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趟出远门
这是一个兼容并包的时代，西医、中医、土医、巫医混杂，科学、现代、落后、愚昧并存。有人信奉西医，找全科医生或赤脚医生；有人信奉中医，找过路郎中；有人信奉土医，找土医土药；有人信奉巫医，找巫婆神汉迎神驱鬼，上演着人世间的一幕幕悲喜剧。
自从来到这个世界，我的活动范围都在我们郑宅公社，活动半径不过一二里路，从家里去外婆家，从外婆家回家里，两点一线。我第一趟离开公社出远门，是在一九七一年夏天，到城里的县人民医院看病。
因为我牙龈发炎，脸部浮肿得像一个大馒头，看着蛮吓人的。姆妈带我到公社卫生院诊治，无非是服用五分钱一颗的四环素或者三分半一颗的土霉素，总不见效。村里的一位邻居跟姆妈说：“你们再不到城里去看看，只怕这个小孩要毁容了！”这下姆妈着了急，忙叫在东家做木工的爹赶回家来，带我进城看病。
我家离城二十四里。有道是“长路无轻担”，背着一个四岁的孩子走二十四里路，对爹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好在当时家乡有一条浦郑公路，途经我家南面的黄宅公社。于是，爹背着我走了十里田间小路，先到黄宅公社，再乘乡村公共汽车进城。
那时，在外地工作的三伯伯正好回家探望寄养在老家的女儿，于是爹和他一起，轮流背我上路。我的脸部虽然浮肿，并不疼痛，尤其是第一趟出远门，看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仿佛刘姥姥进大观园，兴致勃勃。路边的田里立着一根又一根的电线杆，有水泥的，也有木头的，因为平时羡慕大孩子爬树轻捷如猿猴，我不厌其烦地问爹：“这根电线杆你爬不爬得上去？大伯伯爬不爬得上去？三伯伯爬不爬得上去？”平时很不耐烦的爹，那天格外耐心，脸上总是笑嘻嘻的，一遍一遍地回答，说我“查三问四”、“查个萝卜不生根”。
来到县人民医院，看了病，配了药。在注射室里，我伏在爹的怀里，褪下开裆裤，露出的光屁股上，被医生扎了一针青霉素，疼得要命。从此以后，每当生病，医生问我喜欢打针还是喜欢吃药，我都毫不犹豫地选择吃药，哪怕是苦得要命的中药。
离开医院，已是傍晚时分。爹带我到附近的一家饭店，买了一碗肉丝面，只要一毛八分钱，我吃肉丝他吃面；又因为好奇，花两分钱买了一块番薯，觉得不好吃，咬了两口就扔了。
到了晚上，爹在医院对面找了一家当时整个浦江县城最高的建筑一三层楼的浦江旅社，坐落在后街的最南端。要睡觉了，我才发现旅社的床跟家里的不一样。家里的床左、右、后三面有挡板，前面有横档，被子不易掉下来，睡在里面感觉很安稳，而旅社的床四周没有挡板，空荡荡的；家里挂的是蓝色蚊帐，盖的是蓝色荷花夹被，而旅社里挂的是白色蚊帐，盖的是白色被单；家里是姆妈陪着睡，还有奶吃，而旅社里是爹陪着睡，没有奶吃。当晚，躺在那张陌生床上，我心里怕怕的，生怕一不小心滚下去，翻来覆去睡不着。还在吃奶的我，平生第一次离开姆妈，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第二天，爹顺着原路带我回家。快到家了，我远远望见姆妈早已在村东南的池塘边张望。俗话说“孩儿见了娘，无事哭三场”，到了姆妈身边，我猛地扑了过去，一把抓住她的头发，不停扭打，因为有一肚子的怨气，怪她没有陪我一起进城，让我一整天吃不着奶，一整晚睡不好觉。
再次光顾县人民医院，是在四五年后，我已经上小学了。有一天，村里请一个瞎子唱“新闻”(即“道情”)，姆妈带我和妹妹一起去听。期间，妹妹缠着我，在耳边絮絮叨叨说个不停。于是我从口袋里摸出两颗豆子，塞进耳孔，得意地说：“随便你怎么说，反正我听不见了。”谁知塞进容易取出难，一挖两抠，豆子掉进耳孔里去了。这下我着了慌，只得告诉姆妈，但隐瞒了一半，只说右耳塞了一颗豆子。当晚，姆妈要我侧着右耳睡觉，说不定夜里会滚出来，可她哪里知道我的左耳也有一颗豆子。我只得佯装答应，等她走开了，马上平躺，生怕左耳的豆子越陷越深。
第二天，爹带着我到县人民医院五官科就诊。接诊的是一位中年女医师，身上穿着白大褂，头上戴着一个钢箍，上面有一面反光镜，灯光照进耳孔，把里面那个小乾坤看得一清二楚。她用一把小镊子，轻巧地把豆子夹了出来。我立马补上一句：“左耳还有一颗。”女医师如法炮制，把另一颗豆子也夹出来。这次就诊只花了几分钟时间，五分钱的挂号费。站在一旁的爹看着医生帮我夹豆子，哭笑不得。
在我家，有病看西医，到大队医疗站，或者公社卫生院，甚至县人民医院看病。而我小爷爷的独养儿子新正伯伯，一辈子只相信中医，不信西医。他是一位半专业的酿酒师，品酒既是个人爱好，也是职业习惯，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口不离酒。他长得一表人才，白花咙嗵(即“皮肤白皙”)，三杯下肚，马上变得红醉大面(即“满脸通红”)，酒精无情地伤害着他的身体。中年以后，他得了咯血之症，估计是肺病。别人劝他上医院看西医，可他死活不肯。我经常看到一个手提藤箱的中医过路郎中到他家中，经过望闻问切，开好中药方，抓药煎服。中药方中的配伍增增减减，他的病情时好时坏，总没有断根。有一年大年三十，他大量咯血，自料不久人世，不上医院，反而花钱请木工给他做了一口上好的棺材。事后，病却奇迹般地痊愈了，虚惊一场。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等我上大学以后，有一年寒假回家，姆妈告诉我新正伯伯已经走了，还是因为咯血，才六十挂零，中医的过路郎中还是没能留住他的生命。
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很多人家既不看西医，也不看中医，只用土医土药，俗称“草头药”。我看到过的土医术，主要是“扭痧筋”、“针挑”和“打鬼箭”。
病人中暑，脸色苍白，四肢无力，把病人的眉心、脖子或背部，用食指和中指扭红，由红到紫，俗称“扭痧筋”。病人肚痛，用针挑肚痛穴位，头痛则挑眉心、眉角和太阳穴，用手挤出积血即可，俗称“针挑”。病人四肢突然酸痛，手足不能屈伸，俗称“鬼箭风”。用手指蘸着清水，拍打手臂或腿脚，右手酸痛宜拍打左手，左手酸痛宜拍打右手，腿脚也是一样。等到手脚露红，由红变紫以后，即可停止，俗称“打鬼箭”。有的病人边“打鬼箭”，还边唱歌谣：“头戴八角巾，身穿八卦衣，手捏经书宝剑，天上取神箭，地下取鬼箭，屋前屋后扫阴箭，无箭，如敕令，刷啾啾！”俨然是一幅道±作法驱赶鬼怪图！现在想想，那场面有些令人哭笑不得。
有一年春节，我喝了一点酒，突然感到胸口气闷，浑身难受，感觉要死了，原来中了“滔痧气”。我躺在躺椅上，人家帮我“扭痧筋”。扭背上痧筋的时候，开始没有感觉，只听得“勃勃勃”地响，渐渐地，有感觉了，有点痛，有点酸，有点痒，慢慢地气缓过来了，也算体验了一回死去活来的滋味。
不同的病情，服用不同的土药。患了伤风感冒，去田后大道理磡挖茅草根，洗净以后，放在瓦罐里煎熬，服下汤汁。腹泻了，将鸡胗皮、白药(即“酒曲”)和米饭烧焦，碾碎以后服用。火烫了，伤口火辣辣的，用鸡毛蘸尿垢涂上，感觉凉丝丝的。尤其是小孩子的童子尿，更金贵了，谁要是跌打扭伤了，必定要讨童子尿，和着草木灰，敷在患处。每当这个时候，伯母嫂嫂们会拿出好吃的零食，还一个劲儿地喊“小囡，乖”，只为哄小孩子撒一泡童子尿。对小孩子来说，好比天上掉下馅饼，欣然从命，立马拉开开裆裤，掏出小鸡鸡，“勃勃勃”地撒上一泡，然后津津有味地享受用童子尿换来的零食，真是意外之喜。
每到冬天，我的手上、脚上都要生冻疮。天气冷时，手脚麻木，不听使唤；天气暖时，痒得出奇，抓个不停。听说萝卜汁可以治疗冻疮，趁姆妈给家里的肉猪煮萝卜丝的时候，我盛了满满的一碗，把手浸在其中，不停地搓，直到发烫，可收效甚微，冻疮照生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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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又绿江南岸”，不觉在未知的生命存量中，又减去了一年。窗外的杨柳，钻出了鹅黄的嫩芽；桌上的书稿，发出了淡淡的墨香。思前想后，悲欣交集，不禁滢滢欲泪了。
这是悲伤的泪水，感念这些年来一直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写作却不幸英年早逝的老同学周沧桑。
记得是在去年九月十六日，你在“@浦江新闻趣事”上为我即将出版的新书《六零后记忆》进行市场预热：“剃头匠、补碗匠、露天电影、有线广播、摸螺蛳、玩泥巴、放风筝……大量珍贵老照片首次呈现，讲述六零后童年趣味生活，时而让人忍俊不禁，时而引人潸然泪下……旅杭邑人王向阳新著《六零后记忆》已经付梓，十月上架。封面、部分插图先睹为快。”
十月九日，你兴冲冲地告诉我，每天在微博上发一张插图，把一批人的胃口吊起来了，很多人追着问哪里可买《六零后记忆》。我说，浦江首发在东方书店，具体时间未定。当我说已经有一位网友来咨询买书事宜时，你得意地说：“我的软广告还是有点效果的。”
去年一年，你为《六零后记忆》的诞生，忙前忙后，不亦乐乎，几乎变成了第二作者。我每写好一篇文章，都要传给你看，请你帮我补充材料、修改差错、润饰词句，甚至帮我捉了许多错别字。
记得有一篇《池水·井水·泉水》，初稿写得不够详尽。你家里有一口井，门口有一口井，从小在井边长大，对井有很深的感情，就提笔给我写了一段《关于井水的一点回忆》，帮我补充信息。其中有一篇《老行当》，你看了以后帮我加了一段修理镰刀的文字，就是《“利杀戟”》。你从小对捉蜜蜂很在行，帮我在《森林乐园》一文里做了传神的描述。你还提议我补写一篇家乡的童谣，为此把以前搜集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浙江歌谣》(第一集)传给我，作为参考，并说：“其实是浦江歌谣，但有的浦江话不精准，可以唤起一些记忆。”在老家，《月亮弯弯照明堂(即“晒场”)》这首童谣家喻户晓，唱起来朗朗上口，但真要用文字记录下来，却犯了难，有些地方只知其音，不知其义。为此，我俩从字音和字义两个方面，进行了反反复复的推敲，终于有了比较圆融的解释。
有关家乡的民俗，你不仅知道得比我多，对民俗的感情也深。我每每遇到疑难问题，总是第一时间来问你，总能得到满意的答案。为此，你曾自豪地说：“我是很土很土的浦江人，所以对浦江的风物还是有些感情的。”就这样，你补充一段，我改写一段，譬如刻饼粿印、煮鱼冻、做火笼饼，一段一段，就是这样不断补充、改写出来的。
有时候，我们也有争论。譬如有一篇《鸡毛换糖》，你建议改成《鸡毛兑糖》，因为从语音上来说，是“兑”而不是“换”，从语义上来说，虽然两者皆通，可“兑”比“换”有古意，也能体现家乡文化的底蕴。我怕外地的读者看不懂，一直坚持用“换”。最后，你还是说服了我，采纳了你的建议。
尤其是新书的封面装帧和版式设计，更是仰仗你的专长。你虽然不是学美术出生，但出生在花匠世家，从小对美术有直观的感悟。你说：“可以用一些农村略微残破的马头墙、泥墙、矮房以及牧童、野树之类。你写的农村生活，还是要有些生活的元素。”寥寥数语，体现了你在美术设计方面的真知灼见。你还给封面设计提出了具体的构思：“左上部，一个古老的马头墙昂然向天，向右延伸出一段斑驳的旧墙；下部是一段生机盎然的溪流，有流水有绿树，形成强烈的对比。马头墙或者木雕的元素，也可以用到内页做点缀。”正是你我一次一次地切磋，跟设计人员一次一次地沟通，才让新书的装帧设计逐步跟内容契合。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你还提醒我：“要多配些相关的图片。现在是快读时代，图片能很快激起共鸣。”“文字是你的个人记忆，有了老照片，就成了时代的共同记忆了。”
若论职业，你是商人，对传统文化的沦丧，比专司其职的文人还要忧心忡忡：“近三十年过去，有些东西已经到了需要抢救的边缘，再过一二十年，估计要灭失一大批了。”“那些旧照片中，有几张是城里的。但现在看来，物人皆非，感慨万千。记忆中的浦江已经远去，我们只是过客。”
我在《后记》里说：“《六零后记忆》的写作、编辑和出版，与其说是我个人才情的体现，不如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不是虚伪的客套，而是真情的表白，其中以你付出的心血最多。九月三十日，我由衷说：“感谢你陪我折腾了一年，自我感觉从当初的五十分，提高到现在的八十分。”你欣慰地说：“我就等着收新书。”
我知道，我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匆匆过客，可总想拜现代医学之赐，若非绝症，余生还有二十年、三十年甚至四十年的光阴，并相约退休以后一起回老家，办一家民间婺剧团，编一本浦江方言词典，言犹在耳，谁知你竞走得如此匆匆！去年十月十七日，你在江西九江突遇车祸，遽尔去世，没有留下片言只语。而在预先规划的行程中，过几天你就要来杭州的，我期待相逢于西子湖畔。十天之后，当我拿着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新著《六零后记忆》的时候，已经天人永诀，欲哭无泪，此恨绵绵，无有绝期。
记得早在去年九月三十日，你劝我一鼓作气，再写一本乡土散文的姐妹篇。去年以来，因为有你生前在QQ里的鞭策，身后在冥冥中的护佑，我见缝插针，兀兀穷年，匆匆草成《最喜小儿无赖》一书。恰逢清明，思念故人，我把它作为心香一瓣，敬献于你的灵前。
这也是感恩的泪水。感谢这些年来在身后默默关爱我的亲朋好友：
感谢陆建强先生的鞭策。三年前，是你勉励我做好本职工作，重拾文艺专长。三年来，我按照“五加二”的节奏，工作日一心一意干工作，双休日孜孜不倦爬格子，先后出版了《戏剧的钟摆》、《六零后记忆》和这本《最喜小儿无赖》，劈出了“程咬金的三斧头”。
感谢责任编辑徐婵女士和文字编辑卢川女士的引领。作为编辑，你们以专业的标准、敬业的精神，来要求我这个业余的作者，摒弃闭门造车，从事开门写作，心中供奉读者，虽未立雪，堪为我师。
感谢郑志法先生的指导。我在家时短，离家日长，对青少年时代的经历有些模糊，对家乡的历史、文化和风俗知之甚少，作为长辈，你义无反顾地为我校改，补我不足，匡我不逮。此外，王胜利、王森林、王东晓、徐成校、郑一泓等家乡的许多亲友，也为该书的付梓呕心沥血，多有赐教。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才过不惑，倏忽又将知天命，百年一瞬，来日无几。我只有“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为生命中割舍不断的草根情结——家乡的传统文化竭尽绵力，以告慰逝者，报效桑梓。
王向阳写于杭州京杭大运河畔
二〇一二年清明节
剧变年代乡村的个体记录(自序)
这是一个剧变的年代。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伴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延续了上千年的中国乡村的传统生活方式，受到现代生活方式的猛烈撞击，经过短暂的相持阶段，传统很快被现代所颠覆，沧海终成桑田。
七十年代初，从我开始记事时起，就知道乡下灌溉用抽水机和水车，耕田用拖拉机和水牛，碾米用碾米机和麦磨，照明用电灯和煤油灯，洗浴用毛巾和高丽布，制衣用洋布和土布，传统生活方式和现代生活方式并行不悖。眼睛一闭一睁，历史进入八十年代中期，我也从不谙世事的小孩子变成充满好奇的小后生，离开乡村进入都市之际，传统生活方式已基本被现代生活方式所替代，前后不过短短的一二十年时间。
我很小的时候，在乡村的墙壁上经常看到一句“最高指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单以灌溉工具而言，我们的祖先早在东汉时代就发明了水车，一直沿用到二十世纪。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水车依然是乡村主要的灌溉工具，与现代的抽水机并行不悖。八十年代初，实行“包产到户”以后，我参加了繁重的田间劳动。每年的“双抢”季节，为了让新插的秧苗喝饱，我有时踩水车，有时抬抽水机，感受到传统文明余晖的同时，也体会到现代文明的曙光。不久，水车走完一千七百年的漫长旅途，在博物馆里找到了最后的归宿，供后来者参观，发一发思古之幽情。一千七百年来，政权换了一朝又一朝，生命传了一代又一代，可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依然像蜗牛一样，缓缓而行，水车还是水车；到了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大江南北，社会进步突然像骏马奔驰，一日千里，水车变成抽水机。往前看，我们的多少祖先曾不知道抽水机为何物，往后看，我们的多少子孙将不知道水车为何物，唯独我们这两三代人，在短短的一二十年时间里，亲身见证了从水车到抽水机的剧变过程，真可谓“前能追古人，后可启来者”。
当已不年轻的我请还不十分年迈的妈妈帮我一起回忆童年往事的时候，她的回答出乎意料：“以前的事情，你们小孩比我们大人记得清楚。”如今，我已从小孩变成大人，到了爹娘当时的年纪，我的儿子，也到了我当时的年纪。当我讲起青少年时代所见、所闻、所历的时候，生在都市、长在都市的儿子脱口而出：“那是旧社会。”所以，我们这一代从饥饿走向温饱、从乡村走向都市、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人，有责任把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形诸文字，为传统的乡村留一个影子，为逝去的时代留一丝痕迹，为未来的子孙留一点遗产。
回望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一部洋洋洒洒的《二十四史》，不外乎英雄的历史，主角无非是帝王将相和英雄豪杰，没有平民百姓的位置。好在如今已经告别了英雄的时代，迎来了草根的时代，平民百姓是社会的主体，柴米油盐是生活的主题，他们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平平淡淡，真实感人。草根虽小，背后蕴藏的力量不可小觑：它寻常，房前屋后，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它顽强，可以从千钧巨石下面探出头来；它坚韧，可以在干旱荒凉的戈壁沙漠中生根发芽；它永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既然可以为英雄豪杰树碑立传，自然也可以为乡野草根留点痕迹，这是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人性的回归。
一滴水可以见大海，一粒沙可以见宇宙，通过记录我这个草根的所见、所闻、所历，多少可以折射出时代的痕迹和社会的背景。通过我这份剧变年代乡村社会的草根个体记录的“一斑”，虽然未必能窥见那个时代和社会的“全豹”，但如果有十个、百个甚至更多的像我这样的“一斑”，庶几可以窥见那个时代和社会最接近真实面目的“全豹”了。
在身处生活方式急剧变革的青少年时代，作为一个后知后觉者，“当时只道是寻常”。直到离乡二十六年后的今天，蓦然回首，才懂得传统乡村生活的非同寻常，真有“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之叹了。
好在如今的我已从惘然中走出，化做一个导游，穿越时间隧道，从现代暂回传统，引导好奇的读者像游客一样，跟随我的行踪，通过我的文字，一起重温那个剧变年代的乡村生活，追忆那些逝去的靓丽风景，构建一个温馨的精神家园，以图引起中老年朋友的回忆和共鸣、青少年朋友的好奇和追问。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0后的成长史)》由王向阳著，作者化做一个导游，穿越时间隧道，从现代暂回传统，引导好奇的读者像游客一样，跟随他的行踪，通过他的文字，一起重温那个剧变年代的乡村生活，追忆那些逝去的靓丽风景，构建一个温馨的精神家园，以图引起中老年朋友的回忆和共鸣、青少年朋友的好奇和追问。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0后的成长史)》适合大众阅读。
《最喜小儿无赖(一位六0后的成长史)》由王向阳著。当已不年轻的我请还不十分年迈的妈妈帮我一起回忆童年往事的时候，她的回答出乎意料：“以前的事情，你们小孩比我们大人记得清楚。”如今，我已从小孩变成大人，到了爹娘当时的年纪，我的儿子，也到了我当时的年纪。当我讲起青少年时代所见、所闻、所历的时候，生在都市、长在都市的儿子脱口而出：“那是旧社会。”所以，我们这一代从饥饿走向温饱、从乡村走向都市、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人，有责任把那个时代、那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形诸文字，为传统的乡村留一个影子，为逝去的时代留一丝痕迹，为未来的子孙留一点遗产。
