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小学《语文》中的一首儿歌，配着四格图画，爷爷拿着一只缺了一块的碗，穿着一件补丁叠补丁的衫；爸爸背着一个打补丁的破布袋；“我”戴着红领巾，背着书包；最后一幅是一家人站在毛主席像下，胸前握着红宝书。下面还有一段话：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被压迫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资本主义国家的孩子总是饥寒交迫。你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是多么的幸福。
实际上我六岁多就上学了。在上学之前，父亲已经教我认字写字。在方格子的习字簿上，父亲手把手教我写“天地人、日月风、水土沙、毛主席”。我是如此好学不倦。有一天傍晚，习字簿用完了，外头雷声隆隆，下着瓢泼大雨，父亲披着雨衣到村口的代销店去买本子，我趴在阁楼的窗口，看着他一双赤脚踩着积水，走进大雨中，雨点万箭齐发射在地上，浮起烟一样的雾气，父亲的背影很快就隐没在雾气中。我像朱自清对他父亲那样记住了烟雾中渐行渐远的背影。
识字这么早我还应该感谢毛主席，墙壁上到处刷着“最高指示”，就像现在“办证”、“贷款”一样无处不在。墙壁是我童年随处可见的识字板。在每天挑水的水井旁的六一生产队队部的墙上，写的是“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还有一个戴着八角帽的毛主席头像标语和头像都是父亲的杰作。我从这条语录中认识了“穷”字，村里人都以为这是没吃没穿没钱花的贫穷的“穷”，父亲说不是，“穷”是到了尽头、穷途末路，跟“巷穷狗咬人”的“穷”意思差不多。在宗祠正对着地坪的两边墙壁上，一边写的是“团结起来，去争取更大的胜利”；另一边写的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认识了“牺牲”、“敢”和“换”字。在梁佐智家不远的一间厕所墙上，写的是“一人一猪、一亩一猪”，我认识了“猪”字。六雷小学门厅左右两边墙上写的是八个褐红色大字，一边是“团结、紧张”，另一边是“严肃、活泼”，我在入学前就会写这八个字。
这些褐红色的字，用的是一种朱砂石作颜料。朱砂石又松又脆，几公里外的冠社村附近一个山上有很多这种石头，课本里说“红色江山不变色”，这些朱砂石使我油然想到江山真的是红色的。但铁打的江山传万代，它不应该像朱砂石这么松脆。父亲带着学生把朱砂石挖回来，磨成粉，用水搅拌成血浆一样的泥浆，就成了一种在墙壁写字最好的颜料。
小学在离村子约两百米的村口。六雷小学像全中国穷乡僻壤的农村小学一样毫不起眼。校门口有一棵奇特的大树，直到现在我不知道那棵树的学名，村里人叫它“凡僧树”。树有五六层楼高，树干要三个大人牵着手才能抱过来。
没有人知道这棵树已经多少岁了，它的年龄像石头一样，是一个谁也猜不出的谜。这棵树会像蛇一样蜕皮重生：每年秋天叶子由青绿转成灰褐，然后扑簌簌地掉落，掉得一片不剩，冬天的大树像拔了毛的鸡一样，剩下一树光秃秃的枝干；第二年的三四月，枯死了的枝条上又长出嫩芽，先是鹅黄，而后嫩绿，随后深绿，用颜料泼上去似的，几乎一天一个样，开始它的又一个轮回。村里迷信的人把它当成神树，家里男人死了，孤儿寡妇就在大树根下烧香，背贴着树干祷告，意思是无依无靠，认树为父。树亦有情树亦老，要是它真的有知有觉，不知道怎样扛得起这样的重任。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这棵树一直长在山中无人识，近年来村里有人打起了它的主意，当然不是把它砍掉，而是想找城里的记者来“炒一炒”它，以引起上级重视，把它当成古树保护，每年给村里拨一笔保护费。那样一来，它可真的变成一棵“摇钱树”了。我担心这对它未必是一件好事，它本来是庄子眼里那棵山木，因无用得终其天年，人怕出名猪怕壮，成了一棵名树，如果遇上某个领导，为了建森林城市硬把它挖了去，并不是什么好事。
学校门口大树留下的印象，比学校里老师教过我的东西还深。它的根系像蟒蛇一样露出地面，渗出黄黑色的树脂，经常有马蜂停在上面吸吮。这些马蜂比拇指还粗，有着金黄色的花纹，漂亮而恐怖，它黑色的尾刺像缝衣针一样粗。它们专心致志埋头吃得滋滋有味，我用宽口玻璃瓶像如来佛一样把它轻轻罩住，它们意识到危险时已成了瓮中之鳖。为了不让大马蜂憋死，我在玻璃瓶的塑料盖钻一个洞，侧耳听它在里头嗡嗡乱飞乱撞，心花怒放，上课也心神不宁。
我经常做的另一件缺德事，是在捉住的蜻蜓的尾巴上插上松针，然后放飞它。蜻蜓驮着这条“加长版”的尾巴飞上瓦檐，飞上屋顶，飞上高高的天空。人重任在肩，蜻蜓重任在尾巴。它疼吗？它会飞到哪里去呢？最后是不是会死掉？
捉蜻蜓是件技术活。它们停在池塘边的篱笆或竹竿上，你伸出手，像猫捉老鼠一样蹑手蹑脚地靠近见过猫捉老鼠吗？你的拇指和食指张开像一柄镊子，屏住呼吸，靠近，靠近，再靠近，轻轻一捏，一下子夹住了蜻蜓的尾巴。蜻蜓惊恐万状地扑楞着翅膀折过身子咬你，可惜它不能像壁虎那样断尾逃生。有种绿蜻蜓傻得像电影《阿甘正传》的主人公，几乎每次都能手到擒来。最狡猾的是红蜻蜓，美丽诱人，从来没有被捉到过。这一点与女人有着本质区别，漂亮的女人往往都有点傻。不过蜻蜓再聪明也不过是聪明的蜻蜓，根本比不上人狡猾。我们在一根长竹竿顶上套一个篾圈，在屋檐下找蜘蛛网缠在上面，用蜘蛛网来粘捕蜻蜓，几乎百发百中。
你千万别以为我小时候是一个顽主。父母都在村小学教书，他们对我远比对其他学生严厉。与我同辈份的梁佐明老师教我数学那时候叫做“算术”，我非常不喜欢这门功课，不只一次把他弄哭了。我是真的不懂，比如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要先乘除后加减，他以为我是装做不懂，故意捣蛋。可能是因为担心我父母责怪的缘故，对我的愚钝，皇帝不急太监急，他耐心地给我一遍遍讲解。P82-84
有童年稚趣，有少年心事，有对逝者的追思，有对师长的怀念，有世事感怀，有青春迷惘，更有一种卢梭式的忏悔。颇为淘气甚至有些撒野的文字，通过“个人体验”的生动描绘，折射出时代变迁，字里行间不时唤起同龄人的“集体记忆”。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陈建功
一个“非驴非马”的文本，一部亦雅亦俗的佳作，在历史与现实间忘我地舞蹈，把六十年代生人的经历、心迹展示得淋漓尽致，把那种“生活在别处”的情状表现得真实摄人。
诗人杨克
人类是记忆的生物，或者说人类因记忆而存在。要弄清楚“我是谁”，就要先弄清“我从哪里来”；只有弄清了“我从哪里来”，才知道“我到哪里去”。这本书为六十年代生人提供了答案。
作家潘大林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的“文学热”，褒之者称“中国的文艺复兴”，贬之者谓。集体癔症”。有人成名成家，有人不知所踪。不一样的结局，却是一样的青春，一样的梦想，一样的记忆。个性张扬的文字提醒着人们：往事并不如烟。
诗人加友人乜人
五十年代不妨一读，这是您的晚辈；六十年代更宜过目，这是“你”自己；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值得关注，这是你的兄长；九十年代不能错过，这是你爹他们曾经的生活。
网友摩羯座神仙姐姐
这是一个人的体验，也是一代人的记忆。
出版人倪天勇
我到工业园一家存贮器生产企业参观，公司总经理指着一个饭盒大小的匣子说，这是他们生产的存贮器，可以把整个“大英图书馆”装下来。他一点也不像说谎的样子。“大英图书馆”，这名字哪里来的？为什么要说“大英”呢？中国人以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历朝历代都是万国朝贡，所以喜欢说“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大清”，鸦片战争干不过坚船利炮的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规定双方之间完全平等，互称为“大”，再也不敢叫人家“蛮夷”“生番”了。
“大英图书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能把这么多东西贮存起来，真应了佛家须弥芥子的话。我怦然一动，要是科技发展到某一天，这玩意像针鼻子一样可以植进入的脑子里，每个人呱呱坠地时就植上一个，把一辈子全记录下来，老得动弹不了的时候，就躺在床上给自己的一生过电影。可以快进快退，不感兴趣的一闪而过，感兴趣的，如花前月下、斗殴干架、洞房花烛、出轨偷情等可以反复玩味。看看旧时风景、曾经的恋人和仇人、过去的自己，该是多么美妙的事！
这越来越不像瞎想。云计算、大数据、谷歌眼镜……可惜我已过了半辈子。四十不惑，五十知命，应该像翻沙虫一样好好翻翻自己这一生。莫言说自己是社会直肠的一截大便。这个说法有一种恶狠狠的味道，跟他的《红商梁》写酒坊工人往酒缸撒尿一样。你以为他是写一出恶作剧，实际他在发泄自己的情绪。作家是不是不满现实，从他打的比方就能看出来。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块铁，锈迹斑斑，拜这个社会硫酸腐蚀所赐，成为你所生活的时代的一个标本。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人生是条河，你是一片叶子。这条河混浊，凶猛，裹挟着每个人身不由己，载沉载浮。在我出生之前，就有“集体食堂”、大炼钢铁、打麻雀，之后有大字报、表忠舞、武斗、串连、上山下乡、开田造地、打鸡血、喝红茶菌、气功、“下海”、炒股、买彩票、传销……“文学青年”是我曾经漂流的一段，它与上山下乡、“下海”和传销一样，是持续时间最长、影响人数最多的浪潮。我为它尝过甜头，吃足苦头，有过盼头，没了想头，从破釜沉舟到随波逐流，形塑成今天老眼观世的“我”。
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趋于正常了。从“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中国梦”；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到“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再到“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历史的大叙事中，交织着芸芸众生的小叙事；历史浩浩荡荡的河流中，裹挟着一朵朵浪花、一个个泡沫。一叶知秋，滴水见太阳。有人总觉得自己是中国股市的散户，活得太亏了，喜欢假设再活一次就如何如何，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人生就是那支箭。无论活得如何，你都在见证，在体验，在参与，在改变和被改变。每个人对于生活，只有两个字：感谢。
正如狄更斯《双城记》中所描写的：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糟糕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头，这是愚昧的年头；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二零一二年元旦初稿
二零一三年五一改定
以十年为纪，区别生于不同年代的人，也许不尽科学，但六十年代生人的确有着自己较为特殊的阅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来到八十年代，一场被一些人称之为“中国式文艺复兴”的“文学热”把许多人席卷其中，他们获得了一个共同的身份：文学青年。“文学青年”像现在的白领一样高贵、吃香，同时自命不凡，他们成为知识和文化的象征，受到社会青睐。一时间，个个争过独木桥，人人标榜是“文青”，以至于在杂志的征婚启事中，“爱好文学、发表过作品”像现在的“有房、有车”，成为不可或缺的炫耀条件。有如过江之鲫的文学青年，成为人们对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文学青年”中的大多数人生于六十年代。在他们前头，有一拨原来已经“扬名立万”的复出作家，如王蒙、高晓声、茹志鹃、谌容、刘绍棠、陆文夫、汪曾祺、邓友梅、张洁、林斤澜、李国文……还有一拨年龄稍短、一举成名的“五零后”，如卢新华、莫言、贾平凹、韩少功、王安忆、马原、残雪、洪峰、孔捷生……如果说他们是文学热潮中的领航者和掌舵人，以阅历和威望坐镇文学阵营的中军帐，那么跟在他们后面浩浩荡荡的文学青年的大军，那些二十啷当的青年，云合景从，麋集蜂萃，他们作为垫脚石和炮灰，奋不顾身、不伏烧埋地铸就了斑驳陆离的文学辉煌。
这股文学热潮兴起的原因很多。“文化大革命”对正常人性和美好爱情的压抑，一度狂热的理想被现实粉碎之后的巨大心理反差，恢复高考和各种政治平反唤起的希望，萨特、尼采、弗洛伊德等翻译著作“西学东渐”的启蒙……生于六十年代正值如饥似渴年龄的青年像青涩的苹果，在这样的环境里被迅速催熟。体现性灵的文学，成为他们表达内心世界和展示自我处境的工具。北岛“告诉你吧，世界／我一不一相一信!”的愤懑呐喊，梁小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哭诉，顾城“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决绝，在喝着狼奶长大的这一代人心里激荡的那种意会，是别人所难以想象的。他们通过文学，开启了在精神世界中主宰自我的历程。
如果说“文学热”是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那么作为曾经的“文学青年”，其个人体验则是唤起这种记忆的钥匙。说实话，思奇兄这个区区20万字的文本，实在太过饱满，充满了各种细节、场景、人物和故事，尤其是各种经历在其敏于感受的心里刻下的印记。墙壁的领袖语录、拾粪的情景、儿时的游戏、连环画、批斗会、“黄书”、中学里的初恋、家族的逝者和长者……在细致入微、富于表现力的叙述中，你不断地读到你熟悉的场面、往事和感喟，唤起你的亲切感和共鸣。我们看到一个曾经浸泡在“红色理想”中的少年，伴随着政治和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走向了自己驳杂的青年和壮年。这本书填满了六十年代生人所见证的各种社会和文化的符号，饱满得如同一个瓜熟蒂落、汁液四溅的木瓜，以至于在阅读过程中你会不由自主地惋惜，应该把它抻长成更为恢弘的一部长篇。
时间过得真快，生于六十年代的人，一晃已越过了不惑之年，迈进了“知天命”的门槛。我也生于六十年代，1966年春天的某个下午，在广西西北的"叫“谷里”的呱呱坠地。每个人都像一条鼻涕虫一样，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爬过的痕迹；而他们身上，则刻着记录这个世界的年轮。风云变幻，波诡云谲，骤起骤落，六十年代的人过得太快了，快得他们来不及计划，来不及适应，来不及抱怨，来不及站稳脚跟，仿佛被裹挟着、席卷着，身不由己，载浮载沉。直到某一个早上，揽镜自顾，忽然发现两鬓发已白，眼角鱼尾纹。他们努力适应时代，但“七零后”不甘雌伏，“八零后”咄咄逼人，“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他们时常感到过气的沮丧，却努力挺立，真的成了“没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如果不能创造，那就奉献记忆。
正如思奇兄常说的，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条泥沙俱下的河流。这本书颇有一点卢梭《忏悔录》的味道，在许多人不习惯这样表述时，肯定更多的人不习惯这样的阅读。从这一点，我更多地感受到作者的那份赤子童心，而这正是出生在那样一个群体癫狂年代的人成年以后的一种特质，他们思想芜杂，但眼冲温和、明净甚至是单纯，他们用童心看待这个世界。
承思奇兄所托，感触颇多，拉杂写下这些文字，权为序。
(作者为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生于六十年代(一个前文学青年的杂色人生)》(作者梁汉儿)是一幅六十年代生人的长轴画卷。
《生于六十年代(一个前文学青年的杂色人生)》是一部“文学青年”的心灵史。
本书是既非小说、又非纪实，既非散文、又非传记的“四不像”作品，每一章既独立成篇，又上下勾联。作者从少年时代写起，通过对自己丰富曲折的阅历以及与朋友、亲人、名人的接触交往的记述，追述了自六十年代伊始政治事件、社会环境对“那一代人”的影响，折射出政治风云和社会风潮下的时代变迁和心路历程。
作者敏于感受，语言尖新幽默，文笔沉稳老辣，写人入骨三分，摹物相栩如生，不仅把人带进共同经历的历史，而且能让读者充分领略阅读过程的快感。
《生于六十年代(一个前文学青年的杂色人生)》(作者梁汉儿)是既非小说、又非纪实，既非散文、又非传记的“四不像”作品，每一章既独立成篇，又上下勾联。作者从少年时代写起，通过对自己丰富曲折的阅历以及与朋友、亲人、名人的接触交往的记述，追述了自六十年代伊始政治事件、社会环境对“那一代人”的影响以及对其集体性格的塑造，唤起人们共同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