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城彻编著的《异端的快乐》内容介绍:在网络的冲击下,传统商业越来越难做。在网络发达的日本尤其如此,受网络冲击最严重的出版业更是溃不成军,尽管人们怀疑他,打击他,甚至污蔑他,见城彻靠着他的执着和血汗,成功将他的出版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并且不断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销售奇迹。尽管他的公司市值在纳斯达克上不是最大的,他的精神和力量却震撼人心。在这一点上,除了乔布斯,恐怕没有人能和他媲美。
他坦承自己没有特殊的本领:只要用压倒一切的努力,事事皆成。他一语道破成功的秘密;让您恍然大悟,曾经的困惑变得简单清晰,曾经的犹豫不决变得果断坚定。
献给所有和成功交换了血泪的人们——不过挣扎而已,不过迷茫而已,不过苦痛而已,即使流血,我也会燃起干劲,用百折不挠、燃烧血汗等压倒性的努力去做事情,为梦想赴汤蹈火。
见城彻编著的《异端的快乐》内容简介:异端,即少数派。只要你追寻梦想,就难免成为少数派。只要你为梦想奋斗,就难免被众人讽刺,甚至污蔑。
面对不信任和观望,压倒一切的努力能碎石穿岩,能改变一切,即使我彻夜不眠,甚至尿血,最终以此战胜百分之八十的风险,取得了胜利。在迷茫和冰冷中,见城彻的故事能给你方向和力量。读过此书,击碎迷茫和彷徨。跨上战马,所向披靡。
即使全世界都给我致命的打击,我依然无畏,并执着心中梦想。我狂妄,我疯狂。我会燃起干劲,用百折不挠、燃烧血汗等压倒性的努力去做事情,为梦想赴汤蹈火,并不断地创造奇迹。
《异端的快乐》是一本畅销的励志文学。
从友谊到合作
我跟冢公平很早就认识,可以说我们俩是至交。他最希望我去看他的戏。比如《热海杀人事件》,首演时是他的原创,但中途,他开始加入了一些我们聊出来的内容。像“这儿要是放到现在,应该这样吧、“这个有意思”之类的玩笑话一下子变成了排练时的号令,他会问我:“这么说怎么样,见城?”
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看冢公平的戏剧。我是从那个时代跟他一起走过来的人,所以挺自负的,可是跟以前比,现在的我越来越没趣了。我刚才说过,当时戏剧的原创性很棒。受其影响,后来出现了很多年轻编导。
当时我在角川书店工作,没见过这么有意思的戏,于是看完就马上去见他了。我跟他商量出版的事,协定十五年独家授权给角川书店出版,最终冢公平果真是十五年只在角川书店出书。
但我还有任务,我想让他拿到直木奖。这就变成共同作业了,当然创作是冢公平的事,我只是做修改工作,并标注一些想法,比如“说这话的人不会干这事”,“此处再多写一下这人的坏毛病,让人物形象更鲜明”。有时我对他指出“这可是个冬天的设定”,但他说“不穿过膝盖的大衩又摇扇子就没有真实感”,于是我建议他“干脆全换成夏天算了”。就这样,我们来来去去,最终如愿以偿,他以《蒲田进行曲》荣获了直木奖。这个时候,我才认为自己得到了回报。
跟冢公平的结识与交往,使得我有机会进入了演艺圈。
当时,他事务所签下的演员很穷,而我是角川的职员,当他们说想吃点儿好的的时候,我就用公司的钱请他们,一旦这钱用得要超额了,我就用自己的存款,或者从工资里掏。
当他们一个个开始走红的时候,我很想出风间杜夫的书。大家还比较年轻,大概不知道,风间杜夫过去是非常有名的。那个时候请他出书的出版社不下十五家,但他跟我说:“那个时候承蒙见城的很多关照,现在我要从见城这几出书。”然后就出了一本散文集《跟你说真话》,后来卖出了十八万册,成为畅销书。
我跟冢公平事务所的演员们,包括当时刚来的加藤和子在内,总觉得即使不见面,在某处也是心灵相通的。
用充分的理解,足够的真诚打动对方
进入演艺界,各种结识演艺人的机会也变多了。其实,我刚进角川书店时,心里就打定主意绝对不跟“只认角川书店这块牌子”的人一起工作。因为按部就班、觉得做得差不多就算了,是干不出什么大成绩的。相比之下,如果工作不顺利,七颠八倒,干得都快出血的时候,反倒能有一番大作为。
我下定决心要争取到和“没与角川书店合作过”的人一起工作。我非要跟连上司和前辈也拿不到稿子的人一起工作。这个代表人物就是五木宽之。当时他已经是著名的畅销书作家。每出一本,就能卖出五十万册以上。
可是,让我去说“请五木先生写本书”,那是完全无用的。因此,我决定给他写信。我读了他的长篇小说、小散文和周刊杂志上的对谈——反正我读了我所能读到的全部作品,然后写读后感。我经常接到别人的来信,想跟我一起工作的信,想让我帮忙看下稿子的信,其中不乏吓了我一大跳的名人。不过,那些信上只写自己的事儿,这是完全不行的。写写天气,写写自己的近况也没用。因为这些信根本不能打动收信人。
写信是一件挺难的事情。读完五木先生那时为止出版过的五十部作品,包括刚出版的作品,我都写了读后感,还指出了他没在意过的地方,赞扬他希望被人提到的地方。对这样的作家,如果你写不出让他觉得受刺激,同时又有新发现的读后感,那就很难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如果不能让人产生“跟这个人工作对自己来说一定是好事”这样的想法,如果在对方看来你的信完全不知所云,对方看了你的信也没用。
等我写了十七封信时,终于收到了回信。
“一直细致阅读我的作品,谢谢你。”
这封回信让我很高兴,我继续写。等到了第二十五封信的时候,终于有了“见个面吧”的回音,于是就有了第一次的见面。但我毕竟是写了二十五封信的读者,五木先生也说“见城是理解我的人”,所以跟他就像有了很长的交情一样。我写了那么多的读后感,至今还在继续阅读五木先生的作品,所以,心与心是相通的。
很快,我就在《角川月刊》上开始连载他的《燃烧的秋天》,这部作品后来被拍成了电影,卖出了六十万册,加上文库本在内,总共卖出了九十到一百万册。从那之后,我同五木先生一下子变得亲近了。
用压倒一切的努力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从经纪人的角度说,许多事情都很有意思。让我说说矢泽永吉’的《自命不凡》吧。
《自命不凡》这本书的单行本是小学馆出版的,当时卖了三十万册,是本很酷的书。可是当出文库本的时候,由于小学馆不出文库本,而集英社将近全部的股票又是由小学馆所持有的,所以文库本非得集英社出不可。然而我无论如何也想让这本书在角川文库出版。
于是,我当时就跟矢泽事务所的村田积治社长联系上了。当然,他的回答是“这个有点儿难”。可是作为我这方,想出版这本书的文库本的愿望非常强烈。我做了很多工作,让他知道即使集英社出版文库本,也不会做什么大宣传,而且首版也不会印很多。我还向他提出,首印册数五十万册的条件。我之所以敢作如此保证,是因为我觉得这本书能卖一百五十万册,首印五十万册也不算什么。当然也有赌的成分。之后也说服了公司。
村田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要预付五十万册的版税,二是要打电视广告。他跟我说:“如果你能保证这两条,我绝对能说服矢泽永吉。”
打电视广告要花多少钱,我已经计算过了。如果能卖出一百五十万册的话,赢利会有几个亿,我是有胜算的,所以接受了对方的条件。
那个时候,我几乎每天去见村田积治,也就是说,我跟村田黏到一起了。如果没有这个黏合,事情就做不成。经纪人跟谈得来的人黏合到一起是很重要的,如果不能做到一条心是无法成功的。不过,为了能让两人齐心,没有战略与人格魅力也不行。最终,《自命不凡》由角川文库出版了。这是我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的第一项工作。对村田来说也是一项辛苦的工作,不过,他到最后都没动摇过。
当别人说你不可能、没戏的时候,你却用压倒一切的努力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这个时候,结果也就应运而生。这也是最让人感到快乐的时刻。是呀,就是这个人,就是他创造了一个团队的传说。我创办幻冬舍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包含“不可能”、“没戏”在内的所有东西,如果能因此而成功的话,那就是你最辉煌的时刻,而当这样辉煌的时刻得以实现时,你的品牌就树立起来了!P16-20
我是从高一开始写日记的。
在大学时代,我把笔记本当作日记本,一天结束前,一定会写点什么。写高中的事情,写我对异性的思念,写某本书的读后感……写下这么多东西,让我有一种被拯救的感觉。
日记持续写到大学二年级,到现在手上还留有十多本。除日记外,我的大学笔记本上还摘抄过一些触景生情的诗歌片段和某些书中感人的章节,但后来全弄丢了。最近整理资料,一本原以为早就丢失的笔记,和那时读过的高野悦子,《二十岁的原点》一起出现了。
《二十岁的原点》1971年5月由新潮社出版发行,很快就成了畅销书,其中有一句著名的箴言:“我孤独,我尚未成熟,这是我二十岁的原点。”1969年6月,学生运动最火热的时期,立命馆大三学生高野悦子参与了这次运动。她陷入运动的漩涡中,感到无尽的苦恼,最后卧轨自尽,年仅二十岁。
在这本古旧的书上,我用至今仍未变化的字体写下了这样的眉批:“我异端,我孤独,这是我二十岁的原点。1971年5月19日,冲绳总罢工之日。”
作为同时代的大学生,我全身心地沉浸在高野悦子的书中。在那个章节的后面,我还写下了这样的感想:“你的死于我是沉重的,虽然我只是一个路过学运风暴的人,写下这一段笔记。你,一个平凡的少女,自恋、自傲或自卑;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有着高贵的良心。你苦恼、挣扎、努力、焦虑、受伤、呐喊,然后死去。我爱你,你是沉重的,悦子!我不能无视你,因为无视你,我便无法存活。你的死便是我的复活,你和我的苦恼将一起活在我的内心,永远不变。”
我对《二十岁的原点》仍存有感动,但那毕竟只是一个女大学生平凡的人生。她苦恼过,生活过,最后死了。和她相比,选择惨死的日本赤军奥平刚士,则给了我更大的冲击力。
1972年,奥平在特拉维夫的罗德国际机场大厅端着冲锋枪疯狂扫射。全身被打得像蜂窝一样的时候,他把手榴弹绑在脚脖子上自爆,大喊着:“我就是到了地狱,也要闹革命!”
和如此呐喊的奥平相比,高野悦子带给我的震动稍微弱了些,但当时的我确实对高野悦子这样一个平凡的少女抱有更多的好感。那时候,年轻人都会面对难题。他们都想彻底解决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矛盾,这其中便有我一个。
三十七年前,二十岁的我写下的文字充满热血又装腔作势,但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异端,我孤独,这是我二十岁的原点”这句话中有“异端”二字。
因为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异端”。
我出生在静冈县清水市,在那儿长大。那里原有数一数二的大工厂宿舍楼;父亲是小丝制作所静冈工厂的员工,在工厂宿舍楼群中有我家的一间房子。那里有强烈的共同生活的气氛,每个人过着似乎同样的生活。家的大小一样,学校一样,去买东西的店铺一样,玩耍的场地一样。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都过着一样的生活。但在这“一样”的生活中,自打记事起,我就常常感觉到自己的与众不同。
同龄人热衷的事物,我没有兴趣;他们喜欢的东西,我也不喜欢;他们的嬉闹,在我看来则索然无味,连跟他们在一起都叫我难受得不行,但还是拼命地想要融入其中。
后来读书读得多了,知道了“异端”这个词,才发觉自己是个跟别人非常不一样的存在,是个被共同体和伙伴们所排斥的人。我有一种孤独的自我意识,我不是大多数,而是少数派。
这种自我意识,在性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大约是四五岁起,我开始喜欢某种独特类型的女性。那时,小伙伴的母亲们都是三十岁前后,我对其中某种类型的女性会有强烈的反应——那种从发型到气场,一切都是浓厚、清晰而又强烈的女性。我四五岁时就有了跟大人一样的性冲动,知道小弟弟会勃起。这在精神医学上不知如何解释,但我从那时起就已经知道了自慰。
唤起我的性冲动、让我产生恋爱情愫的女性,不是一般大众眼中的美女,而是一种独特的类型。这同好球区,偏窄是一个道理,我的这个自我意识是决定性的。在小伙伴们的母亲当中,对能让我从感官上受到刺激的女人,我都会做出完全小孩子气的反应,跟她调皮捣蛋,不时骚扰她,与她建立一种骂和被骂的关系。如果能被自己喜欢的女性臭骂一顿,我反而会在感官上兴奋起来,甚至能感到性层次上的愉悦。这样的感受周而复始,就变成了精神上的受虐。
这便是我原始的体验。
这样私密的愉悦与别人是无法沟通的。是我个人特有的东西,也是我成为少数派的缘由。第一次知道“异端”这个词时,我就惊觉这就是为我而设的词,是一直等待着我的词。
上中学后,与其他同学一样,我与同年代的异性开始交往。不过,他们喜欢的女孩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因此,我在班上遭到排斥,受人欺负。不过,我事先早已具备了异端的本性与本质,遭到排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大家也许会觉得我是个奇怪的家伙吧。
或许出于对孩子天性的弥补,让大家都喜欢的女孩转过身来看看自己,让她表扬我、肯定我,成了我非常热衷的事情。但这跟恋爱是完全不同的,只能算是一种情感关系的构筑。我的所爱在别处。
我个人的这种两重性大约是从中学开始的。作为异端,我有自己忠实的欲望所投射的对象,与此同时,我还是想接近大多数人向往的对象。这之间的差距总是让我苦恼,并从中产生一股冲破苦恼的活力。
我高三时爱上了一位校花。她是第一位符合我独特审美的女生。直到大学毕业,四年间我们一直在一起。我每天都像是活在南高节,《神田川》的世界,只要有了她的爱,什么都不怕,但唯有她的温柔最可怕,因为害怕失去她。只要她在我的身边,即便没有别的去处,我也能活下去。这是怎样让人飘飘欲仙的感官岁月啊!
跟她在一起的四年正值“学运风暴”,对她的爱越深,我就越觉得无法确定自己无可取代的快乐与渴望革命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取舍令我苦恼。这也许是个永远的谜。现在我五十七岁了,这个谜的现实感已经淡薄,我也只能按照自己的快乐原则活下去。从这样的进程来看,革命之于我,也许只是观念上的浪漫主义。对我残存的影响是,我至今还能全文背诵吉本隆明。的《为了转移的十篇》,有时在深夜看稿累了,随意背诵两句,会不禁潸然泪下,觉得心底还有一个颤抖的自己。
后来,我做了文艺编辑,读到江藤淳’批评吉本隆明的文章时,胸口都要裂开了。
“这位抒情诗人热爱风暴,信仰纯粹,犹如彷徨的荷兰人一直在飘泊。但他有自我意识,知道自己的丑恶、贫瘠以及对生命的厌恶,能感到对丑恶的‘自恋的性’,从被神放逐的人的‘鞭痛’中能感到喜悦。他坦白自己是个精神的受虐者。他‘在这个世界无法生存’,他‘过于黑暗’……吉本什么都彻底‘体验’了,而且将其表达出来。这些表达发自肺腑,根本不存在大多数学者所喜好的精雕细琢。”(选自《“体验”与“责任”》)
我偏爱吉本隆明的诗,尽管与他参与政治和社会的决意以及尖锐的存在觉悟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吉本隆明在立志革命之前就是个“精神的受虐者”,是个死磕“极致表达”的异端诗人。文艺与表达都是异端的产物。吉本隆明也许便是在无人能抵达的深处持续肩负其宿命的人。
我属于少数派,不可能是大众,从四五岁时一直到现在,这个自我意识都没有变过。异端——一个被普通人和主流社会所排斥的人。这个意识将永远伴随着我。因此,碰巧的选择也好,极端的选择也好,我都可以做。在这之中,始终贯穿了一个自我意识,即“我是异端”。作为异端,虽然有点“不食人间烟火”,但通过出版转化成快乐的时候,就会给我带来巨大的愉悦,以及无人能感受的痴迷。
事实上,我一直都在玩味这种无限的痴迷。
三十四五岁是我人生的转机。
作为《角川月刊》的主编,我让一本实销六千册的杂志销量不断提升,最终变成实销十八万册。我开始与那些被称为“表达者”的异端联系在一起,给社会带来冲击。这样的经历非常刺激。让坂本龙一和尾崎丰成为一种象征,像我这样的才能与创造力不是想有就有的。真正的表达者往往都是异端,换句话说,都是怪胎。他们天生具有异端的DNA。表达者持有一种被多数人(共同体)排斥后产生的失落与悲伤,以及无法与人沟通的痛苦,但他们总会在面向黑暗之处时纵身一跃。就其表达方式而言,有时会爆发出强烈的情感,刺穿大多数人的心肺。
随着刊载越来越多异端的作品,《角川月刊》卖得越来越好,媒体的评价也随之高涨。我作为异端,跟表达者们接触得越多,所带来的成果越巨大,就越感到快乐。我在《角川月刊》的七年非常幸福,刊登该杂志的音乐家、村上龙、山田咏美、银色夏生等人为首的作品,还出版杂志、单行本、文库本等等,整个工作成了给我带来巨大快乐的熔炉。这期间产生了五部直木奖获奖作品,连续出版发行了多部畅销书。当然,实现这一快乐实属不易,因为与我一起工作的都是异端和怪胎,是一群完全无视社会规范与伦理的人。在那段痛苦的时间里,我在过剩与欠缺中生存,每天与之格斗的,不是几个而是数百个异端。我都是带着非同寻常的紧张感与他们较量的,根本没有喘息的机会。不过,一旦渡过难关,忍住艰辛,巨大的快感便倾泻如注,变成巨大的痴迷与刺激。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工作回报,才有了我生存至今的真实感。
我刚当文艺编辑的时候,“纯文学”之风还在盛行,大众普遍把“娱乐”当作另类。我被吉本隆明的诗感动落泪的同时,也是一个冢公平,狂热的戏迷。在他尚未成名时,我就是他的戏迷。我之所以喜欢他的作品,是因为他把人性描摹得非常有趣,而这,我认为便是衡量作品的唯一标准。
虽然说表达者只要专心营造自己的世界就行,但作为一个能与表达者的异端产生共鸣的自己,还是必须找到流通于大多数人的回路而生存,这是个二律背反。
当时我每天都去看冢公平的排练,甚至能背诵戏里的台词。每次有公演,我都带相熟的艺术家去看戏。他给我的稿子我一定会修改,同时为各种新书宣传活动而奔忙。最终,我不仅让冢公平获得了直木奖,还让他跟我们签下了前所未闻的十五年独家版权的合同,这跟我狂热的执著与坚持是有关系的。
我是靠快乐原则走过来的人,而这个原则与共同体的规范是相悖的。由于强大的本能作怪,无论面对多大的艰辛,我都可以忍耐。现在回首,正是因为如此,那段时光里才附着无数的成功,因为跟表达有关的工作是没有靠山的,更不用说社会权威、政治正义、道德与良知等等。我不要工作后的精确认识,只要有不能输给任何人的气魄与痴迷就足够了。
换个话题吧,拳击手龟田兴毅’遭受了舆论的猛批,说他参加的世界锦标赛给体育精神抹黑,但这个指责是错误的。
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是根据“粮食与娱乐。”规则实现的,以死作赌的剑客是最棒的艺人。当代的体育运动员也是娱乐的艺人,认为他们是罗马剑客的后裔也不为过。龟田一家的出现让拳击运动作为一个强大的娱乐活动得以复活,作为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也获得了超高的收视率。龟田兴毅狂喊:“我第一轮就把你打翻在地!”观看弟弟的比赛时,他又喊:“用胳膊肘子往眼睛里面插!”这的确是他喊出来的,但又如何呢?他并没有犯规。
上电视的人无论是以正面形象还是负面形象示人,他们都是大众梦想与愿望的体现,体育运动员更是大众英雄主义的代理人。龟田兴毅继承了古代罗马帝国以来的娱乐DNA,他不仅是拳击界的功臣,还把艺人的姿态原汁原味地展示给了我们的英雄。在“此世”的大众都想看“彼世”的东西。江户时代长期的和平是由以歌舞伎为首的表演艺术承担、实现的。古代罗马的斗兽场和江户时期的中村屋都是当今电视台的原型。权力控管大局,有赞助商,有制作人,有明星。唯有人们的狂热才是评价的基准。所有文化、信息都是从此流传开来的。可以说,这一狂热是从制造狂热者开始的。
到了快六十岁的年龄,我常常会不经意地想到死亡。异端也好,动物也好,都不可能回避死的到来。我有时会被不安侵袭,思绪万千,但每到这样的时候,学生时代读过的纪德《地粮》里的一节就会触动我的内心,给我以鼓励。
不要判断行为的善恶,但要付诸行为。不要自疑善恶,但要去爱。
纳塔纳埃尔,我要教你热诚。
少过和平的日子,多过悲痛的日子。我除了死的沉睡之外,不愿有别的安息。我的一生无法满足所有的欲望,所有的力量一直到我死后还会残留,让我心惊胆战。我想把心中所有的期待都如实地表达出来,然后得到满足,或者彻底绝望地死去。
我肯定会“绝望地死去”,而所谓“死”也不过如此。但如果一个人不能为了自己的绝望而疯狂地活着,那人生还有什么意义?
我注定要过悲痛的日子,一直到死为止都是如此,而异端的快乐将会是我唯一的朋友。
人活着,不分正统与异端。为了维持共同体的正常秩序,依附于共同体规则下的正统就成了大多数,处于中心位置,而异端就只能被置于边缘地位。尽管如此,其中仍然存有跟规定格格不入、痛并快乐的少数派。他们完全沉迷于普通人无从体验的神秘快乐之中,他们是匿名的背信者。
人生的最终结局完全看个人的态度,看他是绝望还是满足。作为一个异端,我身上具有只有在异端世界中才有的创造力,以及只有在异端世界里才能达到的极端快乐。对此我深信不疑。异端可以穿透正统的中心,因为只有从共同体脱轨而出的人才能有这样的表现。
尼采说,白昼之光岂知夜色之深?这是我喜欢的一句话。一个异端如果不能肩负白昼的沉重走向黑夜,那他就没有资格表达什么。我一边充分地感受着这样的沉重,一边始终坚持去做少数派,我对异端的快乐是忠诚的。
我的心在石板上,晚餐难以下咽。黄昏时的街道。想知道我在思虑什么。让全世界都休息吧,我的闲暇时光已所剩无几,我所思虑的正是这个。明天将不眠地劳作,我不准许世界在我心不在时醒来。所以,黑夜里无法入睡,睡着的种种是可以原谅的种种。神爱抚这些生灵,也许,给予这些人爱抚的不仅仅是神,还有你的女人,你的雇主,不愿告吹的人,精神上慈悲的人。幸福遍布在这样的地方,有谁会觉得自己从来就没有悲惨过?我至今还是这样一个傲慢的废人,所以,我的眼睛掉进了我的心里,在那里诉说着不眠。生活一直很艰苦,而我仍然是匿名的背信者。我一旦说出事实,世界差不多就会冻结吧,于是,如此妄想的我也就成了一个废人。
这是吉本隆明《废人之歌》中的一段。我也是一个不能把事实说出口的废人,也有一个让全世界都冻结的妄想。
睡着的种种是可以原谅的种种,试问有哪位认真生活的人会觉得自己从来就没有悲惨过?
一直到今天,我仍然是诅咒这个世界的匿名的背信者。
这一段诗歌我背了很多次,铭刻于心。我每天带着虔诚的祈愿,坚定地走过危险的桥。
谭后记
你是立风男
跟见城彻约好见面大约是全书翻译完之前半年的事情,当时我的推测是梅雨期可以完稿,因为每天要下雨,这种感觉很适合翻译这本书的情绪。书里讲了一个从小受人欺负的弱男是如何变成知识猛男,进而成为了日本出版巨人的故事。完稿后,我有一种雨过天睛的感觉。
说起来挺微妙,拜访见城彻的当天,东京既不是晴天,也不是阴天,而是一个忽阴忽晴的日子,有时下起日照雨,让我觉得打雨伞有点儿对不起阳光。
见城彻是一位认真听人说话的人,他的听也许是为了他的说而做的准备,但也是非常感性的、随意的,并不是偏往深处想的那种。《异端的快乐》收录了他与别人的对话,这一听与说的来往跟我见他本人时的印象绝对吻合,文如其人。
《异端的快乐》是他的自传,也是他另外一本《编辑这种病》的姊妹篇,于是,我们的话题也是围绕这些内容而展开。我告诉他这本书最吸引我的是其中的励志,尤其对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关键不是看别人如何成功如何辉煌,而是通过每一个具体事例看到对方的辛苦与智慧。他告诉我他从小被人欺负,所以只有读书才是最幸福的时光,因为只有一个我和被我阅读的五彩缤纷的世界。无疑,这是被很多日本人誉为“畅销书制造王”的见城彻的起点,一次把阴天转成晴天的精彩过程。
《异端的快乐》收录了一篇他与歌手佐田雅志的对话。佐田先生早在三十年前的北京展览馆音乐堂开个人演唱会的时候,我还是个北京大学的学生,至今还记得看他舞台演唱时的每个细节,尽管当时的我不懂日语,但听他委婉道来的歌唱,很受震撼,乃至成为我努力学日语的一大动力。见城彻告诉我佐田雅志有一首著名的歌曲叫“立风狮”,讲述的是一个日本男人在非洲义务行医的故事,其中很多意象犹如一头迎风而立的狮子一样。这时,也许是因为见城的话让我忽然觉得另一个词最适合见城本人,这就是“立风男”,一个不屈不挠、孤注一掷的出版人告诉了我们他的人生故事。当我跟他说“你就是立风男”时,他憨厚地笑了,笑得像雨过天晴一样。
另外,在这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有部分内容曾用于我的专业课“日语应用论”,其中,孙晨俊(上海)和李渊博(安徽)是一直跟我学了四年的留学生,他们明年春天毕业,很快就要扬帆出海,离开了作为教员的我的这座港湾。专此以这本译著献给他们,愿他们学有所成,精进不息。
毛丹青
写于神户市六甲岛神户国际大学
毛丹吉研究室2012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