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难题》是一部区域经济学专著。浙江经济曾经发展迅猛，但后来悄然失落，原因何在？本书笔者邹建锋在十多年来观察的基础上，尝试着对这一现象进行归纳。但这并不是一本唱衰浙江经济的书，而是通过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遭遇的挫折、挑战进行梳理和分析，试图寻找浙江当下的真实“坐标”，该书稿可以帮助广大读者对浙江经济有一个理性的认识。

浙江经济的失落无疑值得反思，但《浙江难题》并不是一本唱衰浙江经济的书，而是通过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遭遇的挫折、挑战进行梳理和分析，试图寻找浙江当下的真实“坐标”。本书笔者邹建锋在十多年来观察的基础上，尝试着对这一现象进行归纳。

《浙江难题》分九章：一、地位下滑：无可奈何花落去？二、“藏富于民”渐行渐远。三、金融生态恶化：经济“血压”失常。四、转轨之痛一：高外向度陷阱。五、转轨之痛二：“省外浙江”的背後。六、“浙江制造”往何处去。七、浙商之惑。八、城市化困惑。九、“浙江模式”再思考。

第1章 地位下滑：无可奈何花落去？

 一、失落的“第一梯队”之梦

 二、江苏不再以浙江为对手

第2章 “藏富于民”渐行渐远

 一、“过头税”之罗生门

 二、“藏富于民”的尴尬

 附录 2012年浙江GDP增速之谜

第3章 金融生态恶化：经济“血压”失常

 一、前所未有：不良贷款率远超全国平均

 二、温州的故事

 三、反思与出路

第4章 转轨之痛一：高外向度陷阱

 一、被忽略的忠告

 二、市场替代≠转型升级

第5章 转轨之痛二：“省外浙江”的背后

 一、资本外流“浙江潮”

 二、产业转移再反思

 附录 反思“走偏的十年”

第6章 “浙江制造”往何处去

 一、“重化工”之困

 附录 中国该走怎样的工业化道路

 二、传统优势产业再出发

第7章 浙商之惑

 一、生存之惑

 二、发展之惑·闯天涯之难

 三、传承之惑

 附录《胡润全球最古老的家族企业榜》TOP20

 四、民企老板参政：“红顶”的诱惑和迷茫

第8章 城市化困惑

 一、中心城市发展滞后

 二、从强县市到强城市

第9章 “浙江模式”再思考

 一、纠结的“浙江模式”

 二、优势再造

后记

《2012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不无自豪地写道：2012年，(江苏省)区域创新能力连续第4年居全国首位，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6.5%，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1200亿元，占GDP的2.3%，较上年提升0.1个百分点；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继续按每年约1个百分点的步调递增，去年为43.8%，较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由上年的35.6%提高到了37%……转型发展，让江苏GDP“含金量”不断提升。

那么，江浙赛马，浙江究竟输在哪里？

民营经济

长期以来，人们在比较浙江和江苏经济发展的时候，浙江以民营经济见长，江苏以国企、外企见长的观念可谓深入人心。但是笔者搜集各方面的数据却遗憾地发现：江苏在民营经济总量、民企规模等多方面远在浙江之上。

《2012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2年末江苏省工商私营企业达131.3万户，比上年增长9.6%，注册资本42307.0亿元，增长16.9%；个体户352.8万户。

浙江省工商局在2012年底发布的“民企生存指数”则披露：截至2012年底，浙江省共有各类市场主体350万户，其中民营企业78万户、个体工商户255万户，民营企业总量同比增加8%。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数字是由全国工商联组织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排名。

自1998年全国工商联开展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排名以来，浙江连续15年居全国首位，并在2006年创下203家的最高纪录，几乎是广东、江苏、山东三个经济强省的总和。

但是2006年以后，浙江虽然在中国民企500强榜单上继续保持数量领跑，但优势逐渐减弱。2007年至2013年浙江入围中国民企500强的数量分别为174家、185家、180家、171家、144家、142家、139家。

而江苏除了入围中国民企500强的企业数量始终保持全国第二名之外，人围企业的销售规模明显超过浙江。“2013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显示，尽管浙江入围企业数量明显多于江苏的93家，但是排名前100位的企业中，江苏占24家，2012年销售总额达到14263亿元；浙江则占22家，2012年销售总额为9916亿元。在排名前10位的企业中，江苏夺得三席，分别是苏宁电器(销售额2327亿元，排名第一)、沙钢集团(销售2180亿元，排名第四)、雨润控股(销售额1062亿元，排名第八)；浙江则仅占一席，为吉利控股(销售额1549亿元，排名第六)。

江苏入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企业销售规模超过浙江的情况并非首次出现：在2011年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江苏上榜企业的营业总收入为19082.46亿元，占500强营业总收人的27.32%；上榜企业资产总额达13454亿元，占500强资产总额的22.87%，这两项指标的绝对值和占比，均为全国第一。

分析人士认为，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升快，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下降最多，总体呈现高端化、重型化趋势。浙江省民企目前仍以传统产业为主，规模以上企业偏“轻”，在营业收入增长上与采矿业等重化工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一些资本运作频繁的产业不可同日而语。

城市集聚

与江苏多大企业、浙江多中小企业相对应，两省城市化进程也出现了江苏多大中城市、浙江多中小城市的格局。

研究人士将浙江与江苏在城市经济方面的差距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大城市差距。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江苏12个，浙江5个。2010年，浙江11个地级市，400万人以上的城市1个，200万～400万人的城市1个，100万一200万人的城市3个，50万～100万人的城市5个，20万～50万人的城市1个。江苏13个地级市，400万人以上的城市1个，200万～400万人的城市6个，100万～200万人的城市5个，50万～100万人的城市1个。

二是市区GDP差距。浙江主要集中在杭州、宁波，2009年市市区GDP占全省中心城市市区cDP比重为59%，其余9市市区占比仅为41%。江苏城市经济相对均衡，南京、苏州2市市区GDP占全省中心城市市区cDP比重为40%，其余11市市区占比为60%。

三是城市竞争力差距。2009年全国城市竞争力前50强中，江苏有苏州、无锡、南京、常州、南通、扬州6市，而浙江仅有杭州、宁波、温州3市。

由于工作关系，笔者常有机会与一些江苏同行交流。听到较多的客气话是：在很多国际一线品牌的中国市场布局中，杭州一般都被列为“一线城市”，但是南京经常被列为“二线城市”。P14-16

浙江经济的失落无疑值得反思，但这并不是一本唱衰浙江经济的书，而是通过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近年来遭遇的挫折、挑战进行梳理和分析，试图寻找浙江当下的真实“坐标”。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发祥地，浙江经济一度“野蛮生长”，迅速实现了财富的积累，并且在传统制造业、专业市场、电子商务、民生保障等经济社会发展的多个领域领先全国。但是必须看到，经济飞速增长的势头近十年来已经悄然减弱。而兄弟省份中，不仅中西部地区在努力地“弯道超车”，而且江苏等沿海经济强省依然保持着高歌猛进的发展势头。

2012年，浙江人均GDP历史性地突破了1万美元。近年来笔者也听到不少人士自豪地声称浙江在很多方面已经“不输西欧”或者“至少在亚洲可排在前列”。但是按照人均GDP看，浙江不仅远低于欧美、日本、新加坡等发达经济体，也明显低于中国台湾(20328美元)、韩国(23113美元)、中国香港(36667美元)等国家和地区。

从更广的视野看，浙江人均GDP还低于在很多浙江人眼里“不过如此”的马来西亚(10304美元)、土耳其(10609美元)、墨西哥(10247美元)、阿根廷(11576美元)、巴西(12079美元)、波兰(12538美元)、委内瑞拉(12956美元)……

根据浙江省委、省政府的现代化建设“进度表”，到2020年浙江的GDP总额、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要分别比2010年翻一番。

由此可见，浙江经济的发展还任重道远。随着中国经济“第二季”大幕的开启，曾创造无数奇迹的浙江经济也应该尽快摆脱近年来出现的彷徨，在新一轮改革和发展中获得新动力和新红利——这是笔者作为一个浙江人的强烈愿望。

大楼建起。经济倒下？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潮退了，才知道谁在裸泳。”

2013年夏天，笔者赴温州采访，望着曾获得“浙江第一高楼”桂冠却又命运多舛的温州世贸中心，脑海里突然跃出了这两句话。  2008年7月，333.33米的温州世贸中心主体结顶，成为当时浙江摩天大楼的新高度。2012年6月，随着宁波城市之光商业综合体举行开工典礼，总高度455米的城市之光A塔将在数年后刷新这一纪录。但“城市之光”未必是浙江摩天大楼的终极纪录——在2012年世界温商大会上，总高度508米、101层的温州国际金融中心项目签订框架合作协议……

摩天大楼纷纷动建，无疑体现了浙江经济赶超世界发达水平的强烈愿望，而这些超级建筑的落成也难免给很多人制造了浙江经济已经“赶英超美”的错觉。或许正因为如此，浙江各地近十多年掀起了建造摩天大楼的热潮，譬如330米的杭州国际办公中心、288米的绍兴世茂天际中心、288米的湖州东吴国际广场、260米的台州天盛中心、260米的义乌世贸中心、202米的嘉兴中成希尔顿国际大酒店、196米的舟山港航国际大厦……

摩天大楼的建设一般都以投资巨大、周期漫长著称，每一幢大楼的诞生不仅都会有自己的曲折故事，而且还可能与地方经济发展周期产生某种瓜葛。譬如温州世贸中心尽管已经封顶多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能交付使用，在这座纠纷、诉讼缠身的摩天大楼背后隐藏着众多的风云际会乃至商界恩仇。而联系到以温州为代表的浙江经济近年来遭遇的困境，温州世贸中心的命运则难免令人想到“大楼建起，经济衰退”的“劳伦斯魔咒”。

“劳伦斯魔咒”又被称为“百年病态关联”，源于德意志银行证券分析师安德鲁·劳伦斯1999年总结的“摩天大楼指数”：摩天大楼建设与商业周期波动高度相关，世界最高楼的兴建通常是经济衰退的前兆。因为摩天大楼不仅建设成本惊人，而且其自身运营往往入不敷出，很难收回投资，所以这类大楼的开建多是政府经济政策鼓励的结果，不可避免有泡沫成分。而大楼建成之日一般也是经济泡沫破灭之时。

劳伦斯的观点在一百多年来的历史中获得了诸多印证：1908年前后，纽约新加大厦和大都会人寿大厦落成，数百家中小银行倒闭；1931年，纽约克莱斯勒大厦和帝国大厦相继落成，此时经济大萧条正向全球蔓延；1973年竣工的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和芝加哥西尔斯大厦分别以541.3米和527.3米成为当时全球最高建筑，随后石油危机爆发，全球经济再次陷入衰退；1998年，吉隆坡双子塔楼超越西尔斯大厦成为全球冠军，而此时正值亚洲陷入金融危机；2003年，中国台北101大楼建成，其时代背景却是全球高科技泡沫破灭、股市狂泻……

2008年温州世贸中心正式封顶仅2个月后，以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破产为标志，美国金融危机迅速升级并严重波及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以高外向度著称的浙江经济遭遇正面冲击。

以温州为例，2008年的GDP增速从2007年的14.2%锐减至8.2%，随后的4年间，除了2010年达到11.1%之外均未超过10%，至2012年更是降到6.5%，并且出现了众多经济指标在全省垫底的情况：在16个经济主要指标中，人均GDP、GDP增速、财政总收入、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9项指标倒数第一，另有4项指标倒数第二。

坏消息接踵而至：继2011年下半年温州民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2013年温州又以房地产“崩盘”再度引发国内外的瞩目。至2013年8月，温州房价已经连续24个月下跌，一些豪华楼盘售价更是从高峰时的每平方米四五万元直线下滑到了2万多元，按揭购房者弃房断供的消息不绝于耳。而众多中小微企业的不景气甚至停产、倒闭则使温州被认为是“浙江制造”乃至“中国制造”困境的典型。

温州经济所遭遇的暗流是浙江经济面临难题的写照，而且其养痈遗患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当时浙江经济尽管保持了多年的高增长，但是不断遭遇电力、土地等要素的严重短缺，用工荒也初露端倪，房地产价格甚至明显高于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大量游资出现……与此同时，不断遭遇“天花板”困扰的诸多浙江民营企业掀起了外迁的高潮。对此，浙江各级政府显得颇为“开明”，公开鼓励企业“跳出浙江求发展”——而这种宽厚和开明的背后，又何尝不是无奈和无策！

本书搜集整理的众多数据显示，2004年是浙江在全国经济坐标系中的一个拐点：浙江在2004年达到一个高峰之后，虽然依旧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速，但是和兄弟省(市、自治区)相比，却逐渐显现出后劲不足、增长乏力的问题。增速超越浙江的不仅包括一些经济后发、基数较小的中西部省份，也包括强邻江苏：2004年之前的江浙“赛马”中，浙江的经济增速曾多年保持领先，GDP总额的差距也逐渐缩小，一度有学者预测浙江经济总量有望在2008年前后赶上江苏。但是2005年至今，浙江增速除2011年之外均明显落后于江苏，在全国的比重也逐渐回落。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出现在2010年，当年浙江经济不仅在总量上与江苏进一步扩大差距，而且人均GDP也被江苏超越！

2008年以后，浙江经济多年来落下的“病根”终于全面暴露。而2011年以来，随着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余额急剧反弹，不良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浙江这个金融生态领域的“优等生”迅速成为“差生”，蜕变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

此外，浙江多年来引以为豪的“藏富于民”政策似乎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其背后则正是创业土壤和企业生存环境的恶化……

失落与反思

作为成长于浙江的财经记者，笔者自十多年前有幸与《中国经济时报》_结缘以来一直关注浙江区域经济的发展，期间又有五年时间在北京和上海工作，既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浙江，又有机会“跳出浙江看浙江”。正因为如此，早在若干年前人们还热衷于关注浙江经济的“好消息”的时候，笔者就非常担心：随着制度红利、人口红利、环境承载力、廉价原材料、市场空间等“奶酪”消耗殆尽，浙江经济将不可避免地从“标兵”重返“小兵”行列。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浙江经济悄然失落？笔者在十多年来观察的基础上，进行了粗浅的归纳：

第一，“浙江模式”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草根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典型的“诱致性经济制度变迁”。但是这种模式的制度先发优势逐渐泯灭，而民营经济转型发展亟须的制度、政策空间相对狭窄。譬如经过前二十多年的发展，大批浙商在相对低端的制造业领域完成了相当规模的原始资本积累，这些产业资本的最佳出路是转化为金融资本，进而成为浙江经济新一轮转型发展的巨大动力，但是“玻璃门”、“弹簧门”等外因加上资本逐利的内因，大量的浙江民间资本成为投机资本：无论是炒房、炒矿，还是“豆你玩”、“蒜你狠”，抑或证券市场的“涨停板敢死队”，都闪现着浙江游资的魅影。

与此同时，随着财富的积累，不少政府和部门不再满足于无为而治，而是越来越喜欢“把手伸进企业的怀里”。可以说，浙江经济在起步阶段得益于放水养鱼、放手发展，实现了草根力量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而随着民间和政府力量的此消彼长，经济社会发展也就难免会增加成本、降低效率。

第二，企业自身经济理性和区域经济竞争力提升之间发生错配。所谓“法无禁止皆可为”，所以对于民间资本而言，哪里赚钱容易就奔向哪里是无可厚非的。正因为如此，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内逐渐告别短缺经济，以吃、穿、用为主的浙江制造业把目标投向了国外市场，得益于浙商的勤勉和精明，加上发达经济体对廉价商品大量需求的“土豆效应”，浙江这个资源和人口小省迅速成为出口创汇大省；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在省内创业受制于要素短缺，浙商又纷纷外迁……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以国外市场代替国内市场，还是以省外发展代替省内创业，浙江的产业结构都只是实现了“平移”，而“升级”则严重不足。对于企业自身来说，“逐水草而居”是其天性，但对于浙江区域经济发展而言，却留下了巨大的隐患。

第三，从产业结构看，欧美、日韩等经济体大多走过了“农业→劳动密集型工业→重化工业→技术密集型产业→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路径。一般认为，只有较为完整地经历了上述过程，才算真正完成工业化并进入以服务业为主的发达经济。

从浙江看，除了劳动密集型工业相对成功，更高层次的环节明显不足，以至于有人认为：“浙江工业化很难以优良的成绩‘毕业’。”而更为难的则是，缺失的环节很难“补课”，以重化工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例，不仅钢铁等传统重化工项目已经受制于环保压力和市场过剩而几乎没有机会，连汽车、计算机、通讯设备等相对高端的行业也早已被兄弟省份抢先实现战略“卡位”。

需要指出的是，浙江固然要大力鼓励新兴产业、大企业、大项目的发展，但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传统优势产业如果能够向高端化、精品化、品牌化升级，其发展后劲和财富效应同样不可小觑。

第四，发端于村镇企业的浙江工业化客观上成就了星罗棋布的产业集群和小城镇，“省管县”财政体制对分布于县域的工业化“火苗”起到了因势利导的作用。但是由此形成的惯性却制约了浙江的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化质量，而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落地无疑更青睐大城市，服务业则更依赖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可以说，“省管县”体制以及城市化战略未能及时调整，也制约了浙江经济的转型发展。

第五，浙商号称当今中国“第一商帮”，既有名扬海内外的“四千精神”(“千方百计、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辛万苦”)，也曾因“勇气+运气”占得致富先机。但是生存之惑、发展之惑、传承之惑、参政之惑也挑战着这一既历史悠久又充斥着“新富”、“新责”的群体。

笔者注意到，号称数百万之众的浙商群体至今鲜有企业领袖出现。有学者指出，真正的企业家应该是商业伦理及商业文明的倡导者、遵循者。处在这个阶段的企业家深感自己的责任已经不仅仅是赚钱，还会致力于自己的企业成为健康的社会细胞。换句话说，仅仅关注于企业自身发展的企业主充其量只能算“老板”或“商人”。相比之下，浙江虽然不乏身家数十亿乃至上百亿的大老板，但像王石、冯仑那样利用自身影响力努力推动社会进步的领袖型企业家似乎并不多，也缺乏民国时期像张静江、虞洽卿那样能够推动历史进程的浙籍商界巨子——“小狗”凶猛，却终究推不动历史巨轮，也难言创造新的经济奇迹。

本书草就之际，恰逢中国(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设立上海自贸区这一被誉为“中国再入世”的战略举措不仅体现了“改革是最大的红利”，而且对于紧邻上海、至今依然以上海为区域经济首位城市的浙江而言，无疑将产生重大和持久的利好效应。

在此之前的2013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已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

放眼浙江，纵然有实体经济(尤其是制造业)委顿、民间金融危机、房地产泡沫破裂等诸多挑战，但是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舟山群岛新区、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等一系列新机遇也赋予浙江全新的想象空间和努力方向。而近在咫尺的上海自贸区更是为浙江经济进一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创造了条件。

毋庸讳言，浙江的未来之路还会有很多不确定性，制约和挑战既有诸多外部因素，也有“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路径依赖”等内部因素。但是浙江人“给点雨露就发芽”、“给点阳光就灿烂”的创业和创新精神始终没有泯灭，寻找深化改革、经济增长、社会和谐、生态文明、人民幸福等要素的“最大公约数”，进而重建新优势是浙江经济社会新一轮发展中的首要任务，也将直接决定浙江在中国经济“第二季”中的新坐标。

浙江悠悠海西绿，惊涛日夜两翻覆。

钱塘郭里看潮人，直至白头看不足。

【唐】徐凝·《观浙江涛》

作为一个财经观察者，生活和工作在浙江是幸运的，因为经济的繁荣为观察者、研究者们提供了多维的观察角度和丰富的资讯，真可谓“直至白头看不足”。

在多年的财经记者工作经历中，笔者不仅积累了大量的采访素材、发表了数十万字的报道(其中大部分是“深度报道”)，而且有机会参与了浙江工商大学《市场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解读海宁中国皮革城模式》、民建杭州市委会《加强政府监管职能，引导民间借贷行为》等多个课题研究。

其中在参与《市场创新与产业转型升级：解读海宁中国皮革城模式》课题期间，笔者得到了浙江工商大学MBA学院院长、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也是课题的承担单位)主任、浙江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郑勇军教授和他的同事们热忱关心和指导。本书写作的源起是笔者多年来对浙江经济的观察与思考，而课题研究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则直接促成了本书的写作。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还得到了政界、学界、企业界多方朋友的帮助和指导，在此深表谢意。而家人的支持更是本书能够成稿不可或缺的动力！

笔者在写作过程中努力秉持理性、建设性的思考和叙述，当然囿于学识和能力，难免会有错漏和疏失，恳请读者朋友谅解，并多多指教！

邹建锋

2013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