亲的嘱咐,按照店里的规矩,每天天亮之前起床,趁老板和老板娘还没起床,先打扫房间、擦门窗、抹桌椅、冲洗痰盂;做完这些家务活,听到老板的卧室里有动静了,又急忙去打洗脸水,然后再去生火做饭。吃过饭又替老板装烟袋,替老板娘抱孩子。傍晚店铺关了门,还得给老板一家人洗衣服。就这样,谭震林在太成堂苦挨了两年,既拿不到钱,也没学到手艺。
谭震林进太成堂的第三年,正当他开始学打算盘、打制敬鬼神用的纸钱的时候,老板病故,店铺关闭。他背起行李回家,那时父亲外出告借去了,母亲正同姐姐银娥一起加工水烟丝。才14岁的谭震林为了不拖累父母,决心自己去闯活路。经叔父介绍,他又背上铺盖卷,跋涉30多公里,来到茶陵县城徐文元书纸店谋生。
在徐文元书纸店,他一干就是十年。
头两年仍是当学徒,做着抹桌子、扫地、挑水、做饭、抱孩子等家务杂事。虽说也有机会开始跟师傅学手艺,但是,正如谭震林在《学徒生活回忆》中所写的:“靠人教是假的,主要靠自己看,自己做,从做中积累经验。”而且对师傅是得罪不起的,你得恭顺地侍候他,帮他洗衣服、倒茶水,如果服侍不周到,就别指望他教给你技术。好在谭震林在太成堂养成了勤劳的习惯,尊敬师傅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因此,师傅对他还抱有好感。老板徐建宾是个多心眼的人,他会暗地里考验你。一次,徐建宾在店铺打烊后,特意将三个铜板掉在地上。次早,谭震林扫地时,拾起铜板,如数交给了老板。徐老板接住这三个铜板,外表若无其事,内心却认定喜起是个诚实可靠的好伢仔,这才督促师傅好好向他传授技艺。
书纸作坊里的活计非常累人。那时候没有什么机械,各道工序全靠双手操作。谭震林不仅要承担一个学徒所必须做的家务杂活,而且还被限定完成跟熟练工差不多的工作量。他学着师傅的架势,拿起墨刷子,坐在刻着格子的木板前面,刷墨铺纸,一天下来,得印完3000张纸,累得腰酸胳膊痛。如达不到规定印数,就得加班加点,否则不让休息。搞装订也是十分吃力的,特别是切纸,那把二三公斤重的切纸刀,对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来说,要摆弄它,实在不容易,何况切纸要求又齐又快又光呢!所以一干起来,他便累得大汗淋漓。
少年谭震林在学徒生活中,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后来,他追述自己的徒工生活时,曾说:“到了二十来岁,我同人比试,抱起块大石头向外一抛就是丈把远!要没有这个力气,怎么带人打土豪、分田地?怎么上山打游击?!……”他身高仅一米五八,却膂力过人。直到晚年,要是使上力气,一两个青年很难近他的身子。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职务以后,他还亲自整理书架,装订文件和笔记,办公桌总是收拾得井然有序。这种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下来的好习惯,不能不说也是与徒工生活中的磨炼分不开的。
不过,那时候毕竟是替老板干活,累死累活干了一整天,得到的唯一报酬是三餐粗茶淡饭。苦熬了两年,终于学徒期满,徐老板这才正式把他雇用在店里,第一年每月给一串钱的工资,第二年是两串钱,此后逐渐增加到四块钱。除了自己的生活费用,很难积起几个工钱捎回家供养父母。好在他性格开朗,特别是到了一年难得的几天工休日子,他跟同伴一道去逛街或野游,一股孩子般的天真烂漫,使得积聚在心头的忧虑多少冲淡了些。
回忆学徒时期,谭震林终生难以忘怀的还有徐文元书纸店的那些书。他自幼酷爱读书,早在私塾期间就有挑灯夜读的习惯。来到书纸店以后,他看到书架上摆有那么多书,陡然又勾起了强烈的求知欲:我一定要把这些书读完!不过,这里的书都是要卖钱的,作为一个不给工资的学徒,他买不起。怎么办?他暗暗地打起了主意。白天,加倍地努力工作,以取得老板的欢心,消除对他的戒心;晚上,他便把一些书带回住室,待老板一家和同伴们人睡之后,拿棉被或草席堵了窗子,点上青油小灯,一个人仔细地阅读起来。第二天,不等老板他们起床,他又悄悄地把书放到书架原来的位置上。他爱读书,也十分爱惜书,所有被他阅读过的书,从未留下任何痕迹,所以徐老板始终没有察觉。就这样,他读完了《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七侠五义》、《洪秀全演义》和《东周列国志》、《东西汉通俗演义》、《东西晋演义》等书。
当然,在谭震林刻苦自学攻读的时候,尚无“参与意识”之类新名词,但正如他日后教育晚辈时强调不能把看小说当成“消遣”一样,他当年就是自觉不自觉地把读书与自己的身世遭遇联系起来,怀着一种朦胧而又强烈的“参与”感而读的。以后,当苏区开展所谓反“罗明路线”斗争的时候,还有人以“最猛的火力”撰文“批判”谭震林说:“震林同志熟读《三国志》,不仅学会了诸葛亮的谋略,同时亦学会关公拖刀计的谋术呢!”等等。谭震林自己则是这样说的:“中国的历史,我是怎么了解的呢?我是从书店里了解的。因为小说《水浒》是讲造反的。历史书上的陈胜、吴广,那是搞农民起义的。读了,就晓得革命。”他还结合自己的革命实践,谈从《水浒》等书中所受的教益:“要打倒欺侮穷人的坏蛋,光靠英雄豪杰一个人的力量不行,还要靠一伙肝胆相照、利害一致的人一块去造反,就像书中说的‘聚众起事’。攸县有句俗语也这么说:‘一堵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这是一个道理。”P4-7
《谭震林传》于1989年3月开始着手编纂,经过了将近四个年头,在参加编纂工作的全体同志和有关各方的密切配合、共同努力下,现在出版了。值此谭震林同志90诞辰之年,我们谨以此书寄托对他的怀念之情。
谭震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我们编纂这部传记,就是以1983年10月5日谭震林追悼会上中共中央的《悼词》为基本依据,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地充分反映谭震林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岁月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而进行的不倦斗争和建立的卓越功勋。记述他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真理,疾恶如仇,刚直不阿,无私无畏的高风亮节;襟怀坦荡,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崇高品德;不畏艰难,勇于独立负责,果断处事,朝气蓬勃,善于打开局面,勇于创新的革命精神;以及平等待人,关心干部,谦虚诚恳,好学不倦,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对于他在某个时期、某项工作中的失误和缺点,也加以历史的阐述。
整部传记主要取材于中央档案馆,国务院原农口各部、局,各有关省、市和南京军区、军事科学院等单位保存的谭震林讲话、文稿、电报、书信和其他有关文电、书稿、报刊、会议记录,中共中央原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谭震林家属保存的谭震林晚年多次口述党史及本人革命经历的记录及录音;同时,也吸取了曾经与谭震林一起战斗和工作过的老同志的回忆及访问记录,力求运用丰富的第一手史料,写成比较翔实、准确,思想性、真实性、可读性兼备的信史。
《谭震林传》是在江渭清同志为首的编委会领导下,集体劳动的成果。上海、湖南、福建、江西、浙江、安徽、山东、江苏八省、市和国务院原农口有关单位,分别建立了编写小组(或编纂分会、协作组),进行了传记资料的搜集、采访,做了大量的工作。谭震林早年在湖南家乡,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福建苏区,以及在坚持艰苦卓绝的闽西南三年游击战争等几个重要阶段的史料,相隔时间长,现成文献少,但有关省在此次编写过程中,深人群众,深入调查,发掘了大批第一手资料,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些方面的空白,这是很可贵的。在深人采访、掌握资料的基础上,各编写小组分别写出了谭震林在各个不同时期战斗和工作的分段草稿,总数共60余万字。然后由编纂组负责统纂,写成30万字左右的书稿。其间,又几经全体编委、顾问、老同志和有关研究人员及编写小组审议,反复订正、补充、修改,最后由编委会报请中央有关方面审阅定稿。
《谭震林传》的编纂工作曾得到了有关省、市和单位的领导及老同志的热情关心、帮助、支持,他们是:王光伟、罗玉川、朱荣、季宗权、饶兴、曹幼民、董智勇、屈健、贾庆林、袁启彤、王直、汪大铭、吴植椽、马长炎。
曾参与编纂工作的各有关方面的同志,有:贾大勤、裴温、郭书田、马飞海、董家邦、李滋圃、张振华、王潋明、乐子型、肖章、肖洛、张志坚、汪育骏、李仲凡、连尹、王玉芝、刘国庆、关福临、董其林、丁涧桥、施铸英、朱祖武、戴服劳、张余三、彭光宜、张卓民、曾鸣、何若人、张昭娣、李德安、林志群、刘玉芳、蒋伯英。
参加撰写《谭震林传》分段草稿的,有:钱轶芳、吴家骅、刘西瑞、董保存、姚雪琴、蒋钤、蒋静林、黄肇嵩、谢济堂、刘普庆、胡涤非、李蕊珍、阮晓芸、陈刚、方正、李肇年、肖贻、王祖强、童志强、陈鸿祥、邹嘉南。
《谭震林传》的编纂工作,由编委会指定的编纂小组具体主持。编纂小组组长陈冰,副组长叶绪昌、金冶、石山。统纂稿由陈鸿祥执笔,叶绪昌初审,陈冰终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王秀鑫、周承恩、杨西岩、黄修荣、郑谦,中央档案馆曹雁行、涂克明、李明华等专家和研究人员,认真审读了统纂稿,提出了宝贵的订正、补充、修改意见。浙江人民出版社为本书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谨一并致以衷心的谢忱!
《谭震林传》编纂委员会
1992牟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