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总怀疑历史上的一些领袖有精神疾病，《一等疯狂(解密精神疾病和领导力之间的关系)》作者纳西尔·加梅告诉你，这是真的！林肯、罗斯福、肯尼迪，他们都有精神疾病，但正是精神疾病激发出他们巨大的领导力，挽救了国家。

如果你觉得自己有点“不正常”，没关系，因为在非常时期，“不正常”将助你渡过难关！

美国著名精神病学医生、学者纳西尔·加梅在本书中论证，两个世纪以来著名的危机时期领袖（丘吉尔、林肯、罗斯福等）全都具备心境障碍患者的一些特征。在最严酷的环境下，精神疾病激发出了卓越的领导力。而一生从未经历过心境障碍反复痛苦的人，一般难以面对危机。

在研究了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些政治家、将军和企业家之后，《一等疯狂(解密精神疾病和领导力之间的关系)》作者发现，领导才能和精神疾病之间存在着莫大的关系。

根据两个世纪来的著名领袖(林肯、丘吉尔、甘地、罗斯福、肯尼迪等)的职业经历和个人困境，著名精神病学家纳西尔·加梅在《一等疯狂(解密精神疾病和领导力之间的关系)》中提出了一种令人吃惊且必定会引起争论的观点：危机时期的领袖大都具备心境障碍患者才有的特征——现实主义、同理心、适应力、创造力。对真实历史证据进行敏锐分析之后，加上最新的心理学研究成果，加梅在书中证明，在最严酷的环境下，精神疾病激发出了卓越的领导力。

以现实主义为例，心理学研究一再表明，在评估当前困境、预估未来情形时，饱受绝望情绪折磨的人比“正常人”做得更好。加梅研究发现，正是悲观现实主义让林肯和丘吉尔等领袖化解了个人和国家面临的挑战。再来说创造力，加梅在本书中证明，正是躁狂症让特德·特纳（CNN创始人）制定并执行了充满创造力的战略。

加梅的理论开放又健全，解释了为什么张伯伦和乔治·布什这样非常理智的人却是非常糟糕的领导。在和平年代，理智的人会是好的牧羊人；但在危急时刻，理智可能会变成一种障碍。加梅认为，一生从未经历过心境障碍反复痛苦的人，一般难以面对危机。

加梅的研究大胆但又扎实，为我们决定谁应该领导我们提供了有力的新尺度。但最重要的是，他建议我们不要把精神疾病看成纯粹的负面现象。一个社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宽容患有普通类型心理疾病的人，决定了这些疾病能够给个体和社会带来多大的益处。

引言 心智健康的反比定律

第一部 创造力

第一章 让他们害怕并畏惧我们：谢尔曼

第二章 拼命工作，兼及广告：特纳

第二部 现实主义

第三章 正面我赢了，反面靠运气

第四章 走出荒野：丘吉尔

第五章 双方读的是同一本《圣经》：林肯

第三部 同理心

第六章 墙上的镜像神经元

第七章 莫罕达斯的悲痛：甘地

第八章 美国灵魂人物的精神病：金

第四部 坚韧性

第九章 愈挫愈勇

第十章 一流的性格：罗斯福

第十一章 卡梅洛特政府中的疾病：肯尼迪

第五部 治疗

第十二章 精神治疗上的巨大成功：重温肯尼迪的故事

第十三章 狂魔希特勒

第六部 精神健康

第十四章 顺势派领袖：布什、布莱尔、尼克松及其他领导人

第十五章 污名与政治

后记

致谢

译者后记

原书注释

原书参考书目

原书索引

有人质疑诸如此类的研究能否真正反映出原始的、来自真实生活的创造力，那种让名人真正成名的创造力。我们还可能会质疑，发散思维模型的措辞是否颠倒了本末。与解决问题相比，创造力可能更关注发现那些的确需要解决的问题。具有创造力的科学家时常发现其他人从未意识到的问题。他们的解决方法并不那么新颖，新颖的是他们认识到了那些现存的需要着手解决的问题。大多数物理学家对牛顿的理论没有异议，直到一个年轻的苏黎世专利办公室职员意识到，这一理论在光学领域并不适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看到了别人之前没有看到过的问题，并提出了新问题来取代旧方法。创造力可能与发现问题有关，而并非与解决问题有关。

也有可能创造力与两者都有关。心理学家理查德·曼斯菲尔德和托马斯·巴斯提出了一个两阶段过程的建议：首先，“对问题的选择”，一个创造性活动取决于科学家的个性特质(个人自主、心智独立、个人灵活度以及勇于尝试等)。其次，“解决问题的额外努力”，其中“持之以恒”至关重要——即使自己的观点不受欢迎或者无人赏识依然继续前进的能力(这里独立的个性再次发挥作用)。尽管我着眼于创造力的认知方面——发散思维以及找到确切问题的能力——“持之以恒”所发挥的作用也非：常值得重视。达尔文将自己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固执己见”，而不是“天赋异禀”。在这里，躁狂所具有的高能量(特别是情感增盛性格)再度成了一种优势，精力充沛的躁狂常常表现为固执——这种特质在谢尔曼将军进军佐治亚州的过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因此，创造力包括发现并解决新问题。追随着亚里士多德和19世纪精神病学家龙勃罗梭的见解，我相信精神疾病——特别是躁狂症——在这个过程中是一种精妙的优势。试想一种典型的躁狂症状：思维奔逸。他们的思绪似乎朝着不同的方向纷飞，这些想法可能合乎情理，也可能不可理喻，但它们肯定像幽灵一样难以摆脱。发散思维是躁狂状态的日常体验，患有躁狂症的人还会极度亢奋，他们思维敏捷，说话语速很快，所需睡眠很少；他们文思泉涌，创作绘画、筹划建议并付诸实施。心理学家凯·雷德菲尔德·贾米森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了描述：“兴高采烈的行为和情感——无论是以爱的方式彰显，以大笑和玩乐的方式体现，还是被音乐、舞蹈和庆祝的激情点燃——都具有相同的情绪高涨和精力十足。它们就像食物和毒品一样，具有同样的中枢反应，并产生心理和生理上神采奕奕的状态。”她还指出了兴高采烈的状态在领导力方面发挥的作用，就像在躁狂症中出现的症状那样：“在面对困境的时候，鼓舞人心的领导力提供一种少见的动力和希望，让那些对未来失去信心的人重拾信念，并为四分五裂的人群提供统一的精神方向。”

我们在躁狂症中看到的创造性思维的最后一个方面，并且可能是最重要的方面，是开阔的思维能力；心理学家称之为“整合复杂性”。有创造力的人们看得更远更宽，他们的认知中枢视野更清晰，可以把那些看似不相干的事情联系起来，而我们大多数人则看不到这些关联。

评估这项能力的一种方式是“段落复杂性测试”，该测试要求被试完成诸如此类的句子：“当我处于疑虑中时，我……”或者“当我受到批评时，我……”然后研究人员会判断被试回应是多种视角还是非常简单明了。一份调查研究将这种方法应用到内战将军们的演说和信件中，发现罗伯特·E.李设定了标杆：他的写作显示了较高的吻合度，并且他写的段落与那些敌对将军之间的不同与战场的胜利有关。李的思维比他轻而易举击败的对手要复杂得多，比如麦克莱伦、安布洛斯·伯恩赛德、约瑟夫·胡克等。但是与在葛底斯堡战役中棋逢对手的乔治·米德相比，李的思维复杂度只是稍胜一筹而已。在这方面他只在一个人之下：击败他的那个将军——尤利西斯·格兰特。这次研究没有提及谢尔曼将军的写作情况，然而读到他写给妻子和家人的那些复杂而情感丰富的信件时，我怀疑他可能是所有这些将军中最有整合性思维的人。

整合复杂性会在躁狂症中有所表现，尽管病人通常觉得很难对之进行描述。其中一位确实如此尝试过的人是汤姆·伍顿——他正接受躁狂抑郁症的治疗，并举行研讨会探讨患有这种疾病的益处。他将人类的体验比作只看到一幅图画的一部分：通常情况下，我们只看到油画的中间部分，但是躁狂抑郁症患者会体验到波动的视野，能够因此短暂地看到更多的画面。然而这种体验让人头晕目眩，持续下去就会导致躁狂的精神失常，或者抑郁的怯懦沮丧。伍顿建议说，只有伟大的神秘主义者经过数年的精神训练之后，才能做到一次在很长的时间里看到大部分画面。绝大部分凡人都无法企及这种包罗万象的视角。

回归正常状态之后，那些短暂的洞察力依然存在。不处于躁狂或抑郁状态时，患有双相障碍症的人像其他人一样正常，但却保留着敏锐的意识，这让他们的感知能力与众不同，具有非同寻常的创造力。P26-28

去年，一位故友因不堪躁狂抑郁症的折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轻的花朵正是怒放之时，鲜活生命的载体却选择给短暂的人生画上仓促的句号。很多人唏嘘错愕，多是因为平日里她看起来积极阳光，满脸笑容，喜欢说话，喜欢走动，喜欢与人为伴。近些年同类新闻并不少见，和身边人交谈，都觉得类似的事件早已屡见不鲜。时至今日，当译完本书掩卷沉思时，我们的共同感慨是：为挽救这些无辜生命的消逝，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力所能及的事？

小时候，但凡大人们提及国内外哲学家、艺术家和诗人，几乎总会特别强调一句：这些人都是疯子。一流的哲学家如尼采，有人说他一半是天才，一半是疯子，身上流露着“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世人看不穿”的悲壮；出类拔萃的画家如梵高，他的过人造诣在《星夜》《向日葵》《夜晚的咖啡馆》等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令人们印象始终深刻的除了他的画作，还包括他割下自己耳朵的惊人举动以及最终在河畔终结生命的行为。诗坛新星海子卧轨自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美好愿景尚未得以实现，一颗新星瞬间就此陨落……面对以上种种事实，人们顿生不解：究竟是创作与思考造成了这些人的精神疯癫，还是精神疯癫给他们带来了无限灵感、创作源泉以及辉煌的成就？普通人无意寻求这个问题的解答，却半开玩笑地给从事这些职业的人打上了“烙印”，和本书第十五章中所提到的“污点”相仿。总之，这些不寻常的行为不受欢迎，甚至不被主流社会所接受。

就政治领域而言，人们本能地认为天才的领袖必然精神健康、心智健全，若非如此何以能够治理好一个国家？然而事实是否果真如此，本书认为值得商榷，并揭示了两个概念：危机领袖——即患有精神疾病的领袖，在国难当头时，更有能力力挽狂澜，将国民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非危机领袖——即精神健康的顺势派领袖，在太平盛世时，更有能力掌舵国家的命运之船，力保人民幸福安康。最好的危机领袖要么患有精神疾病，要么精神上具有反常表现，而最糟糕的危机领袖则心智健全。

诚如本书第一章所言：这是一本关于心理学和历史的作品，建构于这两个不同学科之间长期存在争议的交叉领域。更确切地说，它将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中当前的科学标准应用于历史领袖的研究中，在娓娓道来领袖们奇闻轶事的同时，进一步挖掘了这些故事背后的成因，即精神疾病和精神健康分别对领导力的影响。与此同时，本书也深人探讨了滥用精神疾病治疗药物对领袖们精神状态及领导力产生的效果：类固醇对约翰·肯尼迪而言不亚于救命稻草，而静脉注射安非他命无疑成为希特勒邪恶罪行的催化剂。医生们深知药物本身并无好坏，差别仅仅在于它们如何为人所用，用于什么目的以及用多少剂量，这些将决定药物是使人获益还是受害。

此外，本书还向读者们展示了政治领袖鲜为人知的一面。例如推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莫罕达斯·甘地及小马丁·路德·金背后深藏的抑郁和悲伤，狂魔阿道夫·希特勒身上愈演愈烈的强迫症，谦逊温和的罗斯福在罹患脊髓灰质炎之前是何等的傲慢骄纵。

说到底，人类最为复杂，也最最难解。数千年来，各个领域的研究者们孜孜不倦地尝试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研究方法对人进行解读，尽管结论五花八门，但是毋庸置疑的是，研究者们的初衷与热情莫不如此——为着认识自我、认识人类的方向坚定地迈进，坚持不懈。

躁狂抑郁症躁狂时亢奋，抑郁时消沉。贾米森的《疯狂天才》讲述了躁郁症在艺术领域疯狂的天才们身上的表现，而本书则探讨了躁狂抑郁症和精神失常对伟大领袖领导力发挥的作用。躁狂抑郁症或者精神反常可怕而有害，但也能因此而造就天才。临床研究已经证明，这有助于培养坚韧性，提升现实主义，让患者更富有同情心和创造力。本书旨在带领读者更进一步认识人的内心，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天才领袖与绝顶疯癫之间的关联。在几个最显赫的领袖身上证明疯癫与这些益处之间的关联，能够提升我们对人类心理的认识，更好地认识到精神疾病给遭受其折磨的人们所带来的优势。正如本书主题揭示的一样，任何形式的疾病，都决非一种污点。事实上，它可能成为一块荣誉勋章。

衷心希望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本书，打破固有思维，用一种积极的心态去理解本书尝试阐释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讲，阅读本书的过程可以看作是一段“镜面时光”，对照这面心理学和历史学之镜，擦拭自己的内心，更好地了解自己和他人，爱人爱己，向上求善，获得更多正能量。

转眼新年又至，寒冬将过，春日可期。然而逝者如斯，生命无法重来。仅以书中的一段话，献给所有深受精神困扰的朋友：“我们的领袖不是完美的人，他们也无须是完美的人，他们的不完美恰恰催生了他们的伟大。他们性格上不可磨灭的污痕，可能是他们非凡领导力的象征。”我们每个人的确都不完美，又何须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里追求完美？

一沙一世界

一花一天堂

掌心握无限

刹那含永恒

不知道你从威廉·布莱克的这首诗中读出了什么，我们读到的是一份超然的心境。不过，这本书会就这个问题给你一个截然不同的答案。

刘建周 周谞

柏拉图最先说的：我们所有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疯狂的，但疯狂对创造力有益。纳西尔·加梅在这本书中用心理学语言将这个观点重述了一遍。这本书写得真好，故事很有说服力。加梅博士颠覆了我们平常看问题的方式。你会喜欢这本挑战传统的书的，读完之后，你还会好好思考疯狂的价值和神经官能症非同寻常的礼物。

——《少有人走的路4：心灵地图》作者，托马斯·摩尔

加梅把心理学当成了一种求索的工具。他发掘出历史上一些伟大英雄和恶棍令人震惊的秘辛。他的研究扎实而精准，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一些领袖原本高大全的形象。

——《意识的解释》作者，丹尼尔·丹尼特

加梅不是第一个认为疯狂和天分紧密相连的学者，也不是第一个在政治领域研究此观点的人。但他研究得比其他人更深入……他的阐释也很漂亮、准确，且有最新的心理学研究支撑。

——《新闻周刊》

《一等疯狂》是年度最迷人的书之一，这不单是因为作者优雅清晰的文笔，无可争辩的智慧，还因为他提出了一个煽动性的理论：只有异乎寻常的领导，才能面对异乎寻常的挑战。

——NPR.COM

加梅的书提出了一种煽动性理论，给他的原创思维打个高分。

——《华盛顿邮报》

一部非常有趣的心理学读物，挖掘出8位领袖不同寻常的一面。《一等疯狂》行文精彩，论点有力。

——《波士顿环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